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十字路口的明朝(精)9787545564587天地出版社

新高度：结合xin学术研究成果，从地缘政治、全球化视角下，看待明朝大历史。将明朝置于全球化的格局下，与世界文行横向对比，加深了对明朝的认识。

新视角：作者根据学界研究成果，审视明王朝的“格”，提出了“内敛”这一概念，以此解读整个明朝历史。

新观点：在14世界世界全球化的竞争中，明朝表现如何？郑和下西洋的局限、明代政治架构、长城的意义——通过内敛的视角和全球化的视野，对公众熟知的明代历行剖析，得出了新的结论。

新思考：以史为鉴：重读明史有何意义？21世界中国在世界的崛起，可从明代历史借鉴到什么？

决定明朝历史发展方向的因素是什么？
放眼14世纪的世界，明朝为何做出一个与文明不同的选择？
在早期全球化历史潮流中，明朝为何错失了历史机遇？

14世纪中期，蒙古帝国开始瓦解，拉开了世界历史新序幕。1368年，在东亚大陆上，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大明王朝建立；与此同时，西欧迎来了“文艺复兴”和此后的新航路开辟；阿拉伯文明在亚欧大陆扩张势力，充当东西方贸易和文化的中介；莫斯科公国在蒙古帝国疆域的基础上，整合罗斯部落，建立起俄罗斯文明。蒙古帝国瓦解后留下的一片权力空间，四种文明开始竞逐其间，勾勒未来世界历史的基本脉络，推动世界近代史大幕的开启。

与三种文明相比，孤处东亚的明朝在疆域政策上采取“内敛”取向。明朝在大体收复元朝旧疆之后，并未利用强大的国力，追随蒙古帝国的世界扩张脚步，而是重回亚洲，建立起传统的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中华亚洲秩序”。在世界近代的十字路口之时，明朝的这种选择错失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为三种文明的扩张提供了历史空间，令人扼腕叹息。但是置身于历史中，便会发现明朝的选择具有内在的合理，是地缘政治、文明传统、王朝格综合而成的然结果。

作者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选取了明代历史中17个典型人物和事件，以明朝的“内敛”取向为线索，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诸层面，生动讲述了明代纷繁复杂的人与事，深刻揭示了这种繁杂图景背后的深层内涵，并指出这些人与事对明代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历史的深远影响。

赵现海，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明史研究室主任，2020年至2021年挂任甘肃省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入选2019年首批“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兼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长、中外语言流作中心“新汉学计划”学术顾问、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会专家委员会委员、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明史、长城史与边疆史，著有《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明长城时代的开启 : 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十字路口的长城 : 明中期榆林生态、战争与长城》，合著有《中国通史大师课》等四部，文70余篇，《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一书获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在喜马拉雅、酷我音乐平台主讲《中国通史大师课》《中国极简史名师课》的明史部分。

引言 //001
一　贫与明朝“国运” //011
二　后的丞相 //025
三　朱棣的“盛世” //039
四　郑和的“绝唱” //053
五　的崛起 //067
六　多面的宦官 //081
七　未再重演的南迁 //099
八　从“土木”到“夺门” //113
九　河套危机与长城时代 //129
十　王阳明与马丁·路德 //149
十一 “大礼议”中的君臣角力 //163
十二　“倭寇”与“板升” //185
十三　不上朝的皇帝 //199
十四　“三案”与 //213
十五　繁荣中的困境 //1

河套危机与长城时代





长城的历史角色





长城是世界历修筑时间、规模的军事工程。长城修筑之后，直接在中国北方划分了一道疆界，改变了中国的历程。长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抵御了北方族群骑兵攻，保障了中原地区的相对安宁；但长期的修建又耗费了中原王朝的大量财政收入，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并形塑了中国古代的历程。不仅如此，长城修筑之后，北方族群南下的难度加使其更多地向西军，通过中亚、西入欧洲地区，影响了整个世界历史程。





明朝在内敛的疆域政策的影响之下，在中国历后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那么，明朝为什么要修筑长城？长城对于明代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又产生了何种深远的影响？





河套弃守





明朝从开国伊始，便不断修筑长城。洪武时期，明朝为防御北元的反扑，沿太行山、管涔山、恒山的连绵山脉，构建关隘防御体系，形成了近边防御体系。为控制蒙古南下的主要通道，明朝又分别在大宁卫、山海关修筑了数百余里长的墙垣，在开平卫建立起烽堠通信体系；在东胜诸卫以东，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向西南至山西老牛湾村，修筑了约三百里的墙垣。永乐时期，朱棣一方面在蒙古高原“五征三犁”，另一方面对武将们的军事能力十分担忧，于是在宣府、大同修筑了边墙。正统时期，明朝为防御兀良哈三卫南下，沿辽河套地区南缘，混杂大量木栅，修筑了很长的边墙。以上长城的修筑，虽然规模不小，但影响基本限


于本地，未对地区和后世的长城修筑产生示范意义。而成化中期榆林长城的修筑，不仅掀起了明中后期长城修筑的潮流，而且成为后世关于长城应该修筑的争论焦点，是“明长城时代”的。





宣德以来，蒙古各部不断内斗，失利的鞑靼南下到阴山一带，胜利者兀良哈、瓦剌尾随而来。三种势力沿着阴山，由东向西，在明朝边境不断奔驰。这个时候，他们都发现了一片广阔的之地——河套。河套在秦汉时期被称为“河南地”，是黄河中游从宁夏到山西的河段所呈现的“几”字形区域。明朝人觉得这片区域看上去像个套子，所以把它改称为“河套”。河套由南至北依次分布着毛乌素沙地、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平原，虽然大部分地区不适合推广农业经济，但拥有广阔而茂密的草原，适合游牧经济。





河套原本是个极热闹的所在。秦汉、隋唐崛起于西北边疆，建都关中，西北边疆是北部边疆经营的重心。作为当时京师屏障的河套，更是军事经营中的重中之重。而匈奴、突厥等北方民族南攻关中，也以河套作为战略跳板。但伴随着中唐以后中国经济、政治中心的东移，河套不复往昔的战略地位。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之时死亡，蒙古为了报复，大肆这一地区的项族群。传说成吉思汗葬地在河套，元朝官方也在此祭祀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陵便建于此地。为保持这一地区的宁静，蒙古帝国在这一地区并未大规模设置机构。无论如何，元代河套一改数千年不断的农牧开发和战争频仍的局面，陡入了一段寂静的时光。





明初先后定都南京、北京，皆远离河套，河套在帝国的政治版图中，只是偏僻的西北一隅，明朝延续了元朝的历史脉络，对河套并不关注，基本是空置其地，仅在其北面设置东胜诸卫，守卫黄河以北。随着东胜诸卫的内徙，河套敞开在蒙古各部的视野之下。宣德以后，尤其是“土木之变”以后，蒙古骑兵屡次从河套长驱直入，向东越过黄河攻山西地区，向西跨越贺兰山攻宁夏、甘肃，向攻陕北地区，从而在西北边疆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突破了明朝的整体防线，严重威胁了西北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形成了十分严重的河套危机。成化时期，蒙古各部内乱加剧，鞑靼各部为躲避内乱冲击，纷纷南下明境。与之前蒙古南下主要为抢掠物资不同，此时鞑靼各部南下，增加了躲避内乱的因素，因此滞留时间更长，从而向适合大规模游牧的河套迁移。





曾经的机会





天顺时期，大同镇游击将军石彪针对河套危机，提出在威宁海子（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东北黄旗海）筑城驻防，从而切断蒙古南下的交通要道。但这一建议不仅未被采纳，反而给石彪乃至石氏家族带来了灭门之祸。





“夺门之变”后，石亨因拥立，晋爵忠国公，无论从地位还是能力而言，皆堪称杨洪之后明朝武将。天顺时期，蒙古骑兵南下河套，明朝派遣石亨叔侄前往搜剿敌军，这在当时被称作“搜套”。石亨、石彪不负众望，先后在天顺元年（1457），取得磨儿山（在今山西晋城市东）大捷，斩首174人；天顺三年（1459）野马涧（在今陕西定边县东安边镇东北）大捷，斩首513人，此是明中后期历次“搜套”“复套”战役中，获得的分量的大胜。





取得“搜套”胜利后，石彪返回大同镇，不仅仍多次获得，而且颇有见识地请求驻守威宁海子，堪称杨洪、石亨之后明中期将才，其才气、勇略甚至较二人尤胜，从而继杨洪被蒙古人称为“杨王”之后，被称为“石王”。





这样一位已充分展现才干的将领，在既为西北，且身居侯位的情况下，却一直未能升至大同镇总兵官。个中原因是英宗担心石氏家族势力过盛，会影响自己的皇位稳固。“夺门之变”后，石亨也仿照杨洪做法，努力构建听命于自己的武将集团，将家人、亲故、旧部都纳来，规模较之杨氏家族庞大许多。对于石氏专权，英宗十分嫉视，自然不会命石彪镇守大同，形成叔侄二人一内一外、握精兵的态势。





天顺三年（1459），英宗借石彪提出驻守威宁海子之事，让大同镇总兵官李文诬告石彪有谋叛异志。英宗以交接蒙古为罪名，将石彪诛杀，而石亨也系狱身死，其麾下武将集团被解散，石氏家族在昙花一现后迅速覆灭。





英宗消灭石氏家族，虽然恢复了政治平衡格局，但伴随石亨、石彪身死，明朝失去了当时资格与蒙古一较高下的武将，使明前期以来面临的武将断层现象愈加严重。明中后期“搜套”“复套”战争中，武将不仅多不堪重用，甚至多浮浪之辈，再未取得堪比石彪的战绩，这也是明朝在中后期失去河套的军事根源，对明中后期北部边疆战略劣势的形成和加剧影响深远。





成化“搜套”





成化年间，围绕如何解决河套危机，明朝内部产生了两种解决方案。种解决方案是主张开展大规模“搜套”，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这种方案以阁臣李贤为代表。成化二年（1466）五月，鞑靼毛里孩入河套。李贤提出，“不一劳者不永逸。今欲安边，须大举而后可也”，并主张抽调陕西、延宁、甘凉、宣大诸镇军队中的精锐骑兵、步兵，并打造战车、拒马等应对骑兵的器械，“期以明春或今秋兵搜剿，务在尽绝”。明朝于是派遣杨氏家族的杨信，充任“搜套”总兵官。但杨信生畏懦，在“土木之变”发生后，曾经在北运粮草的途中，听闻炮声，吓得跑了回来。他的能力根本不足以指挥如此大规模的战役。事实也是如此，在杨信的指挥下，明军调动缓慢，虽然取得小龙州涧之捷，但次月参将汤胤 驻守孤山堡（今陕西府谷县孤山镇），中伏而死，朝野震动，杨信遭受了巨大的质疑和批评。正当杨信身处信任危机之时，毛里孩在鞑靼内乱和冬季严寒的双重冲击之下，请求与明朝展开朝贡贸易，从而退出了河套，杨信幸运地得保晚节，但也由此从“搜套”行动中退出。





成化五年（1469），鞑靼阿罗犯河套，兵部尚书白圭力主“搜套”。《明史·叶盛传》记载：“满都鲁诸部久驻河套，兵部尚书白圭议以十万众大举逐之，沿河筑城，抵东胜，徙民耕守。帝壮其议。”由于杨信能力不足以“搜套”，明朝改而委派平灭荆襄流民的朱永充任搜套总兵官，并由文官都御史王越参赞军务。此次“搜套”，明军先后取得双山堡（今陕西榆市北双山乡）大捷、怀远堡（今陕西榆林市横山区东南旧城村）大捷。成化七年（1471），阿罗出与癿加思兰、孛罗忽发生内斗，被后者逐出河套，从此不入河套。此次“搜套”行动与杨信负责的那次相比，无疑在战役层面取得了明显战绩。但从战略层面而言，“搜套”军队并未在军事胜利一步驻扎河套，巩固军事空间，而是鉴于西北地区为供应“搜套”大军粮饷而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采取遣散军队、分散就粮的做法，这为癿加思兰再入河套提供了可能和空间。





成化七年（1471），癿加思兰在驱逐阿罗出后，顺入河套。成化八年（1472）二月，白圭再次提出“搜套”。除王越任参赞军务外，“搜套”总兵官改由平灭大藤峡苗人、辽东女真叛乱的赵辅担任。赵辅是个靠结交上位的无能之辈，赴任之后并无丝毫，榆林地区屡攻，赵辅遂遭到弹劾。在朝廷屡次斥责之下，赵辅甚至编造癿加思兰、孛罗忽出套东行的谎言。终在朝廷严厉批评之下，成化八年（1472）十月，赵辅主动辞职。





成化九年（1473）十月冬季来临越终取得红盐池（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南红碱淖）大捷，此役是成化年间明朝“搜套”行动取得的胜利，共擒斩355人。红盐池大捷后，当月王越又取得韦州（今宁夏同心县东北韦州镇）大捷，斩首149人，却有杀戮逃归汉人之嫌。经过两次大捷，明朝沉重打击了河套的蒙古部落，使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南下河套，“搜套”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虽然“搜套”行动取得了战役层面的胜利，但长期的军事行动，给西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乃至民众流离失所，引发社会危机。河套地区沙化严重，缺乏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生态条件，河套以北也无明军驻守，河套地区屯垦的也没有保障。因此，在“搜套”之后，明朝并一步在河套设置机构、固定控制，而是仍采取空置河套的方式，这无疑不能阻止鞑靼各部对河套的渗透，河套也逐渐沦为鞑靼的固定驻牧之地。





边墙争议





除了大规模举兵“搜套”，第二种解决方案是主张在榆林构建长城防御体系。主张这一方案的，是中央管理的户官员，以及负责西北社会安定的延绥镇巡抚、陕西巡抚。与兵部官员追求建立不同，户部官员、巡抚分别担负着平衡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责，连年的“搜套”战争给上到中央、下到西北地方都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因此，这两种政治势力成为“搜套”战争的反对者。作为“搜套”的替代方案，西北巡抚提出修筑边墙，将之与已有营堡相结合，从而构建长城防御体系。





成化六年（14月，延绥镇巡抚王锐提出在榆林边界地区修筑“边墙”，宪宗对此表示赞同。这一方案是榆林“大边长城”的早蓝图。但这一计划并未实行，原因是兵部主持的“搜套”正在举行，不愿方案中途扰乱。





不久后，由于“搜套”行动导致陕西财政危机和社会动荡，陕西巡抚马文升指出“搜套”效果很差，“道途辽远，军未集而虏已去，徒费供亿，无益于事”，因此应采取防御方式解决河套危机。但与延绥镇巡抚王锐关注榆林边境防务不同，马文升作为陕西巡抚，更为关注榆林的纵深防御，主张通过堵截，阻止蒙古军入陕西腹里。他提出先在白于山地区，利用当地地形和北宋时期的堡寨，构括墙垣、城堡、墩台在内的榆林内地长城防御体系。而修筑工程所需的人力，马文升提出可以用当地“土兵”。可见，马文升可能吸取了王锐提出修筑“大边长城”被兵部阻挠的教训，不与“搜套”方案直接碰撞，改而提出在陕北腹里修筑“二边长城”，以较低成本，依托白于山地形和前朝旧迹，利用榆林“土兵”而不是参加“搜套”的正规军，铲山筑墙、修复城池。但他的这一建议同样未能实施。





成化七年（1471）七月，新任延绥镇巡抚余子俊在马文升之后再次上奏，请求修筑“二边长城”。余子俊同样为避免与“搜套”方案相，甚至更退一步，主张用民众修筑长城，并将工期缩短。对于西北巡抚的边墙方案，兵部一直拒绝，但因延绥镇巡抚、陕西巡抚连番提出这一议案，为缓解舆论压力，兵部统一给出解释，指出王锐所倡“大边长城”修筑方案，在平坦沙漠上修筑边墙，不仅容易倾塌，而且容易遭受蒙古骑兵的大规模冲击，因此不宜修筑；马文升、余子俊主张的“凿山设险”，会劳役民众，应当在“搜套”之后，以榆林正规军队为主，并由当地民兵协，修筑完成。对于兵部的立场，宪宗表示了尊重：“设险守边，兴工动众，当审度民力。姑缓之。”于是榆林边墙方案再次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