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一生：遗言痛
薄皮鸡蛋：劫少年
一世猴缘：命本无
八十一难：云中行
戏如修行：意为先
人生如戏：个中味
西游之路：品人生
人皆我师：祸兮福
七十三变：情随
行者无际：筋斗云
一念一生？遗言痛一生做成一件事，就很了不起在我脑海深处，永远清晰地镌刻着这样一个画面：一个阴雨天，在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一间老式病房里，一个小男孩趴在病床边，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躺在病床上，气息微弱地对小男孩说：“金莱，我就要死了？？”小男孩一脸懵懂：“哥哥，什么是死啊？”年轻人叹了口气，伸手轻抚小男孩的头发，缓缓说道：“死就是你再也见不到我了。”小男孩大眼一瞪，泪水顺着脸颊就下来了，他哽咽着拉住年轻人的手，仰着小脑袋问：“那我怎样才能见到你啊？”年轻人轻轻拍着小男孩的肩膀，充满爱怜地说道：“当你演成美猴王孙悟空的那，就能见到我了。”趴在病床前的小男孩是我，躺在病床上的年轻人是我的二哥章金星。那一年，我7岁，二哥17岁。
二哥去世的日子是1966年4月13日，而我的生日是4月12日。去世前，二哥还在给我过生日—其实二哥在4月12日这思维已经很模糊，基本上不怎么会说话了，但是他一直配合医生。可能是一种原发的、自然的、本能的感觉，他一定要熬过这，否则，以后我的生日将永远成为他的忌日了。
当二哥走向天国的时候，年幼的我还不明白死是什么，我只知道，二哥是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将再也见不到他，再也听不到他给我讲孙悟空和猪八戒的故事，再也不能和他一起去看电影，去街头看小人书？？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二哥逝去的哀痛已经转换成深沉的怀念，但他临终前的那句话一直回响在我耳边：“当你演成美猴王孙悟空的那，就能见到我了。”这句话指引了我人生的方向。
朋友跟我聊天时有这么一个感觉，只要谈话超过三句，我就会把话题转移到“孙悟空”“美猴王”“猴文化”那里去。他们甚至问我：“你究竟有没有自我？你就为猴子活着？你就为你的猴王家族活着？”我肯定地回答：“是的！”我无法轻松地为自己活着。或者，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责任。而在这种责任后面，紧跟着一连串酸甜苦辣的故事。
我常说：“我是随着猴魂而来的。”我的血液里、骨髓里已经深深打上了美猴王的烙印。因为我和二哥之间那种特殊的感情，我仿注定要成为猴王世家的顶梁柱，代替我的二哥，完成那个未了的心愿。
薄皮鸡蛋？劫少年吴承恩赋予孙悟空生命，我要赋予孙悟空灵魂
祖辈：从绍兴石板路走上西天取经路我的家族是蒙古族的后裔。元末明初，蒙古战败后，朱元璋把驻在南方的蒙古军队集中在一起居住，贬为堕民，世世代代只能做吹唱、吹鼓手、喜娘或傧相这些社会层的工作，男人不许读书，女人不许缠足。
我祖籍浙江绍兴上虞，章氏四代猴王，是从我曾祖父“活猴章”发源的。
从曾祖父开始，我家的猴戏有了些名气。曾祖父经常在田间地头拿着锄把，戴上木刻的孙悟空脸谱，光着脚演起孙悟空。时间久了，远近闻名，赢得“活猴章”的美名。
真正把绍戏的猴戏发扬光大的，是我的祖父。祖父在猴戏的表演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民间风格，并赢得“赛活猴”名号，成为绍兴名角。天有不测风云，祖父不慎在一次演出中摔伤了腿，从此再也无法登台。但祖父凭着自己灵活的头脑，做起了戏业生意，并逐步积累资金，来到上海开了老闸大戏院等四家大戏院，他把带去的绍戏班社扩展成了同春舞台，自此，绍戏便从一个地方民间戏走上全国大舞台。到1950年，绍戏被正式定名为“绍剧”，这是后话。
祖父当了“老板”，家庭富裕，不希望子弟还在“贱民”职业中打转。于是，祖父祖母坚决不让自己所有的孩子都演戏。一开始只允许我伯父学。少年时，伯父七龄童就开始在上海老闸大戏院登台表演并逐渐走红。从小对戏痴迷的父亲心有不甘，便和伯父一起不断地游说祖父祖母。终于，祖父同意父亲演戏，没想到父亲一炮而红—父亲有了“六龄童”的艺名，很快就成了绍兴大班的小童星。凭着自己艰难的打拼，历经粉碎骨折、“倒嗓”（戏剧演员在青春期变声变坏了）等困难，执拗的父亲仍然没有退缩，反而越战越勇。看京戏《西游记》时，盖叫天之子张翼鹏及郑法祥等的孙悟空造型和表演艺术让父亲甚为倾倒，大饱眼福之余，父亲萌生了要学猴戏演孙悟空的念头。
父亲观摩了京剧、昆剧、婺剧、沪剧等多个剧种的猴戏，将各个流派的猴戏艺术融会贯通，博采众长，创造出了具有绍兴乡土风味的绍剧猴戏风格。并对脸谱、头套、等认真钻研，在前人的基础上改进，使之更加生活化。父亲还养了许多小猴子，每天对着镜子学习猴子的动作，走到哪儿都要把猴子带在身边。久而久之，父亲终于揣摩透了猴子的喜怒哀乐，对其进行美化和改造，并将它运用到孙悟空的形象塑造中。就这样边学边练边演，现学现卖，父亲从《猴王出世》《漂海学艺》一直演到《大闹天宫》，他演的孙悟空终于自成一家，被尊为开创猴戏“活、灵”风格的“南派猴王”。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担任浙江绍剧团团长，参加各种戏曲表演活动，获得了很多奖项和荣誉，多次为和演出，并获得认可。
“”时，父亲被扣上了“大戏霸”“大右派”“反动学术”“修正主义分子”四顶大帽子，不仅被剥夺演出的权利，还要接受隔离审查，紧接着又被编入“牛鬼蛇神”劳改队，发配到乡下服苦役。直到1972年年底，父亲才从“五行山”下被放出来。1974年，浙江绍剧团到军队慰问演出，身患胸膜炎的父亲表演了绍剧《白水滩》中的武打戏。已经52岁的父亲终于重登舞台，久压在“五行山”下的“南猴王”重新出山！
二哥：父亲中意的接班人父母一共生了11个孩子，6个儿子5个女儿。父亲演猴戏时，每当舞台上的小猴子数目不够时，就把家里所有的孩子拉到台上去—但父亲并没有让我们都从事猴戏，除了二哥章金星。
父亲认为二哥是演猴戏的天才，并给他取艺名“小六龄童”—意在培养他做接班人。
二哥小名妙良，出生在上海老闸大戏院的楼上，小时候的催眠曲就是锣鼓点子。在铿锵入耳的戏院锣鼓声中，他就能够安稳入睡，而锣鼓声一停，他就会马上醒来。长到8个月大时，二哥开始不满足于躺在床上听锣鼓点子了，只有抱着他坐在戏台下让他看戏，他才会安静下来。
二哥在戏院看着戏长大，到3岁时已经能够将很多戏的道白加唱词倒背如流。剧团恰好排练《铡美案》，秦香莲有一段哭诉陈世美的唱腔，需要拖儿带女上场。团里有人便向父亲提议让二哥扮演秦香莲的小儿子。父亲想，反正是个小龙套，演砸了倒也无伤大雅，便答应了。没想到二哥上场后便立刻进入了角色，他跟在秦香莲的身后，偷眼望着她如何演，亦步亦趋地跟着学：她走他也走，她停他也停，她哭他也哭，她拭泪他也拭泪，引得台下观众忍不住鼓掌叫好。
自此，二哥就包揽了所有剧目中小孩子的角色和所有猴戏中小猴子的角色。他没有上过学，却能无师自通地理解剧情。他还学会了自己化装，化装师给他化一遍，他就会自己化，各种猴子的造型勾脸，都是他自己化的。他在舞台上充满童趣又一本正经的形象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开始是他离不开剧团，后来就成剧团离不开他了。
1957年，二哥正式成为浙江绍剧团的“艺徒”。那一年他才8岁，却已有5年的演戏经验。
1957年12月15日，总理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陪同时任缅甸总理的吴奈温先生观看绍剧团演出的《大闹天宫》，父亲六龄童扮演孙悟空，伯父七龄童扮演杨戬，二哥扮演小传令猴。演出结束后，总理陪同外宾健步走上舞台，伸出手，一把将父亲的手握住，对他说：“我是绍兴人，看绍剧可还是次。你们演得很好，外宾看了很满意。”总理还问到绍剧的曲调，问完后，总理回身抱起了一直在旁边蹦来跳去、还没有卸装的二哥，将他擎起，举在空中。此时，观众掌声雷动，上海《新民晚报》的记者也趁机抓拍下了这张经典的照片。
这一次的接见中，总理还对父亲说：“文艺事业需要接班人，你要把下一代带出来，多培养几个小六龄童呀！”不愿叫“爸爸”的孩子二哥是一颗过早绽放光芒又转瞬即逝的流星，他很小就承担起与他那个年龄不相匹配的责任，却很少享受到父亲母亲的爱护。那时，父母为了生计奔波，无暇喘息，想照顾他也照顾不过来。二哥幼年是在人的照顾下成长的，母亲一会儿将他托付给这个邻居照看，一会儿把他送到那个伙计手里，等母亲回来时，这些人再将二哥送回来。母亲很心疼，可为了谋生，也无能为力。
二哥从未上过学，可是记特好，他通过自学认识了许多字，读得懂剧本，记得住台词—这也许得益于他从小对连环画的痴迷。不管到哪个城市演出，二哥都是街头巷尾小书摊的常客，凡当时新出版的连环画他都看过，看后还要向我们讲述书中的情节。他平时节俭，从不乱花钱，可对自己钟爱的连环画却很舍得花钱买。二哥喜欢的连环画是《七侠五义》《水泊梁山》《三国演义》等，他对书中主要人物过目不忘，什么“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豹子头林冲”“及时雨宋江”“黑旋风李逵”“刘、关、张”“曹、周、诸”等等都能倒背如流。这对他后来的从艺之路起到关键作用。
二哥不到3岁就跟随父亲在剧团里生活，生聪明，头脑灵活，模仿能力极强，而且“算盘精通”，善于理财。因为父亲工作忙，凡生活上的事情一概交给他管，什么买、老酒、菜、饭、消夜、水果等全由他打理，因此他小小年纪就学会经济盘算，用钞票精打细算，从不大手大脚。
二哥顾家。自从当了“艺徒”，每年有15元工资，他从中拿出5元交给母亲，以补贴家用。在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时，他每天穿着拖鞋去演戏，回来的时候就会带个西瓜给我们吃。每次随剧团去外地演出，二哥也总是带些外地特产回来。
二哥很孝顺。在夏天演戏，父亲一场戏下来已经汗水涔涔了，二哥总是在化好自己扮演的小传令猴的装后，准备好一盆水，父亲一下场，二哥就替父亲擦背。这样，父亲很快就可以演下一场戏了。
二哥虽然孝顺，但他却很少叫父亲“爸爸”，而是叫“六团长”。母亲对此总是很生气，多次让他叫爸爸，但二哥还是不改，甚至写信给父亲都说“六团长你好”。
父亲对此的解释是：团里的演员总是叫他“六团长”，二哥也跟着学；另外，二哥跟父亲的关系不是一般的父子关系，他们是上下级，是同行、师徒。
也许，“六团长”笑话的背后，是二哥承担的与年龄不相匹配的责任。父亲在演戏上对二哥严厉，严厉到有些不近人情，可是生活上几乎从来都不曾管过他。所以，二哥叫父亲“六团长”，多少带有一点抱怨—他竟是个孩子，和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照顾和宠爱。二哥的童年从来没有得到他理应得到的爱。二哥善良，知道父母的艰难，所以从不无理取闹，但小孩子的心表露出来，口头上“不肯认”这个爸爸，结果，久而久之叫成了习惯，便改不了口了。
二哥的生命停留在孤单的17岁
1965年9月，二哥在部队体验生活，同时演《智取威虎山》。，二哥站在队列里，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报告，我身体不舒服。”领导允许他离开，但二哥已然支持不住，瘫倒在地。
即刻，二哥被送到绍兴第二人民医院，医生当时就下了病危通知，接着转送到杭州的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诊断结果：白血病！
白血病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直到现在也没有太有效的治疗手段。为了不给二哥造成过重的心理负担，全家人都不敢让二哥知道。
二哥很少玩玩具，但在病危的时候，他喜欢上了一些玩具。当时有一种塑料做的、动物形状的、可以吸在墙上的挂钩，他很喜欢。还有一种套杯，5个杯子套在一起，他觉得很好玩。
二哥喜欢巧克力，经常把整块的巧克力砸碎，变成不规则的小块。每当二哥想坐起来的时候，他就让我把床摇起来，每摇一次都给我一小块巧克力吃。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杭州一家影院看了电影《地下尖兵》，二哥精神很好，我天真地以为他的身体已经恢复了。但二哥看到一半就不行了，只好中途退场。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是医院给他打了激素。
，二哥突然对母亲说：“我这个病还不如剧团的胡师傅！”“一个人只不过到这个世界来看一看，迟早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胡师傅是剧团的烟火师，因为在弄的时候把手炸断了，在剧团当门卫。 二哥是说，无论怎样胡师傅还能活着，做与演戏相关的事，而他自己却不可能做了。
母亲听了，心里一沉：是谁说漏了嘴？
原来，是二哥自己找机会偷看了病历，又找机会了解到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他还去医院的图书馆借了一些与自己的病相关的书看，了解自己的病情。
二哥绝顶聪明，我们怎么能瞒得住他呢？
二哥得知病情后的态度和反应，让父亲母亲更加心如刀绞。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挽救二哥的生命。父亲请来了多位医学专家会诊，包括浙江省中医院的院长潘澄濂大夫、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长郁知飞大夫等，这次会诊也是新中国医学界次组织中医和西医合作治疗疑难杂症。母亲甚至哭着给郁知飞院长下跪。总之，他们能够想到的法子，都想尽办法去做了，哪怕有一点希望，他们都当成全部的希望来争取。
1966年4月13日，我生日的第二天，二哥与我们永别了，去世前，二哥还在为我过7岁的生日。当天国的大门为他打开的时候，年幼的我虽然还不明白死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却清楚地知道，二哥是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我将再也见不到他，再也听不到他给我讲孙悟空和猪八戒的故事，再也不能和他一起去看电影，去街头看小人书，一起去那些令人神往的神秘地方，我们曾经约定好的地方？？
转眼50年过去了，我对二哥逝去的哀痛也已转变成深沉的怀念。多少次在梦中，我想要回到我们一起玩耍的日子，和他说几句话，说说我的现在。可是时光流逝，像细沙消逝在指间。于是我仰起头，看到天国的他，有柔柔的光辉，洒在他的身上，有无穷无尽的红色花朵，铺在他的脚下，花朵浮了起来，纷纷扬扬，成为一场轻轻的细雨，在缤纷的烟雨中，他回顾，看着我，微笑。我总想问问他，天国里，有水乡，还有舞台，有那些好玩的故事，还觉得孤单。是啊，50年光如流飞逝，而二哥在我们的记忆里，却总是孤单的17岁。
为纪念二哥，中国工人出版社在1992年（猴年）为其出版传记《猴娃》，北京邮票公司发行《猴娃》纪念封及《猴王世家》纪念小型张。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华华集团联合拍摄的8集电视剧《猴娃》，由冰心老人题写片名，萧乾先生作评，播出后深受海内外观众的喜爱，并荣获当年电视剧两个提名大奖：金鹰奖、飞天奖儿童电视连续剧，和也为该剧祝贺。我在剧中扮演了我的父亲六龄童。
再次回顾二哥短暂的一生，我不禁潸然泪下。母亲说，二哥没有过过人（指还没有结婚生子）的日子，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不过，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戏曲艺术家辞典》称赞他为“中国名的戏曲小神童”。二哥短暂的一生虽然扮演过很多角色（他在《智取威虎山》《血泪荡》《节振国》等现代戏中均有出色的表演），且曾多次为国内外元首及国宾演出，但遗憾的是，二哥一生从未真正扮演过美猴王孙悟空，他一直扮演的是小传令猴。
“当你演成美猴王孙悟空的那，就能见到我了。”二哥的这句临终嘱托，让我从他手中接过金箍棒，义无反顾地走上西游取经路，延续他的艺术与人生之路。
母亲高龄产下的“薄皮蛋”就像我从事猴戏艺术是代替二哥去完成他所未能完成的遗愿一样，我的出生其实也是为了弥补一个人早逝的遗憾，这个人就是我的三哥。
三哥名叫章金刚，也是一个很有演戏天分的孩子。不幸的是，三哥8岁的时候得了肠梗阻，本来不是大病，但三哥生内向，身体不舒服也不说话。家人不知情，三哥的病没得到时治疗。当三哥忍不住病痛时，一切为时已晚。有练功，三哥突然躺倒在地，即刻被送去医院，没过三天就撒手人寰。
父亲是个很少掉眼泪的人，但三哥的离去让他泪如雨下，伤心欲绝。父亲买来板材，给三哥做了一个小棺材，将他送到上海的宝北公墓下葬。（后来这个公墓被推平了，三哥遗骸全无。我们很伤心，于是买了一只毛茸茸的兔子，象征属兔的三哥，与二哥合葬。为了纪念三哥，我一直不吃兔肉。）母亲见父亲如此伤心，只得安慰父亲说：“你别难过，我再赔你一个！”于是，1959年的4月12日，我来到了这个世界。
出生时，我很“猴急”，在母亲腹中还没待够10个月，就迫不及待地来了。母亲此前已经生过10个孩子，那天，母亲突然觉得肚子疼，经验丰富的她根本没当一回事，很平静地招呼哥哥姐姐：“老大，拿水壶。老二，拿脸盆。我要去医院生孩子。”母亲让哥哥姐姐们用网兜装上脸盆等用品就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后，母亲和医生才发现是难产，因为有前面10次顺产的经历，母亲根本没想到这次会遭罪，在痛苦折磨中不禁骂道：“不知道会生下一个怎样的小怪物。”情急之下，医生问：“万一不行，保大人还是保孩子？”母亲脱口而出：“保孩子！”，医生用钳子夹着我的脑袋，把我“拔”了出来。我出生时脑袋都被夹扁了，还被涂了一脑袋的紫药水。有句话叫“头着粪”，我是“头着药”。也许冥冥中我真的与有缘—《西游记》的结尾，孙悟空被封为“斗战胜”。在我出生的时间，大哥章金彦立刻跑到医院附近的电话亭，向正在杭州萧山演出的父亲报告了这一消息。
我出生后，父亲为了纪念总理的那次接见，特意给我取名“章金来”。后来赶上学雷锋热潮，我改名“章金雷”。之后又改了回来，并在“来”字的头顶加了个草字头，成了现在的名字“章金莱”。
小时候，我跟三哥长得一模一样，有人甚至说我是三哥转世投胎的，当然这只是一种有趣的说法。由于母亲是高龄产下我，我小的时候身体素质不太好，身材纤弱，格内向，时刻不离母亲，也很少走出家门。我一直调侃自己是母亲产下的一个“薄皮蛋”。
我童年的印象，就是家住在苏州河旁边的老闸大戏院三楼，和兄弟姐妹们一起挤在20多平米的小房间里。儿时的苏州河通行轮船，半夜三更轮船经过时，我们能听到船的齿轮和水撞时出的咣咣的声音。我也时常和小伙伴们去游泳，有一次被大姐逮着，狠狠把我和小伙伴们都训了一顿。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因为家长照顾不慎，附近的好多小朋友在河里游泳被淹死。
在所有兄弟姐妹当中，二哥对我。在病危住院期间，二哥只要精神好一点，就会给我讲《西游记》的故事。七十二变的孙悟空，好吃懒做的猪八戒，那充满的天上人间，把我带入了一个前所未闻的世界里。当二哥搜肠刮肚把他知道的《西游记》故事全部告诉我之后，再也讲不出新内容了，他就每天给我一毛钱，让我到医院拐角去租小人书看，一分钱可以租一本。
儿时的我好奇心很重。有一次我很好奇：金鱼如果离开水，能活多长时间？于是我就把家里养的金鱼捞出来做实验，后来金鱼死了，我吓得哇哇大哭，还是母亲过来安慰我，我才停止了哭泣。
还有二哥从部队带回来的望远镜，我总好奇地想知道它的原理，就在望远镜的镜片上戳了两个小孔一看究竟，这么一来，望远镜自然是被我弄坏了。连二哥的军用皮带我也没放过，十分好奇这皮带究竟能有多硬，于是我就用剪刀测试，结果把皮带剪坏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童年生活真是多姿多彩。我们会抓蟋蟀，用雪糕棍给它盖小房子。当我亲眼看着心爱的蟋蟀住进自己辛辛苦苦搭建的小房子时，心里那叫一个美。因为那个时候，集齐几十根雪糕棍不是很容易。因为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没有什么玩具可玩。但即便如此，我的童年回忆里依然充满了欢乐。
当时我们常玩的游戏有拉洋片儿、滚铁环、和小伙伴儿撞膝盖、拿搓衣板当球台打乒乓球？？和现在相比，这些游戏和玩具都很简单原始，却成为我那一代人心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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