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图书] 大战 1914~1918年的世界 全2册 德国视角中的一战 索恩历史图书馆 社科文献出版社 第一次世

1914年到1918年的大战不仅如美国外交家、历史学家乔治·F. 凯南（George F. Kennan）所说，是“20世纪灾难之源”， 它更是一个实验室，其研究“成果”将对此后数十年里几乎所有重要的冲突产生影响：这些“成果”包括殃及非战斗人员的战略性空战，也包括种族驱逐乃至种族灭绝；包括通过“十字军东征”捍卫民主理想——这使得美国政府介入欧洲战争的行为变得合理，也包括推行“革命病毒”政策，即战争各方利用民族独立思潮与宗教思潮使敌国陷入混乱。以上几乎所有的方法、战略和意识形态都诞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温床，后来也一直是执政者的工具。这些原因足以说明，对这次战争进行深入研究是十分有价值的。

在德国，很长时间以来一战仅仅被看作二战的序曲。毕竟和一战相比，二战更为残酷，破坏力更强，引发了更深重的苦难，因此，“大战”（英国和法国至今仍称一战为“大战”）过去在德国受到的关注始终十分有限。它仅仅被看作德国过去狂妄、罪恶之行径的起因，因而几乎不必接受政治理论分析。然而我们要考虑到，1914 年前后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深刻影响了执政者的行为以及民众的期望与思想观念，而其中的许多挑战如今又重新出现，再次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决定欧洲乃至全球的政治走向。因此，人们重新意识到应该从1914~1918 年的战争中汲取政治经验。正因为一战确实已经成为历史，所以学者可以研究一战中冲突的发展过程，并分析危险的同盟关系将导致何种后果。一旦国际政治形势或地区冲突再次趋于严峻，这些分析、研究就会提醒我们注意当时典型的“刺激—反应”模式，迫使我们迅速做出调整以应对新的局势。

有人认为一战和二战的联系十分紧密，可以把二者合并为一次冲突来分析，只不过这次冲突中间存在较长的停战时期。如果以德国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历史学家将1914~1945年这段时期称为新的“三十年战争”。但只要把范围扩大到欧洲，这种将一战和二战紧密联系的观点就失去了说服力。这种观点过于关注如何“驯服”搅乱欧洲政局的罪魁祸首，并将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视为大陆中心的不安定因素。毫无疑问，在1914年夏天，德国的所作所为对欧洲局势起了决定性影响，德国也因此对战争爆发负有责任，但绝不是全部责任。再者，诱发了1914~1918年战争的一系列政治问题直到1945年德国分裂、普鲁士灭亡之后也不曾得到解决；最迟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一点已不言自明：雅尔塔和波茨坦两大会议确立的国际格局崩塌以后，巴尔干半岛上的冲突突然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而人们以为这些冲突早已被遗忘了。因此，我们不再认1947年2月25日，占领德国的盟军管制委员会颁布第46号暂行法，宣布“普鲁士国中央政府及附属各级机关即日起解散”。同日，联合国管理委员会又颁布了第47条法令，宣布“以普鲁士为名的国家正式灭亡，并不获承认”。

为“1945 年”能回答“1914 年”留下的问题。我们应该重新把一战当成一个独立、复杂的事件去分析，而不是从二战出发去研究一战。这场战争既然被称作“世界大战”，它遗留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中欧和东欧的秩序缺乏稳定，还包括其他许多方面。至少在太平洋地区，1914 年的战事已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例如日本攫取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区，这在战争中也许只是边缘事件，对欧洲战争的进展几乎没有影响；然而一旦日本占领这些原本属于德国殖民区的地方，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就发生了变化，日本的野心也进一步膨胀。此外，一战导致非洲和印度殖民地局势发生了变化，这在一开始也并不引人注意，后来却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后果。而这场战争最严重的遗留问题恐怕存在于后帝国时代的中东、阿富汗、南亚一带，因为奥斯曼帝国被摧毁之后，英国和法国很快瓜分了“猎物”，却无法建立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稳定秩序。当然，即使没有这次大战，如今在美国地理政治学中被称为“大中东”（Greater Mittle East）的区域也极有可能一直冲突不断（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可能也是如此），但这次战争造成冲突迅速升级，以致政治上能做的改变和调整十分有限。

显然，每一时期的人都会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1914~1918年战争提出不同的看法；每一时期的人都带着各自最关切的问题研究一战，在描述这场战争时突出不同的重点，从而将这场战争融入每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尤其如此，那时的人将1914~1918 年战争理解为刚刚过去的一次挑战，而德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去纠正它造成的后果。在联邦德国第一次史学界大论战中，历史学家们对一战的解读也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汉堡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及其弟子认为，战争是当时的德意志帝国蓄意促成的；菲舍尔的反对者、弗赖堡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则认为，当时的冲突之所以升级为战争，是因为德国在政治上决策失误且反应迟钝，也因为当时的宪法并未约束军队的权力。这次针对一战展开的大规模讨论距今已有半个世纪，它对德国的政治文化而言意义非凡，而此后的相关讨论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不能与之相比，而且它们往往局限于更为专业的领域以内：比如对内与对外政策哪个才是主导，也就是说，德国社会的总体局势如何推动了战争的爆发；又比如1918年秋天德国军队的损耗到了何种程度。在史学大论战之后的几十年里，1914~1918年战争不再是足以引爆论战的话题，它已成为历史。

我们知道，要用政治理论分析特定的事件和发展历程，前提条件就是这些对象已经成为历史，因而我们能够冷静客观、不带偏见地看待它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让人颇觉意外的是大论战以后德国再未出现过全面描写一战的作品。最后一部这样的巨著是彼得·格拉夫·基尔曼斯埃格（Peter Graf Kielmansegg）的《德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Deutschland und der Erste Weltkrieg），它诞生于1968年。自那以后，国内事实上只出现过从某个特定角度研究这次世界大战的作品：有人专门研究它的爆发，有人专门研究它的结局和后续事件，有人则分析这场战争对各方面的影响，受影响的包括整个社会还有性别秩序、男女性别形象、艺术和文学以及当时的进步思潮——对多数欧洲国家而言，这场战争都阻碍了思想的进步。至于战争过程中具体发生了什么，研究者们往往略去不提，即使偶尔提到了，关注的重点也在于战争的受害者。研究者习惯让一些对这些伤害负有责任的人充当“罪犯”，将他们置于许多受害者的对立面，而史学领域和政治理论领域过去主要就是透过这种视角研究、分析一战的。然而罪犯和受害者不可能总是分属黑白分明的两个阵营。要理解一场战争内部各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共同推动事件的发展，就必须先完整描述这场战争的整个过程以及它的各个方面。这并不是说，只要完整地描述一场战争，就必定能正确地认识并说明战争中各种因素如何以不同的形式相互影响；但完整地描述战争至少是正确认识其内部关系的唯一途径。

长期以来，战争罪责问题一直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德国政治界和学术界对世界大战的研究与分析：在1919 年之后的20 年里，德国社会和政界都极力想否认《凡尔赛条约》第231 条，因为这一条款确认了德意志帝国对发动战争负有全部责任；而在“菲舍尔争论”之后的几十年里，德国人普遍接受了国家对一战负有罪责——即便在联邦德国也是如此，而民主德国则认为，德意志帝国作为战争的发起者之一负有重大罪责，这自然是在暗示一战之前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并不只有德意志帝国。从这一点来说，弗里茨·菲舍尔认为德国对战争负有主要罪责的理论比民主德国官方的史学观点还要更激进一些。直到最近几年，德国的研究者才拓展了看待战争的视角，开始比较参战各国的计划与行动、预期与目标，也不再仅仅追问谁负有“罪责”，而是追问各种势力对战争的爆发负有哪些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责任”、是什么原因导致战争持续了好几年时间。研究者不再费力揣测那唯一的“罪犯”发动这场战争是出于何种阴险的目的，而是开始分析所有战争参与者采取的行动，研究他们曾做出哪些错误的判断，在国家治理方面又出现了哪些问题。与此同时，研究者也重新开始关注相互结盟的局面从根本上导致巴尔干半岛的地区冲突扩大化并升级为世界大战。然而这场战争并非帝国主义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命中注定”的。这部描述一战的作品会让读者认识到，当时的执政者如果在政治上更有远见和判断力，他们就有机会避免这场战争。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重新勾画出这场战争的轮廓，因为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政治上的教训，分析当时的人如何因为恐惧和大意，因为傲慢和过分自信而做出一系列决策，以致最终局势似乎再也无法挽回：在1914年7月底，他们没有挽回局势，当时要这么做还相对容易一些，但各方都害怕为此“丢面子”；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他们也没有挽回局势，而那时大家早就看清楚，无论谁再往前走一步，都会对敌方乃至自己的国家、社会造成无法修复的伤害。我们反复用旅鼠集体跳崖的画面比喻当时的情形，却无法解释为何那个时代所有的政治家都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美国政治学领域，特别是研究国际政治的所谓现实主义流派及其分支流派，在很久之前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这一学派认为政治行为的本质是以权力为保障争取自身利益；有的美国学者还运用以博弈论为主导的互动分析理论研究上述问题，这一理论注重的是每个决策的“合理性”。但他们的研究还未能涵盖一战的所有方面及其整个过程，而是局限于其中某个方面，比如：如果当时的执政者掌握了全部信息，他们可以做出什么更合理的决策？而他们由于掌握的信息不足且心存偏见，实际上又做了哪些决策？本书在对一战的描述中也引入了这一理念和分析模式，即简要说明当时政治和军事上的当权者原本可以做出哪些选择。这并不是要当事后诸葛亮，而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当时那些站在政治旋涡中心的人在紧迫的时间期限之内为何采取了那样的举措。例如，德国进攻法国失败以后，为什么不在1914年9月采取一切措施尽快结束战争？为什么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在一次次主动出击失败后得出的结论是必须立即准备发起下一轮进攻？

毫无疑问，德国当时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对一系列事件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和估计，这些失误又导致他们选择了错误的方针路线，造成战争的爆发以及最后德国的失败。这一切开始于海军上将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组建德国舰队，并赋予其国际政治上的使命A ；继而是冯·施里芬（Alfred Graf von Schlieffen）将军提出了当时被认为独具创想的作战计划，该计划解决了可能面临的双线作战问题；最后执政者发动无限制潜艇战，这一灾难性的决定最终加速了同盟国的失败。如要分析这一系列错误的决策，那么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一些偶发状况、一些意外和未经预料的情况影响了事件的走向，所以某些决策原本看似经过精心计划和深思熟虑，执行起来却产生了与计划完全相反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当权者高估了某些信息的价值，而且缺乏先见之明。例如1914年初夏，德国通过一名被安插在伦敦俄国大使馆的间谍获悉，英俄两国人员就一份海军协定进行了商谈，而这份协定将矛头对准了德国；如果德国不曾获知这一信息，那么帝国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von Bethmann Hollweg）或许会在战争爆发前夕接受英国的建议，通过调解解决问题，或者至少会更仔细地考虑这个建议，然而他却认为英俄人员商谈的内容对德国十分不利，这种认识其实与实际情况不符——英国就坚决否认和俄国方面有过这样的谈话。这些情报引发的猜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另外，如果德国在1917年初就知道俄国将在几周之后爆发革命A ，而革命的结果是，这一长期以来令人胆寒的敌人（所谓的“俄国压路机”）实际上从1917 年夏天开始就不再应战——如果德国能预见这一切，那么有关发动无限制潜艇战的提议或许就不会在1917 年1 月9日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美国可能也就不会参战，那样英国和法国就只好继续凭它们自己的力量作战，并且很可能因此愿意接受和谈。

以上两种情况，一是掌握的信息太多，一是对局势了解太少，而执政者当时所能掌握的信息决定了他们选择战争还是和平，选择让冲突升级还是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在此过程中，德国方面已是竭尽全力避免让意外事件影响大局。尽管参战各国都制订了明确的进军和进攻计划，但没有哪一方像德国那样精确、细致地预先安排好战争的整个过程。然而德国人还是没有将所有意外状况计算在内。早先的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der A¨ltere，又称老毛奇）曾将战略计划定义为“辅助系统”；B 他的后继者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伯爵C 则试图将每次战役安排得如普鲁士列车时刻表那般准确、可预测。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事先已经确定好德国军队在动员之后第40 天将行进到何处，所以一旦出现意外状况，整个节奏就会很快被打乱。普鲁士军官兼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称这些不可预计的事件为“阻力”（Friktion），并警告不可低估其影响。施里芬的战争计划在总参谋部被充满敬意地称为“胜利的秘诀”，而它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弹性。不过在战争史上，德国军队行动的精确性是无与伦比的，他们按照“施里芬计划”规定的速度行军，果真在动员后第40 天抵达施里芬预先指定的地点。然而军队的领导层忽略了补给的问题，以致各部队在抵达目的地时体力已被耗尽；军队还在比利时大肆屠杀平民，无视国际社会反对德国的舆论。如果我们深入研究这些细节，就会发现其中存在许多悖论，而整场战争的特点之一就是充满了悖论。

当时也有一些有学问的人保持理智，对战争持批评态度，审慎地选择了克制的立场，而有相当多的人以为知识分子都属于这一派；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战，就不得不抛弃这种想法。事实是，知识分子中固然有少量持怀疑态度的人以及和平主义者，他们针对可能爆发的战争向人们提出警告，并在战争爆发以后强烈要求尽快结束战争；然而知识分子中也有并吞主义者。他们中很多人都态度坚决地批评政府，其中有一部分人虽然并非专业人士，纯粹为了某种价值观在争论，却以典型的知识分子作风猛烈攻击帝国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因为他试图采取较为克制的政策以缓和冲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知识分子虽然分属立场相反的两派，却都在政治上对局势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在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研究型精英坚持要越俎代庖，插手决策型精英分内的事，结果他们的介入并没有很好地抑制冲突，反而加剧了冲突。当时，如果一个人对战争持批评立场，那么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不是“知识分子”的荣誉头衔，而是政治上的判断力以及现实、理性的态度，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就是这样的人。他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实际上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也主张德国应该发展成大帝国，但他很早就认识到同盟国的处境不容乐观，所以强烈要求在让步的基础上缔结和约，不赞成并吞他国国土，并且坚决反对无限制潜艇战。

德国知识界的思想领袖以及战争批评者代表了那一代人反思一战的最高水平，但本书接下来的分析不会止步于此，而是从多个层面反思这场战争。笔者在描述一战的过程中会援引文学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sˇek）、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u¨nger）和罗伯特·冯·兰克-格雷夫斯（Robert von Ranke-Graves）的作品，包括作品中对当时情况的评论或是对战争体验的描写；另外笔者也引用了普通士兵在战争中所写的书信。引用这些材料有助于我们从普通士兵的视角审视所谓“统帅小丘上的视野”（Blick vom Feldherrenhu¨gel）D ，因为正是这些士兵在执行上层下达的命令并承担其后果。然而，德语界新近出版的许多探讨一战的作品局限于士兵的视角，于是有关战争的叙述就只剩下“小人物”如何没完没了地忍受苦难，这样的叙述无法解释战争为何持续了那么长时间，双方又为何总是在资源已经耗尽的情况下发起新一轮大规模进攻。无论是在司令部还是在前线的战壕里，战争总是混杂了各种复杂的情绪，有澎湃的激情，也有失望与消沉；有人怀着必胜的决心坚守岗位，也有人彻底放弃、拒绝作战。这些相互矛盾的情绪事实上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我们唯有将“战争指挥者”和“底层执行者”的视角结合在一起，才能理解这种矛盾与统一。要重现统帅的视角并不困难，重现普通士兵的视角就复杂得多，因为各人的看法往往相互矛盾、受情绪影响以及地域限制。为了捕捉他们的视角，笔者除了分析繁杂的信件，还研究了文学作品中的相关描述。当然有人会反驳说，文学作品中的说法都是事后提炼而成的——然而这种反对理由并不仅仅适用于文学作品：有人从文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审查了士兵在战争中写的书信，结果显示它们也不足以成为可靠的证据，因为写信人往往会用非常公式化的语言叙述事情。要找到适当的方式呈现“底层视角”，这无论如何都比呈现“上层视角”难得多。而笔者优先从文学作品提取信息的原因在于，已经有许多人批判地分析过这些作品，因此读者也就不会误把它们当成可靠的证据。

这场战争的历史可以被看作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学习过程，这里的学习包含了几个层面：有战术方面的学习，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防守和进攻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有战略方面的学习，在这一过程中双方一直坚持不懈地寻找对手的强项和弱点，与此同时他们反复探讨的问题是，到底应该从对手的强项还是弱点着手——英国人和俄国人更喜欢从弱点着手，而法国人和德国人更喜欢从强项着手，各方也据此制订各自的战争计划；最后还有政治方面的学习，它的核心议题在于是否参战以及何时参战、何时应结束战争并接受单独媾和——打个比方，列宁的目标是将对外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或国内战争，所以他在政治方面学得很用心，而德国人主要只对战术感兴趣。事实上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他们的作战方式和战争开始时已经很不一样——毕竟他们在人力物力方面从一开始就远不如协约国，如果不改变作战方式，他们就不会坚持这么久而且时不时地重新看见胜利的希望。然而这也正是德国人的不幸：他们在战术上也就是纯粹的军事领域取得了成功，这让他们意识不到他们在战略方面以及更重要的政治方面也需要学习。说得不好听一点儿，德国人在战术方面成绩突出，于是他们相信他们不需要在政治上努力，而德国战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军事领袖的权力就相对较大，而他们的权力又在战争过程中继续膨胀，以至于作为战术家的德国军队第一军需总监的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Ludendorff）最终完全掌控了政治。

那么这种军事和政治之间的不平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它的背后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毫无疑问，德意志帝国的宪法对此负有重要责任，因为宪法规定总参谋长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且规定军队不受首相乃至帝国议会控制。而事实上帝国的君主也驾驭不了总参谋部，因为虽然威廉二世偏爱一切军事活动，且深信自己是比肩腓特烈大帝（Friedrichder Gro.e）的伟大统帅，但他却没有耐心长时间处理军事事务。没有皇帝撑腰，首相便无法与军事领袖抗衡，因此军队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本应处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活动成了军事的附庸。此外，战争期间皇帝经常外出旅行——他自然不会再坐着游艇游览挪威的峡湾或爱琴海的岛屿，而是乘专列在东西战线之间活动，而且往往远离战争地点，在柏林逗留的时间则很少。如此，威廉皇帝逐渐忘记现实，遁入一厢情愿的幻想之中。就连他身边坚定信奉君主制的人也不无忧虑地意识到，皇帝已经完全脱离民众，声望急剧下降。后来柏林陷入困境，民众不得不排长队购买粮食，不满情绪越发高涨，而普鲁士王朝的缺陷，同时揭示了欧洲皇室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实际权力而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表。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皇帝的合法性不再出自上帝的恩典（尽管其头衔仍如此暗示），而是来自民众的认可，而这对霍亨索伦王室（Haus Hohenzollern）很不利。

这场战争也暴露了德意志帝国内部的矛盾，同时还激化了这些矛盾。从许多方面来看，德国都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国家：工业生产水平在欧洲遥遥领先，并且德国工业引领着未来工业发展的方向；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实力雄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在全世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化和艺术也蓬勃发展。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在回顾20 世纪历史时认为，20世纪原本可以成为“德国的世纪”。显然，德国并非因为社会、政治方面的矛盾无法调和才走上战争道路；德国之所以选择战争，一方面是因为狂妄自大、贪心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恐惧，而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德国的政治就深受这两种情绪的影响。毫无疑问，当时德国的社会矛盾很尖锐，毕竟它和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一样是阶级社会；德国国内各政治力量确实也一直不和，但其他国家内部同样存在政治上的冲突。联邦德国的历史书一度认为，德国发动一战是为了逃避国内矛盾，这种观点的言下之意是，只有联邦德国初期“齐平的中产阶级社会”（nivellierte Mittelstandsgesellschaft）A 才具备维持和平的能力。战争一爆发，全社会便积极投身其中。当时，有的阶层对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并不满意，在这非常时期，他们试图表明他们对国家的幸福安宁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间阶层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尤其突出，他们将战争视为“自己的”战争，为之欢欣鼓舞，大部分中间阶层成员为支持战争还购买了战时公债，最终战争却失败了。这种情况在德国特别明显，因为德国社会比其他国家更为活跃，而德国民众参与政治、获得社会认同的方式在某些方面又相当落后。本书在描述一战的过程中将涉及这一问题，当然笔者会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将程度上的差别渲染成根本性矛盾，因为就社会矛盾而言，德国的情况和法国、英国只有细微的差别，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就选举制度来说，帝国议会实行的是当时最先进的选举制度，而普鲁士王国则采用了最落后的选举制度。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一领域的比较性研究总算清除了一些认为当时“德国政治制度落后”的偏见。

如果说这场战争只是乔治·凯南所认为的“20世纪灾难之源”而不具备其他意义，那显然也是不恰当的。一战以一种充满悖论的方式，加速了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彻底改变了欧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一战影响，社会的阶级区分不再明显，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而这绝不仅仅体现在推行社会主义纲领的政党上台。在一战中，不同地位、不同阶级的人遭遇了相同的变故，这从根本上撼动了欧洲原有的等级制度与阶级形态，同时改变了旧有的道德与审美观念——过去，这些观念即便受到先锋思潮的冲击，在社会上也仍根深蒂固，如今它们却被束之高阁。在新兴的观念之下，无论是社会地位得以提升的资产阶级还是与之关系紧密的学者，都不再被看作“真善美”的拥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95年曾预言欧洲将爆发一场大规模战争，届时将出现“皇冠成打地滚在地上而无人拾取”的局面；但战争的影响不止于此，我们还要看到，过去学术界领袖用来指导艺术创作的价值标准和审美标准如今都过时了。诚然，这场战争造成了很大破坏， 但它也有力地推动了某些领域的发展：1914~1918 年战争被文学艺术作品引用、改编的频率超过了之前和之后所有的战争。可以说，一战是文化发展的分水岭——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人能反驳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说法，即“长19世纪”（long 19th century）结束于1914年。

关于一战，有一个因素在过去的文献中被过度强调，在新近的文献中又几乎被彻底忽视，本书在对一战及一战前相关历史的描述中将尽可能适度地兼顾这一因素，即德国处在欧洲大陆的中心位置，这意味着德国在政治上会产生相应的诉求和危机意识，也意味着德国可以更充分地发挥影响力，同时又难免对他国构成威胁。当时的德意志帝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调控与欧洲大陆上其他国家的关系，德国政府也无法与邻国在相互信任的前提下展开合作；德国的邻国则十分忌惮大陆中心这个大国，力求保全自身、不受其害，因而不可避免地对德国形成了包围之势。德国政府必须具备娴熟的政治技巧，才能应对这样的挑战，但德国的首相除了俾斯麦（Ottovon Bismarck），他的后继者们都不善此道，皇帝更是对此一窍不通。于是恐惧、担忧的情绪影响了欧洲各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决策。法国担心被边缘化，俄国在1905 年对日战争失败以后担心丧失影响力，奥匈帝国担心失去大国地位，英国极度害怕国力衰落，德国则时刻不忘自己正处在邻国的包围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要理性地维护自身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地理环境的制约以及人口增长的统计结果进一步刺激了这种恐惧情绪。在这种情绪的催逼下，执政者们强烈地感觉到应当采取一些具体行动。

面临如此情势，位于欧洲大陆中心的国家被赋予了重大的历史责任，只可惜德国在这次考验中失败了。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以后德国再度崛起成为欧洲中心的大国，此时它面临的诸多挑战也和1914年之前德国面临的挑战类似，因此上一次失败的前车之鉴如今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当然，1990年以后的情况和1914年以前有着根本不同：一战前大国博弈的局面如今已被稳定的同盟关系和安全体系取代，军队掌握的权力也早已不及20世纪初。如今，人们比过去更看重文化的力量，经济则更是被视为重中之重；更重要的或许在于，我们已经认识到重心发生了变化。不过，只要德国仍然处在欧洲大陆的中心位置，就会面临和过去一样的挑战——只是如今，“中心位置”不再是军事战略上的，而主要是经济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