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价值追求(书院精神初探)/中国书院文化建设丛书曾欢欢

章 绪　论
节 　书院精神的概念及内涵
一、书院精神是什么？
二、书院精神内蕴
第二节 　书院精神的时代特色
一、唐至五代书院精神
二、宋代书院精神
三、元代书院精神
四、明代书院精神
五、清代书院精神
第二章 独立自主的治学精神
节 　书院治学精神的具体内蕴
一、书院治理的自主
二、书院教育的独立
第二节 　书院治学精神的实施载体
一、创办渠道
二、经费筹措
三、组织管理
四、学术独立
五、自学自修
第三节 　书院治学精神之典范
一、吕祖谦与丽泽书院
二、侯遗与茅山书院
第三章 以德育人的人文精神
节 　以德育人的人文精神的具体内蕴
一、明德修身：立志、存养、自省、慎独
二、明伦齐家：孝悌、诚信、义节
第二节 　人文精神的实施载体
一、制度载体：书院学规、课程设置、祭祀礼仪、山长选任
二、环境载体：书院选址、建筑人文环境
第三节 　书院人文精神之典范
一、《白鹿洞书院揭示》
二、岳麓书院祭祀
第四章 求真务实的实践精神
节 　书院实践精神的具体内蕴
一、躬亲实践
二、知行合一
三、经世致用
第二节 　书院实践精神的实施载体
一、教学方法
二、课程设置
三、制度
第三节 　书院实践精神之典范
一、朱熹的游经
二、龙场悟道与“知行合一”
第五章 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
节 　书院开放精神的具体内蕴
一、开放的办学态度
二、开放的治学精神
第二节 　书院开放精神的实施载体
一、招生制度
二、讲会制度
三、藏书借阅制度
第三节 　书院开放精神之典范
一、鹅湖之会与白鹿之会
二、学派兼容的岳麓书院
三、吕祖谦及其“兼容并蓄”的学术思想
……

节　书院实践精神的具体内蕴书院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实践本身，更加注重实践的实际效果，一方面强调以知促行，将所学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对理论进行检验与完善；另一方面还强调学以致用，主张为学要为世人做出贡献，这也是古代学者所追求的学问。从这个层面来讲，实践实则是一个由浅入深、体用结合的过程，具体可细分为躬亲实践、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三个阶段。
一、躬亲实践书院教育注重“践履躬行”。践履躬行语出《诗经?大雅?行苇》，意为身体力行，躬亲实践，体现了重视实践、深入实践的精神。一方面，书院将实践作为完善生徒道德修养的重要方式，注重引导生徒将内在之德外化为外在之行，即行出于德，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行重于言，言行当一致。另一方面，书院用“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是知尝在先而未尝不随之也”来鼓励生徒亲自深入实践，在实践中精进知识。
朱熹重视自身践履，认为先知后行，行重于知。他提道：“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与不学无异。”即求知如果不是用于实践，相当于白学。正是因为如此，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花了很大篇幅详细介绍了“笃行”要从哪些方面着手，要求从修身、处事、接物三个方面对生徒进行实践教育，并逐条列举了三者的具体原则。他训诫学生，修身要做到说话忠诚信实，行为笃厚恭敬；制住怒气，抑制；改正错误，不断向善。处事要做到用礼来约束自身的行为，用义来规范自己的思想；要敢于捍卫天下的正道真理，能为此不避不趋，不计得失。接物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做事未达到目的，应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还从反面来论“躬行践履”的重要，“若不用躬行，只是说的便了，则七十子之从孔子，只用两日说便尽，何用许多年随着孔子不去。不然，则孔门诸子皆是呆无能底人矣”，以此来训诫生徒，只有亲自去体察，才能真正将知识转化为自己所有。
又如，刘熙载在《龙门书院课程六则》中指出：“学者读古人书，工夫从知上起，即当从行上尽，知而能行，其知乃真。”即只有将知识付诸实践，才是真懂得。同时还训诫诸生“随时省察所行之事，与平日所读之书相合不相合”来进行知行的对照检验。《凤书院学规》其中一条内容便为“敦实行”：“圣门言学，知行并进，凡论君子，言行并重，务知而不务行，徒费思索，无裨身世，能言不能行，则所谓空言以欺世，虽言愈工丽，返之身心，全无实得，正不知所读何书，所学何事也。”书院以此来告诫生徒要言行一致，注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可见，“行”是各书院教书治学中的关键一环，也是读书人德才并进的必修之业。若连所学之理都不去践行，又如何能做到修其身，更不用妄谈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书院特别强调在行动中进行学习教育，也常常会在学规、学约中提出行动的路径或要求。
在要求学生躬亲实践的同时，书院山长也注重通过言传身教来为生徒做好表率。范文正公在应天府书院授业时，极其注重躬亲实践。每逢其讲授诗词歌赋，必会亲笔创作，并在此过程中将诗文的意象选取、格律运用、行文逻辑与典故出处等逐一讲解，旨在缩短学生从能知到能行的过程，并将知与行有机结合，事半功倍；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更称得上是“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的楷模，先忧后乐，正是他一生道德情怀的写照。程颢和程颐二人也很注重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们认为：“穷经，将以致用也”，“力学而得之，必充广行之”，所表达的正是一种博学古今而能适用于当下的理想与追求。江西豫章书院一位名叫高为孝的生徒，自小天资聪颖，进入书院学习后更是遍览群书，学有所成。满腹经纶，拔贡出身，两度被聘为鹅湖书院的山长。根据《铅山县志?文苑》记载，高为孝主持教务时，“游其门者亦多能以品节自励，不独登科之士远近联翩鹊起”，在书院为师时，高为孝始终秉持修身端品、崇实尚德的治学态度。在他的影响下，书院师生也在治学中时刻修身自律。虽然书院山长大都位卑职轻，过着清贫简朴的生活，但他们在书院任职讲学期间，在与学生相处的过程中，坚持以身作则，躬亲实践，不厌其烦为生徒讲学答疑，为学生做好垂范，受到生徒的爱戴和百姓的尊敬，也鞭策着生徒在学习的过程中明道博学，以知促行。
二、知行合一
明代以来，“知”“行”二者的关系有了新的表现形式，王阳明首次明确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并在书院治学过程中进行推广。所谓知行合一，是由内心本然的知觉到行动，又由行动到自觉之知的双重转化过程，即借理论知识进行实践，同时在实践中对知识进行检验，加深自己对知识和事物的认识，进而获得真知，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知”和“智”在古代文献中虽多通用，但各有不同。《释名?释言语》云：“智，知也。无所不知也。”《荀子?正名》也曾提道：“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可见，“知”一般被理解为知识、知道，意味着知识的获得；“智”则被理解为聪明、智慧，意味着能够对知识做出客观、理的判断。如黑格尔所言：“熟知的并非真知”，也就是说，在学习中从不知到熟知所获得的只是知识，而从熟知到真知才能将知识转化为智慧，即只有转化为智慧的“知”才为真知。
对于“如何求得真知”这一问题，不同时期的书院，其治学方法也有所差异。在孔子“不耻下问”治学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国书院师师、师生、生生之间常常就不懂的问题进行质疑问难，并将其作为追求真知的重要方法。王阳明在治学过程中强调“质疑问难”。一开始，向王阳明提问的书院生徒并不多，他便昭告诸生，“诸公近见时少疑问，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为已知，为学只是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着实用功，便见道无终穷，愈探愈深，必使精白无一毫不彻方可”。他质问学生为何不勤加提问，学习过程中如果一直没有疑问，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的话，就会在原来可能是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只有不断地进行质疑，才能扫去蒙在心中的灰尘，探求到精妙的道理。吕祖谦在《丽泽书院学规?乾道五年规约》中提出：“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各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书名于册后。”要求专门立策来记录生徒的疑问，并在见面时共同商讨，一同思考，以此来追求真知。胡宏在碧泉书院讲学时，在其生徒彪居正的追问之下，相继提出了何为仁、何为仁之体的疑问，并解答了“仁之体”是“万物与我为一”的疑惑。除了质疑问难之外，学思结合也是书院追求真知的途径和方法。船山先生王夫之指出：“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而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学习和思考必须结合起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所学愈广博，思考得就愈深入；思考得愈深入，也就愈能促进学习。只有通过好学、力行等切身实践，不断扩充知识储备，加强道德修养，才能达到对知识的真正领悟。 可见，“求真知”归根结底是为了落实到行动中去，实则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过程，也如前文所述的“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的实践观具体体现在王阳明的《教条示龙场诸生》中。“教条”是他为龙冈书院所立的规约，主要内容围绕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展开。他首先强调的是“立志”问题，认为人只要决心从善去恶，便能不“欺”不“瞒”；“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之后的勤学、改过、责善都当以立志为基石，相互联系，彼此促进。勤学，是对内心志向的“纠察”，通过勤学不断提升其思想境界，以广阔的胸襟去容纳更高远的志向，以扎实的学问去辅更务实的理想。改过，是对立志的有机补充，以不欺不瞒的态度去承认错误，用从善去恶的决心去改正过失。责善，是志同道合的修行，在劝勉从善的道路上诲人不倦，在知行合一的原则里推己及人。他通过精炼的语句和通达的智慧为诸生勾画了从立志到笃行的蓝图，引导众人立志从善、博学求精、表里一致，走上知行合一的道路。
可以看出，“知”与“行”共同致力于提升理论涵养与践行能力，彼此不可割离。二者虽然可以分作两个方面来说，但并不需要分出孰轻孰重的两截。所谓“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列，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朱子语类》），知行二者就像自己的双脚，只有互相配合才能齐头并进。如果知行分离，则必会导致知而不行、行不合知。这种主张在行动中求真知的教育理念，对书院的教育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经世致用从宋明时期的繁荣与辉煌，到清代的普及与流变，书院的积弊也逐渐暴露出来。一方面，书院严重走向官学化，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另一方面，山长由官府任命与委派，大多来自权要，师资冗杂，且多为无用之师，不利于生徒的培养和发展。正如潘克先在《中西书院文艺兼肄论》中所言：“乃观中国一乡一邑，书院林立，所工者惟文章也，所求者乃科举也，而此外则别无所事。……今日四邻日强，风气日变，泰西诸国各出奇技淫巧以赚我钱，而我之八股五言曾不足邀彼一盼，试问制艺能御彼之轮舰乎？曰不能也；能敌彼之炮乎？曰不能也。自知不能而尚不亟思变通，是犹讳病忌医，必至不可救药也。”因此，当中国遇上世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有识之士们便开始思考如何让书院培养出能推动社会进步，符合时代发展所需要的实干型人才，书院教育开始将“经世致用”视作核心价值，力求转变当时空谈心、不务实际的社会风气。
经世致用的实践观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充分揭露科举的弊端，竭力反对学校沦为科举的附庸；二是关心时事政治，通过评议朝政得失、提出改革主张的方式来试图改变不良现状；三是思想更加包容，凡是有利于匡扶时弊、利国利民的学说和主张均可以被采纳，并逐渐将自然科学等西学学科融入课堂教学内容。
被后世推为“湖湘学宗”的张栻在主持岳麓书院期间旗帜鲜明地反对岳麓书院成为科举的附庸，提出了“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的办学宗旨，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为学之道，其“体察求仁”“辨别义利”的观点更是深得志士之心，群英荟萃，开一时之新风气，使得岳麓书院声名远播，更使得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湖湘学派成为众多实干派名人的摇篮。岳麓书院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的传统一直延续，培育了众多栋梁之材，例如杰出思想家王夫之、写下《海国图志》的思想家魏源、洋务运动时做出诸多贡献的左宗棠等。
东林书院广为世人传颂的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便体现着东林书院“读书、讲学、爱国”的办学宗旨。书院读书与讲学的志向是为了爱国，东林书院治学不仅重在明理修身，还经常讨论当时的政治与国事，针对当时朝政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其心怀家国天下的抱负和敢于针砭时弊、意图进取的精神却被永远铭记。书院从修身正己、博闻广学到知行合一、经世报国，以不畏权贵、不惧生死的决心，力争一个海不扬波、民安的天下。
颜元以“为天下造实绩”为目的而兴办漳南书院。他认为，书院培养人才的目的就在于养成“建经世济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扶世运，奠生民”之人。他主张学问应有补于世用、务期实用，所谓“读得书来，口会说，笔会做，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才算学问”。阮元在嘉庆、道光年间，分别于浙江、广东创立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明确主张“以励品学，非以弋功名”“且课举业者，各书院已大备，士子皆知讲诵，此堂（指学海堂）专勉实学”。他将研究讲授经史实学使其能致于实用为目标，大力弱化了治学以科举为目标导向的教学方式，为清中后期广大书院向经世致用的目标靠拢提供了参照，许多书院受其影响颇深，如长沙的湘水校经堂。湘水校经堂于道光十一年（1831）建于岳麓书院，是时任湖南巡抚吴荣光仿学海堂之制所设。开经义、治事、词章三科试士。当时，岳麓、城南二书院讲求实学，往来求学者可谓门庭若市。至道光十六年（1836），该学堂各科教学几乎荒废停办。咸丰末年，湖南巡抚毛际可曾短暂重开过校经堂的经史科目。光绪五年（1879），湖南学政朱逌然将该学堂重新迁建于城南书院旧址处，任命山长及学长等专人具体负责学堂的相关事务。并在同年完成招生，正式开课教学，设《校经堂学议》，要求学生“寝馈于四书、六经，探治平之本，然后遍读经世之书，以研究乎农桑、钱币、仓储、漕运、盐课、榷酤、水利、屯垦、兵法、马政之属，以征诸实用”。光绪十六年（1890），新学政张亨嘉迁学堂于湘春门并定名为校经书院，重新裁定科目，只留经义与治事二科，更加明确了经世致用的教学主题，并用“当世之务”极大地丰富了教学的内容，要求学生考究“古今天下治乱，中国强弱之故”，“举乎日所闻于经者，抒之为方略，成之为事功，一洗二穿凿之耻”，培养出了众多经世致用之才。在“经世致用”实践观的引导之下，求学于湘水校经堂的左宗棠关注史地学和农学，著《舆地图说》和《朴存阅农书》二书，成为晚清洋务运动的一员；其另一位学生郭嵩焘成为中国首位驻外使节。
总而言之，躬亲实践、知行合一、经世致用是书院实践精神的三个不同层次，“躬亲实践”即从自身做起，用所学来指导实践，“知行合一”即将知识与行动相结合，讲求在行动中对所学进行验和完善，“经世致用”即将所学用到社会中去，把所学知识贯通于安民富民、治国强国的实践之中，这也是古代读书人治国平天下的目标。这三个层次实际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光重视“行”本身，还重视“行”的实际效果。

1．专家级的作者队伍。主编及作者邓洪波在学界人称“邓书院”，分册作者亦为书院研究专家。
2．千年弦歌，其命惟新。从传统的书院到如今高校的书院制，书院不仅“活”在历，更“活”在当下，“活”在未来。千年弦歌，生生不息，又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