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序言
章 清贫的家庭与艰辛的童年
一、常州史家
二、艰辛童年
第二章 汇入五四运动的洪流
一、常州学界五四运动的先锋
二、接受新学说和新思潮
三、护校斗争中的闯将
第三章 正直的女律师
一、做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
二、踏入社会遭遇坎坷
三、进步的法律思想
四、尽力营救政治犯
第四章 投身抗日救国运动
一、发起成立上海个救国团体
二、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
三、救国会的人物之一
第五章 爱国入狱——“七君子”中的女君子
一、逮捕入狱，从容不迫
二、自动投案，患难与共
三、在牢狱中，帮女犯
四、法庭上面对面申辩，法庭下反诱降斗争
五、民巨声援，备受鼓舞和感动
六、保释出狱，历史宣判救国无罪
第六章 抗战初期
一、“抗战只能牺牲到底”
二、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战
三、促进和加强妇女界抗日统一战线
四、参加保卫大武汉
五、为数不多的女参政员之一
第七章 抗战时期在重庆(上
一、坚持团结抗战，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
二、支援抗战，领导妇女开展征募活动
三、政治立场坚定，拒绝宋美龄的拉拢
四、赞同实行宪政，提议案与之相呼应
五、维护妇女参政权，重庆妇女界宪政运动的
要领人
第八章 抗战时期在重庆(下
一、继续从事律师业务
二、真挚朋友
三、在第二次宪政运动中
四、加人民盟
五、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妇女联谊会
第九章 为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一、对毛说“和蒋介石谈判‘不能上
他的当”
二、当选民盟中央和救国会中央
三、为“较场口血案”向法院起诉
四、全国内战爆发前夕
第十章 为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继续奋斗
一、“李、闻、陶追悼会的‘专家”’
二、不承认的一“国”
四、大力声援国统区
五、反对解散民盟
十章 天亮前后
一、经办的几宗案
三、欢庆上海解放
四、北上参加开国典
一、奠定新中国司法基础
二、开拓民主与法制的建设
三、建立和推行人民律师与公工作
四、参与主持制定《婚姻法》
五、“坚决正确一切活动”
六、参与领导开展司法改革运动
七、“以实际行动拥护我们的”
第十三章 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一、慰问西南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
二、出访捷克和印度等国
第十四章 艰难的历程
一、信仰和实践中的矛盾
二、违心的话与违心的检讨
三、坚信光明一定会来临
第十五章 新的春天
一、出任民盟中央
二、永远不能忘记的几件事
三、关心祖国统一业
五、生难忘的回忆
第十六章 生精力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一、岁只
二、历史功绩永留人间
附录史良生平大事年表
后 记
跋
三、救国会的人物之一
救国运动以上海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北平、南京、武汉、西安、天津、广西、山东等地纷纷成立救亡组织，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为了将全国各地的救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救国联合阵线，进一步推动抗日救国运动，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及十九路军代表共70余人，齐集上海，秘密举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史良作为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全面提出了救国会建抗民族统一阵线的政治主张，反映了全国人民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共同意愿。
史良和、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
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40余人，被推为执行委员。随后，史良与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邹韬奋等14人又被选为务员。从此，救国运动有了一个全国的机构，而史良则是这个机构的人物之一。
救国会成立后，以鲜明的立场和坚定的态度，主张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赴国难。7月10日，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全救会派史良和沈钧儒、章乃器、彭文应、沙千里5人，组成代表团进京请愿。9日代表团赴京，13日向全会提出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等要求，但未获圆满结果。当日代表团在京招待新闻界，史良在会上报告了全救会的组织经过，要求
新闻界予以支持，扩大救国宣传，推进抗日救国运动。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了援绥抗日，决定发动会员于9月6日上街为绥东抗日军队。为了避免和上海市当局
发生，决定把队分成4人的小队，只在弄堂里，不上马路。
但当局仍然不允，5日晚通知救国会取消这次活动，说日本方面已经提出警告，如不取消这一次行动，日本陆战队要
全部出动．直接干涉，捕人开，在所不惜。但救国会没有听从当局的恐吓和摆布，救国会委员其中包括不少妇救会会员仍于次日（6日）上街，向民众宣传抗日，并将募集的款项汇寄给绥远前线抗敌的将领傅作义。事后上海市部竟然发表一项通令，诬蔑这一爱国行动为“借救国为名，敛钱肥己”，并攻击救国会为“反动分子之集团”。为此，史良和、
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联名发表声明反驳说：“相伯等对于救国阵线，或身居领导，或直接负责，曾否敛钱肥己，想为国人所共谅。十年来敛钱肥己者究为何人，亦难逃国人之耳目。”声明还严正指出：“国难严重若此，诸公既不能领导人民从事救亡工作，人民自动组织，应何欣慰之不惶，讵忍诬为反动？实所不解。且其所指事实，系九月六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为绥远抗敌军队，倘为抗敌军队而竟
成反动，则岂非媚敌卖国，乃得称为正动乎？”史良等人还以救国会的名义，于11月17日分别致电国民和傅作义、张学良，要求出兵援绥，坚决抗日。致张学良的电文说：“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张，火速坚决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并电约各军事一面对中央为一致之督促，一面对绥远实行士兵援。”当“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时，救国会决定举行一次盛大纪念会，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事先曾为上海市当局所
默许，但后来当局又下令停止召开纪念会。救国会认为“九一八”不能不纪念，但经过几度磋商之后，再三忍让，决定放弃召开
纪念会的原
议，仅仅和上海各公团在离市区三十里之漕河泾举行“九一八”纪念碑奠基典礼，救国会会员有限制地参加。然而这个限度的正当要求，仍然遭到当局的无理禁止。但群众已经接获通知，救国会虽然极力设法减少参加人数，18日下午仍约有2000人集合在小东门一带。此时大批的军警特务，已经荷实弹如
临大敌地布置在那里，驱逐并逮捕群众。随后约八九百人向漕河泾行进，史良和王造时赶往领导，避免发生事端。
群众行至老
西门时，即遭到早已布置在那里的大批军警的阻拦，不准通过。
良前与讲理：“为什么不能走，人民不能在自己的街道……P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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