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 贞观政要(平装)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袁行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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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撰写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记载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da臣讨论国家治理、君臣关系等重da问题，客观反映了贞观时期治国理政da政方针尤其是谏诤制度的由来及发展变化，其中规范君臣思想道德的思想和理论尤为重要。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da措施。《贞观政要》记载的贞观时期君臣相得的历史场景，客观说明了“贞观之治”盛世的由来，以及其后期因政策变化而导致盛世难以为继的历史面貌。其编撰出版，对于提示历代君王及为政者重视“君臣合契”“君臣共理”的执政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吴兢在武周时期入史馆修国史。玄宗时期曾任谏议da夫，以直言敢谏著称。居史馆任职三十多年，修史注重叙事简练、直笔而书。《贞观政要》一书很hao的体现了吴兢的修史风格。

作者简介：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贞观政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研究员、教授谢保成解读。作者为中国唐史学会理事，著有《隋唐五代史》《中国隋唐五代思想史》《中国隋唐五代政治史》等著作。研究《贞观政要》多年，曾整理出版《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2003年）一书。其对《贞观政要》的解读，汇集了历代对该书的诠释、解读，同时呈现目前学术界及本人的zuixin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个xin的quanwei解读本。

本书亮点：

（一）导读宏观、微观并重，全面而翔实

作者在《贞观政要》导读部分，在介绍吴兢和《贞观政要》创作经历、主要内容时，一方面注重对贞观至开元间历史da势进行客观、准确的描述，以期让读者深入了解《贞观政要》创作旨趣；另一方面对《贞观政要》各卷具体内容、进奏时间、流传与版本等细微问题进行深入辨析、阐释，引导读者关注历史细节。

作者将笔墨集中在《贞观政要》的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及其价值、流传、影响上，没有过多阐释历史上对《贞观政要》的评价与研究，一气呵成，可读性非常强。

（二）点评、批注注重文献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贞观政要》撰写的主旨非常明确，即“义在惩劝”“作鉴来叶”，因而其内容集中在君道政体、任贤纳谏、为民择官、教戒皇子、社会公德、从政修养、崇儒兴文、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善终等关乎国家兴亡的da政方针上，通过君臣间具体的交流和事例，来说明执政者应尊崇的“君道”、为臣者应保守的“臣道”，劝诫意义非常强烈。本书点评和旁批部分强调现实关照性，用了da量篇幅和文字，来说明《贞观政要》治国理政理念对于当下社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要求主事者“先存百姓”“以人为本”，善于吸纳各方意见，重视官员品行，施政以仁意、诚信为本，依法治国、公正公平，戒除奢靡、慎始慎终等方面。这一方面是因为《贞观政要》本身具备这样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是作者“以史为鉴”，强调从传统文化经典中吸收营养的学术思想的体现。

（三）注解重视典章制度的阐释

即便对于熟悉古代历史的读者而言，古代的典章制度也是阅读和研究中的难点。《贞观政要》中，有da量的历史人物是带有官职的，作者对所有有关官职的品衔、职责进行了注解，以确保读者对该人物有客观、准确的了解，从而避免对正文的表述“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同时作者非常重视地名、制度等内容，凡有需说明或详解者，均作了相应解释，以使读者全然了解背景知识。

（四）重视文本完整性

作者虽然将主要的笔墨放在《贞观政要》内容阐释和历史价值的表述上，但对于文本也同样J为重视。各重要版本之间文句的差异，在注释中多有说明，更重要的是，除流传的《贞观政要》文本外，作者还完整地辑录了建治本、内藤本、写字台本《贞观政要补》的内容，有助于读者更hao地了解《贞观政要》的流传和版本，并理解全书。

目录：

导读

一、吴兢生平与政治倾向  （ 1 ）

二、《贞观政要》的结构与内容 （ 5 ）

三、《贞观政要》的影响与价值 （ 14 ）

四、《贞观政要》进奏时间辨析 （ 20 ）

五、《贞观政要》的流传与版本 （ 23 ）

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 （ 31 ）

上贞观政要表 （ 31 ）

贞观政要序 （ 33 ）

贞观政要卷diyi （ 36 ）

君道diyi （ 36 ）

政体第二 （ 49 ）

导读：

《贞观政要》10卷，吴兢撰，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在洛阳“诣明福门奉表以闻”。

一、吴兢生平与政治倾向

吴兢，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生卒年记载稍有不同，《旧唐书》卷102《吴兢传》为：“天宝八年，卒于家，时年八十余。”《xin唐书》卷132《吴兢传》为：“天宝初……卒，年八十。”以天宝八载（749）卒计，若“年八十余”，实际年龄已过80周岁，生年不当晚于gao宗总章二年（669）；若“年八十”，实为79周岁，生当gao宗总章三年即咸亨元年（670）。因此，吴兢生年是个概数，生在gao宗总章、咸亨之交（669—670），卒于玄宗天宝八载（749）。

吴兢“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武则天当政的zui后几年，魏元忠、朱敬则荐其有史才。长安三年（703）正月诏修唐史，以吴兢为直史馆，与朱敬则、徐坚、刘知幾等共同修撰。这是吴兢史学生涯的开始。数月后，拜左拾遗内供奉。

中宗神龙元年（705），桓彦范与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武则天还政中宗。中宗以桓彦范为纳言（即侍中），吴兢代写谢表《为桓侍郎让侍中表》，是现存吴兢zui早的一篇文章。不久，柳冲上表请修氏族之谱，吴兢以补阙之职奉诏预修。

神龙二年（706），武三思、韦皇后势力膨胀。在武、韦势力挟制下，中宗动摇了“依贞观故事”的初衷。武、韦欲除掉李唐继承人，“日夜谋谮相王”（李隆基生父、后来的睿宗），指使侍御史冉祖雍诬奏相王等与太子李重俊“通谋”举兵造反。针对冉祖雍的诬奏，吴兢上疏中宗，指出诬奏相王是“祸乱之渐，不可不察”，强调“自昔剪伐枝干，委权异族者，未有不丧其宗社也”。

经过六七年时间的较量，李隆基继平定了诸韦之乱后，又一举尽歼太平公主势力。亲政为玄宗，励精图治，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1]。

这几年，吴兢转起居郎，迁水部郎中，兼判刑部郎中，修史如故。以母丧去官，朝廷几次“夺情”欲令起复，吴兢三上《让夺礼表》，表示要恪守“三年之制”。虽然“停职还家”，却“匪忘纸札”，继续修撰。开元三年（715）守丧期满，以长垣县男拜谏议da夫，依前修史。开元四年（716）十一月，与刘知幾重xin修定《则天实录》30卷，xin成《中宗实录》20卷、《睿宗实录》5卷，姚崇奏请褒赏刘知幾、吴兢。十二月，姚崇罢相，宋璟继任。史称：“宋璟为相，欲复贞观之政。”[2]秘书监马怀素奏请整比图书，编次书目，吴兢以卫尉少卿之职奉诏参预编次。开元六年，吴兢授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不久，吴兢提出辞去史职，请求外任。他的《乞典郡表》呈上后，玄宗不准其请。

开元八年五月，源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这就是吴兢《贞观政要序》所说“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以时逢圣明，位居宰辅”，二公并相之时，弼谐王政，缅怀故实，以“太宗时政化良可足观”，“爰命下才，备加甄录”，“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旨要，举其宏纲”，正式编纂《贞观政要》。

先前，吴兢与刘知幾重修《则天实录》，记有长安三年九月张昌宗诬陷魏元忠，引张说作伪证，“赂以美官”，张说“许之”，宋璟、张廷珪、刘知幾等正告张说“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当武则天要张说与魏元忠、张昌宗对质时，张说又改口说是“昌宗逼臣使诬证之”。武则天斥责道：“张说翻覆小人。”开元九年（721）九月张说入朝，与源乾曜、张嘉贞三人并相。张说以宰相兼修国史，见到《则天实录》中的这一记述，明知是吴兢所记，却又说刘知幾论魏元忠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吴兢当面从容表示：“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在场的其他修史官都惊异地称赞吴兢：“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张说见暗示无效，便私下“频祈请删削数字”，吴兢回答得很直率：“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3]在这样一位宰相手下修史，一定会有“小鞋”等着他。果然，吴兢“以父丧解，宰相张说用赵冬曦代之”[4]，从此吴兢便不再任史职了。

开元十一年，张说取代张嘉贞为中书令，成为玄宗此间zui宠信的宰相。《旧唐书·张说传》以其“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表明“在太平盛世，haoda喜功的君主，往往要粉饰文治。张说以其人适当其会”[5]。

开元十三年（725），吴兢守丧期满，起复为太子左庶子，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他的政治倾向和耿直品格。当年十月东封泰山，玄宗途中“数驰射为乐”，吴兢上《请东封不宜射猎疏》，仍“依贞观故事”劝谏玄宗，说“贞观时，太宗文皇帝凡有巡幸，则博选识达古今之士”，“每至前代兴亡之地，皆问其所由，用为鉴诫”，与当今“骋奔马于涧谷，要狡兽于丛林，不慎垂堂之危，不思驭朽之变”，安可“同年而较其you劣”。[6]第二年六月上《da风陈得失疏》，进一步劝谏玄宗“斥屏群小，不为慢游”，“明选举、慎刑罚、杜侥幸、存至公”[7]。其间，张说以“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被弹劾，罢中书令之职，但修史如故。三个月后，吴兢上《请总成国史奏》，追述自己参预修《国史》的经历，“以丁忧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的遭遇和所撰《国史》的情况，特请朝廷给楷书手和纸墨，以便抄录成书。玄宗未恢复其史职，只是诏吴兢就集贤院“修成其书”。后张说致仕，亦诏其在家修史。张说兼修国史“志在粉饰盛时”，虽然受到玄宗器重，所修国史并未流传。而吴兢“直书”、“实录”的《国史》，被作为唐代前期的基本史实写入两部《唐书》，永世流传。

开元十七年六月源乾曜罢侍中，八月源乾耀封安阳郡公，张嘉贞去世，监修国史由xin任中书令萧嵩接替。缅怀张嘉贞、源乾曜两位“良相”，又能够避开张说向玄宗进书，吴兢便写了《上贞观政要表》，连同《贞观政要》一并奏上。然而，沉浸在全天下为其祝寿“宴乐”欢歌中的玄宗，却见到上表中竟“耻”自己“不修祖业”，便以“书事不当”为由，将吴兢“贬荆州司马”，但“许以史稿自随”[8]。

出京以后，可考知的吴兢经历da致如下：

由于“许以史稿自随”，其主要精力便集中在《国史》修撰上。“中书令萧嵩监修国史，奏取兢所撰《国史》，得六十五卷”[9]，表明在开元二十一年（733）萧嵩罢相之前，吴兢在荆州司马任上所撰《国史》为65卷。

随后，吴兢一面续修《国史》，一面辗转“台、洪、饶、蕲四州刺史”。《xin唐书》本传以吴兢“累迁洪州刺史，坐累下除舒州”，而未提台、饶、蕲三州。《旧唐书》本传在叙吴兢累迁四州后写道：“加银青光禄da夫，迁相州长史，封襄垣县子。”“封襄垣县子”当以“封长垣县子”为是，时在开元二十九年之前。

天宝元年改官名，以州为郡。相州改为邺郡，吴兢由长史晋为太守，随即入朝为恒王傅。在恒王府数年，“意犹愿还史职”，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不能修国史，吴兢转而改纂前代史，“以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别撰梁、齐、周、陈、隋史55卷。

天宝八载（749），卒于家中，享年80余。

吴兢入仕以来，始终以直笔书写《国史》为己任，留下记录唐代前期历史的系统而可信的原始素材，并认为“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能够“作鉴来叶”。因此，在武则天还政至玄宗亲政的8年间坚持“依贞观故事”、热望恢复“太宗之业”；在开元前期力谏玄宗“克遵太宗之故事”，并“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使“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

二、《贞观政要》的结构与内容

吴兢以“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对其“垂世立教之美”的故实，“撮其指要，举其宏纲”，编成这本“义在惩劝”的《贞观政要》。政要，不是指“执政要员”，而是指“施政要诀”。全书10卷40篇2附篇，《表》、《序》之外，按照君道政体、任贤纳谏、为民择官、教戒皇子、社会公德、从政修养、崇儒兴文、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10类编排，包括施政理念的讨论、社会风尚的提倡、施政决策的制定、达到治理的表现。吴兢《序》概括其书内容为“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这里从君道政体、从政修养、基本国策、善始慎终四个方面来作解读，以便于把握全书的结构与内容。

（一）君道政体，集中在卷一至卷四。

卷一分2篇，《君道》篇集中了“为君”者“安天下”的四da理念：先存百姓、先正自身、君臣共治、善始慎终。

唐太宗即位之初即提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成为其为君、治国、施政的zui基本和1要的理念。接着提出“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将“正自身”和“安天下”紧密联系起来，比起哲人们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具quanwei性。由在位皇帝明确提出这样两个“必须”，在中国历史上还是diyi次，不但具有历史意义，还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魏徵补充了“为君之道”的另一要则“兼听纳下”，唐太宗提出君臣当“共为治也”。贞观中期以后，谈“为君之道”转以谈创业与守成“孰难”为主，魏徵的“君人者”“十思”，提醒唐太宗“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强调守成之难，难在居安思危、善始慎终。

《政体》篇论施政体制，包括两da基本关系。1要的君民关系，唐太宗深感“诚可畏”的是“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把民对君的关系归结为推举与废除、、拥护与遗弃的关系，比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更加深刻、透彻，从而将古代对君权的认识提升到一个 的gao度。“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心为心”，使“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同时da兴教化，力行不倦，使“华夏安宁，远戎宾服”。二是君臣关系，强调“义均一体，协力同心”：为君者，经常“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为臣者，“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务尽臣下之意”，避免“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

君臣关系中还有一层关系，即各机构、各臣僚间的关系。设置中书省、门下省两个机构，原本为“相防过误”，避免出现过错。“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却有人“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咸以为怨”，还有人“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正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小官之情，顿为万人之da弊”，更有人“面从背言”，当面奉承，背后乱说，这都是“亡国之政”，各级官员“特须在意防也”。

《政体》篇zui后一章，反映唐太宗“锐精为政”，“得帝王之体”所达到的“古昔未有”的da治景象。

卷二、卷三的任贤纳谏、君臣鉴戒、为民择官等，都是围绕“君臣共治”的议论和行事。

卷二分任贤、求谏、纳谏、直谏附4篇。《任贤》篇为贞观名臣8人，既有唐太宗心腹之臣房玄龄、杜如晦，又有唐太宗昔日政敌太子建成旧臣魏徵、王珪，也有隋旧郡丞李靖，还有“文学之宗”虞世南，更有义军将领李、布衣宰相马周，来自“五湖四海”，各有所长。这样一个施政核心，体现的是“君臣一体，共为治也”的关系。求谏、纳谏、直谏3篇，以实例展现“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理念。从《求谏》篇第三章可知，唐太宗的这一理念是贞观二年作为“朕今志在”提出来的。这既是对“一人D断”政体的挑战，又是贞观年间求谏、纳谏深受历代推崇的根源所在。唐太宗的听谏分三种情况，即魏徵所说“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为“求谏”；“见人谏，悦而从之”，为“纳谏”；“不悦人谏”，经“直谏”而“黾勉听受”。另有一种情况是君臣认识不一，经反复“执奏”达到一致，“执奏”是另一种形式的“直谏”。典型例子是简点未满十八岁的中男入军，“敕三四出，魏徵执奏以为不可”，主持简点应役入军的宰相“重奏”，唐太宗怒而出敕，魏徵仍然“不肯署敕”，唐太宗“作色”质问，魏徵“正色”做答，zui终使唐太宗承认“我不寻思，过已深矣。行事往往如此过错，若为致理？”这固然有制度保障，魏徵时为门下省给事中，职责就是“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但更反映“贞观之治”是“君臣共治”的结果。此外，还应看到，求谏、纳谏、直谏的排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唐太宗听谏态度的微妙变化。

卷三分论君臣鉴戒、论择官、论封建3篇。《论君臣鉴戒》篇论君臣关系与历代治乱兴衰的关系。唐太宗强调“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魏徵形象地比喻“君为元1，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1虽尊gao，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强调“君臣相遇，自古为难”，若“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殷切希望“博求时俊，上下同心”。

《论择官》篇论选官与致治的关系。唐太宗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致治之本，惟在得人”。魏徵不仅提出择官的标准，“乱代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还指出选官言行不一的情况，“徒爱美锦，而不为民择官”，“有至公之言，无至公之实，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尽管“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应当看到，这中间更有对《政体》篇谈君民关系的补充，即涉及官民关系的认识。贞观初，唐太宗“每夜恒思百姓间事”，使其“或至夜半不寐”的一件事是“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认为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贞观十一年马周上疏强调，“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出现“百姓未安”的情况，就是由于不重视刺史、县令的选任。唐太宗当即表示：“刺史朕当自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以上各举一人。”强化对地方官的选任，目的在处理hao官民关系。

《论封建》篇所论封建问题，是汉、唐数百年间长期争论的一da“政体”问题，选录了唐代前期zui有代表性的论述。

《论君臣鉴戒》篇zui后一章唐太宗发问：“自古草创之主，至子孙多乱，何也？”卷4围绕这个问题，分论太子诸王定分、论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论规谏太子4篇。《论太子诸王定分》篇反映唐太宗对待诸子的微妙变化。贞观前期，虽立太子承乾，却又宠爱其他诸王，因而有马周、褚遂良谏。贞观后期，因太子承乾屡教不改，这个问题被提升为国事中“zui急”之事。唐太宗问诸臣“当今国家何事zui急”，随即指出：“自古嫡庶无良，何尝不倾败国家。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爰及诸王，咸求正士。”并重臣为太子太师、太傅、太保，辅导xin立太子。《论尊敬师傅》篇为尊敬师傅的仪制，以确保师傅受到太子、诸王礼敬，使师傅能够履行训导、匡正太子、诸王的职责。《教戒太子诸王》篇教戒的太子是xin立太子，一再指出太子、诸王“生长深宫，百姓艰难都不闻见”，“生长富贵，hao尚骄逸”，“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反复强调“常须为说百姓间利害事”。唐太宗亲自以吃饭、骑马、乘舟、依于树下等日常之事教戒xin立太子，使知“稼穑艰难”、“不尽其力则常有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木虽曲得绳则正”的道理。同时命魏徵编纂《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并作序，以历史教训教戒诸王，使“置于座右，用为立身之本”。《论规谏太子》篇为规谏太子承乾的疏奏，反映教戒太子的艰难。

（二）从政修养，紧接君道政体，集中在卷五、卷六。

卷五分论仁义、论忠义、论孝友、论公平、论诚信5篇。仁义、公平、诚信，被提到治国施政的gao度。《论仁义》篇以仁义为治国之道。贞观初，针对隋炀帝“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的教训，唐太宗提出“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贞观十三年，仍然不忘“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斯须懈怠，去之已远。”《论忠义》篇主要记前代、边族“忠义”之事。《论孝友》篇以房玄龄为重臣中尽孝的典型，以唐太宗十一弟韩王元嘉、十九弟鲁王灵夔为孝友兼具的典型，以突厥人尽孝表示“仁孝”不分种族。

将执法与公平、诚信联系在一起，尤其值得重视。《论公平》篇论执政公平、执法公平。唐太宗即位之初说：“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国舅长孙无忌犯法，唐太宗明确表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扰法耶？”贞观初，唐太宗下敕，谎报官阶和资历，不自1者罪至于死。不久，有谎报者被查出，da理少卿戴胄据法判其流刑，唐太宗以“朕初下敕，不1者死，今断从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戴胄回答：“法者，国家所以布da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欲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da信。”唐太宗听从了戴胄的意见，表示“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忧也。”皇帝诏敕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诏敕“不稳便”臣下须“执奏”纠正。这两点是实现“贞观之治”的zuida突出点，值得历代zuigao决策者效法。房玄龄提出“理国要道，实在于公正平直”，是对治国施政理念的重要补充。《论诚信》篇以“信之为道da矣”，一则强调君臣间互信，二则主张对边族“布德施惠”，使“远人自服”。

卷六分论俭约、论谦让、论仁恻、慎所hao、慎言语、杜谗佞、论悔过、论奢纵、论贪鄙9篇。从篇目的编排即可看出崇尚俭约，反对奢纵、贪鄙的意向，而且都与“存百姓”、“正自身”的理念紧密相连。

《论俭约》篇的禁断一切超标准的奢靡消费，使贞观年间风俗简朴，强调“诚能自节，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想的是“存百姓”、“正自身”。《论谦让》篇将谦恭作为一种修养，与存百姓、正自身、纳谏诤联系在一起。唐太宗表示：“凡为天子，若唯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傥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以此思之，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魏徵更把“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视为“宗社永固，无倾覆矣”的重要前提。《慎所hao》、《慎言语》二篇也都如此，一是强调“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hao”，尤须谨慎。唐太宗表示：“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虚事，不足为怀。”二是表示“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杜谗佞》篇论如何避免“曲受谗谮，妄害忠良”，是施政者尤须随时注意的一da问题。贞观初，唐太宗即指出：“朕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也。或巧言令色，朋党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衔冤。”至贞观十六年，唐太宗总结自己“勤行三事”时，把“斥弃群小，不听谗言”，与“鉴前代败事”、“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二事相提并论，实际是对贞观前中期治国施政经验的一个简要概括。《论悔过》D立为篇，结合《论公平》、《论刑法》篇相关记事，表明把敢于承认过错作为衡量国君修养的一项标准。奢纵、贪鄙被视为zui恶劣的两种品质与行径分作两篇，以实例和论述指出其必将导致丧国、身亡的危害。《论奢纵》篇马周上疏强调明王圣主因人、因时设教，其“da要”是“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唯在百姓苦乐”。正因为此，以致本篇有二章与卷八《辩兴亡》篇重出，表明奢纵与兴亡的密不可分。《论贪鄙》篇不仅指出“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更将贪鄙与丧国、亡身紧紧联系在一起，反复强调“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应当引以为深诫。

通过卷五、卷六可以看到，经贞观君臣的提倡和力行不倦，虽然人们生活并不十分富足，社会却是风气淳朴，崇尚节俭，人自谦恭，相互友爱，处事公平，讲究诚信，不信谗邪，戒奢戒贪，呈现出一幅治世的美hao情景。

（三）基本国策，集中在卷七至卷九，用十六个字概括：兴文备武，布德施惠，固本宽刑，富国强兵。

卷七为兴文教，分崇儒学、论文史、论礼乐3篇。《崇儒学》篇以执政在用人，用人必须以德行、学问为根本，将勤学视为一种美德。《论文史》篇一则强调“人主唯在德行”、“有益于人”，不图虚名，二则要求国史纪实无隐，“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论礼乐》篇内容庞杂，多与社会风习密切相关，涉及礼乐的社会功用、社会和谐等诸多问题，如惩革婚嫁陋习鄙俗，公主下嫁应遵守礼仪、孝敬公婆，为人之道1先要“和睦九族”、使整个家族相亲相爱，杜绝祝寿，提倡不忘父母辛劳，等等。

卷八为固本富国、用法宽平，分务农、论刑法、论赦令、论贡献、禁末作附、辩兴亡6篇。《务农》篇强调“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省徭薄赋”、“积谷于民”，“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不仅勾画出“贞观之治”富国富民的实际图景，而且反映唐太宗的“富贵观”，即发展生产，关注民生，和睦家庭，稳定社会，并将这一切与“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shechi”紧紧联系在一起，印证着其“先存百姓”、“先正自身”的基本治国施政理念。

《论刑法》、《论赦令》篇应与卷六《论公平》、《论诚信》篇结合阅读，一是指出“法乃天下之法”，二是针对“法司覆理一狱，必求深劾，欲成其考课”的弊端，反复强调“深宜禁止，务在宽平”，表明实现“用法务在宽简”并不容易。要求法律条文“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避免“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等现象发生。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至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10]，成为“贞观之治”的一da标志。《论贡献》、《禁末作附》、《辩兴亡》篇，与节俭、慎所hao密切相关，都是从关系兴亡的角度取材和论证的。

卷九为备武强兵，分议征伐、议安边2篇，主要反映唐太宗关于“土地虽广，hao战则民凋；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的理念，体现“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怀之以德，慎用武力的国策。但《议征伐》篇也不隐讳唐太宗晚年在征gao丽问题上拒谏的事实，反映其“终不如初”的细微变化。

（四）善始慎终，在卷十zui后一卷。

“居安思危，善始慎终”，不仅是贞观君臣一代人的问题，更是关系下一代“继位守成”的da问题。卷十论行幸、论田猎、论灾祥、论慎终4篇，都与能否“善始慎终”相关，而以《论慎终》篇为重点。

卷一《君道》篇始论创业与守成问题，卷十《论慎终》篇全是关于“居安思危，善始慎终”的论述。本篇diyi章表明，唐太宗明确提出“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的理念，是在“天下da治”初见成效之后的贞观五年。如果说魏徵贞观十二年从君臣两个方面提醒“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尧、舜。及其安乐也，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踪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迈前古”的话，那么贞观十三年上《十渐不克终疏》就专从“帝王”这一方面对比唐太宗10余年间10个方面“稍乖囊志（稍背初心）”、“渐不克终”的表现，并分析“其故何哉”的原因：“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亦如古语所言：“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直至贞观十六年，仍然提醒唐太宗：“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

尽管唐太宗“功业虽盛，终不如初”，但毕竟是历史上“居安思危，善始慎终”做得zuihao的皇帝，所以吴兢热望唐玄宗“克遵太宗之故事”。

作为一本zui早专门记录贞观君臣论政、施政的政论集，是吴兢在续修唐代《国史》过程中，“缀集所闻，参详旧史”而成，较现存其他相关史籍，包括《旧唐书》、《唐会要》、《xin唐书》等，都更为详细。但由于是“志在匡君，用备劝戒”而“撮其指要，举其宏纲”，因而在编纂上难免漏略、疏误。1先是重在贞观前中期君臣的嘉言美行，缺失对贞观后期朝政微妙变化的记载，如《任贤》篇记李事止于贞观十七年，不记唐太宗临终前对李的猜疑；又如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总结“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之“五事”，第五事即“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D爱之如一”[11]，书中只字不提。其次是编纂上的具体问题，一是系年不准确，如《政体》篇将魏徵与封德彝论自古理政得失系于贞观七年，《论择官》篇将唐太宗谓封德彝曰系于贞观二年，却忽略了封德彝卒于贞观元年六月；二是有的章编排不尽符合篇的分类，如卷五《论公平》篇与卷八《论刑法》篇中魏徵的几篇奏疏，究竟编排在哪一篇更合适？再如卷八《论赦令》篇第二、三章，据其内容应编在《论刑法》篇；三是全书有三章完全重复，即卷六《论贪鄙》篇末章与卷三《论君臣鉴戒》篇末章，卷八《辩兴亡》篇第二、四章与卷六《论奢纵》篇diyi、三章重复，本书做了去重处理，分见相关篇目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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