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史学与红学 精装 唐德刚 历史三峡 民国通史计划 历史 政论 小说 诗歌 杂文 胡适杂忆 袁氏当国 书缘与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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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三峡论”作者的代表作之一，史学巨擘的活泼文笔，海外红学的独家视角

基本信息

编辑推荐

《红楼梦》实是我国小说走向现代化文学的第一部巨著。她没有受外界——尤其是西方作品的任何影响；其格调之高亦不在同时西方乃至现代西方任何小说之下。岂非特作者曹霑，天才突出，花样翻新，亦是传统农业经济之社会逐渐向现代化工商业都市转移之自然成果。曹氏亦如百余年后继起之胡适、鲁迅，是时代潮流冲激下之英雄也。

——唐德刚

历史三峡的活泼文笔，海外红学的独家视角——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海外读曹雪芹的“文化冲突”，杀一个文明容易建一个文明很难……唐德刚《史学与红学》著作，谈的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唐先生的文笔有文学笔底，写得灵活，因而让读者不忍停下来，这就是文学笔法的功劳。后来跟史家唐德刚打过笔仗的夏志清先生十分看重“唐派散文”，称其为“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

打开历史三峡的“民国通史计划”，几乎封尘的遗稿，畅销数十年的经典新版——从“晚清导论篇”开始，紧接着“北京政府篇”《袁氏当国》，史学大家唐德刚晚年潜心撰写“民国通史计划”，因病中断。幸有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整理遗稿、书信等资料，终使“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等劫后重生。今中文简体精装版“唐德刚作品集”，每册插图均有精彩的历史照片，每册书名均为“我的朋友胡适之”书法集字，收入早期著作、晚期作品，囊括《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经典新版。

作者简介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他所写的史书在海内外读者“民国史阅读书单”上，常常排在“首位”。

内容简介

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海外读曹雪芹的“文化冲突”，杀一个文明容易建一个文明很难……

《史学与红学》收录了史家唐德刚在史学理论、研究方法和红学方面的札记共计十七篇，论及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小说与历史的关系、海外中国作家的本土性、汉字拉丁化等议题。作者认为，“文史不分”是传统东、西方史学异曲同工之处，优秀的史学著作往往也是卓越的文学精品，主张史以文传，避免僵硬执拗地治史，并强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书中细述李宗仁回忆录成书过程的篇章，可见其在口述史学方面用功之深；作者对《红楼梦》里避讳问题的集中讨论和“以经读经”分析曹雪芹的“文化冲突”的文章，也颇有创见。

名人推荐

我同德刚兄的友情是从1939年开始的，到现在整整七十年。……这样长期而且深厚的友情，不仅使我有资格说“我的朋友唐德刚”，而且的确使我受益不浅。德刚兄真是“博学多闻”、“学贯中西”。他的文采使你看了文章之后一定知道那是他写的，因为没有人会写出那样精彩的文章。他的谈吐尤其内容丰富，妙语连篇。同他谈一次，胜读十本书。

——马大任（“赠书中国计划”发起人）

唐先生知识渊博，因此，他的历史著作常常上天下地，融中外古今历史于一炉而共冶。例如，他明明谈的是晚清，然而笔锋一转，却突然谈到了古希腊，谈到了秦、汉、魏、晋，起承转合，信手拈来，非常自然巧妙，豪无牵强附会之感。而且，唐先生性格幽默，谈吐诙谐。他的史学著作明白如话，这是唐先生独有的风格，别人，至少我学不来，也学不会。美国学者夏志清称唐先生的散文为“唐派散文”，我以为，唐先生的史学著作堪称“唐派史学”。唐先生去世了，“唐派史学”会不会因此成为绝响呢？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作者）

唐德刚之所以那么受青睐，乃在于他的身上没有学院派的方巾气，那种工匠式的知识卖弄。他是一个智者，是一个有历史感的史学家。他好发议论，好为人师，好作惊人之语，虽偶有过头，但正是吸引人的魅力所在。史学倘若离开了智慧女神，岂非一张苍白的验尸报告？

——许纪霖（《安身立命》作者）

唐德刚教授长期钻研民国史，数十年如一日。其早期的著作主要是口述传记，均为传诵一时经典之作。晚期作品则特别著重撰写民国通史，气魄恢宏，观点独到；而且极力打破繁琐、枯燥的学院派传统，以“唐派新腔”的散文下笔，幽默、流畅，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为两岸千千万万的读者所热烈欢迎。

——禤福辉（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会长）

历史学家必须公正，必须敢言，否则历史学家就不能得人敬重了。唐德刚教授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历史学家，即以公正和敢言见称。

——胡菊人（香港著名报人）

唐德刚做任何历史的时候，不管是做口述史，或者是在写其他的东西的时候，他都很放肆自己的文笔。他甚至要比他的老师巴赞更放肆，就是说不只随时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文笔特别好，那种文笔，是半白半文，然后有时候又夹杂一些俗话。那么他的性格又很诙谐，所以写出来就很好玩儿。常常看得让人觉得非常吸引，因此他才会有那么多的读者。

——梁文道（“开卷八分钟”）

目录

序（胡菊人）

自序

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在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成立会上的讲辞原稿

中国前途在中国人

文学与口述历史

小说和历史——1988年6月7日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讲稿

也是口述历史——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代序

海外中国作家的本土性

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1987年在西安“周秦汉唐史学研讨会”宣读之论文

清季中美外交关系简史

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

桃园县的“下中农”

《通鉴》与我——从柏杨的白话《资治通鉴》说起

从“人间”副刊谈到台湾文艺

杀一个文明容易建一个文明很难——对汉字拉丁化的意见

前人著史后人评——在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会上的发言

《红楼梦》里的避讳问题——《胡适口述自传》译注后按

曹雪芹的“文化冲突”——“以经解经”读《红楼》之一

海外读红楼

新书选摘

唐德刚自序

记得胡适之先生以前告诉我他读书和作文的要诀。他说读书有心得，一定要写下来；写下来之后，才能变成你自己的知识。

胡老师这句话真是深得我心，因为我自己很早便有相同的体验。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期，我识字不久，便由双亲和塾师的引导，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写日常见闻和读书札记很自然地就会变成日记的一部分。真的，写日记、札记最能帮助记忆；纵是忘记了，也能一索即得。

写读书心得的小品，其内容有的是选自人家的著作，有的则是自己的意见。世态所见既多，书又读得五花八门，札记也就写得七零八落。长的札记往往变成一篇小论文，乃至自我欣赏的小创作，最短的则可能只是一两句隽语名言。阅读的范围渐次扩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那么下笔的兴趣也就随遇而安了。

抗战期间读大学，害了“发表欲”，每把这些小札记分类编纂，然后按其性质，分别向有不同好恶的报刊上去投稿。这些小稿件，往往也被一些有好心肠而又有相同好恶的编辑采纳了，并寄来少许稿费。在那一碗猪肝面便立刻可以减轻夜盲的岁月里，小小的稿酬实在是大大的鼓励——漂母一饭，终生难忘。

大学毕业后，在海内外也做过一阵子期刊编辑什么的，助编、合编、轮编、主编都干过。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之末，在胡适之的策动之下，我们十来个硕士博士者流，为着宣扬民主、提倡新学，曾在美国纽约办了三年的中文月刊叫作《海外论坛》，由大家“轮编”。那时海外作家既少，又发不起稿费，本社社员停笔不写，外界就拉不到稿子。为赶印刷限期，轮编者就只好自己动笔了。最糟的稿荒时期，有时甚至从头到尾、从社论到副刊，往往出于一人手笔。在这一窘迫情况之下，有写杂文习惯的人就可大派用场了。

我们筹办《海外论坛》的原始目的，本是针对时艰，提倡民主。这家小刊物，虽然胡适之、雷儆寰诸前辈对它都呵护备至——雷先生竟把它列为《自由中国》的海外姊妹刊，但是《论坛》的本身确是一桩很痛苦、很深刻的失败经验——它失败的基本原因是起于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传统劣根性。古人说：“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事实上正相反。中国知识分子之“绝”，是我们对下既能发“令”，对上也善于“受命”，可是我们彼此之间却不能平等合作。我们平等合作的结果必然落得个“拳脚交加”（像台湾今日的“立法院”）或“按铃控告”。所谓“中国知识分子”，事实上个个都是单干户。单干户找不到“伙伴”（company），组织不了“公司”（company），《海外论坛》也就关门了。

“提倡民主政治？”我们生为中国知识分子，“我们配吗？”——这问题太大了，学问太深了。哪是“全盘西化”这四个字可以解决得了的？个人自惭不学、自惭浅薄，也就不再造次以汉语来写“时文”了。是“失败主义”在作祟吧，一停笔便几乎停了二十年！

二十年不是个短时间。任何一种文字，你如丢下二十年，重提笔杆你会觉得这支笔其重无比；用这支重笔你也会写得别字连篇。

既然拋荒二十年，为什么又重董旧业、再作冯妇呢？这就不能不感激刘绍唐、胡菊人这两位与我有“相同好恶”的大编辑了。

绍唐最初派给我的是一项中文翻译工作：他要我把早期用英文写的《胡适自传》翻译成汉语。这项翻译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干的。但是这位长于辞令、善于派工作的刘传记却说，胡适是位历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师，别人如把他的英文自传译糟了，你不好说，同时对你也不太好。我仔细想想，绍唐之言实在大有道理，心里一直很矛盾（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翻译自己的著作上），最后还是承担下来了。一翻两年，竟然变成刘传记“野史馆”内的“野史作家”了。“野史”原是写不尽的。在绍唐兄不断地鼓励和领导之下，胡适传记之外，想到适之老师“写下来”之遗训，历年治史心得，一时亦竟如脱缰野马，一发难收，十余年来又写了数十万言。

这些不成系统的随笔札记之作，值不值得选辑成书、保留下来？我自己一直也是很矛盾的。个人数十年之所学，不及先师适之先生之什一。胡适二十来岁便暴得大名，思想已成定型，从心所欲不逾矩，一辈子没有变动，死而后已。然而我这个不争气的学生，虽已年逾古稀，而思想却时时“逾矩”。个人学殖浅薄固然是主要原因，然数十年来历经忧患，国破家亡，阅历之多也一言难尽，而古今中外，名儒硕彦又插架琳琅，做到老、学到老，我掌握了几家学说呢？值此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开放年代，余小子如不知轻重，自觉对国事民生已找到答案、自己思想已有定型，岂非妄自尊大？

我个人虽不敢说像梁任公“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然在此十年千变的大时代中，不断观察、不断思考、不断摸索、不断读书的求答案心情，则数十年未稍辍也。既然尚在摸索，难成一家之言，则“藏之名山”亦且大可不必，自出选集就更是犯不着了。此吾心理之所以矛盾也。

但是人毕竟是社会动物，你自己个人之外，还有家庭、亲友和社会大众对你的影响。刘绍唐先生是我的挚友、编者和发行人。多少年来，他一直要为我出版“唐氏四书”（因为他已替我出了三本书）；而我个人则因为事忙人懒，始终把好友诤言当成耳边风，没有抽出时间和他认真合作。

最近我的另一位老友陈宏正先生也要替我出书。他这出书的行动，比我这位疏懒的作者本人更要认真十倍。宏正是一位有至高成就的企业家，而近年来在海峡两岸的文化界却是无人不知的怪杰和“文化大护法”。他把他辛勤得来的企业利润，不用之于吃喝玩乐（他个人生活实在简朴不堪），而用之于文化事业——尤其是推动“胡适学”的研究。近年来海峡两岸所召开的有关胡适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讲演会、论文竞赛和胡适百岁纪念邮票之发行等，几乎都是陈君一手推动的。在这“七十子亡而大义乖”的沉闷时代，胡老师地下有知，对这位与他毫无关系的小崇拜者的义举，该会由衷地感激吧。宏正知道我是一个颇招物议的“胡适小门生”，因而他也就极力劝我把零星旧作拼起来出书。他甚至主动地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编好目录，弄到“万事俱备”的程度，真令我惶愧不尽。我的这些不成系统的旧作，泰半都是在《传记文学》上发表的，《传记文学》享有版权；刘绍唐兄乃请该社执事先生再事搜罗，由绍唐亲自主持，分编为两卷：有关史学与红学者，编入《史学与红学》；有关传记、书评诸类，则编入《书缘与人缘》。这两卷书名也是绍唐代取的。

传记文学社诸执事都是当今最有效率的出版工作者，他们不但把拙著杂文编排妥当，并打出清样，三校竣事，登出预告，如揿动电钮，则旦夕之间便已书在坊间矣。然社长先生客气，纯为礼貌问题，他要我这位作者于出版前看一下大样。孰知他却高看了我这个马虎文人。我把这万事俱备的出版样品带回了美国，一旦走入课堂，教起书来，便把我自己的书稿搁下了，一误经年。

绍唐知我拖拉的个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则是个注重效率的现代企业家，他向我催书则函电交驰。有些对我过誉的读者，看见预告之后，也写了些热情洋溢的催书信函，读之令我脸红。本年10月，我又携眷返台，自知实在不能再拖，乃把沉重的样稿背到北京、背到沈阳和避暑山庄，最后背回台北，原封未动地还了刘绍唐。

绍唐没有责我。然而我自己却每好事后自悔自责。承两位老友及读者如此高看，而我个人则“不识抬举”一至于此。因此写这篇小序算是向老友磕头赔罪。并向爱护我的读者们报告这两本拙著迟迟出版的来龙去脉，敬祈海涵，并请严厉指教。

至于胡菊人先生替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小书《中国之惑》，那就更说来话长了。

我认识菊人三十多年了。在50年代末期，他还是个青年，那时他和他那位美丽而甜蜜多才的女友，原是我们海外论坛社在香港编辑发行的总代理。我和他二人真是鱼雁常通、情同手足。菊人“妻宫”极好，后来他和另一位甜蜜美丽而多才的刘美美嫂结婚，他以前的女友也嫁了我的一位极好的朋友，我们三家仍保持着通家之好，直至今天。

《海外论坛》之后，当菊人接编《明报月刊》时，不久我们又有了职业上的联系。原来我在50年代末期曾写了一部《李宗仁回忆录》的中文底稿（是专给李宗仁看的）。这一底稿后来由于李宗仁自美“潜逃”而被哥伦比亚大学所“查封”，一封十余年。至70年代中期，哥大当局恩高德厚，竟将原稿发还予我，并允许我“觅商出版”。这一下我同菊人才又搭线了。

菊人这时正主编《明报月刊》而誉满海外。他得到有关李稿的消息，乃争取该稿的首印权和连载权。我们双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当局则因此稿部头太大、复印困难而迟迟未能交出。在我二人都有点儿失望的情况下，我们也时时提起了《海外论坛》的往事。菊人说，暂时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单独替《明报月刊》写写稿子嘛。

这是1976年的春末。也是无巧不成书，我这时刚有位搞图书馆的朋友送我一本大陆上（“文革”时期）官方出版、“内部发行”、每本书都编有特别号码的“秘籍”，叫《毛泽东思想万岁》，分上下两卷，都百余万言。

这本大书太精彩了。它所记载的才是货真价实的“毛泽东思想”。爱不忍释之余，这年暑假我携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携此书为唯一“度假书”。

搞历史的人，抓到一本奇书或秘籍、禁书，是放不下去的。我把这百万言巨著细细地咀嚼了。从纽约咀嚼到渥太华，再从渥太华咀嚼到纽约。习惯支配我写点札记，一动笔，不得了，一下便写了六万五千字。

写了这大堆垃圾干吗呢？灵机一动，小胡不是要我写稿子吗？这不是稿子吗？——这是一包大垃圾，但其中或许有点儿可用的材料——有“新闻价值”嘛。足下可选用则选用之，不可用则拿去抹抹桌子，丢掉它。

函去不久，我就收到菊人的回信。菊人说，他把这包稿子和他的老板一道看了，他二人决定全部采用。菊人的来信使我感到惊奇，也感到尴尬。惊奇的是，编者和作者臭味相投到如此程度；尴尬的则是，哪有这样长的“书评”呢？纵使是评“毛主席的书”。再者，我评了些啥子，我自己也糊涂得记不清了。

我这篇书评，在《明报月刊》竟然连载了半年才由《李宗仁回忆录》出来接班。还有，当我撰此稿时，毛泽东还健在，“四人帮”风头正健；到《明报月刊》刊载时，毛泽东已过世，“四人帮”也已锒铛入狱。因此在行文口气上，就要烦编者酌量修正了。

在编排次序上，菊人也做了新安排，以配合每期的文气而避免“连载”的枯燥。至于作者姓名，我们也同意保密。因为我的八十老母还健在故乡，在海外乱评书不是闹着玩的。

一转眼十来年过去了，国事沧桑几变，而菊人亦自《明报》转《中报》，后来自办《百姓半月刊》。在1988年，菊人兄忽然提议要把我当年那篇“书评”配上若干近作来出个单行本。说做就做，他编排、打字、校样，一切也都弄到“万事俱备”的程度。也是为着循例送作者一观把校样寄给了我，而我事忙人懒，竟至一拖两年，最后还是原封未动还给了菊人。其后由陆铿兄写了篇序，并代取书名“中国之惑”，两个礼拜就出版了。但是这部校样在我的办公室却躺了两年，为此我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真也要向菊人伉俪磕头才对。书此以志吾过，并感激老朋友们的好意。

以上便是这三本小书《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及《中国之惑》从撰稿、发表到编印成书的大略。它们都是笔者平时意到笔随的札记性的零星作品之汇积，没有显明的系统，也谈不到深度。不过笔者渐入老境之时，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以及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发而为文，也不能说没有发愤之作。只是我祖国文明深厚，当前世界学问无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终日恓恓惶惶，追随群贤，日夜进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点滴之得，故步自封？贤达读者批览我书，如不遗在远，随时惠函辱教，则企拜不尽矣。是为序。

1991年10月13日于台北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