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意愿的冲撞(美)罗杰·古尔德(Roger V.Gould) 著;吴心越 译

序
章 、荣誉与等级
第二章 支配关系
第三章 对称
第四章 团结与群体
第五章 与社会结构
第六章 荣誉与个体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罗杰·古尔德(Roger V.Gould，1962―2002)，生前为耶鲁大学社会学暨政治学教授。曾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社会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主编，在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与社会网络分析等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
吴心越，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现于台湾地区东海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研究兴趣为情感、身体与照顾伦理。

序经过与白血病的漫长斗争，罗杰·古尔德于2002年4月2日辞，时年39岁。在去世两周前，他完成了这份书稿，并提交给出版社。提交时，书稿还少言、致谢和献辞这三个常见部分。罗杰是一位一气呵成的思考者，初稿即已十分流畅。这份书稿同样如此。除了为读者所做的一些预热，介绍本书的脉络、思想源头以及回过头界定论的适用范围，一切皆已完成。在罗杰看来，书稿的这些部分对审稿过程并不那么重要，甚至可能喧宾夺主；许多作者只是出于工具理由，以此宣示他们的前期成果和学术传承，或许意在增加几率。所以，他没有写这些内容。在这篇短序中，我要交代一下这本书写作的来龙去脉，尽我所知地感谢力促此书完成的机构，叙述本人作为产士所尽的绵薄之力，并谈一下这部杰作所引发的更广泛议题。读者或许还注意到了另一点：本书并无“结论”一章。由于结论通常只是复述前文的论和发现，这些在正文中表达得更为清晰，所以罗杰认为它纯属画蛇添足。我接近同意，因为核心观点与发现在本书主干章节已有细致呈现。罗杰完成此书历经了三个不同的环境。这项课题始于罗杰在位于巴黎的法国档案馆（FrenchNationalArchives）查找科西嘉岛的世仇资料之时。1996年夏天，他开始收集、转换和录入数据。经过对数据的分析，罗杰建立了一个模型，并利用数据组来加以验。他获得了圣路易斯、芝加哥、迈阿密、比尔、门达和奥兰的杀人案数据，根据这些资料发表了两篇。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即为这两篇的大幅修改版。在2001年夏天被诊断为白血病之前，罗杰完成了章到第三章的初稿。2001年秋，他将这些文章加以修改，并整合到本书中。第六章的内容他深思熟虑多年，直至生命的几个月才终于觉得有了满意的结论。我们可以认为，这本书的思想家园是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社会学系。读者或许能从字里行间发现这两个院系各自的影响，但罗杰同样深刻影响了这两个系的基调和格，所以读者感受到的这两个系所的影响，可能只是间接反映了罗杰此前对它们的影响。不管怎样，芝加哥和耶鲁的社会学系都在罗杰的学术生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若有机会，罗杰当然乐意感谢他的同事和这两个机构。罗素·塞奇会（RussellSageFoundation）去年提供了诸多支持，罗杰对耶鲁和罗素·塞奇会在这段时间内施以援手感激不尽。罗杰对征引和致谢极为诚实。如果没有用上某篇文章，或某人并无实质帮，他就不会刻意引用或表示感谢。在一个人际关系似乎和思想深度同等重要的学科，罗杰无疑特立独行。要列出罗杰在圈内那么多朋友和同事的思想贡献是不可能的。罗杰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同时是许多人严苛的学术批判者和亲密的朋友。如果只列出我所知道的名字，我势必会冒犯另一些人。但他们都知道，如果自己有所贡献，罗杰定会深表谢意；如果自己没有贡献，罗杰不会曲意逢迎。所以，我决定不越俎代庖，替罗杰向任何人单独致谢。我只对书稿做了微小的修订，更正了审稿过程中发现的一两处明显错误，扩充了不完整的学术上层结构（即征引），列出了参考文献，核对了玛吉·托尔里（MargieTowery）提供的专业索在书各处加了一些澄清的句子，并删去了若干与核心论点无甚关联的语句。罗杰热爱学术争论，对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有深切的关注。有此背景，他经常忍不住指出，自己的一些学术对手在讨论时“光脚骑驴”；他若仍在世，这些即兴点评很可能引发大量学术交锋，有些人或许还会兴致盎然。这些我都保留了下来。一些会在修订过程中被罗杰删除的部分，我也未加保留。无论如何，读者尽可放心，他们读的是罗杰的书。他的风格是不可效仿的。本书提出了大量观点，当然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因为正文有更好的论述，但对中心思想稍作讨论或许有于读者掌握此书优美、精妙但同时繁复的论。在这方面，我得到了几位审稿人的协。他们的细心审读和评论支持了我的初步观点，并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些论述。在本书中，古尔德提出了一个原创框架，去探究看似谓的际暴力和小群体暴力背后究竟蕴含着什么。从表面来看，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往往爆发于很好细琐之事。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因为所有人都会在某一时刻遭遇，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愚蠢的小事，有些人就会轻率地使用暴力，所以大多数暴力都是关于微不足道的小事。古尔德对这一观点提出挑战，指出人际暴力是关系（而非个人）的产物。对本书中心思想简略的表述是，（小规模的）更有可能发生在相对对称的关系中；其中，行动者对其相对社会地位的理解具有含糊，换言之，双方存在认知上的不对称，而这种认知有可能受到对方的挑战。如上文所述，许多社会关系都具有相对的不对称，这些不对称会持续引发（不同的）诠释。这些诠释通常涉及行动者接受他人宣示的从属关系（deferenceclaim）的意愿，无论这种诉求多么细微。因此，有关从属关系诉求的屡屡发生，尤其在关系相对对称的同侪之间。古尔德表明，在特定情形下，相对地位越模糊，这类就越频繁，且越具有破坏。具体说来，当行动者之间久已确立的既有关系发生变动，或者对社会地位的正当基础产生有歧义的界定时，更有可能浮出水面。后一个论点在古尔德早期关于威士忌起义（WhiskeyRebellion）的研究中就有所涉及。按照这种观点，之所以会在社会动荡、政治频变的情况下加剧，原因在于既有身份体系的社会与文化支持分崩瓦解，而这些体系构筑了人际关系中诸种顺从的表现；它们的瓦解导致了与核心关系邻近或相邻的关系出现不稳定。在注重关系分析而非个体分析的结构主义传统中，这是一个尤其有力的论点。古尔德谨慎而巧妙地将这种从人际互动角度分析个人暴力的一般框架扩展到群体层面。他指出，当群体法令信服地展现它们的齐心协力，它们的团结程度就变得模糊不清，很可能随之爆发。古尔德表明，如果群体的相对地位存在不确定，就有可能浮出水面。通过考察人际的象征结构，古尔德发现了支持上述一般结论的精妙型态。他的论点，即与相对地位的不确定有关，有一个关键之处：对称关系与象征（symbolicconflicts）相关，非对称关系则与实质（substantiveconflicts）相关。显然，冒犯同侪与冒犯上下级截然有别。论是际还是群体，对的象征结构的强调大量源于古尔德的早期研究，而本书更确立了他串联文化与结构的社科大家的术地。为了收集据以支持上述主张，古尔德考察了从美国城市杀人案到1纪科西嘉复仇案的各种情形。这些个案显然千差万别，古尔德的论却是滴水不漏。我们不能将古尔德的理论视为一种简单的方个人主义，或理选择式的计算。在解释为何关乎细琐之事时，古尔德指出，表面上的解释（有人视此为冒犯，有人视此为批评）并不够，因为“纠纷并不如其表面所示，它们的焦点其实是社会关系”。之所以发生围绕关系的，是因为关系具有黏。一旦锁定在某个位置，人们就可以预见结果，而且往往是长期的。因此，在具有模糊的关系中，常常出现对钟情角色的争夺。在这类争夺中，小事与大事往往同等重要。正如一位审稿人所言，在古尔德看来，“只要关系中的双方把他们对于未来互动的预期建立在既有的支配（dominance）模式上，两美元赌注引发的争吵就有可能变得与两万美元贷款引发的争吵同样激烈”，那么，考虑到输掉这个小纠纷的长期后果，理行动者就很可能作出激烈反应，以保护自己眼中的身份地位，即使他知道两美元确实微不足道。在模糊极、相邻关系始终变动的关系中，微的怠慢都有可能建立新的遵从模式，具有前瞻的行动者为了避免地位被锁定，很可能（理地）以暴力回应。理的行动者会努力获取自己钟情的角色，古尔德对此并无异议。但他拒绝将所有行动者视为对世界有着千篇一律理解的机器人，也不认为他们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赋予同样的意义。基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古尔德提醒我们注意，有人看重自己的过去似乎远甚于现在或未来。有人始终信守诺言，无论面临何种诱惑，都不会为了当下所需而放弃早先的承诺。另一些人则更加随，或者站在过去的角度看，不那么负责任。还有一些人，他们只考虑未来。在本书章，古尔德讨论了这些不同的导向——维系过去自我、迎合当下自我或保障未来自我——如何在实际情况下对进程产生不同的影响。首先，在他看来，为了未来自我而牺牲过去与当下自我的意愿令人们更易接受从属地位。他进一步指出，有些人的自我感更多地停留在过去，而非致力于未来；当从属关系诉求受到挑战时，他们会更倾向于诉诸暴力。个论点为我们观察到的救赎宗教（salvationreligions）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提供了解释，并使人想起神义论（theodicy）问题。第二个论点保一格。它大大了上文关于的狭隘的理选择诠释。古尔德还探讨了特定关系网络内过去、当下和未来三种导向的个人背后的社会结构背景，这也是本书值得回味之处。他的言下之意是，固化这三种导向的社会形构尤其容易滋生暴力，而这种社会形构与个人对过去、当下或未来的投入偏好并无直接关系。有两位审稿人将此书与涂尔干（Durkheim）的《论》相提并论。这种比较颇为贴切。和《论》一样，本书涵盖面极广，但肯定不是无所不包。这里似乎有必要谈一谈本书的研究范畴和问题，一部分原因是审稿人注意到了这些问题。通常情况下，作者要么会做出相应的修订，要么会在序言（也就是这里）做出回应。我在这里着重讨论三个问题。首先，关于研究范畴，尽管本书对大规模暴力有所提及，但古尔德没有（也不打算）提出一个对大规模战争或群体（genocide）成因的解释框架。在历，有些个人和组织尤其容易卷入大规模的集体暴力，本书也没有考察这些个体和组织卷入的社会过程。军队和民兵，手和执法者，独裁者和检察官，他们皆非本书的考察对象。为了明确本书的研究范畴，我对行文做了些许调整。其次，为了论暴力更多发生在对称关系而不是非对称关系中，古尔德对杀人事件的数据进行了解读，但我们要谨慎看待他的解读，因为这些数据反映出因变量（dependentvariable）的选择。基本问题很简单。由于缺乏同侪（对称关系中的人）和非同侪（非对称关系中的人）争执的基本比率数据，古尔德只能依靠记录了事件原委的杀人案数据。这些数据确实表明同侪之间的口角很可能引发致命后果，但也许同侪之间发生口角的几率本就远大于非同侪之间。如果同侪发生争执的几率高出非同侪三倍（19%的同侪杀人案源于争执，而非同侪杀人案中仅有6%因争执而起），那么事实上，比起非对称关系中的类似，对称关系中的言语并不更易引发杀人案件。因此，我弱化了原书稿基于这些数据进行推论的语气。第三，许多审稿人谈到了本书和主题相关的文章与著作之间的关系。归纳起来，审稿人建议将本书置于更大的文献中，或至少向书中没有征引的某些论著“靠拢”，认为这会更清晰地凸显古尔德的贡献。经过一番权衡，我决定不在这一方面大幅修改书稿。首先，本书涉及面如此之广，相关文献浩如烟海，超出我的视野。因此，尽管本书显然涉及（且脱胎于）传统的社会交换理论，但我没有在书稿之外添加文献。略有不同的是，我加上了一些与论明显相关但原稿未加征引的研究。例如，唐纳德·布莱克（DonaldBlack）对关系距离（relationaldistance）的研究——关系距离越远，越有可能诉诸法律（而非私下解决）——以及埃里克·莱费尔（EricLeifer）对模糊状态下角色获取动态过程的精彩研究。读者若对古尔德设的拓展有兴趣，可以在这些以及更早的研究中找到有力的支持据。尽管我说过不会罗列帮本书成形的个人，但罗杰会衷心感谢热纳维耶夫·祖布里茨基（GenevièveZubrzycki）、阿里·阿杜特（AriAdut）和哈里斯·金（HarrisKim）的研究协，亚內·扎尼基科斯基（JaneZanichkowsky）的精心编辑，以及道格·米切尔（DougMitchell）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梦幻编辑团队的支持。，罗杰一定会说，如果没有夫人埃林·格雷夫斯（ErinGraves）的爱与支持、学术陪护、友谊及关照，本书不可能得见天日。谨以本书献给她。彼得·比尔曼（PeterBear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