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克拉丽莎(奥地利)斯·茨威格

目次
一九○二年至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二年夏天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六月
一九一四年七月
一九一四年九月、十月、十一月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月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年

茨威格在次世界大战期间

斯·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小说家、传记作家。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次世界大战时从事反战工作，成为和平主义者。纳粹上台后，流英、巴西。其小说以细腻深入的心理分析见长。代表作有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旧书贩门德尔》《心灵的焦灼》，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传记《巴尔扎克传》《良心反抗暴力——卡斯特利奥反抗加尔文》《约瑟夫·富歇》等。
茨威格是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德语作家。

译者张意为中国人民大学德语系教授。

一九二○年至一九一二年克拉丽莎在日后的岁月里努力回忆她的一生，很难把她的一生连缀起来。就像大片的地面被黄沙覆盖，轮廓模糊不清，时间从上面掠过，像云彩一样飘浮不定，没有固定的形状，没有明确的尺寸。好些年是怎么度过的，她完全说不清楚，而有几个星期，甚至于几天，几小时却宛如昨天发生的事情，还触动她的感情和她内在的目光。有时候她觉得，只有很小一部分时光，她是头脑清醒感觉清楚地度过的。另外一部分时光却是在身体疲惫，或者茫然尽职之时朦朦胧胧地打发过去的。
和大多数人不同，克拉丽莎对自己的童年时代知道得少。由于特殊情况，她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家，没有一个熟悉的环境。她出生在加利西亚一座驻扎军队的小城。她的父亲，当年还只是参谋总部的一名上尉，被分配到这座小城。由于一系列客观情况不幸地交织在一起，使她的母亲不治身亡：团里的军医得了流感卧病在床，打电报召请邻近城市的医生前来诊治，医生却因大雪封路，来得太晚，未能治愈此时已转成肺炎的疾病。克拉丽莎在卫戍地受了洗礼，就和那个比她大两岁的哥哥一起，立即被带到她祖母处收养。祖母自己也病病歪歪，要她照顾人，还不如让别人照顾她更好呢。祖母去世后，克拉丽莎就被托付给了她父亲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而她的哥哥则被她父亲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收养。他们居住的房子在变，那些伺候他们的用人的脸和模样也随之改变，时而是德国人，时而是波希米亚人、波兰人；从来没有时间让他们习惯环境，结交朋友，熟悉一切，适应一切；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的胆怯还没有克服，可是她父亲就在一九○二年，她八岁那年，奉命调到彼得堡去当武官；为了让这两个孩子生活更加稳定，家庭会议做出决定，把儿子送进军官学校，把克拉丽莎送进一座坐落在维也纳近郊的修道院学校去寄宿。克拉丽莎很少见到她的父亲，父亲的印象只有很少残存在她的记忆里，对于那些时日，她回忆起来，与其说是记得父亲的脸和他的声音，不如说是他那光彩夺目的蓝色军装，上面挂着叮当作响的圆形勋章。她很喜欢把玩这些勋章，可是她父亲严厉地把她小孩子的小手——她哥哥也受到这样的待遇——从这些象征荣誉的标记上挪开，为了对她进行教育。关于她的哥哥，她只记得她哥哥敞领的海员衫和他那平顺垂滑下来的金色长发，克拉丽莎为此还有点妒忌她哥哥呢。
克拉丽莎在修道院学校度过了她后来的十年光阴，从八岁一直待到她快满十八岁。同样，这么长的时间，只留下这么少的回忆，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怪她父亲的一种格特点。莱奥波特·弗朗茨·巴萨维尔·舒迈斯特在这段时间，稳步从上尉擢升为参谋总部中校这样的高级军衔，在比较高级的军人圈子里算是学识渊博的战略家和理论家之一。人们对他的勤奋好学、忠实可靠和远见卓识都表示出真诚的敬意，但是在这敬意之中也稍稍夹杂着一点嘲讽的意味；司令官在和比较亲近的军官谈话时，总是微微含笑地称舒迈斯特为“咱们的统计学家”，因为舒迈斯特干起活来坚忍不拔，吃苦耐劳，外表极为严厉，其实相当胆怯，并不灵活。他认为建立一个系统化的信息中心乃是作战胜利的先决条件，他是慢慢地得出这个结论的。因为他在军事方面对全凭灵感、随机应变的行为一向持怀疑态度。他热心地收集外国军队能够正式公布的一切想象得到的数据，作为剪报加以整理，不断补充，分门别类存进卷宗，谁也不得看上一眼。他的这种热忱使他得到邻国，德国参谋总部真诚的赞赏。就这样坐拥大量资料，他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在国外备受重视（事情总是这样）。不仅受人重视，甚至还为人惧怕，他的这座保存外国纸面上的军队和活生生的军队情况摘要的实验室，包括三四个房间；他经常不断地向奥地利驻各国公使馆的武官们发出调查表格，要求他们报告细枝末节的问题，供他充实他的军事标本夹。武官们为此对他百般诅咒。他起先是出于责任感和信念开始着手收集这些资料，渐渐地收集越来越多的细节并且把书面的和表格的汇总系统化，他对系统化的“酷爱”成为一种激情，甚至变成一种癖好。这种癖好填满了他因为早年丧妻形成的残缺不全、空洞荒芜的生活，使之获得新的内容。这是一种艺术家所熟悉的对于整洁和对称的小小的快乐，因为游戏的兴致是诱人的。他喜欢红色和绿色的墨水，削尖的铅笔。这具有古玩店的魅力。这一切他的儿子全然没有看见，这是父亲秘密的痛苦所在。只有他自己知道这种技术的快，写些纸条，进行比较。先前他下班后，待在家里，穿上家居长袍，脱掉僵硬的领子，动作更加柔和，怀着感激的心情谛听他已故的妻子弹奏钢琴，让他有些僵硬的灵魂在乐声中松动一下；他们两人一起上剧院看戏，或者出去进行社交活动，这都使他散散心，放松一下。妻子去世以后，他不善于社交，夜晚一片空荡，毫无消遣，他便想方设法找事情做以此塞满空虚，用钢笔、剪刀、尺子在家里也设立一个个卡片，加以提炼，用来写成他公开发表的《军事战略表格》。在这本著作里自然不包括有关祖国利益的秘密材料。这样一来，通常在办公的时候就可以了解情况，无须从隔壁房里取来。对于别人而言，枯燥无味的东西，什么号码啦，数字啦，数量啦，差额啦，他都可以从中取得一种神秘的，对别人而言无法理解的认识，与说是军人，不如说他是个数学家；他越来越自豪地意识到，他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用几万个这样个别的观察，为军队和帝国设立了一个武库，这是奥地利的宝库啊。事实上，在一九一四年，他对可以动员的师团做出的预计要比康拉德·封·霍岑多尔夫的乐观估计正确得多。他越来越用书面文字取代口说的话语，越来越把他整理出来的材料替代客观世界。别人觉得他越来越严峻，城府越来越深，尽管他归根结底只是越来越孤独而已。他生活得越孤独，他就越习惯于用书面的记录来代替对话。每一种练习，只要不知疲倦地持续下去，持之以恒，就会出人意表地成为习惯，而习惯又会锻炼成约束和束缚：不再具有能力，只会系统化地从事某一件事情。
于是这个奇怪的士兵，要想认识某一事物或某一事件，只知道一条道路，那就是通过表格，即使通向他两个孩子的心灵，这个怯于表达柔情，又不善言辞的父亲也没有别的方法，只好要求他们经常向他书面报告自己生活和教育的进程，把这当作他们必要的责任。他刚从彼得堡回来，重新进入之后次去看望女儿时，就给这个十一岁的女孩带去一摞裁剪得一模一样的纸张，其中上面的一张作为样式，他亲自清清楚楚地画好了线条，从此克拉丽莎得每天填写一张这样的画了表格的纸张，写明她每节课学了些什么东西、读了些什么书籍、练了哪些钢琴曲。每个星期天，她得把七张这样的纸，连同一封附信寄给父亲，这样她的父亲就认为他是以他的方式大进他的女儿成长，对女儿大有裨益，他就这样迫使女儿在童年时期就早早地培养自己的责任感和顽强的好胜心。事实上，这种报告的机械活动，每天记下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使得克拉丽莎失去了这些年生活的概貌，因为这些印象非但收集不起来，无法形成整体，反而由于过早地向父亲报告，全都支离破碎，四下分散。克拉丽莎刚刚成熟，就自己决定不要立即终止这个怪癖，尽管她自己也感到，纯粹从空间来看，这种书面汇报是多么错误，这剥夺了她对许多事情的乐趣。她就像朵小花，过早被摘下揉碎。她日后思忖，都不由自主地感到，父亲指示她天均衡地读什么，纯粹从空间而言，每天同样的分量，这就在学生时代剥夺掉她每一种对书籍和绘画的本能的欣喜。她后来自己认识到，欢欣鼓舞地阅读一小时，往往比一个月、一整年更能开启心智。修道院学校原本已经相当刻板而又单调，父亲的要求使得学校的生活更加难受。可是父亲过世之后，她在父亲书桌的抽屉里发现，她当年写下的那些关于自己度过的日日月月的纸张，都整整齐齐地放在那里，心里涌起无以言状的深切感动。父亲把她寄来的报告按照它们原来的样子，一摞摞捆扎起来，整理得井井有条。父亲做事就是这样，绝不马虎，克拉丽莎可从来也不知道。父亲对她满意，有些字句，父亲用红墨水在下面画了一道。有一次，克拉丽莎有句古老的诗句写不出来，父亲感到羞耻，简直难过极了。因为他很骄傲，于是他就拿起一把尺子，用尺子画去一个死去的快乐，画去一个死人。每个月他都把这些报告包扎成一包，一个学期就把好几包这样的报告都放进一个特别的纸箱里，里面还存放着她的单，和院长嬷嬷关于她学习的进步和品行所写的一份报告。这个孤寂的男人晚上就以他自己的方式，试图也经历一番女儿的生活。从院长嬷嬷写的那些回信，克拉丽莎可以看出，父亲怀着多少快乐——他自己从来不敢流露——以他拙劣的方式试图追随她的成长，为此他找不到别的工具，只找到一种工具，他自己使用的工具。克拉丽莎试着打开几页纸，这些纸什么也没告诉她，它们只是干巴巴地沙沙作响，而过去这可是活生生的生活，是对一些她早已遗忘的事情所做的功课。她试图回忆起事情究竟如何，对于这些早已不知去向的日子，她能够回忆的事情实在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