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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刊詞
論文
《墨池編》與《法書要錄》——從版本交侵和文獻互證的角度看 / 陳志平
以圖為文：宋代諧聲畫研究 / 白謙慎 鄭成航（譯）
A New Role for Museums, as Repositories of Images，Viewed Through a Study of a Favorite Pair of Dong ichang’s Seals / Celia Carrington Riely
翁心存墓碑的書丹人 / 趙沖
史料
《篆隸文體》校議 / 王學雷
程邃的三種“印譜” / 薛龍春
札記
董其昌卒日新證 / 劉鵬
《天發神讖碑》傳世善拓中的二方舊印 / 陳麥青
《中國書畫研究集刊》稿約及格式説明
薛龙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明清书法史、尺牍文献与金石文化，著有《郑簠研究》《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王宠年谱》《王铎四题》《王铎年谱长编》《古欢：黄易与乾嘉石时》《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等，目前正撰写王铎与晚明书法研究的专著。另，曾策划《三吴墨妙：近墨堂藏明代江南书法》《金石不朽：书写、复制与文化衍生》等展览并主编出版同名图录。
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初六日，身為帝師的翁心存辭世，朝廷賜諡“文端”。翁心存育有三子，依次是：同書、同爵、同龢。翁同書（1810-1865），字祖庚，號藥房，又號顨齋，族內兄弟中排行第三，故翁同爵、翁同龢稱之為“三兄”；翁同爵（1814-1877），字玉甫，族內排行第五，翁同龢稱其為“五兄”；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號松禪，族中排行第六，翁同書、翁同爵呼為“六弟”。
當時的江南戰亂頻仍，常熟為太平軍佔領，翁心存的靈柩只得暫厝京師。在守制期間，翁氏兄弟先後完成了《翁文端公行述》（圖1）和《翁文端公年譜》（圖2）的編寫，計畫刊行後分贈親友，並請人據此撰寫墓誌碑文。 同治三年（1864）三月，守制未滿的翁同書獲免死而遣戍新疆，途中得甘肅統帥都興阿奏請，將其留營，墨絰從戎；九月，作為出嗣子的翁同爵授湖南鹽法長寶道（圖3）；次年二月，翁同龢服闕起復，補詹事府右贊善。 翁心存的墓誌銘和神道碑撰寫工作，成為翁氏兄弟這段時間往還書信中談論的重要內容。
一 翁心存的墓碑製作過程（一）翁同書的提議作為長子，翁同書曾是父親身後事宜的主導者。在完成《行述》和《年譜》編寫後，他便開始積極為其父尋找為合適的墓誌撰文者和書丹人。由於他和翁同爵均在外地，身處京城的翁同龢則成為實際上的操辦者。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廿六日，剛到寧夏的翁同書在給翁同龢的信中率先給出了建議：叔平六弟足下：正盼信，得十月廿五日書。知五弟廿七日出都。……扶先靈歸葬之說盍緩之，忍弗令白首兄長冀幸生還，臨穴憑棺一慟耶。書至此，血淚沾紙矣。祥禫將屆，予哀未忘。誠哉陳蘭甫學術文境在張南山丈上，墓石當求其屬筆。將來得何子貞書，足以千古。可將兄復書緘題覓妥便飛寄，弟亦宜加尺書，以過庭所聞詳語之。惟侍奉萬福，讀書善自愛。兄同書手泐。 （圖4）翁同書提出的墓誌銘撰文和書丹人選，分別是“陳蘭甫”和“何子貞”。陳蘭甫即陳澧（1810-1882），字蘭甫，號東塾、廣東番禺人，道光十二年（1832）舉人。執教數十載，多著述，是當時的著名學者；何子貞即何紹基（1799-1873），字子貞，號東洲，晚號蝯叟（一作猿叟），湖南道州人，著名學者和書法家。翁同書為何信中提到此二人？這和翁同書的交遊有關。其父翁心存曾任廣東學政，於陳澧有師生之雅，拔擢之恩。此後陳澧和翁同書等翁氏家族成員便保持著密切的交往。 道光二十三年（1843），翁同書還曾充任廣東鄉試正考官，他舉薦陳澧是在情理之中。
至於何紹基，翁同書與之則有更密切的交往。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翁同書任職國史館，是何紹基的下屬。 略有不巧的是，此時的何紹基正充任貴州鄉試副考官，二人未能立刻晤面。 在國史館的翁同書常臨習唐楷以消磨清閒時光，對於上憲何紹基的情況也很留意。 他在致翁心存的信中贊許道，“侖仙典蜀，試文甚佳，然尚不及黔。何子貞名下無虛士也。”（圖5）同樣的溢美之詞，他在次年正月致翁心存的信中又一次表達。 正是基於這種認同，翁同書與何紹基之間的互動也逐漸多了起來。由何紹基主導的顧炎武祠堂祭祀活動，是二人會面的重要場合。顧祠祭祀的一開始，參與人員並不多，且較為固定。 顧祠建成後的第二次祭祀，與何紹基漸為熟稔的翁同書便參加了。（圖6）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三月至二十八年（1848）七月，二人共同參加顧祠祭祀五次。 （圖7）除此之外，翁同書還與何紹基一同參加宴飲活動。何紹基在詩作的小序中曾經記載，“（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十三日應潘曾瑋之招，與曹懋堅、……翁同書、蔣德馨、羅惇衍、莊受祺、楊尚文、楊尚志同集頤園，餞陳頌南。”何紹基還曾為翁同書所藏《曹劍亭書金剛經》作跋。 道光二十八年（1848）七月，翁同書外任貴州學政。 任職期滿後，他未得回京，便被調至揚州軍營任職。即便是戎馬倥傯，他對何紹基的情況依舊相當關注。道光二十九年（1849）五月，何紹基出任廣東鄉試副主考官，回到京城後其母恰在彌留之際。翁同書認為這是何紹基“孝思所感”。 咸豐三年（1853），朝局日益艱難，外任四川學政的何紹基希望借捐軍餉獲得政治機會，旋即卻因題跋受到牽連。 翁同書對何紹基遭受的不公待遇，深表同情，他在給翁同爵的信中寫道：都中保舉紛紛，而不及朱伯韓侍御琦、何子貞紹基，尚是缺典。伯韓坦白峭直，曾繼陳頌南力攻敗將（文露軒等）之不可用者，後因俸滿截取奉旨回原衙門，未幾乞回廣西。若子貞則以古拙不為時所喜，其實並無棱角也。 （圖8）咸豐五年（1855）四月，何紹基“縷陳時務十二事”而遭革職，再無仕途之望。 對於何紹基的遭遇，翁同書唏噓不已：“諸公袞袞而子貞獨蹉跌，令人三歎。”相比之下，翁同書的仕途則一路順暢，因為軍功屢屢升遷。二人的身份地位悄然間發生了轉變。咸豐六年（1856）五月，何紹基曾到訪軍營，但翁同書因戰事正酣未能一晤。 到了咸豐九年（1859），他們仍保持著密切的交往，翁同書曾托何紹基代覓書籍，何紹基在日記中曾經記載：“金雲卿售去《桂說文》兩部，為翁藥房要，因以《說文句讀》並贈藥房。”在寫給許瀚（1797-1866）的信中又說：“《桂說文》，今春為翁中丞、金糧道銷去兩部。書價卅金，交蔭南帶回，查收示復為慰”。 正是基於和何紹基的長久交往，翁同書才提出“將來得何子貞書，足以千古”的設想。翁同書自踏入軍營，便極少有機會接觸到文化精英圈。何紹基是其在京城文化圈結交的精英代表，陳澧則是地方上的時賢。翁同書推薦陳澧、何紹基為其父墓誌銘撰文和書丹，是其眼界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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