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图书] 在别人的句子里 毛姆短篇小说全集译者陈以侃著英美文学读本纳博科夫塞林格希钦斯奥宾翁达杰精装世纪文景

    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读过残留的快感。评判一个作者合不合自己的心意，先别翻那本大部头，找篇聊阅读聊作家的文章，要是读来还没有下楼取快递心潮澎湃，那就先搁置一旁吧。前编辑、现翻译兼评论，一句话总归靠写字吃饭的陈以侃，把阅读时的动心捕捉为文字，引诱我们直面文学、相信文学，再相信阅读。

   陈以侃，1985年出生于浙江嘉善，自由译者、书评人。曾在上海交大和复旦学习英文，2012至2015年在上海译文担任编辑。译有《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毛姆短篇小说全集》《撒丁岛》《寻找邓巴》《致愤青》等。评论见于《上海书评》《单读》《鲤》《三联生活周刊》《书城》《外国文艺》等。

前言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科马克·麦卡锡

迈克尔·翁达杰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汤姆·麦卡锡

安东尼·伯吉斯

爱德华·圣奥宾

字里行间

年度小说

写作课

文化课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写在克里斯托弗·希钦斯逝世五周年

J.D. 塞林格

阿兰·霍林赫斯特

    ——你读过这本书吗？

    ——不算亲身读过。
      写出这本The Year of Reading Dangerously（《一年危险阅读》）的人，安迪·米勒（Andy Miller），如果跟我在一个单位的话，恐怕会成为饭搭子。我们不但都认清，“此生无论如何非读不可的书”，恐怕八十辈子都读不完；而且，那些我们骗人家已经读过的书，用余生去补也早已无望了。引用的这句是他在书店上班时候学来的应对之道；原文是Not personally。后来他也去做了编辑，但在儿子出生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意识到自己除了工作，只读过一本书。是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这就很严重了。萨尔曼·拉什迪评价这本书“坏了坏小说的名声”（give bad novels a bad name）。终于有一天，他偶然间读起了《大师与玛格丽特》；看不懂，但决定再坚持一下。最终，他不但读出了这部小说的好，而且那种成就感（“原来我什么书都读得下来啊！”）让他开始了一年“危险”的阅读。
      但标题里英国腔的“危险”，亦真亦假：选的书目大多是名著，其实是把时间押在最保险的地方了，但风险就在于：那些“号称已读而未读”的书，多半不好读，弄不好就毁了胃口，觉得通勤地铁上还是玩玩手机数独算了。《一年危险阅读》的地方，在于他千方百计地要你相信，好书已经足够好了，你要舍得辛苦。我也认同，阅读的一大销魂之处，是某个从来没有想过要讨好你的作家，在熬到百来页的时候，突然跟你勾肩搭背引为知己，不管你朝哪边看，都是四目相接，不管你怎么跑，都跟他踩在同一个步点上。

    下一期留出版面给我的雷鸣。
最近还读到一本似乎是为我定制的书，The Feud（《宿怨》），梳理我最喜欢的两个作家埃德蒙· 威尔逊和纳博科夫如何在我最在意的事情上反目成仇。纳博科夫当年飘落在美国的海岸，举目无赏识，是那个时候一言九鼎的评论家威尔逊替他打点了一条扬名之路。但《奥涅金》的译本出来，威尔逊在《纽约书评》万字长文痛斥，说他太直译，选词太冷僻；纳博科夫抓起电话就给报纸的编辑撂下了上方的引语。听说读写纵然万难，多少还有些盼头能做成，翻译则注定一败涂地，多翻一句就是多辜负一句原文，而翻译俄语文学，据说，是其中最不近人情的。更何况纳翁还要“作”，认为《奥涅金》译本“只要可读（readable）都是垃圾”；被威尔逊骂了之后，修订，说我那第一版吧，“还不够直译，还不够丑陋”（Not literal enough. Not ugly enough.）。安迪·米勒在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做活动，底下有观众提到纳博科夫，他当即忘情歌颂起来，反复说纳博科夫“擅长一切”。但从这本The Feud出示的证据来看，纳翁至少两件事还有提升空间，一是翻译，二是在翻译被骂时，如何调整心态。我对纳博科夫的热爱不让米勒，但这本书里他的丢人也丝毫没有留给崇拜者为其公关的余地（我甚至已经顾不上我最在意的事―“译观不合”）。话说回来，至少，当年的笔仗，还是一本正经的文人架势。网络时代，连文人相轻这么重大的事都速食化了。那个开了学校教做人（The School of Life）的阿兰·德波顿，2009年一本书拿了个差评，居然到《纽约时报》书评作者的个人博客下面留言，说：“我一直到死都会恨你，对你职业生涯的每一步，我只有诅咒，而且我会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好好欣赏的。”

    我一直替你辩护，说你要是早知道一定就改掉那几行了，可以少死那么多人。
马上要八十五的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一定是全世界履历最光辉的编辑之一了，新出的回忆录，Avid Reader（《嗜读之人》），大概有九成都是一个伟大书人的励志经历，但是――其实更体现了本读者的格调――读完之后我记住的全是那百分之十的飞短流长。戈特利布行文的做派有点像影视剧里常见的家族老太太，已经活到不用再为谁留面子的阶段了，披露不少会让诸多大牌当事人难堪的细节，但字里行间形象受损最严重的却似乎是作者自己。先是那种假意谦卑的得意劲就很不讨人喜欢，更有趣的是他始终坚信自己是个非常好相处的人。比如，他和罗伯特· 卡罗（Robert Caro）改稿，激烈到两人要时不时地轮流出办公室消气。他写道：“卡罗觉得我侮辱人，我觉得我只是在完成我的工作。我们的分歧都是就事论事（nothing personal）。”这种论调张口就来的同事，中午食堂就算没有别人，我们应该也不会坐到一起去。他最看不惯的作家是拉什迪。《撒旦诗篇》出版事件后，他们难得碰到，戈特利布对拉什迪说了引在上面的话。他举这个例子竟是为了证明拉什迪脾气火爆，听了居然生气。拉什迪之前在自己的回忆录Joseph Anton（《约瑟夫· 安东》）里，也写过和戈特利布的交往，他写自己到美国第一次觐见大编辑，相谈甚欢之后戈师傅来了句，“我还以为自己不会喜欢穆斯林出身的人呢”。其实，读小说、写小说、改小说，都是一种“共情”的练习，而戈特利布自己就说编辑最重要是对作品要有empathy，而几乎所有曾与他共事的作家都服帖戈特利布是位最细腻、最敏锐的读者，但在现实之中，却是这样一位“共情不足癌”患者。

    书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他们想给的是路标，我们却误当成了终点。读完《一年危险阅读》，我乘势完成的第一本书是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一直以为这本书我这辈子排不上了，因为看过电影，觉得不是很有意思；但听了米勒的说法，我想“亲身”去见一见其中那位试图通过看书改变人生的莱纳德·巴斯特，“最后被压死在书架下面”。上面引用的话是小说中另一个角色在批评巴斯特先生。于是很切题的，想到《莫里斯》的主演―休·格兰特1995年在日落大道被抓住和妓女有伤风化，上拉里·金（Larry King）的节目悔罪。老金暗示，你是不是需要一点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格兰特优雅地做如下答复：我一直觉得只要读了足够的好书，人生就不会出大问题了（kinda sorted out in life）。二十年后，读书疗法（bibliotherapy）俨然成了正经买卖。阿兰·德波顿的“做人学校”里，他两位剑桥的同班同学，埃拉·伯绍德（Ella Berthoud）和苏珊·埃尔德金（Susan Elderkin），根据多年临床经验，推出了The Novel Cure（简体中文版叫《小说药丸》）。我对“用读书让自己更好”的企图完全没有意见，但那种以为能定制“读者反应”的野心，并以此牟利的行径―我只是就事论事―都是痴妄甚至不诚实的。听Ella和Susan聊书，有点像春节期间忍受长辈破解文艺。当然我没有看书的亲戚，如果拿影视打比方，他们会以为《霸王别姬》是警告艺人远离毒品；《24小时》是劝大家珍惜时间；《魔戒》是鼓励小个子也可以有大梦想。这样的比方是否简化了《小说药丸》其实用心良苦的简化，或是歪曲了埃、苏两位其实情有可原的歪曲？要不是霍比特人的例子就是书里面的，我还真有些顾虑。看书是与人长谈。文明史中最有意思的头脑，端了杯茶在你面前坐下，你却急着拿处方问对方讨一颗治疗伤心/失眠/恐惧周一/惦念邻人之妻的药丸，最起码是糟蹋了好意。那些真相信读包法利能改善夫妻生活的人，应该判决他们除营销号的微信推送外什么都不许读。有一年也是年末，一位书评人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没有“失望之书”，因为自己珍惜时间，看书之前往往做了足够的调查，不好就不会看了。我只祝愿，这位老师能终有一天体会到阅读真正的乐趣。最值得阅读的书是那本你事先没想到需要读的书。而唯一可称之为有效的“读书疗法”，是疗程结束，你发现自己读的还远远不够。这种可靠的功效只有“上瘾”的药丸，致病可能性更大些，治病就不要指望了。
      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