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我和于是之这一生(精)李曼宜

目 录
自　序　／001

印象：灰布制服中的紫红毛衣　／001
找到了“家”　／008
李伯钊指导于是之排演歌剧《硫磺厂》　／014
难忘1949年的生日　／021
亲历开国大典　／027
初次下厂、下矿演出　／031
值得回忆的苏联话剧《莫斯科格》　／039
从恋爱到结婚　／050
我们的家　／067
1951年在舞台上次出现形象　／087
于是之早年的学习生涯　／102
关于《幼学纪事》　／111
关于《祭母亲》　／118
公园偶遇钱学森、蒋英夫妇　／124
《茶馆》复排风波　／128
从《像他那样生活》到《丹心谱》　／145
“副院长”八年　／171
于是之和他的舅舅们　／186
莫斯科之行　／204
与病魔抗争　／217

附录一
为了纪念与感动　　／246
回忆父亲　于永　／253
我印象中的爷爷　于昊明　／257

附录二
筹拍《赤壁大战》的演员日记　／261
于是之年表　／281

李曼宜,1925年生于北京，1948年于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后入华北人民文工团，在此与于是之相识相爱，并于1950年结婚。1983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开始系统地搜集、整理于是之相关材料，编有《于是之家书》。
于是之,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国话剧代表人物。话剧代表作有《龙须沟》（1951）、《骆驼祥子》（1957）、《茶馆》（1958）、《丹心谱》（1978）、《洋麻将》（1985）等，电影代表作有《青春之歌》（1959）、《秋瑾》（1984）等。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中戏剧协会副、北京市戏剧家协会等职。《幼学纪事》曾入选语文教材；著有《于是之论表演艺术》《演员于是之》等。

印象：灰布制服中的紫红毛衣1949年的春天，北平刚刚解放不久，虽说还是春寒犹厉时节，可在空气中已经令人感到一种暖融融的气氛了。我们北师大的一些同学在看了一个从解放区来的文工团演出的歌剧《赤叶河》之后，都感到振奋。从他们演出的内容、形式和音乐等方面来看都是我们过去没有接触过的，因此很受鼓舞。后来又听说音乐家贺绿汀先生是这个团的领导之一，我们对这个团就更有一种羡慕之情。，有位同学得到一个信息，说这个文工团正在招收新团员，于是我们十来个同学当时就决定去报。测简单，我们都被录取了。记得当时我被告知，3月24日报到，自带行李，要在文工团里住，到时会有车来接。
这个文工团是刚刚从解放区入北城的，全名叫“华北人民文工团”，隶属于华北局。去报考的那天，我看文工团里的同志，不论男女老少，都穿一身灰粗布的制服，显得很精神。而我们当时在学校多穿旗袍，很少穿长裤（只有上体育课时才穿）。为了别太特殊，我用家里仅有的一块黑咔叽布做了一套制服，准备在报到那天穿。一切准备就绪，报到的日子也到了。
那天，我在家焦急地等待着接我的车，有些坐立不安，听到有人告诉说：“车来接你了！”我赶紧跑到大门外一看，愣住了。完全没有想到，接我的“车”竟是一辆小毛驴拉的胶车（这是当时文工团里的交通工具），赶车的小伙子也是从解放区来的“红小鬼”。他客气，帮我把行李放到车上，而我这个城里人次爬上了毛驴车。“坐稳了！”小伙子手中的鞭子一甩，轻轻地吆喝一声，我们的车便启动了。小毛驴一路小跑，“踢踏踢踏……”那均匀的节奏敲击着北平城的柏油马路。我靠在行李上，心情特别激动。我想，要记住，我是这样走进队伍里来的。
我们报到的人先到了那时的团部，地点是在西堂子胡同1号——一座很讲究的小洋楼，后边还有花园。听说那里原来是将领宋哲元的公馆。文工团负责接待我们的同志根据我们几个人的情况——有学声乐的，有在学校业余剧团的——将我们都分到戏剧部了。那时，我听说文工团还有音乐部和一个管弦乐团。
戏剧部又在另一个地点。当时文工团之所以住得那么分散，是因为刚进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大房子，只好临时找些空房住下。戏剧部在东华门大街19号，那里原来是一座大饭庄，坐北朝南，门口是高台阶，进门是个四合院，有一排北房、东西厢房和南房，房间都很宽敞，屋外四周还有很宽的走廊，中间有个不小的天井（后来这里搭了凉棚，我们、排练都在这里）。东边还有一个跨院，这些房间都被打了隔断，也许就是原来的“雅座”，这样就可以住下不少人了。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住来的同志都很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过了一会儿，只见一个穿着紫红毛衣的小伙子，跑来帮我们提行李，安排住处。那时由于床还没买齐，男同志一律打地铺，住在大北屋；我们几个女同志分别住在东西厢房，屋里是有床的，算是优待了。当时，我心里很纳闷，这个穿紫红毛衣的人是做什么工作的呢？看他那身打扮，显然不是刚进城的“老”同志（这个“老”，只是区别于我们新来的同志，那些“老”同志其实也很年轻），可他又俨然以团里的主人身份在接待我。把我们都安排停当以后，这个小伙子才做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叫于是之：“干钩于，是不是的是，之乎者也的之——是生活干事。”我心想，这名字用的字真有些特别。后来大家聊起来，才知道他也是新来团里的同志，只不过比我们早了一个月而已。现在回想，当时对他的印象就是在那一色灰布制服当中出现的那身紫红毛衣。据他自己说，那件毛衣是在旧货摊上买的便宜货。那时他是穿着一件棉袍到团里报到的。一到，就急着想和老同志学扭秧歌，打腰鼓，穿着棉袍实在不方便，脱掉它就只有这件毛衣了。他开始也觉得有些“各色”，再一想，“解放了”，穿什么不行啊，于是就大模大样地穿了起来。开始，我以为和是之的次见面就是在1949年，后来我们聊起来才知道，原来早在解放前，大约是1944年，我们就见过面，只是印象不深。那是在什么场合呢？这可就说来话长了……故事要从我家住的那个大院儿说起。这是一个很大很深的院落，里边住着包括房东在内的五六户人家。它并不是一个大杂院，各家都是独门独户，还有自己的小院落。住在这里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各家的孩子平时都去上学，只有当暑到来的时候，大院儿的孩子们才凑到一起商量怎么过期。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住在这里。大院儿里有很多树，松树、柳树、槐树、桃树、海棠树……吸引我们的是一个用砖砌起来的平台，它可以当成舞台用，台子上边搭着一个高高的藤萝架，藤萝开花时清香扑鼻，夏天这里是乘凉的好地方。我们小孩子就在这个台子上唱歌、跳舞、吹口琴、变魔术，还表演小节目。我们把各家的大人请来当观众，颇受。
随着我们一年年长大，只演些小节目已觉得不过瘾了——当时我已经上高中了。这年暑，院儿里有同学提议排一出话剧，有人干脆提出排《雷雨》，理由是这出戏里角色不多。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就排《雷雨》，并分派了角色，但发现人手还是不够，缺一个演周萍的人。怎么办？几个男孩子商量了一阵后说，他们可以找一个朋友来参加，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好，说干就干。那时我们只能找到三四本剧本，对词的时候，谁有词谁就拿着剧本，大家轮着用。我们既没有导演，也没有剧务，只要有人一招呼，大家就都来了。所谓“对台词”，只不过是照宣而已。在“周萍”缺席的情况下对过几次词后，这天担任“周萍”一角的朋友终于来了。那时的孩子，也没想到要把这位朋友给大家做个介绍，只是人一来，马上就开始对词了。我被分配演繁漪，和一个陌生的“周萍”对词特别紧张，头也不敢抬，眼睛紧紧盯着剧本。那时的女孩子还真有些“封建”呢。记得这位“周萍”只来参加过两三次排练，我和他除了对词，并没说过别的话，甚至都没抬头看他一眼。暑很快就过去了，虽然没见到我们的“成果”，但是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部曹禺的剧作，还是很有收获的。
后来知道那个“周萍”叫于淼，也就是现在的于是之（他的这个名字是在职业演戏时才改的）。若干年后，我们提起了当年在大院儿排《雷雨》对词的事，是之还记得。他说：“你那时只顾低着头念词，从不抬头看看，凡是繁漪台词里有‘我爱你’或是‘你爱我’的话时，你只念‘我—你’，‘你—我’，把那‘爱’字去掉了。”我说：“繁漪有这样的词儿吗？我怎么不记得？”他说：“有，有，有啊！”说罢，大笑。这大概就是我留给他的“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