不平则鸣
祖国到底多少岁？
凭什么要我给你投票？
我们正在毁灭我们本来追求的美好
试问“冷血院长”陈玲
别用“法盲”二字为陈玲的冷血开脱
我为郎平叫好，也为傅园慧喝彩
话何以春风得意？
抽象的“爱国”并不能说明什么
抵制“正能量”
谁给谁“抹了黑”？
请饶了教育吧！
任何靠抢夺生源而取得中高考辉煌的都是“要流氓”
人生的痛苦莫过于“被耍流氓”
观点碰撞
学生给老师撑伞，何错之有？
的学校要招的学生？
其实所谓“好学生”也不好教
教师和医生“没有可比”？
教师节需要的是改进，而不是取消
教师从事的绝不是一项普通的职业
教育，请别以“严”的名义对钱文忠们让步
“人”是高于一切的目的
虽然无奈，却有必要，且很光荣
不是“神话”，谈何“破灭”？
动辄标榜“教育创新”，至少是一种无知
自由，是教育创新的前提
有些家长为何要逃离中国教育？
叩问教育
教育不是拿给别人欣赏的
以人为本，还是以“”为本
公民教育不仅仅是公德教育
法制教育不是“听话教育”，更不是“恐吓教育”
校长应该少听课，多谈心
这个优生打了谁的耳光？
版面费何以长盛不衰？
母校以什么为骄傲？
校名上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自信
急功近利是教育的天敌
世界上多数都允许学校体罚学生？
细思碎想
赋予红领巾更丰富的内涵
如何对学生进行抗战历史教育？
追求教育的真境界
微小而真实的善良
陶行知研究会该做什么？
请称校为“师”
校长一定要“兼课”？
我为这张领导“靠边站”的照片点赞
请给班主任松绑
被勤奋的教师、家长和孩子
真课改三问
“办学校、做教育、当老师就必须讲正气！”
李镇西，一位深受孩子喜爱也深深爱着孩子的老师。1982年2月参加教育工作以来，先后供职于四川省乐山一中、成都玉林中学、成都石室中学、成都盐道街外语学校和成都武侯实验中学。长期担任班主任和语文教师，曾短暂担任成都市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室主任。他在语文素质教育、青春期教育、班级民主管理、后进生转化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实践。他的教育理念是：“朴素好看关注人做真教育，幸福至上享受童心当好老师。”
序 言这本小册子汇集了我近两年来关于社会评论、教育思考的一些文字。有的篇章还引起过不小的反响或争议。曾经有人好心地劝我：“你就是一个教师，多谈谈教育，不要去碰社会问题，容易惹火烧身，何苦呢？”我总是这样回答：“我是教师，所以我同时是一名知识分子，更是一个公民。何况在一个真正的教师眼中，天下所有的事都是‘教育’！”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所以我评论“刺死辱母案”（《我该如何给学生讲于欢？》），谴责屯留县纪委对几名自费吃饭教师的荒唐“处分”（《谁给谁“抹了黑”？》），批评各种类似“创卫”活动对教育的严重干扰（《请饶了教育吧！》）……我这样做，无非是承担一个公民应有的社会责任，也是对学生对好的公民的教育示范。至于谈论教育话题，更是我的“分内事”了。长期以来，包括教师在内的不少人习惯于关闭自己的大脑，迷信书本，迷信领导，迷信，从不独立思考，而且还视独立思考为“危险”，叫学生“不要乱说乱写”。这样的教师，企盼他培养一代公民，不但缘木求鱼，而且南辕北辙。其实，我的许多思考并不“深刻”，说的都是常识。我们有太多的“前沿观点”“新潮理念”，而常识却被遮蔽了。因此，我一旦谈本来众所周知却几乎人人遗忘的常识时，便显得“独特”而“深刻”了。其实不然。比如《的学校要招的学生？》《“人”是高于一切的目的》《动辄标榜“教育创新”，至少是一种无知》《教育不是拿给别人欣赏的》《急功近利是教育的天敌》等等，说的都是前人已经说过的常识，只是这些常识现在被淹没了。因此，我近几年不断言说的主题，就是让教育回到起点，遵循常识。思考必然也应该伴随着争议，甚至可以说，没有观点的碰撞就没有思想的诞生。这也是常识。虽然我们的祖先早就讲过“君子和而不同”，但其实中国思想总体看还是的时候多，尽管也有过“百家争鸣”的时代。人们往往容易把观点不同往人际关系上扯，甚至一言不合便互相谩骂，而且吵着吵着便离开了观点而直奔对方的道德人品。于是一旦遇上争论，君子大多变成了小人。这是中国当代一直没有学术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一直认为，做人和为学在“道”的层面是相通的，都需要“真”（诚挚和严谨）；但在“术”的层面，二者还是有不同的呈现方式的，那就是为人处世以“曲”为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彬彬有礼、婉约和善，研究学问以“直”为美——观点鲜明、门见、单直入、一针见血。这样且行且思且写且争（争论），几年下来，我除了因为观点不同被一些人讽刺挖苦攻击谩骂之外，也交了不少真正的朋友。比如，我曾因争论而结识了三位君子。拙文《请称校为“师”》提出一个观点：校园平等，从称呼做起。因此我建议（在我的学校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无论校长还是主任，一律称“老师”。文章发表后，重庆一位叫杨德发的老师立即撰文和我商榷，他问：“现在有多少老师敢叫校为‘师’？”又说，现在不少校长根本就没上课，已经不是“老师”了，凭什么还要被称作“老师”？于是我又写了《民主校长，请从小事做起》，予以真诚严肃的回应。这么一来二去，我们越“吵”越亲热，各自的思想也越来越丰富、全面而完整——本来我俩就是从不同的侧面谈同一个问题的。再后来，2016年8月，我去重庆讲学，杨老师特意来听我的讲座，结束后又陪我吃饭，席间我俩畅谈甚欢。有一个细节让我感动：正是重庆“火炉”的季节，可杨老师为了表示对我的尊重，特意西装革履，尽管汗流不止，他却依然保持君子风度。《的学校要招的学生？》在《中国教育报》发表后，反响强烈。赞成者如著名学者石中英先生说我提了一个“李镇西之问”；反对者则讥讽“李镇西太扯了”。不久，《中国教育报》发表《如“”学校招“差”学生》一文提出不同的观点和我商榷，作者为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长姚跃林。说实话，我当时感觉姚校长和我说的“对不上号”，所以没回应，但我对姚校长行文的严肃认真心升敬意。几个月后，我读了姚校长的另一篇文章《给班主任减负比加薪更现实》，谈的是校长如何减轻班主任的无效劳动。当时我很感动，感到这是一位有人情味的校长。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回应，对他的文章表示认同和赞许。再后来，我偶然读到姚校长的大作《让教育带着温度落地》，被他富有温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深深打动，忍不住写了一篇书评《“人要生活在‘人’当中”》，发表在《中国教育报》，而当时我和姚跃林校长还素不相识，但因为“商榷”，我俩后来在上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该如何给学生讲于欢？》在我的公众号“镇西茶馆”推出后，阅读量达三百万。此文在引起广泛点赞的同时，也引起不少争议。有朋友转给我一篇批评我的文章，题目是《不能继续宣扬“以暴制暴”的历史逻辑》，作者是陕西师大附中的杨林柯老师。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李镇西先生认为于欢不仅杀人无罪，而且应该成为英雄，他捍卫的是孝道，保护的是母亲，面对这种羞辱母亲尊严的恶劣行为，挥刀指向那些恶人没有什么罪过，恰恰是值得表彰的英雄行为。但这个逻辑依然是‘水浒化’的了，没有走出‘以暴制暴’的恶循环。用这样的历史逻辑思考现实问题，指导普通教师对学生言说‘辱母杀人案’，我认为是危险的。”他还对我“自诩‘法盲’”感到忧虑。杨老师我不认识，不过“杨林柯”这个名字我眼熟，时不时读到他富有见地的文字，但这篇文章我实在难以苟同。也许是站的角度不同，也许是他没细读我的文章，总之，他说我在宣扬“以暴制暴”是严重误解了我。不过我能理解他的思路，其实他的忧虑也是我在教育中所尽量避免的，而且杨老师行文严肃却态度温和，文风很正，字里行间洋溢着君子风范。于是我主动把他的文章转发到我的朋友圈里以让更多人看到。我的按语是：“我虽然不同意本文观点，但我看作者态度是严肃的，没有恶意。我欢迎不同观点。只是有一点，我没有自诩‘法盲’，我已经被删的那篇文章中有一句‘恕我“法盲”……’，特意加了引号，是有特定含义的。不解释了，任人评说吧！”我还在他的文章后面留言，感谢他的直言，并解释：“我这几天特别忙，没有时间写应对的文章了。有机会再向您请教，好吗？问好！”他很快作出回应：“我没见过李老师，但读过您许多文章，也很受教，许多文章观点我是赞同的，理、客观、温和，显示出长者风度，引导基层教师进步。但这一篇我与您观点不同，不是有意求异，而是发自内心地担心，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理清明的公民。文中有些引述不当，是因为写这篇文章时已经看不到李老师的文章了，如记忆或理解错误，也请李老师多包涵，竟，人和人之间信息不对称是永恒存在的事实，误解也是世界的真实。问好！”其实，我估计在这个问题上我俩都没说服对方——至少他没说服我，但这不妨碍我们尊重对方。我想，求同存异固然好，有时候不求同只存异也无妨。对我来说，这一“碰撞”的收获是，我和杨林柯老师成了好朋友。现在我们每天都在上见面。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说话很直率，包括我的文字，但我对向我提出不同观点的人向来尊重。如果对方说得对，我就接受，并致以谢意——哪怕对方语言不那么中听。举一个例子，曾有一位特级教师说我在文中自称“公共符号”不妥，我当即开承我说错了，并向他表示感谢。如果对方是对我观点的误解，我就当作是对自己的提醒，以后避免那种错误的观点，我同样表示感谢；如果对方确实不怀好意，阴阳怪气，讽刺挖苦，那我不理他就算了。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哪有精力和他吵架？套用一句网络用语：“理他算输！”我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和他一样的人格境界。曾经有一句话被当作法思想伏尔泰的名言广为流传，后来有学者考出这话并非伏尔泰所说，而是《伏尔泰之友》的作者霍尔说的，但这句话本身是不错的：“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想，这就是君子风度，也是学者的气度。真希望思想争鸣能够成为君子之交的标志，不同观点的碰撞能够成为真正好朋友之间的交往常态。我愿意从自己做起。李镇西2017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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