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人类学研究(7辑)梁永佳 主编

特稿
王铭铭 祭祀理论：从泰勒到史密斯再到弗雷泽
葛兰言专栏
许烺光 关于古代中国婚级与亲属关系的问题
评葛兰言教授新著并重新解释古代中国祖先崇拜中的昭穆制度
杨 堃 葛兰言汉学导论
夏白龙 马塞尔·葛兰言和他的著作
宗树人 葛兰言的中国文明研究对法国人类学理论的影响
黄子逸、张亚辉 试论葛兰言中国研究的比较方法
毛若涵 昭穆制度争议与许烺光父子轴的发现
研究
王琛发 “地方”的消解与复原：重读消失在历史中的姓王桥
清末民初同安县銮美社族亲槟城事迹的再解释
何贝莉 民族认同与“信仰溢出”
以与藏族族别相关的川康民族识别为例
马斌斌 云南德钦阿墩子“藏回”结合式婚姻与家庭的人类学解读
研究述评
褚建芳 田汝康芒市傣族研究中的心理学贡献
加运豪 从经济生活回归“总体”社会生活：评莫斯《礼物》
稿约

梁永佳，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曾执教于中国政法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知名高校。近年来，梁教授主张“以中释外”，致力于用中国古代思想解读远方的社会文化，同时通过加强当代中西方学术的对话，探索中国概念的社会科学意义。研究旨趣包括本土宇宙观、亚太民族志，田野工作点遍及中国西南地区、南印度和新加坡。目前已出版《地域的等级》《象征在别处》、ReligiousandEthnicRealnaChineseMinority等多部著作，并在《社会学研究》《社会》《开放时代》、AmericanAnthropologist等期刊发表多篇。

编者按葛兰言（MarcelGranet，1884—1940）对中国先秦文献的研究，长期湮没在“汉学”领域，甚至一度受到有意忽视。近年来，葛兰言的学术思想逐渐为国内外人类学家所重视。王铭铭、汲喆、赵丙祥、宗树人（DavidPalmer）、纪仁博（DavidGibeault）、梁永佳、张亚辉等诸多学者都认为，葛兰言不应被简单地视为汉学家、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家，而应被视为一位对一般人类学有原创贡献的人类学家。实际上，葛兰言对法国人类学有影响的人类学家，例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路易·杜蒙（LouisDumont）、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Descola），均有直接甚至决定的影响。我国老一代学者、葛兰言的学生杨堃先生（1901—1998），曾多次撰文提醒学界重视葛兰言的学说。值得一提的是，写下《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Freedman，1920—1975），晚年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放弃了从村落逐级向上认识中国的思路，转而投入对葛兰言的研究。可惜天不年，弗里德曼未能完成这项研究。四十多年过去了，从中国社会生产一般人类学理论的思路，早已被用中国经验探讨西方理论的模式所取代。尽管几乎所有欧美高校都为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提供了教授席位，但中国人类学领域的研究越做越小，很少出现新的、能人类学风格的议题，也没有出现过像葛兰言这样对一般理论产生影响的人类学家。甚至，很长时间内葛兰言的主要作品连英文版都没有，也没有中文版。听法国朋友说，葛兰言的文笔绚丽多彩，追求老派文人的风格，并不容易懂。看来，语言的隔阂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清楚葛兰言到底做了什么。好消息是，听说葛兰言文集的中文版翻译进行得颇为顺利，这令人十分期待。
本期“葛兰言专栏”，我们重刊三篇曾湮没在历史中的珍贵文章，并配上几篇当代学人的新作。我们希望配合已有的葛兰言研究，将这个领域引向深入。感谢岳永逸、宗树人、张亚辉、黄子逸、毛若涵和几位译者的鼎力相。
祭祀理论：从泰勒到史密斯再到弗雷泽王铭铭祭祀（sacrifice）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借供奉与各种“他者”（天地、物、神、物神、逝者等）交往的方式，是人处理广义人文关系（物我自他和人神关系）的办法，是生活的重要内容，亦富含对世界及人与其关系的宇宙观想象。
关于祭祀，人类学奠基者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BurnettTylr，832—1917）、威廉·罗伯森·史密斯（WilliamRobertsonSmith，1846—1894）及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GeorgeFrazer，1854—1941）给予了程度不一的重视，并相继提出三种不同的解释。三位巨匠活跃于大英帝国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鼎盛期（泰勒和麦克伦南）及鼎盛期向式微期过渡的阶段（史密斯与弗雷泽）。他们带着时代气息和与之相关联的关切求索祭祀的“原始”，通过源流辨析界定了祭祀的由来与本质，并得出了不同结论：泰勒改良曾被用以贯通物我的精神论概念，提出了万物有灵论（animism）解释；史密斯基于约翰·弗格森·麦克伦南（JohnFergusonMcLennan，1827—1881）的定义提出了图腾论（totemism）解释；弗雷泽对其前辈泰勒和史密斯的解释进行批判和综合，提出了巫术论（magic）解释。
一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崇新弃旧，淡忘乃至抹杀了这些曾有广泛影响的解释。然而，必须指出，学术上“温故”不仅是必要的（借此我们方能明了所从事工作的本来旨趣），而且对“知新”是有益的（从中我们能得到启迪）（王铭铭，2020a，2020b）。具体就祭祀这个课题而论，20世纪以来，人类学界给出的新解释很多。做理论溯源或学术史定位时，新主张提出者至多只会提到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的解释，殊不知这一解释是在对英国古典人类学“原始宗教理论”之一解释（史密斯解释）的反思继承中提出的（埃文斯-普理查德，2001：57—92）。为了“破旧立新”，年鉴学派有选择地对当年的另一种解释（泰勒解释）进行了“否”（Hubert&Mauss，1964：1—9），但其事业与其批判对象——如泰勒的智识论（intellectualism）——思想遗产之间的关系难以切断，因而年鉴学派实难阻碍“另类思想”以新的面孔——如结构人类学的“野思维”理论——重返学界（埃文斯-普理查德，2001：24—56、93—118；Jones，1986）。显而易见，要理解新解释，我们不能不理解与之相对、相关的旧解释；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无论是年鉴学派还是其后的“新学”，都是在返本开新中“创新”的。
鉴于从学术的“现在时”返回其“过去时”有以上必要和意义，我将通过撰写本文重返1纪晚期诸祭祀理论，并对其形成与变异过程加以再现。
行文之前，有几点“技术问题”需要交代：1.本文述及的经典都具有极其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内容，而我这里重点关注的是其中一个特定方面——祭祀（特别是其“原始”）——的解释。由于我写作本文的旨趣仅在于讲述古典人类学祭祀理论演变的“故事”，因而，本文必然有其局限，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构成对原典的全面复原。
多数学者在对西学进行翻译时将本文重点关注的“sacrifice”译作“献祭”，而一些汉学家在研究东方古礼时则将“祭祀”一词译作“sacrifice”。我在本文选择以“祭祀”来翻译“sacrifice”。这样做考虑有二：其一，在本文及的献中，并不是所有“sacrifice”都被解释为自下而上的“献”的等级化人神关系。其二，倒过来用被“西译”的汉语概念“祭祀”翻译“sacrifice”，有于我们对即将进入的不无困难的西学之旅与所在文明关联看待。
2.本文将追溯和理解古典人类学的祭祀理论（当作其写作主旨），这无疑会使本文有其缺憾——如，使之缺少思想的社会史和“集体心态”文脉分析。所幸者，有关于此，人类学史大师史铎金（GeorgeW.Stocking，1928—2013）的论著（特别是Stocking，1987，1995）专业而翔实，既为本文将要进入的学术思想史之旅铺平了道路，又为我减少了原本必然会承担的代价——若须承担说明思想与时代相关的任务，那么我便会顾此失彼，失去专注于思想的理解之机会。
3.本文所涉及的主要经典引据了大量民族志素材。作者如何用这些素材来论他们的观点，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但由于我在此处要做的工作主要在于识别先贤提出的祭祀理论，因而，有理由“悬置”分析这些素材的由来、可靠及作的工作。
4.本文引用的文献有不少只有外文版，但有两部经典（《原始文化》和《金枝》）已有了汉文版。研究时我诉诸原版，但引用时，有汉文版者，我主要依据汉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