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威慑9787208178670上海人民出版社

   致谢／
Ⅰ


















导论／
1








章威慑的兴衰／
7








第二章威慑的含义／
32








第三章实践中的威慑／
52








第四章规范与犯罪行为／
75








第五章冷战之后的威慑／
94








第六章从威慑到先发制人／
103








第七章战略胁迫／
134








第八章威慑的未来／
142























译后记／
160

导论 在整个冷战期间，“威慑”这一概念是所有战略话语的中心。西方的每一个战略举动都是参考它的需要作出的，终苏联集团也是如此。威慑作为政策所享有的特殊地位转化成了它作为一个概念所受到的礼遇，这反映在了无数的书籍和里。如同正统学说经常遭遇到的状况一样，威慑开始吸引到不满意者和敌意者的嘲弄和厌恶。然后，随着冷战的突然结束，威慑学说丧失了正统的地位。由于政界与学界对威慑的概念进行了批判，以及之后，需要威慑发挥作用以应对的敌人不复存在了，威慑的概念显得泛化且脆弱。在一个更加复杂的环境里，威慑作为一项政策似乎是多余的；而由于持续不断的批判，威慑作为一个概念的合理也受到了质疑。它从西方战略思维中的地位走向了边缘。支持者们弃它而去。先离开的是鸽派人士，他们对一项依赖威胁而非诱导、强调军事议题比政治经济议题更重要的政策感到不安。后来其中一些鸽派人士对于他们抛弃威慑的行为感到了懊悔，因为终反对威慑的主题成了提倡采取主动行动的更具鹰派色彩的政策主张的一部分。鹰派人士并非在寻找一种比威慑更为柔和的选项，他们只是想挣脱威慑所要求的政策上的克制和被动倾向。 在02年期间，乔治·W.（George W. Bush统发起了美国政策上看似激进的一个转变，从威慑转向了先发制人。对威慑的依赖定武力威胁可以遏制敌对行为。尽管先发制人也拥有一段很长但不太引人瞩目的历史，从威慑转向先发制人却暴露出了美国自信的丧失。因为这意味着美国认为，有些威胁是无法制止的，必须在它们成为威胁之前加以处理。这一转变是由美国01年9月11日所遭受的所引起的，事件的影响创伤，只要提到“9·11”事件本身通常足以代表事务中的一个转折点。“9·11”事件之后，小认定在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Sam Hussein）政权是如此的无法无天和残暴，且如此的执着于获取大规模杀伤武器，除非立即予以处理，否则可能会向美国及其海外部队或盟友发动更为致命的。 在03年3月，美国在英国以及小部分澳大利亚军队的支持下组织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入侵，几周之内这个处在联军的有效占领之下了。然而，联军的占领很快实，来自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威胁并不像战前所说的那样迫在眉睫。这表明，正如战争的人们所坚称的那样，美国本可以通过威慑来阻止萨达姆政权获得大规模杀伤武器。与此同时，一个具有压迫政权的垮台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这居然可以成为发动战争的借口。而事实也明，发动战争将在诸多方面带来显而易见的问题括恢复秩序和基础服务，以及在伊拉克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和制裁后开展重建工作。 战争还引发了对于美国军事力量的拷问。美国的军事力量看上去势不可挡。小对联合国内的异议置之不理，安理会里除了英国以外所有大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都反对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入侵行动，但这种反对并没能阻止美国的行动。伊拉克军队能够发起的抵抗很轻松地被扫除掉了。人们本来预测，大规模杀伤武器或者是恐怖主义会给联军带来巨大的伤亡，从而使其停滞不前，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世纪90年代初，美国军事规划者开始谈论军事行动中的“”（full spectrum dominance），现在这似乎已经实现了。由于美国把军费开支设定在了相当于世界部和的水平，因此它可以无所顾忌地将这些经费花掉以强化军事行动中的优势。剩余明显的阻力是核力量的存在。除此之外，如果美国被威慑住，那与其说是因为一些制衡军事能力的存在，还不如说是因为占领领土而产生的成本和挫败，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情况那样，美国因为自己的入侵行为承担了一些责任。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在美国，人们讨论的是该如何使用这种军事力量，以应对仍然潜伏在环境中的威胁；而与此同时，在美国之外的地方，人们讨论的则是要如何应对美国的这种军事力量。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自冷战结束以来，它一直处在每一场重大危机的背后。作为的大国，美国注定要维护其地位，坚持其自身利益必须高于所有利益，并在组织未能保障其利益时将利益抛在一边？或者，美国能否在尊重他国利益、兼顾他国关切的前提下，对自己的军事力量加以控制与引导，以实现公益？关于伊拉克战争引将这一辩论推向了前一个方向，因为美国人表现得过于活跃，他们被批评者指责为在舞台上横冲直撞、被主宰世界的梦想所刺激、被先发制人的学说所指引。然而，在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统时期，这场辩论却向着后一个方向发展，美国似乎无意于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来为社会作贡献。在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在索马里的灾祸之后，美国给人体印象是美国极不情愿干预他国事务。因此，当代人不仅在意美国对外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关注在什么样的情境下美国对外政策会发生转变和转向与关注其具体内容同样重要。然而，若要指导美国政策未来应当采取与可能采取的形式，先发制人学说作用有限。“迫在眉睫”的情况是决定先发制人必要的关键因素， 把对“迫在眉睫”情况的界定放宽到， 先发制人看起来是明智且管用的情况也是少见的。此外，美国对于在什么情况下先发制人可能成为合理情况界定的模糊意味着，将先发制人学说提升为美国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偶然采取的策略，会为某些创造会，而这些可能会使用先发制人这一新奇的概念为自身毫无新意的旧式侵略行为寻找借口。 这意味着，在美国制定对伊拉克的政策中被如此明确地舍弃了的威慑，仍然发挥作用？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书的部分将解析威慑的概念。我不打算论述有关威慑的理论和政策问题。这些问题在帕特里克·摩根近出版的一本书里得到了详细的阐述。1在本书的部分，我提出了自己的目标，即建立一个思考威慑的特殊框架。其出发点在于，威慑并非一种自我维系的战略关系，而是更广泛关系的一部分。在冷战期间，威慑关系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制度化，但这种情况实则是反常的，也是具有误导的。有条件的威慑是一种常规的沟通方式，但通常要与沟通形式相协调，人们必须对多种沟通形式随着时间推移所产生的综合影响加以评估。在此基础上，在使用一种基于利益的方法的同时，我也主张使用一种基于规范的方法来理解威慑。基于利益的方法仍然很简单明了。某些利益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界定，那些企图损害这种利益的人应该知晓自己行为的后果。基于规范的方法则需要强化某些价值观，以使人们充分地理解这些价值观不得被违反。这涉及威慑，在强化某些价值观的这一部分行动中，可能会惩罚或威胁惩罚违规行为，不过制定规范的过含了对外政策的所有要素。 基于规范的方法的吸引力在于，通过让行为体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受到的限制，它可以更好地反映威慑在实践中的实际效果。威慑的初概念源利主义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意识到情感和价值观的重要，因此，这利主义方法也获得了认可。毫不奇怪，当目标能够按照理的逻辑采取行动时，威慑的效果佳。当威慑者和被威慑者处于一个充分共享的规范框架内时，他们才有可能意识到在特定情况下何为恰当的行为，结合社会压力与公平有效的惩罚意识，这种行为意识将得到强化。因此，规范的发展和存在也依赖于权力和利益的主张。事实上，一开始，规范很可能是权力结构中占地位一方利益的贴切反映，但一旦规范确立起来了，它们可能并是跟随势和政治风向的变化和转变，甚可能具有一种颠覆的特质。概念也是如此。我们用来界定我们利益、赋予我们权力以意义和解释我们行为的语言，充满了传统智慧和令人不安的理化、道德定和内嵌的公理。尽管决策者采用的概念框架是系统严格的，但也可能是折中、不成熟和自相矛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被轻易地弃而不用。在政策领域工作的学者的一项任务是与这些框架打交道，并以此为帮探索这些概念框架如何影响外交政策被处理以及可能方案被评估的方式。威慑概念的发展史本身是令人瞩目的成之一，它展示了一个看似抽象的概念话语与一些具挑战的军事战略和现实政治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

《威慑》一书是弗里德曼教授在04年出版的一本介绍威慑的著作。本书分为威慑研究的兴衰、威慑的意义、实践中的威慑、规范与犯罪行为、冷战后的威慑、从威慑到战争、战略强制、威慑的未来八个章节，简明易懂、深入浅出的介绍了有关威慑的理论与历史。该书也得到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帕特里克·摩根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罗伯特·杰维斯教授两位威慑理论。 二战结束以来积累的知袱之重阻碍了对威慑的研究。关于威慑可能达到什么目的的夸大的概念被发展出来，结果被学术批评推翻了。在这本书中，弗里德曼描绘了当代威慑概念的演变，并讨论了它——以及如何——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相关。他兼顾了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方法，并借鉴犯罪学以及战略研究文献，以发展一个基于规范的概念，而不是基于利益的威慑。这本书将是政治和关系的学生以及所有对当代战略思想感兴趣的人的基本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