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染图书民本自由说9787511727626

治道文丛序
引言
导论范式转换的申说
一黄宗羲法政思想研究现状及主要成果评略
二黄宗羲法政思想主流研究之深层困境论略
三本书采取的基本立场、进路与方法述略
四本书深层之问题关切
章黄宗羲之生平行状与法政思想文本说略
一黄宗羲生平职志述略
二从《留书》到《明夷待访录》：写作环境与著述意图
三从《留书》到《明夷待访录》：思想地位与内在结构
第二章黄宗羲与中国法政思想传统
一黄宗羲之论“君”“臣”“学校”合述
二黄宗羲之“封建”论说的思想史绎读
三黄宗羲之“正统”论说的思想史绎读
第三章黄宗羲与洛克法政思想之对观比照
一黄宗羲与洛克之时代背景述略
二黄宗羲与洛克之权力批判的简明对勘
三黄宗羲与洛克之批判的简明对勘
四黄宗羲“治”与洛克“治”的简明对勘
结语探寻自由传统的中国表达式
附录一1600―1724年中西大事略表
附录二1600―1724年中西思想文化史大事略表暨重要思想人物生卒年略表
附录三黄宗羲行年大事略表
附录四洛克行年大事略表
后记
出版后记三十自述

时亮，字仰之，河南安阳人，法学博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政思想史与法文化比较研究。代表作品有《程树德<九朝律考>勘校疑误举例》《从身份到契约：梅因说什么》《论自然状态：洛克对霍布斯的继受与修正》《儒家民本思想的困境与出路》等。

引  言 则天象地乾坤启，问学求通天人际。 先德褴褛开道路，时贤坦荡追云旗。 上下合维成今古，左右坼方判中西。 愿为凤楼添新色，犹恐墨清画不齐。 当岁月的脚步迈进纪元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人类历史中又一个堪称命攸关的时刻已经悄然临近。此时，无论是欧洲文明的基督教西方，还是号称中国的华夏东土，都已经在十二世纪前后所奠定的新起点上，在坎坷蹒跚中走过了四余的复杂历程。 四余，在人类能力所能实际影响的范围内，既有农业生产的极大提高和商业活动的积极发展，从而在历史水平上，改善了相当一部分人口的实际生活质地；也有思想文化的繁荣昌盛和丰厚沉淀，从而继不可思议的“轴心时代”之后，着实再次大大丰富了中西亿万生灵的精神世界；当然，也还有各种各样旧有的和新生的社会不时发生，从而在或快或慢的历史节奏中，或深或浅、或大或小地改变了人类生存于其中的权力秩序。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更为重要的是，几乎与上述种种变化发生的同时，有一些关乎社会组织之根本的思想问题，在东方，在西方，都被那些焦灼不安并切切祈望着人间秩序之和满圆善的灵魂，以或隐晦曲折或直白明显的言辞方式，不断提出，反复探讨。在这云笼雾罩的历史时代，满怀赤诚而忧思发愤的思想者们，东西奔走，上下求索。 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仿是昊天上帝的有意眷顾，祂让东西方先后从海上向对方派出了互通讯息的使者。浩浩荡荡的郑和船队，向陌生的域外世界不断传达着天朝上国的丰阜繁荣，并宣示着儒风华夏的仁慈宽厚。几乎与此同时，马可？波罗东方游记的出版，也已经在西方世界激起了寻找东方的热望。据说，是郑和到达了美洲，而九死未悔的基督徒远航者们，也发现了与他们自己之所知甚为不同的东方文明。接着，满怀真诚的文化使者们风尘仆仆地赶来了。震撼了华夏世界的次“西学东渐”，同时也伴随着震撼了西方世界的次“中学西传”，就此拉开了伟大的序幕。对于当时已知的文明世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这都是一个“新”要从“旧”里冲撞破出的希望的时代，是一个“活”要从“死”里挣扎脱出的生命的时代，也是一个“我”要从“群”里超拔别出的个的时代。在差不多同样的地平线上，东方，西方，几乎同时看到了一个新的伟大时代的曙光。在那些奔走求索的焦灼心灵中，黄宗羲和洛克都是看到了这曙光的智者先见，并在对它背后那暖融融光灿灿的太阳的深切期盼中，思接天人，以史为鉴，写下了他们各自的不朽之作。 本书即试图以洛克作为思想史的外部参照，以“自由”为关节对黄宗羲的法政思想进行细致考量，进而尝试重新理解传统中国法政思想的内在丰富，及其在当下世界获得“新生转进”① 之可能，故而算得是一项立足于中国问题的中西比较研究。而其间所谓的“中国问题”，即近世以来，尤其是一多来，在中华大地上整个人间生活秩序的合理重建问题。自十纪“传统的”“中华”遭遇“现代的”“西方”以来，所谓中国，就显然被困在了十纪的基本问题之中。而只要我们稍一展开历史纬度的思考，就会发现，当下中国时时涌流起伏的各样社会思潮以及不断激动发生的种种文化事件，都仍然或深或浅地处在十纪问题之阴影的笼罩之下。然而，本书认为，这种种问题、思潮和事件更深更远的历史源头，似乎可以上溯到传统中国的晚明时期。——这正是笔者之所以选择黄宗羲（和洛克）作为思考交流之对谈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里，黄宗羲和洛克都不是刻意挑选的所谓“研究对象”。他们乃是我对某些将我重重捆锁的基本问题①、在古今中西之间寻求解答时，被这些问题牵拉着一步步来到他们面前并逼我倾听他们之所思所语的故哲和先贤。 我走访至此，发了些感喟，提了些问题，作了如是记录。我愿意真诚地把这尚不成熟的果子，呈在各位硕学与同侪面前，让它接受应有的批评和检阅。 晚清民国以来，黄宗羲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青睐，其法政思想更是受到学界持续一多的格外关注。这无疑有着国人基本政治诉求的投，然而，也正是由于受到来自政治实践领域基本诉求的极大影响，近代以来的黄宗羲法政思想研究，自始就走向了单一的“民主”范式。在这一范式下，余来，已经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固然不乏富有启发意义的经典作品，但在笔者看来，由于“民主”范式内在的构成缺陷，而使其下的黄宗羲法政思想研究，面临着一些不可克服的深层困境。本书试图在黄宗羲法政思想研究中，提出从“民主”到“自由”的基本范式转换，并探求从“民本”思想及其历史实践到“自由”思想与现代自由法政秩序的理论可能。笔者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转换，在新的视角和参照中，更深入地理解黄宗羲法政思想乃至整个以“民本”为基座之传统中国法政思想的内在丰富，以及它们在一个业已给定的现代世界中，在建设“华夏自由秩序”时所可能具有的积极价值。 本书之“引言”部分，主要交代笔者所怀的基本文化立场。“导论”首先交代黄宗羲法政思想研究的学术史概况，进而就主流研究所存在的深层困境进行分析，再次则交代本书所选取的与主流研究不同的基本进路、方法，对笔者之核心问题关切略述其要。 始章三篇。首篇根据明代历史环境、结合黄宗羲晚年反思其人生时的夫子自道，将其漫长而复杂的人生旅程分为三个时段，并以此为基本框架，简述其生平行状和治学著述的大略情形。其次两篇则集中考察黄宗羲法政思想的两个核心文本：《留书》和《明夷待访录》。首先是对这两个文本得以产生的具体历史情境所进行的具体历史考察，其次则对文本自身之组织结构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以为下文更好地理解其思想之具体内容奠定基础。次章三篇，立足于传统中国法政思想史自身之故有论题，并根据其流传演变的历史线索，梳理黄宗羲法政思想的几项具体内容，从而凸显并阐发其具有创造意义的思想成果之所在。首篇交代的是“君臣论”和“学校论”，其次是“封建论”，是“正统论”，每篇都将其置于思想史的变迁流转过程之中，来观察黄宗羲思想的历史特色与理论突破之所在，并尝试引述其与“自由秩序”相关的思想史意义。末章四篇。就其基本论题而言，本章乃是在前文基础上，就几个具有交叠内容的论题，在黄宗羲与洛克之间展开立足于思想史文本细读的比较研究。首篇侧重于对黄宗羲和洛克法政思想所试图应对的、具有人类范围之普遍意义的基本历史问题的梳理和比较，因而是对黄宗羲和洛克法政思想的同时代的简要论述。其后则依次对黄宗羲和洛克的权力批判、批判进、“治”和“治”等三个论题进行了思想史的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本章四篇，在每一项具体的梳理和比较研究中，都贯穿着一种立足于“自由”（自由精神和自由秩序的双重维度）的思考维度，以试图在华夏东土的黄宗羲和欧罗西方的洛克之间，发现他们的法政思想在形式结构上的相似和实质考量中的相通，并尝试打开重新理解黄宗羲法政思想之中国式现代特质的可能。 “结论”尝试在前文基础上重述本书所试图面对的基本问题，并围绕“自由传统的中国表达式”对本研究的结论内容予以进一步的概括。是几个“附录”，它们虽不能纳入本书的主体部分，但在不同程度上却都是该研究局部内容展开过程中的独立成果，并以此对主体内容的理解有其必要的辅作用，特将其附于书后。 在此“言”，还特别要向各位与俊秀做出交代的，是本书对“法政思想”这一术语的选择问题。虽然本书所论述的主体部分，属于一般认为之“法律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内容，然而笔者所用“法政思想”这个术语，却并不是对这两个短语的简单拆卸和重新组合。首先，从现代法学意义的眼光看去，严格意义的“法律”，主要指所制定的实定法，间或也包括一些由所认可的惯例和习惯规则，而相应的“法律思想”也主要在这一意义上展开。然而这样的“法律思想”，在古代中国，除先秦法家一派而外，近乎绝迹；即便是在西方世界，也主要是十纪中叶以来的事。对于此前的西方和传统的中国，若以此作为衡长量短的基本标准，均不免方枘圆凿，不但无法避免撕裂割断，更是多与基本之历史事实难以合符。即便就其浅层立说，当著者所提名标举的是传统中思想之“法律思想”，而其言述所及之具体内容却大半与其当世之“律”毫无关系，终归是一件有点令人尴尬的事。其次，古今“政治思想”的核心关注，就其主要内容而言，乃在于对族群聚落之（）权力的基本属、制度配置及其运作原则的考究探寻。传统中思想之论述所涉，往往都包含此一部分，然而却又绝不限于此一部分。观其论锋之所及，可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谓“务为治者”一言以为标识。而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约定俗成，历代思想人物又往往以“法”称之：“三代之法”、“先王之法”、“祖宗大法”之类皆是。在“法”字这一传统意义上，黄宗羲和洛克思想的相关内容都可以收摄容纳进来。而笔者之所以将其称为“法政思想”，其中“法政”二字，除了包含前述内容作为基本理由以外，还隐含了笔者另外两层考虑：首在存“政出于法，缘法行政”之意；其次则为接续清末民初之语词传统。晚清民初，传统规模之旧学旧制尚未大坏，而新学新制则不断得到引介输入。欧风美雨吹拂激荡之间，科学玄学论争探研之际，固守文化根本而积极学法西洋，改革中国旧制以成其新鲜生命，已渐成国人共识，而实际之决策与行动，亦颇见坚决。凡此种种，初名之“经济特科”，其后则几经调整，而终归于法政诸事，尤其又以“法政学堂”之名为重要代表。具体到本书述论所及，则“法政”二字重在表达层意思。因为，无论黄宗羲还是洛克，在其论逻辑中，都是极力强调大道良法在先，而善治惠政随之在后的。至于在本研究所涉及之中西比较的内容，笔者所遵循的乃是如下原则： 不求其同，不强其同，愿为梳理会通，旨在探寻人类之普世诉求； 不避其异，不去其异，力求诠解阐释，要为彰显民族之个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