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惶惑的人寻路的文(周作人杂文精选集)(精)周作人

荣光之手
《桃园》跋
闭户读书论
在女子学院被囚记
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
日本管窥
日本管窥之四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北沟沿通信
国粹与欧化
死法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新中国的女子
碰伤
吃
钢趣味
前门遇马队记
美文
日本人的好意
三天
天足
“重来”
浪漫的生活
代快邮
致溥仪君书
国庆日
养猪
包子税
先生
女子学院的火
《酒后主语》小引
日本与中国
求雨
排日平议
再是《顺天时报》
麝香
北京的外国书价
同姓名的问题
别名的解释
古书可读否的问题
何必
郊外
宋二的照相
奴隶的言语
京城的拳头
铜元的咬嚼
的感想
森鸥外博士
日本的讽刺诗
《忆》的装订
巡礼行记
《扬鞭集》序
三个文学家的纪念
有岛武郎
《江阴船歌》序
谈目连戏
上海气
为悭比斯讼冤
关于夜神
象牙与羊脚骨
安得森的《十之九》
流寇与女祸
怀废名
女学一席话
观世音与周姥
留学的回忆
辩解
释子与儒生
岛崎藤村先生
道德漫谈
中国戏剧的三条路
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日本的新村
游日本杂感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岂明，号知堂、药堂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在女子学院被囚记刊一九二九年四月《华北日报副刊》署名岂明收入《永日集》四月十九日下午三时我到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学院（前文理分院）上课，到三点四十五分时分忽然听见楼下一片叫打声，同学们都惊慌起来，说法学院学生打进来了。我夹起书包（书包外面还有一本新从邮局取出来的Lawall的《四千年药学史》），到楼下来一看，只见满院都是法学院学生，两张大白旗（后来看见上书“国北京政大学”）进来之后又拿往大门外去插，一群男生扭打着一个校警，另外有一个本院女生上去打钟，也被一群男生所打。
大约在这时候，校内电话线被剪断，大门也已关闭了，另外有一个法学院学生在门的东偏架了梯子，爬在墙上瞭望，干江湖上所谓“把风”的勾当。我见课已上不成，便预备出校去，走到门口，被几个法学院男生挡住，说不准出去。我问为什么，他们答说没有什么不什么，总之是不准走。
我对他们说，我同诸君辩论，要求放出，乃是看得起诸君的缘故，因为诸君是法学院的学生，是懂法律的。他们愈聚愈多，总有三四十人左右，都嚷说不准走，乱推乱拉，说你不用多说废话，我们不同你讲什么法，说什么理。我听了倒安了心，对他们说道，那么我就不走，既然你们声明是不讲法不讲理的，我就是被拘被打，也决不说第二句话。于是我便从这班法学院学生丛中挤了出来，退回院内。
我坐在院子里东北方面的铁栅边上，心里纳闷，推求法学院学生不准我出去的缘故。在我凡庸迟钝的脑子里，费了二三十分钟的思索，才得到一线光明：我将关门，剪电话，“把风”这几件事连起来想，觉得这很有普通时的神气，因此推想法学院学生拘禁我们，为的是怕我们出去到区上去报案。是的，这倒也是情有可原的，如一面把风，剪电话，一面又放事主方面的人出去，这岂不是天下等笨汉的行为么？
但是他们的“战略”似乎不久又改变了。大法院学在打进女子学院来之后，已在平津卫戍总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平市都备了案，不必再怕人去告诉，于是我们教员由事主一变而为人，其义务是在于签名明法学院学生之打进来得文明了，被拘禁的教员就我所认识，连我在内就有十一人，其中有一位唐太太，因家有婴孩须得喂奶，到了五时半还不能出去，很是着急，便去找法学院学生要求放出。
他们答说，留你们在这里，是要你们会同大学办公处人员签字明我们文明接收，故须等办公处有人来共同明后才得出去。我真诧异，我有什么能够明，除了我自己同了十位同事被拘禁这一件事以外？自然，法学院男生打校警，打女子学院学生，也是我这两只眼睛所看见，——喔，几乎忘记，还有一个法学院男生被打，这我也可以明，因为我是在场亲见的。
我亲见有一个身穿马褂，头戴瓜皮小帽，左手挟一大堆讲义之类的法学院男生，嘴里咕噜的，向关着的大门走去，许多法学院男生追去，叫骂喊打，结果是那一个人陷入重围，见西边一个拳头落在瓜皮帽的上头，东边一只手落在瓜皮帽的旁边，未几乃见此君已无瓜皮帽在头上，仍穿马褂挟讲义，飞奔地逃往办公的楼下，后面追着许多人，走近台阶而马褂已为一人所扯住，遂蜂拥入北边的楼下，截至我被放免为止，不复见此君的踪影。
后来阅报知系法学院三年级生，因事自相，“几至动武”云。我在这里可以负责声明，“几至”二字错误，事实是大动其武，我系亲见，愿为明，即签名，盖印，或再画押，加盖指纹，均可，如必要时须举手宣誓，亦无不可也。
且说法学院学生不准唐太太出去，不久却又有人来说，如有特别事故，亦可放出，但必须在明上签名，否则不准。唐太太不肯签名，该事遂又停顿。随后法学院学生又来劝谕我们，如肯签字即可出去，据我所知，沈士远先生和我都接到这种劝谕，但是我们也不答应。法学院学生很生了气，大声说他们不愿出去便让他们在这里，连笑带骂，不过这都不足计较，无须详记。
那时已是六时，大风忽起，灰土飞扬，天气骤冷，我们立在院中西偏树下，直至六时半以后始得法学院学生命令放免，初说只许单身出去，车仍扣留，过了好久才准洋车同去，但这只以教员为限，至于职员仍一律拘禁不放。其时一同出来者为沈士远、陈逵、俞平伯、沈步洲、杨伯琴、胡浚济、王仁辅和我一共八人，此外尚有唐赵丽莲、郝高梓二女士及溥侗君当时未见，或者出来较迟一步，女子学院全体学生则均鹄立东边讲堂外廊下，我临走时所见情形如此。
我回家时已是七点半左右。我这回在女子学院被法学院学生所拘禁，历时两点多钟之久，在我并不十分觉得诧异，恐慌，或是愤慨。我在北京住了十三年，所经的危险已不止一次，这回至少已经要算是第五次，差不多有点习惯了。
次是民国六年张勋复辟，在内城大放炮，我颇恐慌，第二次民国八年六三事件，我在厅前几乎被马队所踏死，我很愤慨，在《前门遇马队记》中大发牢骚，虽马是无知畜生，但马上还有人，不知为甚这样胡为之语。
以后遇见章土钊、林素园两回的驱逐，我简直看惯了，刘哲林修竹时代我便学了乖，做了隐逸，和京师大学的学生殊途同归地服从了，得免了好些危险。现在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手里吃了亏，算来是第五次了，还值得什么大惊小怪？
我于法学院学生毫无责难的意思。他们在门口对我声明是不讲法不讲理的，这岂不是比郑重道歉还要切实，此外我还能要求什么呢？但是对于学校当局，却不能就这样轻轻地放过，结果由我与陈沈俞三君致函北平大学副校长质问有无办法，能否保障教员以后不被拘禁，不过我知道这也只是这边的一种表示罢了，当局理不理又谁能知道，就是覆也还不是一句空话么？
打开天窗说亮话，这回我的被囚实在是咎由自取，不大能怪别人。诚如大名鼎鼎的毛校长所说，法学院学生要打进女子学院去，报上早已发表，难道你们不知道么？是的，知道原是知道的，而且报上也不止登过一二回了，但是说来惭愧，我虽有世故老人之称，（但章士钊又称我是胆智俱全，未知孰是，）实在有许多地方还是太老实，换一句话就是太蠢笨。
我听说法学院学生要打进来，而还要到女子学院去上课，以致自投罗网，这就因为是我太老实，错信托了教育与法律。当初我也踌躇，有点不大敢去，怕被打在里边，可是转侧一想，真可笑，怕什么？法学院学生不是大学生而又是学法律的吗？怕他们真会打进来，这简直是侮辱他们！即使是房客不付租金，房东要收回住屋，也只好请法院派法警去勒令迁让，房东自己断不能率领子侄加雇棒手直打进去的，这在我们不懂法律的人也还知道，何况他们现学法律，将来要做法官的法学院学生，哪里会做出这样勾当来呢？即使退一百步说，他们说不一定真会打进来，但是在北平不是还有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的军警当局么？不说今是在暗地戒严，即在平时，如有人被私人拘禁或是被打了，军警当局必定出来干涉，决不会坐视不救的。那么，去上课有什么危险，谁要怕是谁自己糊涂。
我根据了这样的妄想，贸贸然往女子学院上课，结果是怎样？法学院学生声明不讲法不讲理，这在点上明我是愚蠢，但我还有第二点的希望。我看法学院学生忙于剪电话，忙于“把风”，觉得似乎下文该有官兵浩浩荡荡地奔来，为我们解围，因此还是乐观。然而不然。我们侥天之幸已经放出，而一日二日以至多少日，军警当局听说是不管。不能管呢，不肯管呢，为什么不，这些问题都非我所能知，总之这已十足明我在第二点上同样的是愚蠢了。
愚蠢，愚蠢，三个愚蠢，其自投罗网而被拘禁也岂不宜哉。虽然，拘禁固是我的愚蠢之惩罚，但亦可为我的愚蠢之药剂。我得了这个经验，明白地知道我自己的愚蠢，以后当努力廓清我心中种种虚伪的妄想，纠正对于教育与法律的迷信，清楚地认识中国人这东西的，这是颇有意义，很值得做的一件事，一点儿代价算不得什么。我在这里便引了《前门遇马队记》的末句作结：“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中华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