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故宫文物南迁祝勇|责编:秦雪莹//薛子俊

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

第二章一番风雨路三千：徘徊京沪

第三章烟云渺渺水茫茫：钟山风雨

第四章谁念客身轻似叶：西迁南路

第五章千军万马一条江：西迁中路

第六章到晚才知身是我：西迁北路

第七章覆巢犹幸能完卵：沦陷之城

第八章八千里路云和月：东归北返

第九章别时容易见时难：一宫两院

尾声

后记

注释

参考书目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祖籍菏泽，1968年出生于沈阳，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主要作品有《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著作。“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任《苏东坡》等十余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视奖项。任新闻、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该片入选“新中国七十年纪录片百部典藏作品”。

从皇宫到博物院1931年8月25日，“末代皇妃”文绣在妹妹文珊的陪伴下，以散心为由，悄然离开了居住多年的天津静园，几天后向法院起诉，与溥仪离婚。这，距离“九一八事变”爆发，只有二十四天。
文绣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1922年和婉容一起嫁给溥仪，从此开始了“孤灯伴泪夜难眠”的“皇妃”生涯，那一年，她只有十三岁。她在大婚时穿用过的两件礼服至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织绣藏品中。九年后，她在给妹妹文珊的信中这样评述她的婚姻生活：“姊受专制家庭非人类待遇已九载矣！无日不以泪洗面，薄命如斯，夫复何言！惟逆来顺受、苟延残喘而已……世界之大，姊之所受压迫、虐待可为。”10月22日，文绣与溥仪宣告离婚，溥仪因此成为秦始皇以来两千年帝制位离婚的皇帝（逊帝）。当时媒体称之为：“皇妃”。
十九天后，溥仪在郑孝胥、郑垂父子以及上角利一、工藤铁三郎（后为溥仪的警卫官工藤忠）等十几个日本人的陪伴下，乘汽艇偷渡白河，又登上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日本商船“淡路丸”，奔赴已经沦陷的东北，在那里，他将开启他的第三次“皇帝”生涯。在此之前，他的“宠臣”郑孝胥已经为他描述了他未来“帝国”的宏伟图景：“帝国的版图，将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直到几个月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板垣征四郎把事先拟好的《满蒙人民宣言书》放到他的面前，他才如梦初醒：郑孝胥描述的，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虚拟图景，这个在日本人“帮”下建立的“新”，只不过是殖民地的一种好听叫法而已，连他自己，也是日本人羽翼下的傀儡皇帝，连起码的行动自由都没有。离他而去的文绣，却从此过上了平民的生活，成为北平府右街私立四存中小学的国文和图画老师，不仅没有跟随溥仪走上背叛祖国的命运，更避免了婉容的悲惨结局。
溥仪的次皇帝生涯是在1912年结束的，那一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宣告终结。根据民国临时颁布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条件》，皇室曾经暂居在紫禁城的北半部，紫禁城外，则已是民国的天下。第二次是在民国建立五年之后的1917年，前清遗老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段祺瑞代表的与黎元洪代表的总统府之间的矛盾）为名，率定武军4000人入京，把黎元洪赶下台，把年仅十二岁的溥仪推上龙椅，宣告，然而没过几天，这个复辟的“朝廷”就在段祺瑞的讨伐下土崩瓦解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倒戈回京，不仅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逼走了吴佩孚，而且为使封建帝制永无复辟的机会，索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
溥仪出宫时，敬懿皇贵太妃（同治皇帝的瑜妃，1913年被宣统帝尊为敬懿皇贵太妃）将乾隆皇帝的“三希”中的“两希”——王献之《中秋帖》（宋摹本）和王珣《伯远帖》携带出宫，后来通过娘家侄孙，以低价卖给后门桥外的古玩店——品古斋。
而“三希”的另外“一希”——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唐代精摹本），也只差一步就被溥仪带出紫禁城。溥仪仓皇辞庙，来不及带上衣物，第二天，他派宝熙回养心殿取衣物，把《快雪时晴帖》塞进衣物中，出神武门时，警官白桂亮见宝熙神色有异，上去检查，在衣物包袱里赫然看见《快雪时晴帖》，当场扣下，交给李石曾先生。李石曾先生为确保安全，将《快雪时晴帖》存入保险柜中。
被乾隆皇帝时时把玩、昼夕观览的三件晋人法书，从此开启了各自飘零的旅程。
在溥仪离去的身影之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宣告成立（1924年11月20日—1926年4月5日），委员有：汪精卫（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鹿钟麟、张璧、范源濂、俞同奎、陈垣、沈兼士、葛文浚、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委员长为李石曾。庄蕴宽、吴稚晖、张继等6人为监察员，各院部派理员会同行事。
这14名委员中，汪精卫为挂名，蔡元培、范源濂为教育界官员代表，警卫司令鹿钟麟、北京总监张璧为军警界代表，监察员庄蕴宽、吴稚晖、张继等为元老，这些政军界代表担当了政治、军事保障作用。清室善后委员会后五人为清室代表，没有参加具体清点工作。
具体的文物点查，主要由清室善后委员会聘任的43名顾问进行。这43名顾问中，蒋梦麟、胡适、钱玄同、王星拱、马裕藻、沈尹默、马衡、皮宗石、朱希祖、单不奄、顾颉刚、黄文弼、徐炳昶、李宗侗、胡鸣盛、欧阳道达、杨树达、叶瀚、陈万里等20余人来自北京大学。此前的1922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将西方考古学、文献学带入到国故整理中，在“五四”以来全新的知识体系下，重新梳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后来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奠定了人才基础（比如北京大学校长、研究所所长蔡元培，1933年以后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国学门委员、考古学会马衡，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以后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院长；国学门委员李宗侗，1925年为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袁同礼，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其中沈兼士1933年任文献馆馆长，袁同礼1933年任图书馆馆长），为“故宫学”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把“独立不倚”的品格和“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带入故宫，在后来的故宫文物南迁中，马衡、欧阳道达、庄尚严等，也都成为中流砥柱。
庄尚严先生回忆，“因点查工作繁重，故聘请了北京大学文史系的许多学者为专家顾问……（他们——引者注）几乎天天到会人组，从事点查。”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北大学生，其中有傅振伦、单士元、庄尚严等。
庄尚严先生回忆说：“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以后，由于社会间的瞩望，同时也是会中全体人员认为重要应即刻进行的事：就是把既经封闭了的宫殿的门，再重新打开，看看究竟内部有些什么？要想弄清楚此一问题，并不简单，步，非先从事清点一次不可。而且大家都认为清点的范围，应不限于所谓‘文物’，或有金钱价值之什物。换言之，凡是宫中一切物品，不论有无任何价值，都要一一清点而登记之，清室既无帐册移交，会中点编清册之后，才能对社会、对，有所交代。”单士元先生加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只有十八岁，参加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清宫物品进行的点查工作。单士元先生回忆：“1925年1、2月份，点清工作开始不久，正值隆冬季节，似乎当年也比现在冬季冷得多，有时到零下18度。一进神武门洞，西北风打得你身不由己地往宫门洞两壁撞，几乎无法行走。可以说常常是打着转儿进故宫。”“隆冬时节，北风凛冽，出气如霜，唇际浮冰。进入冷宫更是寒气袭人。在冷宫点查，两足站地，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脚时常冻得痛若刀刺。我为缮写书记员，实为编号粘贴之役，双手常常冰冷僵直木然。身着无口袋的特制工作服，还以白带系紧袖口，使得双手无处可藏，此举为预防发生偷盗之事。点查中各部理员虽着宽袍大袖之服，亦受登高站立之军警监视。”庄尚严先生在点查时，常在一些偏僻的宫室里见到一幅“九九消寒图”，人去室空，依然悬挂在墙上。那是一块纸板，上面横书“九九消寒图”五个大字，下边有九个字，分成三行，每行三字。这九个字是：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每字刚好九画，九个字共八十一画，一律以双钩字体书写，后宫的嫔妃们，在“入九”之后，每日填上一画，个字填完，“一九”就过去了，再填第二个字，如此日复一日，等九个字全部填完，就“出九”了，冬天过去，春天来临。嫔妃们用这样的方法，打发她们漫长的时日。
刚刚发现“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的九字牌时，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不解其意，这个事传到胡适先生那，胡适先生在厕上读江阴金武祥的《粟香四笔》卷六，恰好看到这样的记载：道光朝，宫中作九九消寒图，成庙书“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字，各字九画，每日书一笔，至八十一始，宫人皆效为之。
这个哑谜，被胡适先生在无意中解开了。
胡适先生将此事记在1932年1月21日日记中。
自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就开始逐宫点查文物。点查文物用《千字文》的顺序编号，即：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点查沿故宫乾清门以北至顺贞门间的“中路”进行，个点查地点，就是乾清宫，所以乾清宫的文物都被列为“天”字号。点查组打开宫门，从入门顺序开始，首先看见的是一个“二层木踏凳”，于是把这件木踏凳编为“天字号”，可见他们点查文物的标准，不一定看它尊贵、“值钱”，紫禁城里的一切物品都有历史文化价值，都是“平等”的，都可算作“古物”。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清点工作历时年余，共清点出紫禁城物品达117万件之多，完成《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清室善后委员会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其骨干后来成为博物院的中坚力量。
其实，在溥仪出宫以前，已将一些清宫旧藏书画文物通过“赏赐”方式，由弟弟溥杰人带出紫禁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点文物时发现了溥仪的“赏赐”清单，并据此编印了一本《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但《目录》所载的书籍书画，却追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