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 给钟敬文先生出本书
2 我和顾廷龙先生的友谊
3 我与缪钺先生的文字交往
4 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的周有光先生
5 我和邓广铭先生的一些交往
6 百岁学人吴宗济先生
7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张岱年先生
8 杨向奎先生聊
9 怀念钱锺书先生
10 谦虚谨慎编著等身的周振甫先生
11 学识渊博是非分明的季羡林先生
12 没有批判过老师的何兹全先生
13 玛我为侯仁之先生出书
14 虚怀若谷和蔼可亲的胡厚宣先生
15 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张政烺先生
16 只见过一次面的史念海先生
17 启功先生二三事
18 晚年的周一良先生
19 匆匆一面的胡道静先生
20 罗继祖先生二三事
21 奖掖后学诲人不倦的马学良先生
22 程干帆先生给我的帮
和王世襄先生一起吃饭
24 缅怀王永兴先生
25 周祖谟先生印象散记
26 老而弥坚的杨志玖先生
27 任继愈先生帮我组稿
28 格耿直的赵俪生先生
29 温文儒雅的饶宗颐先生
30 我和刘叶秋先生的一段交往
31 启人心智的李慎之先生
32 我的良师赵守俨先生
张世林，编审，1984年调入中华书局，1986年参与创办《书品》杂志，并任责任编辑。1992年调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后改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参与创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并任责任编辑。1999年调入朝华出版社。2000年入新世界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至今。主编有《学林春秋》(六卷)、《学林往事》(三卷)、《家学与师承》(三卷)、《名家心语丛书》(二十部)、《情系国计民生——政协提案的故事丛书》等。
做编辑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向学者约稿，就像记者可以采访名人一样。我和钟老的相识，就是因我主动去拜访他并向他约稿，时间是1998年的开春，那时我正在紧张地主编《学林春秋》一书。当时我已经组织了很多位老先生的稿子，但后来一查却缺了钟老，这就等于说在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中缺掉了“民俗学研究”这十分重要的一
环，因为钟先生一向被人们尊称为“中国民俗学研究之父”。尽管他那时已是95岁高龄的老人了，我还是叩响了他家的宅门。
没想到初次见面，钟先生便对我的想法给予充分的肯定：“这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20世纪马上就要过去了，需要有人来抓。就拿我所从事的中国民俗学研究来说吧，已经走过了整整八十个年头了，我确实有一些话要说。你这次来约我写这方面的稿子，我一
定会写的。”就这样，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约稿。
过了也就是两个多月吧，我便收到了他撰写的两万四千多字的长文——《我与中国民俗学》。他在文中深情地回顾了自己在长达七十
多年的民俗学研究中所走过的坎坷历程，涉及到该科经过的每一个阶段。钟先生做了大量的富有开创的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全身心地参与和开拓，就没有中国民俗学研究事业兴旺发达的今天。钟先生在这篇文章的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工作，已经七十多年了。虽然所经历的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些进步，但一下子达到豁然贯通境地的事情是没有的。学问、思想的进步，主要要凭不断地积累，而不是‘弹指楼台’。我现在所悟到的一些道理，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常对同志们说，我现在的一些比较成熟的意见，是多年来学习、探索的结果。现在有些青年同志，他们在态度上有些急躁，希望一夜之间学问就成熟
了。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不是正常的态度。它忽视了学术成长的必需历程，只能是一种空想，一种虚幻之花。我要以过来人的身份，诚恳地告戒他们：只有服从规律，才能获得成功！”这语重心长的话语，揭示了积累和成功的规律。是钟老留给广大后学的宝贵的治学经验。
记得当我把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学林春秋》送钟老上时，他拿过书认真地翻看后，对我说：“真是出得又快又好！有时候干事情，不一定人多就好。你编这部书就你一个人吧，要是一个集体，反而不见得能编好。人多意见不容易统一，你想这么编，他想那么编，劲使不到一处，有时还互相掣肘。一个人虽然力量有限，但当你把力量发挥到，力量就是很大的。”我知道钟先生是在鼓励我，其实他本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以九十多岁的高龄，仍然在指导多达十几名博士生，还要关心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还要挤出时间写文章。对比到了2001年的夏天，听学术界的朋友说，明年有关方面要给钟老
庆祝华诞。其时，我正在主编一套学术丛书，名日“名家心语”，已经出版了几位老先生的著作，反响很好。何不干脆请钟老编一本，以祝贺他老人家的百岁华诞。我向他谈了我的想法，他听后高兴，说他也正有此意。真可谓是一拍即合。不过，因他老人家此时身体已不太好，不久即住进友谊医院，故嘱我同他的两个博士生董晓萍和杨利慧联系具体编选事宜和要求。我曾明确提出希望能收入一些钟老新近创作尚未发表过的作品，他欣然同意。现在看来，这一要求
对一位年近百岁且又患病住院的老人是多么的不合情理，可他却真的这样做了。如收入书中的《祝贺中大“现代社会与民俗文化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一文，就是他老人家在病房中口述的；《对“民俗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训”研讨会成员的讲话》一文，是他抱病在医院的会客室为参加会议的人做的专题讲话稿。考虑到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我经常是下班后把稿子拿回家晚上接着看；校样打出来后，我和杨利慧博士两人各拿一半，看完后互相交换，为的是能抢出一些时问来，好给老人带去安慰和快乐。在此期间，钟老的病情又有发展，但他的神志很清楚，十分关注该书的进展。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劳作，该书的样书终于在2002年1月9日送到我的办公室。我一接到，只是快速地翻阅了一遍，便叫来快递急忙送给杨利慧博士。我已同她在电话中说好，她一拿到书就马上赶往医院交给钟老。杨博士是当天下午五点多钟赶到医院的。晚上八点左右，她打电话告诉我：“钟老看到了新书《婪尾集》，高兴，喜欢。他特别嘱我带话给你，对你为该书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P3-5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者任中华书局《书品》编辑期间，结识了启功、钱锺书、周一良、程千帆等老一辈著名学者，深为他们的人格与精神所感动。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华如逝水，这些可敬的文化老人大多已经故世，他们所代表的时代也渐渐远去。就在这一年里，作者提笔写下了与这些老一辈学者的交往，再现了他们朴实而卓越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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