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仁智大国:“创造介入”概说9787301295243北京大学

引语/ 1
部基本线索/ 4
一、 外交本质/ 5
二、 研究线索/ 7
三、 创造介入/ 11
四、 场景推演/ 17
五、 外交转型/ 33
六、 全球趋势/ 40
七、 理论支撑/ 64
第二部分代际转换/ 106
一、 毛时代：屈辱催生的抗争立场/ 107
二、 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和国际合作/ 117
三、 新一代外交：世界大国的机遇与考验/ 129
四、 外交转型的社会基础/ 151
第三部分能力建设/ 164
一、 外交公共产品问题：以对非外交为例/ 165
二、 欧洲人如何扮演全球角色？——借鉴与反思/ 214
三、 中国外交能力：新的方位及议题/ 243
结语仁的社会，智的外交/ 312
后记/ 325

东亚新秩序在外交布局中，中国周边地区有着特殊的重要。例如，近几年里，召开了专门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的次；上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四字方针，把它作为对邻国工作的特殊要求；中国领导人还利用主办亚信峰会，提出了树立亚洲安全观、制定地区安全行为准则、协调本地区各国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等倡议；中国新近推出的丝路、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等对外战略经济规划，也以周边地区为主要基石。依笔者个人的解读，中国领导人对周边外交方针的制定，主要有三点战略考量：其一是扭转前几年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给中国与邻国关系造成的被动不利局面；其二是为中国引导建立的亚洲经贸和安全格局创造合适的氛围；其三是保持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区域相对繁荣稳定的基础上争取更大的全球影响力。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一代中国领导人，既能“硬的更硬”，亦可“软的更软”。举例来讲，中国一方面提出了“海洋强国”远景目标，大力发展海军和民事海上力量，敢与日本、菲律宾、越南及背后支持它们的美国较量，大力维护和扩展中国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主动向多数释放善意，更加积极地提供解决海洋争端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提出诸如 “双轨思路”、与东南亚南亚各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等重大倡议。几年时间里，中国周边外交措施之多、涉及面之广，令人眼花缭乱，很短时间内扭转此前几年只是“撞击反”的被动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由美国及其盟友（尤其是美日同盟）掌控的东亚旧秩序，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受到近几年冲击波的震撼，变得裂痕累累。东亚新秩序的天平，正在向中国一方倾斜。
“命运共同体”理念2012年，就任共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时就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问题，任何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在多个场合，他分别提到了“中非（非洲）命运共同体”“中拉（拉丁美洲）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巴（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尤其是，提出“”规划，要促进有关逐步形成“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还说：“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人、社会主义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实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给予力所的帮，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对周边和发展中，一定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为一己之私损害他人利益、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参见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刻领会同志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3年9月10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类似的讲话并不多见。笔者认为，它不只是像一些媒体所说的那样，表明了对外界急剧升温的“中国威胁论”的批驳态度，而且从一个角度显现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大国道义感和责任意识。虽然目前很难说国际社会对此有多少了解，未来这种理念肯定会发生持续的作用。
统筹内外利益今日中国是化主要的参与者和获益大国之一。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实施“走出去”方针之后，中国巨人一日千里似地迈向地球各个角落，海外利益越来越大、GDP之占比越来越高，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局势对于国内发展与稳定的重要也在不断上升。正因如此，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强调，要注重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套规则，努力使它们之间不是摩擦对抗，而是协调对接。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琢磨一下，这种思路对于中国外交和军事的下一步建构，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中国肯定将加大对海外利益的保护，对中国在全球的人财物安危予以更多预防安排；中国人民解放军需要重新审视国防和军事现代化的目标，增加譬如说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打击公海犯罪的能力建设、远投力量各军兵种比例调整等内容；中国必然依照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与既定标，向周边和世界地区梯次转移富裕产能和实现产业对接；中国中央和地方及大型企业，会越来越多地在本部门本公司的议事日程和资源配置上考虑外部因素。统筹内外利益的外交和安全学说，成为今天中国策论的主流。
“”倡议外交亮点之一，是“”重大倡议。这个由代表中国在2013年秋天对外宣告、初以中国亚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国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目标的合作倡议，得到出乎意料的热烈响应，几年内有上百个和国际组织表达了参与意愿，地理范围扩大到中东、非洲、中东欧和亚太等地区，纳入的多半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总人口（约44亿人）和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到全球六成和近三成。中国先后出资400亿元和10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丝路”，大力推动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简称“亚投行”，中国在其初始股本1000亿美元中占有重要比重），以满足基础设施建造和相关信贷的需求。
综合分析，这一规划具有多重意义。首先，经济上，它可以使中国拥有的几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和大量闲置过剩的制造业产能得到利用，缓解国内需求不足、增长乏力的困难。从较长期看，它也有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金融服务业和高端技术的同时，把传统产业的一部分转移到目前急需它们的许多；这方面，相对于新兴大国和发达，中国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及优势，如高铁、常规工业品、实用技术和基础设施建造能力，对发展中世界的和民众都更有吸引力。这一倡议令中国在国际经贸舞台发挥了日益关键的作用。其次，政治上，中国大力推进的这个战略经贸倡议，通过长远布局和战略投入，周边地区和友好对中国的向心力，减少乃至化解原有的某些利益纠纷和心结，逐步确立中国作为世界角色的地位。往大处说，这是世界历史在21世纪前期长期再平衡过程的开始，是西方统治数后全球宏观政治经济的校正，是历史悠久、体量巨大的中国为人类文明演进做出新贡献的势头。无论尚存多少不成熟之处，也不管前进道路上会有什么曲折，“”正在成为中国具有世界影响的一个品牌，成为以“互联互通”方式带动国际发展和倒逼国内改革的重要抓手，它使得中国加入当代国际体系和全球化进程的势头更加难以逆转。
（三）新的挑战和关口无论看似多么强盛，中国新的成长态势下面绝非没有隐患和问题。以为核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未来面对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的挑战，至少包括如下的内容。
个压力，来自国内十分强大而且勃勃上升的民族主义情感与国际诉求。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曾是一个在近代遭受外部列强凌辱和压榨的落后，现在终于获得了“重振雄风、扬眉吐气”的机会。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来说，“中国”看上去再次成为受人尊敬的。人们对于北京奥运会、GDP日本（乃至未来追上美国）、中国航天员太空漫步、国防现代化高速进展虽有各式各样的解释，但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13亿人口的这种强烈民族情感，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是一柄真正的“双刃剑”。如果动员和调动得当，它将成为团结社会和民心、建设现代民族、加快国防和军事现代化建设、抵御任何外部压力和勒索、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和核心角色的强大力量；反之，它可能迫使决策部门在任何有争议的国际争端事态和问题上不得不采取强硬、不妥协的立场，失去国际谈判和战略运筹所必需的灵活和回旋余地，甚至任其蔓延、失去控制，导致与外部的加剧。如何让强大起来的中国保持持续、旺盛的民族精神，同时保持谦虚谨慎、开放学习的态度，不是一件容易平衡的事情。毛、邓小平有过这方面的论述，但更多是基于理的预测，而非基于现实的评估。
与上一点相关，第二个大的关口，是在全球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方兴未艾的背景下，面对和处置多个棘手的海洋主权纠纷。其实这一问题在新世纪初头几年已经出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20世纪中叶生效，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刺激下，全球有近150个提出了海洋方面的要求或规划，加大了海洋领域的投入和争夺，目前仍有60多个存在着与邻国的主权纠纷或渔业纠纷。中国在南海、东海、黄海三个方向，与8个存在程度不同、质各异的海洋纠纷。尤其北京奥运会以来的这几年，南海、东海方向的问题层出不穷，解决办法乏善可陈。以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为例：东盟十国中有五个与中国之间存在着涉及不同海域、岛礁、渔场及大陆架划分等权益的分歧。前些年海洋争端没有发酵之前，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特别是自由贸易区的实施，让双方感受到更大的互利共赢好处及需求；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神速，比起日本与东盟的关系，取得了压倒的优势。但近两三年间，越南、菲律宾与中国在海洋上的摩擦升温，马来西亚、印尼、文莱虽然不想“撕破脸皮”，但也没有在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退缩妥协的意思，中国与东南亚关系骤然变得紧张微妙起来。与此同时，东海方向日本与中国的争端，尤其在问题上的对峙，则更加严重和难解。其实，韩国、朝鲜、印度等与中国有海洋纠纷或陆地边界分歧的，也在密切观望事态的发展，寻找中国的底线与漏洞。另一方面，国内有相当多的民众和媒体，在综合国力逐渐强盛的背景下，则对那些“挑衅方”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强烈要求和军方采取手段对挑衅的予以惩罚或“教训”，并伺机收复失地。“”之后一段时间中国与东南亚整体关系的紧张，就是多年罕见的外交困境之一。不能忘记，中国是全球范围涉及主权纠纷数量多的之一，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原因造成十分复杂的局面，解决它们绝非一日之功。眼下，对于决策部门来说，适应国内各方面的呼声及需要，处理好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海上边界麻烦，一方面获得更便捷的出海通道，对历史权利做出更好维护，借此实现“海洋强国”的目标；另一方面又使之不至于变成中国与邻国关系的“乱象之源”，不损害中国与周边地区来之不易的良好关系，简单说处理好“维权”与“维稳”的矛盾，确实是中国大国智慧与能力的某种“试金石”。
分析至此，触及第三个大的挑战：如何处理好与现有国际体系国的关系，使美国不会成为中国可持续崛起与和平发展的“绊脚石”？明眼人看得很清楚，围绕近一时期的海洋纠纷事态，在日本和某些东南亚与中国死缠烂打、不肯退缩的背后，有“山姆大叔”的强力撑腰。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和多数中国老百姓的内心里，美国是当今的超大国，也是能对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进程造成严重阻碍的西方。反观美国那一边，对华方针存在明显的两面、摇摆和不确定。无论说什么好听的，美国人断然不会答应任何在军事和高科技等关键领域取得对美国的优势地位，撼动其世界霸主地位，更不会允许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在亚太地区把美国排挤出去，或在地区和领域构成对美国利益的重大损害。因此，当中国崛起壮大到一定程度时，比如军事开支、经济产值和航天事业发展到今天的水平，美国人的疑虑和防范自然会增加，各种相应战略策略应运而生 （如美国人在东亚海洋岛屿之争幕后的运筹和操盘）。但今天的中国又不同于当年的苏联，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和民间交往远比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深厚，加上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机遇与治理难题，也给中美关系平添了美苏之间完全不具备的某些内涵。这也是美国对华政策难以稳定的重要理由，是美国与中国之间战略互疑与战略需要同时存在、交替上升的关键所在。对于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来说，他们对美国有更多的感认识，理解也更深刻，尤其是深知年代中美对抗带给中国的严重后果，懂得改革开放这些年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与美国不无关系；他们也知道现在的中美关系有哪些与严峻之处，因而才有创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与期待。不过，正如常言所道，“知易行难”，面对如此难局，中美之间未来究竟是相向而行（尽管在不同轨道）甚至逐渐拉近，还是反向使力、加速对撞？对此，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更敢下断言。这是当今世界国与新兴之间复杂博弈，可能是你死我活的后果，可能是得多失少的关系，可能是互利共赢的结局。历史给出的一个启示是，不管对抗还是合作，美国作为当今全球体系的主宰者对中国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阴影或者重心存在，中美关系始终是制约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格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虽然在各种场合一再表达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意愿，国际社会和中国很多人都在观察，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否真的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扬长避短、走出新局？
第四个挑战，与国内复杂的民族构成和新情况有关，也同国际范围各种正在激化的民族宗教矛盾及所谓“文明的”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如何妥善应对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区域的扩张蔓延，如何巧妙处理相关的国际纠纷和压力，同时在此过程中保持中国国内的持续稳定、统一完整？从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大国的情况比较而言，处置国内复杂的民族纠纷以及由此诱发的国际矛盾，始终是各国决策者面临的一个严峻任务，弄不好就造成动荡不定的内外恶果，乃至打乱原有战略日程、延缓强国富民的进程。俄罗斯在近20年间因车臣问题造成严重“内伤”，主体民族俄罗斯族与外高加索一带少数民族的紧张关系，成为制约俄罗斯能量的主要软肋之一，也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紧张的重要根源之一；印度近年来虽然因其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引人注目，但国内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严重分歧，每每成为国内宗教民族及与邻国摩擦对抗的，未来也可能成为妨碍这个新兴大国雄心勃勃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南非、墨西哥、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等颇有希望的地区大国，不同程度地存在此类困扰，各国内部种族、民族的解决，成为考验这些决策精英实现民族振兴目标的一大关口。在中国，虽然和府长期坚持各民族团结及和谐共进的方针，但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内地沿海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区域的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加上冷战结束后周边地区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势力、宗教势力的强势崛起和影响外溢至中国境内，中国决策层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难度逐渐增大。2008年的“·”和2009年乌鲁木齐的“·”，明了问题的严重质。从外交和国际关系角度分析，所谓“”背后，有各种国际因素介入，未来“”势力若出现“后时代”，更可能形成复杂棘手的外部压力；而中国西北部民族分离主义的滋生蔓延，也直接受到中亚、西亚、北非一带动荡局势的深刻影响，令中国法单从国内事务的角度，规划、运筹国内这一大片疆域的未来。
从外交与国际战略角度观察，第五个挑战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和对外依赖。现今的中国是世界的制造业基地，也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速度快的世界大国，能源消耗的快速上升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国自身化石能源储量和产量只能满足这种巨大能耗的一部分（如石油、铁矿石、铜材等），核能、能、电、沼气能等新能源增长虽快但比重仍小（目前尚不到能源供应总量的10%），缺口的部分不得不依赖与世界相关产地的合作与进口。考虑到中国人口和经济的规模及增长前景，如何保障这种不断上升的能源需求，在国内须提出增产节能降耗、调整产业结构的重大方针，尤其在对外战略和布局上做出规划，特别是对与世界能源产地及交往做出适合安排，对威胁能源通道和供应的各种外部不测事态做出预警和应对，是中国对外决策重大日程排位前列的议题之一。它绝非像普通人想象的如买卖关系那般简单。举一个例子：中国尽管是世界上石油产量靠前的，但石油产量自给率逐年下降，进口量逐年增加，目前中国在相当多品种的化石能源进口方面已经成为大的进口国。例如石油消费的60%，铁矿石消费的三分之二，都依赖外部世界供应。保这种供应链条的长久稳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主要的三大石油进口产地为中东地区、俄罗斯及其周边、非洲地区，这些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动荡的风险隐患。另外，近年来全球能源供需格局、价格形成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需求重心加速东移，供应轴心逐渐西移，能源安全出现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正成为全球能源消费与贸易新的增长点，而北美、欧洲等传统能源消费将渐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世界能源生产中心日益多元化。中东-北非、中亚-俄罗斯占世界石油储量的647%，仍将是供应的中心。页岩气、页岩油、油砂等规能源和非化石新能源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开发和应用，使北美在作为能源消费地的同时逐渐转为能源供应地。这是一个值得追踪的新趋势。对上述各种因素如何统筹考虑，发展出更长远的全球能源外交和战略布局，同时让国际社会对此有限度的理解和接受，可以说是中国新领导人面对的一大难题。
第六个大的挑战，是提高中国及其决策的公信力。它包含内外两个方面。对内是加强公众对和的信任，加快处理国内社会政治日益严峻的非正义和不公平现象，不使之恶蔓延，毁坏中国自身成长的基石和中外关系良发展的轨道。对外则要防止“中国越强大越富有、朋友越少、亲和力越弱”的趋势，以有效的行动改进中国的国际贡献和形象，使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现在国内普遍觉得对外交涉时太软弱，而国外广泛认为中国变得日益强硬；中国百姓感觉幸福感不强，对于物价上涨、生活压力有不少抱怨，而外部媒体和公众常常误认为中国像是民众富裕、税收和外汇多到用不完的。这种不断扩大的认知反差，对于中国领导人是一种警醒。笔者的一个看法是，国内公众之所以有时怀疑门和政治高层的对外立场，担心会拿民族根本利益做不恰当交易，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很多官员在国内办事不公正、徇私舞弊，腐败问题始终没有根治。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尤其是所谓“愤青”的出现，是很多人在宣泄心中的愤怒不满，某种程度上折出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严重；不少老百姓觉得虽然富有了但分配极其不合理，财富增加了但自己所得与付出不成比例。不管有多少偏激的、片面的成分，社会上这类情绪及怨言的增多，迫使不得不认真考虑解决分配不公、遏制官员腐败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等重大课题。国外之所以有时不太理解和接受我们的立场，原因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是出于嫉妒和担心中国的强大而刻意歪曲，有的是因为不了解中国的实情而导致的误判与摩擦，有的是由于我们的外宣缺乏说服力而造成中外解释上的差异与，有的是来自我方某些具体制度和做法不合乎国际通用规范而带来的问题。但总体上讲，中国外部形象不尽如人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真心了解和支持中国发展的人，都期待新一代领导人在这方面做出大的改进，拿出切实有效的办法。
第七个挑战是，如何确定自身在全球高地上方位，一方面有力而巧妙地维护不断增长和国际化的利益，另一方面根据国内外需求积极且量力而行地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这里面的难点，不在于妥善处理与周边主权纠纷，以及应对好国美国对中国的疑惑及所谓“再平衡”手段，而在于怎样恰当处理国内巨大的重心（决策优先）与不断的国际角色（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用合适的机制统筹协调外交、军事、等门的潜在矛盾。与一般不同，中国如此巨大规模的市场以及独特而成系统的文化传统，很容易使领导人不自觉地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解决当下迫切的国内事务上，而忽略（至少是轻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需要以及复杂的批评意见。与许多新兴不一样，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欧美下的国际体系和价值体系有更多差异和摩擦，中国领导人相对缺乏在一个比较“异样”的周边及全球环境提国际公共产品的经验和技术。中国国内复杂多样的民族构成及新的变化，很可能成为俄罗斯那样在饱受外部抨击之后出手反击的内外摩擦点，中国也可能像印度那样由于解决不好与周边历史恩怨和现实难题，而反复滞留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传统 “外交疆域”，以致不能在全球高地上伸展手脚。中国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全球收益、全球威胁等全球利害关系，也在经贸等层面有了更大的全球大国气象，但中国的全球政治角色（包括对整个人类的政治哲学引导符号）显然不太明晰，它的全球安全目标和策略也不太系统连贯，其对于全球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作用杠杆更是乏善可陈。尽管人们可以说，中国在这些方面比过去“强了许多”，只是这种远未发挥中国人的潜力、达到合适的水准，更遑论以比较理想的方式发挥作用。
在这一代政治家面前，对外关系存在的各种难题，多半不是传统式的、纯粹消极质的问题，不是旧时代、旧结构下的矛盾，而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出现的情况，属于前进过程中的特有“瓶颈”。恰当的判别能力，好的平衡感，坚守基本目标不动摇，是很不容易掌握的，尤其对中国这样快速成长又有独特历史和政治制度的大国（及其精英阶层）。举例说，低水平消费时代的中国，不存在能源短缺的问题，也没有“能源外交”或“能源安全”之类的挑战；如果不是技术进步和资金充裕，对各国来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近十年带来的冲击波不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压强，譬如说在中国周边带来现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海洋主权纠纷（所谓“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使不是国门开放和国内经济社会增长，中国普通人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大量地出国留学、打工、旅游、经商，门也不会有如此繁重几乎不堪重负的领事保护任务。中国如果不是13亿人口的大国，国力的快展和不断壮大在邻国周边和世界大陆产生的震撼效应（包括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也就不可能像现在这般层出不穷。使对这些问题的质想不清楚，只是看到消极阴暗的一面，像某些网络上的言论经常抨击的那样，说中国现在受到了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各种势力的扼杀封锁，中华民族正处于危境和“掰腕子”的时刻；或者，像很多大众媒体不无忧虑地讨论的那样，说现有国际体系和规则越来越压缩了中国的存在空间，越来越妨碍“”的实现；又或者，像少数学界朋友试图解释的那样，说当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同时是总危机和社会主义全面进入高潮期的预兆……使我们的决策和对外战略建立在这些似是而非、片面狭隘的判断之上，就不会有建立推进“海洋强国”步骤与保持睦邻友好的大局之间复杂平衡的思考及统筹手段；就不会把西方某些别有用心势力的宣传伎俩及口号与真正反映全人类进步和国际社会普遍追求的区别开来；就不会有与美国、日本等西方主要大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要求；就不会放弃利用现有国际制度及规范为我所用的方略。说到底，前面提到的各种外交及国际战略的难题及关口，实际上与国内政治和社会基础之间有深刻的、内在的关联。国内体制的某些缺失和问题，造成了对外关系的某些制约和不协调，因而若想在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取得更理想的成果，不仅各涉外部门自身需要提高和改进博弈的技巧，更需要国内的观念、体制、政策发生有利于新形势的调整。当然，国内变革的进行必须适度、稳健，能够被多数百姓和部门所容易理解和接受，而不是在突变、动荡或者存有大的分歧下强行推动。这种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变革及其议程，是依照本国国情和发展日程确立的，不会受到外力的干扰和破坏，不会被一时一事的“战略意外”所改变和颠覆。
可以出新一代领导人对上面提到的新难题和重大关口已有更多感受和思考，所以才有“把世界的机遇变成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变成世界的机遇”的新提法。这种提法的指向，当然不再是毛时代输出的目标，也不是邓小平时代外交保障经济重心战略思想的简单重复，它拓展了时期和时期的“新安全观”和“两个大局”等战略思维的边界。不过，知易行难，巨人有其烦恼，尤当从低地迈上平原，再由平原朝高峰攀登之时——“树未大先招风”“高处不胜寒”等，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目前的行进状态。
四、 外交转型的社会基础
（一）何谓“现代社会”对于新一代中国政治领导人来说，国内层面的挑战远甚于国际层面的问题。
对此，笔者2014年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做过初步分析。这里用其几段文字。目前中国面临一项结构挑战，是历很少遇到过的。挑战的质在于，世界上多数的崛起大国，如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历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等，都未能避开 “国强必霸、国强必乱”的逻辑。中国现在的目标是：通过各种努力向世界表明，中国将采取合作、沟通、对话等和平方式完成崛起。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到底能否走出独特的崛起道路？目前的周边摩擦，包括中日之间、中国与南海声索国之间，可以被视为各国对中国崛起的一种消极反应。一些观察者认为，政权与右翼势力试图挑衅中国，东南亚某些与美国联手遏制中国，印度试图在某些方面制约中国。这些观察未必没有道理，但在我看来，关键还在于中国崛起本身，导致全球地缘政治经济与外交板块剧烈变动。未来这种震荡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外部接受“和平崛起”的承诺，存在相当的不确定。
不可否认，随着中国的强大，它与西方的国际体系之间存在的深层次紧张关系不时显现。在微观层面，出现一些误解和错觉，需要各方反复解释；在宏观层面有很多失衡与冲击，包括全球能源竞争、气候变化、主权问题、军事进展、地区与世界安全事务等。我们要客观考虑外部对中国的接受程度，同时也包括中国能否真正改变对外部世界的固有判断，世界能否实现和而不同，大国之间有无意愿多元共存、合作共进。在待外交时，需要明确这项前提。在国际范围内，主要和地区对于中国的崛起，存在不同程度的疑惑。不只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很多拉美、非洲的中小，也将中国视为一个消极变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对于中国成长的影响没有多少感受，而现在这种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变得突出。这也影响到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方式。可以说，中国外交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中国目前体量巨大，在安全领域是核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军费大国，也是全球很多重要国际组织的主要参与者；在经济领域，目前对于全世界接近三分之二的，中国已成为大贸易伙伴，中国同时也是大的能源进口国、消费国和温室气体大户。在全球各类指标映下，中国崛起无疑是21世纪国际关系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当代全球政治的关键变量。中国崛起能否走出“国强必乱”的历史循环，构成中国外交面临的一种结构张力。
往内部看，现在既是中国高展的机遇期，同时也是特殊的战略脆弱期，是各种内部矛盾集中呈现的风险期。政治学有一个基本理论，即被各国发展实的U型原理。简单说，它的含义是：当社会处于封闭的原始时期，或在高度发达开放的良好状态下，社会的稳定，很少有大的失序。一旦出现急剧的社会变动、迅速的社会分层、大规模对外贸易、广泛的信息交流和各种以往没有的互动碰撞时，原有的稳定就会打破。变动程度越接近峰值，破坏越严重。直至越过一个高点，例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完成现代社会成长，产业结构、社会关系趋于合理，政治成熟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吻合，这时破坏开始下降，危机得到缓解。20世纪60—70年代，哈大学一个关于后发现代化过程的课题组，对全球150多个进行研究后得出这一结论。他们还发现，族群、恐怖活动、社会抗争、军事异动等不稳定因素，大多发生在快速变动的这一时期。现在来恰好处于类似阶段，历史遗产与陈旧观念，在面对新兴结构和年轻一代时，不断发生剧烈碰撞。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存在，既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也有落后、封闭的区域，治理难度很大。中国又是一个矛盾多元体，充满历史记忆，有着独特的政治文化追求。作为国际社会的新兴力量，中国还希望为世界做出贡献，担负全球大国的责任。多种属和使命熔铸一体，内向与外向压力挑战构成交替的双重变奏。处理任何一面的问题都很难。内外两种话语思维体系之间，也存在或多或少的紧张。例如，现在国内普遍还觉得中国很穷，国际上却认为中国已经是比较富裕的。国内有声音认为中国不应该为全球提供那么多的援，国际上态度相反，不管是大国小国，无论是近邻如东南亚还是遥远区域如北欧，人们普遍觉得中国重贸易、重资源，国际贡献与和平崛起的功效善意展示不力。国内普遍认为中国外交太软，过多迁就，不似普京果敢，但在国际层面，譬如说自2008年以来笔者去过的十数个，都认为中国变得强硬，举出的事例有气候谈判、海权争端、大国博弈等等。这类反差大，大到国内媒体和公众不太能想象。处于内外夹层之中的战略制定者，有时真的不易。
可以说，中国现在处于不进则退的特殊时期。一种可能是，在未来一二十年，中国平稳度过这段复杂的时期，跨过发达较低门槛，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2万美元以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成为中等发达，成为全球GDP的大国、真正的世界强国。另一种可能是，崛起至一定时期，会出现难以克服的困难和，周边开始害怕和抵制，大国开始联手防范，各种动荡与内外纷争持续不断，贸易摩擦、主权纠纷、民生困难、贫富差距等问题加剧，尤其是外部压力下国内族群矛盾凸显，地区差别扩大，政治改革无法推进，经济进步带来的福利无法弥补各种需求，排外思潮和民族主义日盛。虽然未必如很多经济学家的悲观预言那样，糟糕到内战、饥荒、大规模战争的地步，但可能出现大范围失业、社会停滞、社会精英出走等现象，棘手矛盾合在一起，让政治领导人顾此失彼、疲于应对。在我看来，未来不是单行道，决策者思考时不应排除上述两种可能。上述演讲难免失于严谨，但其中的意思很清楚，即中国成败的关键，在“内”不在“外”，只要自身搞好了，外部制造的麻烦，不至于让中国“翻船”。从世界范围和当代历史的视角来看，这也是大国不同于中小地方。邓小平主要的贡献，是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打破思想僵化和社会僵硬，把中国从传统社会带向现代化，进而激发生产力、创新精神和进步偏好。邓小平本人并未完成这一转型，他身上还带着战争年代的印记，但他通过改革开放，确定了中国由旧时代向新时代转换的枢纽。我认为，未来等新一代中国政治的历史地位，取决于能否坚持上述努力，在与世界的复杂互动中，使中国真正从传统社会变成现代社会。这项事业，将面临上述“结构挑战”，或者说“双重困境”，即对外崛起过程中克服“修昔底德陷阱”，对内转型升级过程中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这也是一种政治力的较量，看改革收效与危机崩盘孰快孰慢，看领导人的眼界、意志和能力大小，看内政外交的双层博弈结局。 中华民族的漫长未来，也许就决定于未来十年的“弹指一挥间”。
就中国外交转型研究而言，特别需要厘清“现代社会”的含义。我所说的从“传统”到“现代”，绝非时间序列的先后顺延，也不是技术或器物层面的更新替换，而是特指政治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尤其是社会结构的逐渐成熟。传统社会并非一无是处，现代社会也绝不是完美无缺，然而从我们此刻关注的话题“世界变迁与中国外交转型”考虑，现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是一种历史的跨越，是时代的进步。从世界历史尤其是成长经验观察，不管现实情况有何差异，理论上说，现代社会应具备如下内涵与特。
经济上，与传统社会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为经济基础、自给自足和对外防范式封闭的状态根本不同，现代社会不仅建立在大机器和规模生产的经济基础上，而且把不断的发展、更大规模的发展、更高层次的发展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驱动力。与传统社会所呈现的较为刚僵硬的结构有别，现代社会具有更大的弹和延展能力，能够不断分层并呈现丰富多样的局面。典型事例是不断涌现的新社会分工、新职业阶梯、新就业路径，以及现代社会公民对于兼职、合同制、商务寻租、人才流动等现象的坦然。就国际经济和全球贸易领域来看，发达和新兴大国明显比落后更注重这些方面的能力培养。现代社会趋于发展出较完备、可预期的科层管理制度，如财会体制、教育体制、国防动员体制、知识创新体制，不断自我修补、趋于完善的这些制度，逐渐取代了传统社会那种由少数人意志垄断各种重要资源配置、管理制度粗放简单且功能模糊不清的局面。现代社会的整体对外关系，注重国际贸易，重视跨国间的各种流动，尊重互通有无的制度安排。因此，现代社会组成的，倾向于用更加精细而非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愿意用民主协商和法治的精神促进现代商务的成长和人的福利提升。无疑，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逐渐形成对环境友好、人际关系良互动、国际交往相互尊重、宇宙探索事业不断进展的均衡形态。
政治上，在传统社会，处于上位的“”（包括皇帝、国王、酋长和各种专制者）是强势的、自大的、不可批评和更换的，处于下位的、顺从的百姓就是臣民；在现代社会，“”与“社会”的位置刚好相反：社会以各种方式（无论选举、政治协商或），决定政治代表的去留，制约政治议题重要的先后。 “大写的人”，是现代社会重要的标志。与传统社会相比，专制制度和对个人权利的扼杀，被遵守法制、尊重他人、懂得群己界限的个人自由所取代。不必说，在这种状态下，个人利益的实现，与公益有一种兼顾、并行不悖的复杂安排。现代社会的公民，对自己的生命、财物、法律权利与参与机会等，有广泛的兴趣，有不可褫夺的了解权，有必要时做出担当的自觉。现代认可并保障物质的和精神的社会生活是自由的，是合法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从全球数据分析，现代社会构成的，更极参与有关公民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公约制定，对于全球公域 （如大洋洋底、南极和外层空间）有更明确的兴趣与法律意识。
法理上，自然可以想见，法律在现代社会有更高的塑造力，法律一旦实施，必须人人平等、没有例外；因此，现代社会也必然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用于法制的实施、修补和完善。实际上，联合国体系及各种国际规范、公约、规则之类，是国际范围无单一前提下对法律至上的建构与遵从。现代社会基础上建立的现代，不仅重视自身主权权利，也尊重和国际社会的基本权利，就是说现代理解国际责任，熟悉国际制度和法律，善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提供所需的国际公共产品。例如，通用的全球标准（子午线和时区划分、汽车左行或右行标准、油轮设计标准或核安全标准等等），都是现代贡献。在现代社会组成的国际社会，那种不管国内人权状况、不必遵循国际准则与惯例的主权观念，正在受到质疑，变得式微；新的标准及趋势是，一方面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权继续作为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基石，另一方面主权重视保护的责任，各国相互依赖。由此，像国内人们之间形成连带关系一样，现代之间正在形成某种“社会关系”，即：所有社会承诺公民不受威胁，所有社会承诺遵守达成的义务，所有社会保障主权（财产所有权）的稳定。
思想上，与发展优先的现代主题相适应，现代社会的政治议程、精英共识、社会心态和整体氛围，有一种着眼建设和成长的指向。现代社会有扩张利益的冲动，但它会避免陷入长期持续动荡不安的、充满争斗从而影响发展的状态。这也意味着，尚武习气在现代社会逐渐淡化乃至消失，人与人之间、族群之间，是用包容协商的态度，解决社区矛盾与人际纷争。推至国际关系，现代社会组成的国际社会，要求用和平的、谅解的、合作的精神（即《联合国宪章》精神或中印等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热点纠纷与国际争端。一个现代的社会，应当具备乐意开放、保持吸纳能力的良好状态，不会采取封闭的、排斥外来事物的立场。在世界范围观察，进入现代社会的，总而言有着比落后更开放的心态，鼓励公众了解和欣赏优点。现代社会之哲学思想的基础，概括地说，包括诸如人的自由、生命至上、多元民主、科学精神、平等主义和法治尊严等核心价值。没有对这些核心价值的尊重，不会有名副其实的现代政治、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
现代社会也有自己的困惑与缺失，其形态和质异于传统社会。一个人旧时不得温饱，操心的是如何获取食物，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却更易受糖尿病和“三高”指标的困扰。社会发展亦如此。现代科技极大开拓了人类探索宇宙空间能力的同时，也发明了之类可能毁灭人类的可怕武器；现代经济一方面使个人财富和社会福利成倍增长，另一方面制造出更大的生态危机和新式的贫富差距。现代民主让统治无法立足，但它不具备防止政间钩心斗角、金钱干政或体制空转等不良政治现象的“免疫药”。现代社会使系统趋于完备、使数字化管理变得可能，可人们也见了更加精致的官僚主义、复杂如迷宫的潜规则。现代国际关系通过金融、贸易、、外交、公约等交往形式加深各国相互依赖，然而终究无法消除强权政治、恐怖主义、教派残杀和地区热点等令人沮丧的现象。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里面，有不少属于较简单社会结构向较复杂社会构造转换时出现的问题，是“前进阶段上的矛盾”或者说“成长的烦恼”；而且，如前面讨论过的那样，愈是快速转型的社会，各种阵痛愈是强烈，处置起来愈无先例可循，决策者愈感难控。转型的速度与风险成正比。说到底，“现代”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以更有力更显著的方式，拓展了人的善恶和优劣，用一种加速度裹挟逼迫各民族各个社会向更高的阶段演进。穷究道理就会明白，无论是早是晚，不管喜欢与否，现代社会是各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政治舵手必须面对的新地平线。
通过“现代”的上述界定，我们不难看出，要想成为一个“品质”的，必须有一个不断优化的社会。对于中国来说，要想成为真正受人尊敬的世界强国，同样必须有真正现代的社会构造。前文说过，毛的历史地位，是打破了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枷锁，但他的“世界”战略导致中国一直停留在传统社会。邓小平的贡献，是开启了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新一代中国政治领导人的历史评价，取决于他（们）懂得，正在崛起、受万众瞩目的中国，自身不单在器物层面有落后与缺失，制度层面亦存在困难与矛盾；取决于他（们）愿意面对复杂的内外压力，大胆吐故纳新、加速乃至完成转型。

本书是解析新时代中国外交取向的佳作，“创造介入”，则是塑造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