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忠 杨庆堃与南景村的尘封逸事
今天的南景人，因后来者的研究而更多
地了解了杨庆塋，了解了属于他们祖辈、父辈
的那段并不太遥远的历史……
胡 剑 1950年代：川北农村掠影
刘维布 在“”的年代里
吴顺平防洪纪念塔的诞生
史耀增老五队的姑娘们
村里人都说：“谁要说上五队的姑娘当媳
妇，那就算前世烧了头炉香了，”后来的故事
告诉我们，作者也是有福气的人
周 璞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丽 江 我收藏的一册“杜高档案”
当作者把档案复印件展示在杜高面前时，
杜高轻轻地叹息着，眼神里闪现出一丝恐惧。
也许，只有看到过这种眼神的人，才能明白他
所受到的伤害究竟有多深……
伍 艳 1937年：京滇公路周览会
陶中源 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熊景明 二舅的旧脑筋与新思维
高 信 花牌楼，还立着
始建于明代的花牌楼，历经数风雨，
至今仍屹立在商州大地上。它迎四面来风，观
八方流云，看人间万象，说世间沧桑……
李文熹 口述 董学昌 整理 回忆我的大哥雷雯
何放汀 送培英叔叔远行
贾玉蔷 岁月愈添双亲恩
胡长和 记忆中的母亲
赵力公 妈妈的老照片
邱镕岱 早逝的嫂
吕苏兰 我的外婆
孙玉德 昔日铭义今何在
衣玉华 高承柱 黑热病肆虐牟平的历史见
来函选登
揭示《童年琐忆》(范元甄) 关于“大河铺”
(王肇永) 相识相知的十年(周庆冬) “院士合影
照片”勘误(李光谟)
冯克力 由《蒙塔尤》想到的
封二 北京胡同所见(章开元) 1950年代：北京
街头即景(章开元22) 1926年的家庭合影(胡剑
101) 封三 贵州都匀108岁苗胞(胡剑)
岁月愈添双亲恩父亲贾永堂(1905一1988)是个苦命人，生下刚四十天，祖母就遽然谢世。祖父孤身一人，既要在地里忙活，又要料理家务，无法照管嗷嗷待哺的孩子，就把他寄养在奶妈家。两年后继祖母到家，父亲才被接回。
父亲少时，家境清贫，只念了两年私塾，即回家务农。因祖父母年迈，父亲十五六岁就挑起家中重担。那时全家住着两间矮破的厦房，种了几亩贫薄坡地，一家人成年累月，精心耕种，仍缺吃少穿。家里劳力实在不济，父亲十六岁时，祖父母不得不替他完婚。
母亲邵茹(1904一1969)生于贫苦农家，兄妹五人，从小缺吃少穿，养成勤劳节俭的习惯，婚后与父亲一道，担起家庭重任，成了家里的主心骨。母亲虽裹了小脚，但里里外外仍是一把好手，种、收、推、碾、纺、织，样样精通。每天天不亮，她个起床，洒扫庭院、喂牛、煮饭，晚上熬夜剥苞谷、掏棉花，抽空儿就给全家人做穿戴。
家里状况渐渐有了改观。可好景不长，民国十八年(1929)，关中遭年馑，久旱不雨，庄稼绝收，人们以草根树皮果腹，饿死者相藉于道。可怜祖父母未能逃过此劫，双双离世。父母两人也饿得骨瘦如柴，因年轻总算熬过难关。第二年收成较好，父亲就利用农闲，翻秦岭，到四川兴安担盐；或去渭北给人踏轧花机，挣点家用钱。时隔八年，陕西又闹“虎烈拉”。当时昏庸，缺医少药，病一传开，很难幸免。父亲染病后卧床月余，形容枯槁，母亲亦罹此疫，只是稍轻，所幸均过了鬼门关，渐渐痊愈。
由于无钱医，们自采“五样树枝”和草药，熬成汤药喝。然瘟疫过后，仍新坟遍野，万户萧疏。
解放那年，十八岁的哥哥结婚。家里添了劳力，平日省吃俭用，攒下八石麦子，买了一亩平川地，粮食慢慢有了节余，盖起三间瓦房。为补贴家用，1951年后，连续两年种西瓜、梨瓜。从下种到收获，父亲整天泡在瓜田，培土施肥打掐，样样精心。成熟时节，花黄叶绿，白生生的梨瓜散放出阵阵清香。看着累累果实，父亲心里乐开了花，晚上睡不踏实，时时防獾，白天和哥哥挑着瓜筐，上坡下岭，转村叫卖，日子逐渐好转。我虽是女娃，但父母见我的脑子灵，爱学习，就支持我上学，这在同伴中少有。
父亲为人忠厚老诚，在乡邻中威信高。解放后，当选为队农会主任。
合作化后，担任队仓库保管员，把粮仓清扫得千干净净，农具归置得井井有序，是人们的“好当家”。不料，“四清”运动中，别有用心的人诬陷父亲偷队里粮食，给他办“学习班”，开“批斗会”，被集中到队里的古庙楼上“学习”，称为“上楼”，不交代清楚不准“下楼”。每日饭食由家人用瓦罐送到楼上。父亲受不了这飞来横祸，一度想自尽了之。“四不清”干部中，不堪此辱，跳涝池或上吊“自绝于人民”者，有好几个。那时我在中学任教，迫于外界压力，只好写了“规劝信”，劝他想开些，“老实交代，求得解放”。无奈，父亲违心承认偷了仓库一袋子粮食。
有良心未泯的人说，六十岁的老汉，咋能掮起一百多斤重的口袋?然而，一
个“楼上干部”为了早日“下楼”，说是他帮父亲把粮食袋子蹴上肩的。
就这样，在退赔了队上一袋粮后，父亲才得以“解放”。多年后问题澄清，这口黑锅终被卸下。经此一难，父亲身心俱疲，很长时间缓不过气来，母亲为此落下心脏病根。
父母共生了十三个孩子，除排行老四的哥哥和老七的我长大成人外，人均早殇，所以父母对我俩格外爱护，对我尤其偏爱。家里做好吃的，尽我先吃；邻村有戏，父亲就背着我去看。我上中学后，父亲每周步行三十多里，用扁担一头挑着馍，一头挑着面，给我送至学校。记得有年隆冬，天气异常寒冷，我早读出教室，天才麻麻亮，却见父亲担着面、馍和棉衣，在外面等着。看着他冻得紫青的鼻子，淌着汗的额头，皴裂如槐树皮的手，我心里一阵发酸，泪水夺眶而出。父亲常教导我要好好学习，将来吃碗轻省饭。因为家计，他没能让哥哥高小后继续读书，表面上不说，其实心里很愧疚。他知道文化的重要，希望我能读出个名堂。
父亲朴素恳切的话语，我一直铭记心中。
说到读书，还要感谢我的嫂子，她不但没嫌弃我上学，还和家人一样大力支持。尤其是高中三年，适逢困难时期。没有果腹之粮，人们逢绿即采，见树剥皮，连苞谷芯、苞谷壳都用来充饥。几乎人人全身浮肿，皮肤蜡黄。有次回家取粮，嫂嫂蒸了苞谷芯子拌麸子饭团，煮了一锅榆面稀糊糊，一家人硬是伸长脖子，强咽下去。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父亲弯曲的身躯、哥嫂明显比实际年龄苍老的面容，我忍不住簌簌落泪。母亲看我伤心，强忍着安慰我莫哭，从板柜里取了一个菜团饼，塞在我手中。我一下扑在她怀里，放声大哭。带着家里特意给我做的几个菜团饼，我回到学校，从此计划每天只吃九两粮。晚自习后回到宿舍，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强忍着睡下。
困窘中，终于熬到1962年高中。然而天时不利，困难，教育事业滑入低谷，高校招生名额骤减，我落榜了。我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总觉得十几年的书白念了，理想化作泡影，成天闷闷不乐。父母却总是给我宽心：学下文化，总会有用处的。果然，两年后，我的长子刚三个月大时，公社通知我去社中教书。我高兴，在村里给孩子找了一个可靠的奶妈，便去社中报到。其时，爱人尚在陕西师大读书，我每月33元工资，给奶妈12元、6斤粮票，给爱人寄5至10元的生活费，剩下的才做家用。又是父母，经常给我送粮接济，我渡过难关。
终年的劳累，过快地消耗了母亲的健康。1969年夏初，母亲心脏病加重，父亲、哥哥和我陪送她到县医院救治，无望而返。回程前，一家人在县东街照相馆照下了这张的全家福。照片上的母亲很虚弱，眼睛无力睁大，眼皮都耷拉着；父亲的脚上，是一双破旧的草鞋。不久，母亲病逝，结束了她一生的苦难。
1972年，我调到县城高中工作，爱人这时在咸阳西北国棉二厂工作。
公公有病长年卧床，婆婆快七十岁的人了，身体不太好，要照顾卧床的公公，没精力管孩子，我只得把三个孩子带在身边。这是我们艰苦、压力的时期，我的工资仅有38元，爱人是48.5元，却维持着全家七口人的生活，常常是上月接不住下月。学校管理十分严格，上课、备课、改作业，加之家务，忙得像在打仗。父亲便来到县城，帮我看管孩子，常常驼着
背，从早到晚，背着孩子四处转悠。父亲已很苍老了，背越发地弯，双目也混浊没有光彩了。
1988年，父亲八十三岁，腿脚颇不灵便，神志已有些糊涂。中午，他未告知家人，独自来到学校，不巧我刚好放学回家了。他又累又饿，在我宿舍门口睡着了。可怜他什么都忘了，惟独记得女儿工作的地方。听说后，我连忙回校把他接回家。谁料，那竟是父亲次出来，一个月后，他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P118-122
《老照片》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的文章，观照多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照片有一定的清晰度，一幅或若干幅照片介绍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某种风物或某种时尚。文章围绕照片撰写，体裁不拘，传记、散文、随笔、考据等。
历史像是一个长长的链条，特定的场景与细节，便是穿在链条上的一个个环节。而照相机偶然间定格的历史，正是这样一些链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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