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柏拉图与赫西俄德

导言
部分 柏拉图与赫西俄德
章 牧人、农夫、诗人、智术师(豪波德)
第二章 赫西俄德与柏拉图笔下的哲学史(博伊-斯通)
第三章 柏拉图笔下的赫西俄德：一个后天出现的喜好？(莫斯特)
第四章 柏拉图笔下的赫西俄德：次于荷马的诗人？(山形直子)
第五章 柏拉图笔下的赫西俄德：不仅与柏拉图有关(科宁)
第六章 古典时代雅典的赫西俄德(格拉齐欧西)
第七章 柏拉图笔下的两个赫西俄德(福特)
第二部分 单篇对话研究
第八章 赫西俄德的诱惑(克纳安)
第九章 “赫西俄德笔下的种族与你们公民中的种族”(范·诺登)
第十章 柏拉图的赫西俄德与宙斯的意愿(卡普拉)
十章 被纠正的混乱(彭德尔)
第十二章 赫西俄德的《神谱》与柏拉图的《蒂迈欧》(赛得利)
第十三章 《蒂迈欧》中的赫西俄德(雷加利)
第十四章 赫西俄德、柏拉图与黄金时代(艾尔·穆尔)
第十五章 头发灰白的新生儿(若维)
参考文献

博伊-斯通，牛津大学古典学博士，英国杜伦大学古典学与古代哲学教授。主要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尤其在柏拉图哲学与希腊化时代哲学的研究上享有很好高的声望。在他写作和主编的多部著作以及无数文章中，《后希腊化时代哲学——斯多亚派到俄里根时代的发展研究》与这部《柏拉图与赫西俄德》影响优选。
豪波德，剑桥大学古典学博士，英国杜伦大学古典学与古代历史教授，主攻古希腊文学，尤其是古希腊叙事诗与叙事诗传统。他对荷马叙事诗与赫西俄德的研究影响很大，除了本书之外，他的全新著作《希腊与两河文明——文学中的对话》出版后在古典学界立刻广受荣获当年“美国出版人专业与学术杰出贡献”奖。
罗逍然，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现为华盛顿大学古典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希腊罗马的叙事诗与叙事诗传统、古希腊瓶绘研究与音乐学研究，精通古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并掌握德、法、意文。已出版古希腊文《赫拉克勒斯之盾》的译文笺释（华夏出版社），古希腊文《阿尔戈英雄纪》的译文笺释（华夏出版社）；目前正在进行拉丁文叙事诗《阿喀琉斯纪》的译文笺释，以及英文版《古典神话》第十版的翻译工作（即出）；音乐学方面，译有《音乐与情感》（即出）与《意义的边界》（即出）。

为何是柏拉图与赫西俄德?

[1]许多现存的研究文献都表明，柏拉图与古希腊诗歌传统有着紧密而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他很注意与智术师们 (sohits的学法中的哲学思想保持距离，而智术师们的这种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诗歌的研究，而且对历代诗歌，他们至少在名义上表示尊崇。不过，另一方面，柏拉图也需要承认并吸收这些诗歌，因为这些诗歌代表了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希腊的理解与研究，同时也为人们接受柏拉图本人的创作提供了参照。所以，尽管柏拉图以叙事诗会损害自己的哲学教诲为由，在《王制》 (Republic)中公然把荷马驱逐出自己的理想城邦，但是，正如许多柏拉图研究者所指出的，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仍然必须依赖读者对《伊利亚特》 (Iliad)与《德纪》 (Odyssey)的知识。
然而，柏拉图所研究并从中吸收养分的诗人并非只有荷马，本书就是要通过研究柏拉图作品中涉及赫西俄德的地方，帮读者在柏拉图与古希腊诗歌传统的关系上开拓视野。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赫西俄德身上，并非仅仅由于他是古代希腊的“第二诗人 ”(而作为“第二诗人 ”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第二个需要关注的对象)，同时也是因为，尽管荷马在智术师们的教学法中占有地位，但赫西俄德却是作为柏拉图教学传统之滥觞中一个更为明显的部分，因而，我们在阅读柏拉图的作品时一定要参考赫西俄德的诗作。所以，举例来说，在柏拉图的《王制》中，尽管由于对众神的描写，赫西俄德与荷马一同受到批评，但是，也正是赫西俄德通过其《神谱》 (Theogony)为《蒂迈欧》 (Timaeus)中的宇宙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背景；又或者，他的《劳作与时日》 (Works and Days)影响了柏拉图在《王制》中所表达的有关正义与政治的观点——《劳作与时日》甚至为《王制》中新神话的根基，也就是所谓的“高贵的谎言” (414b7–415a2)提供了重要基础。[2]本书主要关注的是柏拉图的诸多对话与赫西俄德的相互关系，不过，我们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为了研究柏拉图哲学中的某些核心思想，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我们去理解，在这些核心思想成型的古风时代与对其发微的希腊化时代之间，人们对赫西俄德的作品的接受。
近一次系统化地检视柏拉图与赫西俄德之间关系的尝试，来自于索尔姆森 (Friedrich Solmsen)于196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本书许多篇章的重要参考文献。如果要问一问有什么索尔姆森没有做而今天我们可能会做的、或者他做了但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入手的事，他的文章本身就能告诉我们很多有关的信息。首先，索尔姆森写的是一篇综述文章，这就意味着，他的分析所涉及的内容不够全面而且略显仓促；而本书则可以也能够用更多的篇幅，对此进行充分的讨论 (在这个被大多数古典学家所忽视的题目中，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 )，这是很可贵的。另一件索尔姆森做得不够的事——部分是由于他缺少所需要的足够篇幅——是他对这个题目所涉及的背景环境考虑得不够充分。他很少提到古代希腊对赫西俄德作品的接受程度，至于雅典黄金时期对赫西俄德作品的理解则讨论得更少。而柏拉图本人自然注意到了当时人们对赫西俄德的理解，也许著名的一处就是他笔下的普罗塔戈拉认为赫西俄德是位智术师 (参见《普罗塔戈拉》 [Protagoras]316d3–316d9，本书许多篇章都对此处进行了讨论 )。柏拉图甚至还暗示了一些当时对“正确”使用赫西俄德作品的方式所进行的辩论， 例如，当他在《卡尔米德》 (Charmides)中，介绍疑问颇多且极为地域化的“作品本身并不应该被责怪”的观点时 (163b4–163b5)，就是如此。所以，柏拉图很明显地希望我们，在解读他对赫西俄德作品的观点时，要参考当时思想界的背景环境，而这恰好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目标。
不过，本书还有一个更具普遍的目标，我们也确实觉得这个目标的意义更为重大。当索尔姆森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撰写他的研究文章时，对经典作品的接受 (reception)还没有成为古典学的一个分支，而且姚斯 (Hans Robert Jauss)与康斯坦茨学派 (Constance School)为该领域奠定基础的著作也还没有问世。当我们看到索尔姆森还在试图为柏拉图对赫西俄德的观点套上一个方框架时，就能明白现在古典学界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索尔姆森在他的文章中开宗明义：

[3]到柏拉图的时代，古希腊人早已明白了生活现实远比赫西俄德所想象的更为复杂，而他们自己也已经变得足以接受现实。

索尔姆森认为，从赫西俄德到柏拉图，时代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希腊人变得更能理解现实世界，而他们是通过对柏拉图哲学的认可来表达这种理解的。从索尔姆森的文章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他的这种观点已经不再站得住脚了。从那时开始，我们对赫西俄德的理解已经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其结果就是，我们明白了，赫西俄德并不比他的后来人更简单。而更重要的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现在，我们对文本的解读与建立文本之间相互关系的方法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姚斯与伊瑟尔 (Wolfgang Iser)，福柯(Foucault)与德里达 (Derrida)等人已经告诉我们的，人类的思想并不是一定会简单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更好；而且他们还告诉我们，一个文本在任何时代的内质、意义与价值主要依靠的是当时读者对它的理解和评价。近来研究经典文本接受的著作也反映了这些观点。索尔姆森的文章则仍然植根于“对人类思想的不断探索”这种观点，所以他认为柏拉图要强于赫西俄德，故而没有看到赫西俄德能真正吸引柏拉图的许多地方。 对于他的这种观点，亟待我们的重新检视。
近的许多研究叙事诗接受的作品警告我们，不要设柏拉图是通过其书架上“古代文学”一栏中的一部抄写齐整的手抄本接触赫西俄德的 (虽然斯内尔 [Snell]与索尔姆森是这样认为的 )：在雅典黄金时代，赫西俄德的作品是一张交织了注解、受众期待与阅读实践的复杂网络；而在当时，对于究竟哪些作品真正属于赫西俄德，也存在着广泛的争论；此外，到柏拉图写作的时期，许多署名赫西俄德的篇章已经经过了很多的再加工，而其中一些再加工的影响还是十分深远的。所以，例如柏拉图在《王制》中对正义的讨论，尽管很明显是将赫西俄德作为主要的参考对象，但我们也不能排除梭伦 (Solon)与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的影响，只不过，智术师们对赫西俄德作品的解读 [4]仍然是另一个重要的滤光镜。另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至公元前四世纪，在普通公众之中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成熟完善的阅读传统。在一些雅典演讲家的作品中，这一点表现得清楚：他们在表达自己观点时偶尔会征引赫西俄德还有诗人的作品，因为这表现出当时的公众可能为一篇诗作或其中的某个段落赋予什么样的意义，以及在当时产生出这种意义的语境。
对于今后的研究而言，这是一处丰饶的宝藏，许多相关材料仍然需要发掘，尤其是经典诗歌手抄本上的注疏。而在这里，更重要的则是，我们应该明白，在公元前四世纪，阅读赫西俄德是一件十分复杂甚至困难的事情。从这一点说来，我们更加应该——甚至更加急需——询问一些有关柏拉图与赫西俄德之间关系的基本的问题：在柏拉图看来，赫西俄德究竟是谁？柏拉图如何在自己的思想中定位赫西俄德？柏拉图都在哪些地方援引了赫西俄德？他为何援引赫西俄德？柏拉图用不同的方式分别处理不同的赫西俄德作品？他在不同的对话中对赫西俄德抱有不同的态度？而这些问题就形成了本书的主干：本书的部分将用较为直接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它对柏拉图与赫西俄德的关系以概论为主，但也会涉及第二部分对柏拉图不同对话的个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