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东亚的开国9787220125522四川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绪？ 言 / 1
章？ 东亚世界与欧洲世界 / 5
第二章？ 欧洲世界的发展与东亚 / 17
第三章？ 东亚的锁国 / 30
第四章？ 广州与长崎 / 43
第五章？ 中国的开国——战争 / 61
第六章？ 广东民众的抗英运动——“亚罗”号战争 / 79
第七章？ 太平天国的与 / 95
第八章？ 日本的开国 / 111
第九章？ 西太后与李鸿章 / 125
第十章？ 对俄纷争——伊犁问题 / 141
十章？ 对法纷争——越南问题 / 150
第十二章？ 对日争端——琉球、台湾问题 / 163
第十三章？ 朝鲜的动向 / 171
第十四章？ 日清 / 183
第十五章？ 瓜分中国 / 194
第十六章？ 革新运动的发展 / 209
第十七章？ 旗帜升起 / 2
第十八章？ 中国民众的愤怒 / 5
第十九章？ 日俄战争前夕 / 248
第二十章？ 日俄战争 / 260
第二十一章？ 亚洲民族的觉醒 / 276
关系年表 / 290
解？ 说 / 301
出版后记 / 316

正文赏读　　　　　　　　　　　　　第三章?东亚的锁国日本锁德川康许可荷兰、英国在日本开展贸易，原本是为了压制葡萄牙的贸易垄断以及以此为媒介的宗教和政治上的势力渗透。因此，与荷兰、英国的贸易开始后，家康对待葡萄牙和天主教的态度也就不可避免发生了转变。 起初，传教士们极力考虑日本的风俗习惯而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来传教，但之后却出现了信徒破坏寺院、神社的现象。此外，葡萄牙商人还奴役贫民子女，将他们作为奴隶运送到南洋。 早前，丰臣秀吉统一战国接近尾声时，对切支丹大名发挥影响力的天主教就已开始成为障碍。1587年，征服岛津氏的丰臣秀吉下令驱逐传教士，并于次年没收了长崎的教会领地，将其收为直辖地。不过由于丰臣秀吉依然奖励海外贸易，这个驱逐令有些有名无实。但在16世纪末，长崎发生了将来自西班牙的方济各会传教士与信徒26人处刑的事件。 因为海外贸易，继丰臣秀吉之后的德川家康也对传教持着宽容态度，全国的天主教徒一时间达到数十万。 然而，与荷兰、英国的贸易开始后，德川家康逐渐对与传教结合在一起的葡萄牙人开展的贸易采取严格的政策。1604年（庆长九年），德川家康将京都、堺（大阪南部）、长崎三个城市有实力的商人召集起来，制定了“丝割符”，由“丝割符”商人一并采购葡萄牙人为重要的输入日本的商品—中国生丝，之后再在幕府和“丝割符”商人间进行分配，然后出售（这是因为之前葡萄牙输入的生丝一半以上都是由日本天主教徒销售的，这成为会的活动）。接着，德川家康在1613年（庆长十八年）许可英国通商活动后不久便禁止天主教。为抗议该禁令，长崎发生了规模达数千人的游行活动。对此，德川家康将长崎的教会一举消灭，将传教士和信徒驱赶到了澳门和马尼拉。 德川家康在消灭丰臣家族后的第二年（1616年）便去世。此后，为了稳固政权，江户幕府对天主教徒采取了严苛的搜捕和残暴的迫害政策。 尽管如此，为了从根本上断绝传教士活动，幕府依然无论如何都要采取限制贸易的措施。1633年（宽永十年），幕府开始禁止日本人去海外活动，也禁止那些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归国。1635年，幕府又将贸易地点限制在长崎，并于次年建立出岛，将葡萄牙人隔离于此。那些与葡萄牙人通婚的日本人以及出生的混血儿被流放到澳门。接着，幕府动用大量兵力，在荷兰船只炮火的帮下平息了有大量天主教徒参与的岛原之乱（1637—1638年）。次年（1639年），幕府便开始禁止葡萄牙人通商。1641年（宽永十八年），幕府将平户的荷兰商馆迁至长崎出岛进行隔离，将对外贸易对象限制为荷兰和中国。中国人虽暂时享有贸易自由的权限，但逐渐也受到了限制。1689年（元禄二年），长崎建立唐人屋敷将中国人隔离在内。此后历时余的锁国体制就这样形成了。
中国锁国在16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中国，那些触犯明朝禁海令从事秘密贸易的中日两国海盗商人经常出没于中国南部的沿海地带，惹恼了中国当局。在他们被下去后，1567年，除渡航日本外，海禁得到解除。但是中日两国间的秘密贸易仍然持续着。明清交替之际，抵抗清朝的郑芝龙是与平户通商的秘密贸易者的首领，他和日本女子结婚并生下了郑成功，此事广为人知。郑成功赶走了热兰遮城的荷兰人，并以台湾为根据地，持续对抗荷兰援下的清朝。为此清朝于1661年发布了迁界令—东南沿海的居民内迁 50里，禁止了海上贸易。随着郑氏降清，迁界令也于1683年废止。 虽然荷兰时不时会向清朝派遣使节，也帮清朝平定了郑氏，但由于葡萄牙从中干扰，清朝只允许荷兰进行八年一次的朝贡。 英国起初也在果阿葡萄牙官厅的许可下，派了贸易船去往中国，并于1637年抵达澳门，但遭到当地葡萄牙人的阻挠，于是独自进入广州开展贸易。之后又由于葡萄牙的干扰，英国在广州的通商也失败了。1670年以后，英国便利用清朝和郑氏之间的抗争，在厦门和台湾一带从事贸易。 迁界令虽于1683年解除，但对外贸易真正放开却是在1685年，葡萄牙和英国船只可以在广州、厦门、宁波等地开展交易。但到了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对外贸易被限制在广州进行。这一方面是广州海关官吏和贸易商人贿赂清朝中央的结果，另一方面，对清朝当局而言，将贸易限定在一个港口也有利于监视外国人活动。当然，广州仅是清朝与英国等欧洲开展贸易的港口，此外清朝还与藩属国开展朝贡贸易，与俄罗斯则通过外蒙古北境的贸易城市或在北京进行贸易。 另一方面，针对中国人的海外活动，清已于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下令禁止航海至菲律宾、爪哇一带，允许居住海外的华侨三年以内归国，但到了1727年（雍正五年），华侨归国一律遭到禁止。不过秘密渡海从未中断。 总之，在18世纪中期以前的中国，外国势力在清朝政权之下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尽管中国的天主教因会传教士利玛窦以上帝为“天”，采取承认祖先崇拜的传教策略而获得了成功，但到了清代，却被多明我会的神父视为异端加以攻击。 罗马教皇也对此下了禁令。此外，神父干涉中国内政招致了清朝皇帝和官僚的反感，在雍正帝即位后，传教士被流放至澳门。天主教虽因此走向衰落，秘密传教活动却仍在进行。
欧洲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当东亚在锁国牢笼里故步自封时，欧洲世界的科学、技术、经济却在不断发展。 大体上从古代直至17世纪，科学和技术一直处于分离状态，科学被当成是只用头脑进行思考的产物，与利用身体的技术者即手艺人不同，科学被视作高尚的，而技术则遭到轻视。 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由这两者密切结合才实现的，而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是由欧洲地理扩张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需要。为了满足这一需要，技术者的经验和科学家的思考相互协作，通过实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共同发展。 由于地理扩张而变得频繁的大航海，带来了地图、指南针、地球仪、航海表的进步。而在伽利略、牛顿等人的推动下有了天文学、力学、数学的进步。 另外，大炮的使用使得弹道研究成为必要，也推动了力学进步。 16世纪的宗教改革战争中出现了大量伤员，为了医治他们，此前由理发匠兼职的外科手术、解剖工作等逐渐作为外科医学、解剖学发展起来。 由于能够制成冶铁用木炭的木材越来越少，17至18世纪期间，人们开始尝试使用煤，将之做成焦炭，用来冶铁。 随着煤炭需求的增加，为了抽出炭坑中涌出的水，18世纪初人们开始构思设计蒸汽泵，并在18世纪末由詹姆斯·瓦特完成了改良。就这样，蒸汽机开始取代马力、水力和风力。 世界商业发展起来后，市场进一步扩大，为满足其需要，有必要进一步扩大毛织品、棉织品的生产。18世纪30年代，约翰·凯伊发明飞梭就是应其所需。接着，为了纺织大功率飞梭织布机所需的大量生丝，又有了纺纱机改良。18世纪末，克朗普顿发明了走锭纺纱机。为适应纺纱机的纺纱效率，卡特莱特又发明了将飞梭织布机进一步机械化的动力织布机。 机器的发明使得制作机器用铁的需求增加。18世纪末，使用蒸汽机送风的大型熔矿炉的发明提高了生铁的生产效率。 但是，为了去除生铁里的氧气使之成为熟铁（锻铁），又需要使用木炭进行氧化精炼，这一效率向来很低。18世纪末，随着使用煤炭或焦炭的反炉的发明，效率得到了提升。不仅如此，之前人们一直使用蒸汽锤将熟铁敲打成板或棒的形状，后来想出了使用轧机进行压延的方法。如此一来，供给由于蒸汽机制造而需求大增的熟铁成为可能。 英国的发展上述科学技术发展的是英国。英国原本是欧洲的落后，在从欧洲大陆了技术和技术者后，毛织品工业发展了起来。特别是新大陆的发现使英国成为交通要塞，贸易得到了发展，那些在宗教改革中受到罗马教廷迫害的法国、尼德兰新教徒技术者纷纷逃到英国。17世纪以后，英国的科学、技术、经济进步显著，自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制服了法国后，英国便牢牢掌握了欧洲的领导权。 在英国，继毛织品后棉织品开始发展。18世纪末，兰开夏郡地区使用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纺纱机、织布机运转的棉工业得到发展，并引导了产业。 棉织品原本是印度的特产，东印度公司强行向印度达卡的手工业者“预付”钱款，从他们手中低价收购棉织品（东印度公司强行预支纺织工人一笔款项，要求其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出一定价值的定量棉布，如逾期无法完成或质量不达标，将对纺织工进行惩罚），进口到国内后带动流行热潮。但当英国本土可以低成本生产棉织品后，印度棉织品便渐渐淡出英国国内市场。不仅如此，棉织品还成为英国重要的出口商品。 当欧洲科学、技术、经济快展时，南北美洲的殖民地开发运动也在推进。 因卡伯特而名义上是英国殖民地的北美东北海岸，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开始被殖民。 为推翻西班牙势力，女王在海上抢掠西班牙船只，并染指北美的殖民活动。但是，真正的殖民是进入17世纪以后的事，从国王那里获得殖民地经营特许的公司和领主向美洲派遣移民。这些移民中，既有饱受英国国教教会压迫之苦、向新大陆追寻自由的清教徒，也有躲避王侯战争兵役之人，还有圈地运动中遭领主圈占土地的农民，等等。就这样，北美形成了十三州殖民地，农林业、手工业、商业渐渐得到发展。但英国一贯采取的政策却是把北美作为本国国王、贵族、工商业者榨取利益之地。 法国通过17世纪初的探险占领了加拿大的东北部，并在路易十四世（1643—1715年在位）时期，殖民了圣劳伦斯河流域至密西西比河流域。 英法两国的殖民地每逢欧洲内部的英法交战之际都会被卷入对战，在七年战争中，英国夺走了法国的殖民地。 十三州殖民地中的大部分逐渐成为王属殖民地，由英女王任命总督。总督的任务是推进旨在维护英国利益的法律的实施，这与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发生了。特别是将七年战争造成的宗主国财政负担改由殖民地分担的，更是引起了殖民地居民的反抗。不仅如此，英国为保护东印度公司利益还于1767年制定了茶叶法，限制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进口，殖民地居民不得不高价购买茶叶。1773年，他们袭击了停泊在波士顿港口的英国船只，夺走茶箱，倒入海中。为此，波士顿港遭到封锁，大量军队驻扎马萨诸塞州，居民的反抗受到严重处罚。这继而引发了独立战争（1775—1783年），在以法国、西班牙为首的欧洲国际势力的帮下，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实现了独立，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在美洲的殖民势力发展期间，亚洲的英国势力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发展了起来。虽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日本、东南亚贸易中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打败，但在中国贸易这一块，如后所述，却始终掌握着权。在印度贸易方面也是如此，英国通过七年战争驱逐了法国势力，于1765年获得孟加拉的地租征收权，拉开了殖民统治的序幕。之后英国又利用藩王纷争，通过武力、收买、胁迫等手段，扩大了统治范围。 而另一方面，1768年至1780年间库克船长的三次航海探险，为英国占领由荷兰航海家亚伯·塔斯曼发现于17世纪的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南太平洋地区奠定了基础。 幕藩体制的解体日本和中国的锁国，是正在形成中的专制统治权力为了维护自身安定，选择地缩小了可能扰乱安定的外国势力。剥夺外国势力的自由，将其纳入统治之下，是为了阻断国民与其接触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日本和中国能够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因为它们在政治和文化方备相应的实力。而亚洲之所以成为殖民地，是因为它们没有在政治和文化上形成足以抵御外国势力的力量。 锁国后，日本和中国的国内商业都得到了发展。 在日本新形成的武家制度，即幕藩体制中，武士和农民、商人、手工业者之间有着截然的区分，由大名和其家臣所组成的武士从生产中脱离，居住在城下。农民则住在农村，生产武士所需的大米等粮食。而那些被称为“町人”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居住在城下的商人区。 封建领主大名向农民收取的贡租以大米为主。因为家臣从大名那里领取大米作为俸禄，所以武士需要卖掉大米来换取日常生活用品。以武士为对象的商业繁荣，城下町发展了起来。 此外，江户幕府为了操控大名而实行“参勤交代制”，为此江户成为人口超百万的城下町，诸大名频繁往来于江户也使得驿站町繁荣起来。 这样的幕藩体制将身为武士生活根基的农民与商人分离，对防止商业资本流入农村造成贫富差距扩大，扰乱农村安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武士却被商人所压制，经常因欠债受到折磨，生活更加贫困。虽然从社会和政治角度，他们看不起町人，拥有统治权，但经济上却受制于町人。尤其是向诸大名放贷的三井、鸿池家族拥有了与15、16世纪放贷给欧洲王侯、教皇的奥格斯堡富格家族（Fugger）一样的势力。 而另一方面，从17世纪末开始，都市周边的农村开始出现棉花、茶叶、油菜、、蓼蓝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丝绸、棉麻织品等手工副业的发展使农村出现了富农。此外，经营酒屋、酱油屋、榨油屋、染坊等的农村商人也开始崛起。这些富农和农村商人向农民高息放贷，农民的土地渐渐集中他们里。由此，农村的贫富差距问题逐渐严重，失去土地的“水吞百姓”越来越多。 财政上困顿的诸大名削减了家臣俸禄，使家臣的生活更加艰难。诸大名一方面通过检地来发掘那些没有租贡负担的土地（即所谓的“隐田”），另一方面提高租贡的上缴比例发“百姓一揆”a。“百姓一揆”在18世纪末（天明至宽永年间）尤为频繁。 诸大名又将领地内发展起来的商品生产交易从商人手中夺取过来，垄断为藩的专属买卖。这些商品与米一起在江户、大阪、长崎等地广泛出售，承办买卖的御用商人又成为左右大名的财政的商人。
如此，幕藩体制首先从经济上发生了动摇，而以对抗幕府官学儒学而出现的国学为基础，“尊王论”又开始兴起，从思想上动摇了幕藩体制。 清朝体制的衰落在中国，17世纪末，郑氏降清，清朝实现了统一。从此时起至18世纪末这余间的商业发展，也让清朝体制出现了裂痕。 中国从很早开始就是由官僚统治。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官僚的生活需要货币，早从15世纪中期（明正统年间）起，开始以征收银两的形式征收租税。日本因征收大米为租税，所以武士受到商人压制，而中国征收租税时收取银两，农民不管愿不愿意都需要和商人维持关系，他们因此受到商人压制，土地渐渐集中商人中。 明末实行“一条鞭法”，将土地税（地赋）和成年男子所要缴纳的人头税（丁赋）等诸多税目合在一起，根据持有的土地数量征收相应数额的白银。清代康熙末年（18世纪初），清朝将当时全国丁赋的总额与人丁数量的增减分离，从此以后丁赋的总额固定了下来，将这部分固定的丁赋与地赋合并，按照土地所有的额度征收租税。这便是“地丁银”，是清朝重要的财政来源。通过征收地丁银，的收入大体稳定，但是农民却要不分丰年荒年，卖掉所收获的粮食来缴纳一定额度的银税。一些小土地所有者为了筹集税金，不得不将土地作为抵押，向商人或当铺借钱，他们渐渐失去土地成为无产农民，大量的土地集中商人中。 在中国，那些蚕食国库、收受贿赂的官僚积蓄了多的财富，他们还通过经营以他人名义开办的商店、当铺等，手里掌握着大量土地。 农民因有着现金的需求，所以大量种植棉花、苎、草、蓼蓝、油菜、茶叶等经济作物，制成棉线、棉织品、麻线、麻织品、丝线、丝织品、茶叶等产品。这些产业开始兴盛，丝线、丝绸、棉织品、茶叶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 在日本的幕藩体制下，农民虽被武士榨取，但武士并不想破坏支撑其生活的农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人肆意剥削农民。但在中国，商人的活动是被放任不管的，所以商人的势力渗透进农村，伴随着人口增加，农村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民数量激增。这在华中、华南那些土地生产力比较高的大米种植地带尤其严重。 由于商人剥削而出现的无产化现象不仅发生在农村。那些支撑清朝政权的八旗兵也穷困，对他们的救济是清朝的一大头痛问题。 如果像英国那样发展工业，开拓殖民地，那么农民无产化问题可以通过工厂劳动者或移民的方式加以消解。但在中国，工业发展远不足以消弭由商业带来的农村解体问题，无产化的农民要么搬到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内蒙古等国内的偏远地区居住，要么偷渡到南洋，依靠偷盗、抢掠、走私和盐等反体制活动谋生。这些人相互帮扶，通常会模仿家族结构组建起上下秩序森严的秘密结社。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华南的天地会、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华北的白莲会。 其中，白莲会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2世纪的宋代。自元末14世纪以来，白莲教与弥勒信仰结合，成为一种消灾祈福的民间宗教，在河南和山东等地拥有一定势力。后来，白莲教在流入湖北、陕西、四川三省交界处的山区移民中广泛传播，清朝将之作为加以打压，这引发了教徒叛乱。平定这场叛乱需要九年之久，而仅靠清朝正规军八旗、绿营远远不够，为此组建了大量的农民临时部队（乡勇），终于平定了叛乱。这正是货币经济发展之后清朝体制开始不能很好运转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