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新书]天皇与日本国命戴维·贝尔加米尼9787513912068

目 录

（上册）

引言

致读者


部 战争的报复

章 南京暴行

第二章 原子弹

第三章 战败



第二部 天照大神的国度

第四章 天皇世系（公元50—1642）

第五章 佩里的到来（1642—1900）



第三部 青年凯撒

第六章 裕仁的童年（1900—1912）

第七章 皇太子裕仁（1912—1921）

第八章 摄政王裕仁（1921—1926）

第九章 天皇裕仁（1926—1929）



第四部 破釜沉舟的满洲

第十章 海上强国（1929—1930）

第十一章 1931年3月

第十二章 占领奉天（1931）

第十三章 美元骗局（1931—1932）

第十四章 虚假战争（1932）

第十五章 暗杀统治（1932）

第十六章 被弃之国（1932—1933）



（下册）



第五部 整饬军纪

第十七章 北进还是南进？（1933—1934）

第十八章 机关乎？神乎？（1934—1935）

第十九章 1935年的清洗

第二十章 二月兵变（1936）

第二十一章 镇压（1936）


第六部 亚洲三雄

第二十二章 让苏联中立（1936—1939）

第二十三章 加入轴心国（1940）

第二十四章 消极抵制（1940—1941）

第二十五章 近卫的后机会（1941）

第二十六章 珍珠港（1941）



第七部 大决战

第二十七章 南 进（1941—1942）

第二十八章 衰落的帝国（1942—1944）

第二十九章 本土的陷落（1944—1945）



尾声 新 衣



参考书目

【前言】

戴维·贝尔加米尼（David Bergamini），美国记者、作家。1928年出生在日本， 1937年初随父母自日本来华。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目睹了日本残害中国人民的暴行，感到万分震惊。1939年，其家人和其他外国人一起被遣散。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日宣战，作为美国侨民，其全家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迫害与虐待，几乎丧命。他的一个哥哥，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1944年在菲律宾被日军用机枪射杀。1965年，他开始着手撰写这部长篇政治历史著作。1971年出版后大受欢迎。

我很少读到这样的历史著作，能把那么多错综复杂的史实编撰成一部引人入胜的史话，同时逻辑井然，明了易懂，对历史过程的性质提出具有挑战性的论点。我断定本书具有优选的意义，会使西方人对东方历史的看法发生重大的变化。本书证明，法庭的各项判决确实是根据罪证做出的，而且本书提出的罪证比控方提出的罪证更令人信服。
——威廉·弗勒德·韦布勋爵（原远东靠前军事法庭庭长）

我根据日本的名人辞典，草拟了大量贵族世家的家谱。根据日本的旧报纸，根据日本国优选层官员们保存的五千六百一十三页日记，我编辑了每日大事表，它涵盖了很近日本历史中的八千一百二十五个日子。每件事都有了头绪，增强了我明显而简单的认知：裕仁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天皇。他是一个强有力的独裁主角。人们说他才智非凡。据说直到1945年为止，他一直跟进每一个行政细节，经常咨询各类官员，并总是宏观把握世界事务。他在民事、军事和宗教方面的权力，被认可是至高无上的。
——戴维·贝尔加米尼（本书作者）

在战后30年中，贝尔加米尼的这部著作是专享的一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全面揭发日本军国主义黑历史与暴行的专著。它以彰彰史实批驳了日本右翼势力所坚持的“侵略史观”和为蒙骗世人所制造的伪史。
——张震久（1984年商务版《日本天皇的阴谋》译者）

引 言


手头这部著作重新考察了我在司法职位上探讨过的一个历史领域。我曾先后担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席法官和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的法官，那时由来自十一个国家的十一名法官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特别法庭，自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开设于东京，而我是首席法官。对那两年半的审讯工作，连日本本土媒体都因其公正而加以赞扬；审讯之后，特别法庭将二十五名日本战犯判处死刑或监禁，其罪名是阴谋发动侵略战争，并要对通常的战争罪行，即其部属犯下的暴行承担责任。
当大卫·贝尔加米尼的手稿《日本天皇的阴谋》送到我的邮箱时，我欣然将它拿到手里。该稿作者兼有记者和学者的资质，对原始文献进行过多年研究，因此，我对他抱着很大的期望。现在读了他的劳动成果，我发现自己的期望被超越了。
《日本天皇的阴谋》是一个巨大的成果。我很少读到这样的历史著作，能把那么多错综复杂的史实编撰成一部引人入胜的史话，同时逻辑井然，明了易懂，对历史过程的性质提出具有挑战性的论点。作者坚持将历史视为男男女女的行为，而非处于复杂的社会压力与经济压力下的暗箱操作，这是很新鲜的观点。也许这部著作需要经过若干岁月才能在学者的评价中得到其恰当的地位。对讲英语的公众而言，其中的多半信息都是新鲜的，而某些解释肯定会引起争议。然而，我断定本书具有优选的意义，会使西方人对东方历史的看法发生重大的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补充并完成了我曾担任庭长的那个特别法庭所作的裁决。确实，本书证明，法庭的各项判决确实是根据罪证作出的，而且本书提出的罪证比控方提出的罪证更令人信服。这毫不足怪，因为审讯开始于1946年5月3日，距日本投降才八个月而已，而作者所使用的大部分原始材料于1960年以前在日本还是无法加以使用的能获得利用。特别法庭的法官曾断定，还有大量的证据来被控方或辩方提出，而检控方或辩护方又未能很快获得这些证据；而且，特别法庭本身也无权按自己的意愿下令调查。
手头这部著作不符合特别法庭在鉴别天皇这一角色时所掌握的事实。贝尔加米尼先生从裕仁廷臣的日记中摘取了大量令人感兴趣的细节，认为天皇要对两件事情负责，其一是批准日本在1941年对西方的攻击，其二是怂恿军方发动这一攻击。我可以对这个观点予以置评而无采取庭外行为之嫌，因为天皇并没有出席特别法庭受审。
特别法庭采用的是英美审判法。12个世纪以来，这种方式在讲英语的国家中十分奏效，似乎能够保证获得公正的结果。不过，在英美法学中，提起控诉的权利仅仅属于检控一方。特别法庭的控方起诉了次要的日本领导人，但特意将天皇置于特别法庭的司法权之外。
在庭审开始前，我认为天皇作为一个绝对君主，明显应为批准开战负责，我应本国政府的要求，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我补充说，如果天皇受到控告，我将会取消自己的法官资格，因为这个建议是我提出的。庭审中提出的证据证实了我先验的判断，表明天皇确实批准了战争，因而应对它负责。
到了给被告判刑的时候，天皇角色的问题就成为一件大事了。鉴于被告不过是奉命行事的臣属，鉴于他们的首领逃过了审判，在判刑时就不得不考虑大可减刑的因素。检控方的证据留下了余地，令人相信天皇是不情愿地批准了战争。我并不接近相信这个证据，但它在从事鉴定时具有若干价值。
在天皇内大臣木户侯爵的日记中，1941年1月30日的那一篇表明，天皇有些犹豫地批准了战争。这篇日记还表明，天皇之所以犹豫，并非因为热爱和平，而是担心失败，不过这种担忧被海军大臣和海军军令部部长驱散了，他们做出了天皇所说的“接近令人满意的保证”。
1941年的日本首相东条将军，是这次审判中的被告之一。他首先作证，声称他从未违反天皇的意愿行事，后来又回到被告席上，声称他曾竭力奏请天皇批准开战。他这两次的证供恰好印证了木户侯爵的那篇日记。
海军大将冈田，1936年在首相任上险遭军人特别分子暗杀，他提供的证词，大意是说天皇是个爱好和平的人。倘若天皇置身于被告席上，那么冈田的证词定然会被接受为开脱之词，因为它可说明天皇的一般人品。
由于特别法庭无权决定天皇在何种程度上有罪或无罪，这些微小的证据是无足轻重的。不过，检方却打开了一扇怀疑的大门，使人们不相信被告有权犯下其受到指控的罪行。为了避免不公平的判决，我建议对所有被告都不处以极刑，而是将他们监禁在某个艰难的环境里，或监禁于日本以外的若干地方。尽管如此，被告中仍有七名被判处了绞刑。
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复审上诉判决时采用的尺度，我不能说这些死刑判决是明显过重了，所以我没有坚持自己的异议，于是既对一些人宣判了死刑，也对另一些人宣判了徒刑。
本书再次使我相信，除了绞死松井石根有可能量刑过重以外，对其他人的判决都未有失于公正，而那些被处以绞刑的人，尽管他们可能曾强烈反对一些杀戮和暴行，但是他们的确应该为很少或根本未曾加以制止的肆意杀戮和野蛮暴行负责。关于天皇本人，在美国和其他盟国的政府中，在政治的高层，已经做出了对他不予审判的决定。我应本国政府的要求就天皇问题提供意见，我建议此事应在政治或外交层面进行处理。
若干民主政府结成同盟，付出生命和物资的巨大代价，向一个专制政府开战，然后却让这个政府的优选独裁者留在领袖的位置上，是未免令人感到奇怪的。但裕仁不仅是一个个体，他是一个象征。不论他作为个体是多么罪有应得，但他仍是其整个国家的精神化身。在1945年，多数日本人相信，在他们的宗教信仰里，日本与天皇是不可分割的，必须生死与共。
我在东京担任法官的三十个月中，我常常被证人们对日本天皇的关心与敬畏，为他们在答辩案件时的认真态度和正直感所打动。有时我会自问：我们有什么权利谴责日本在1941年诉诸战争？我在辩护人有力的辩论中听出了许多合理性和减罪的理由，他指出日本是一个九千万人的弹丸小国，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可耕土地，而又受到外界严厉的贸易约束与。我思索着如果美国和英国身临其境会作何反应，而两国的人民实际上又会要求政府作何反应。
美英若处在日本1941年的处境下，很可能会诉诸战争。我回想起丹尼尔·韦伯斯特在一个世纪前向伦敦律师协会发表的一篇演说，这位有名的美国法学家在此次演说中称赞弹丸之地的英格兰扩张成了一个大帝国，其原话如下：
其晨鼓伴随旭日响起，与时俱进，以英格兰连串而不间断的尚武旋律环绕地球。
扩张并不接近是和平谈判的结果。
直到20世纪为止，发动战争的权利一直是各国行使的主权，除了担心失败以外，没有任何障碍。失败者割地赔款，骑士制度的粗暴法则用于判断国际是非。不过，次世界大战后，列强致力于协商战争行为的准则，协商国际法的原则，以用于审判发动战争的国家。终于在1928年，六十三个国家签署了《巴黎非战公约》，谴责在非自卫情况下以诉诸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工具。日本是签字国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政府特别通知签约各国：日本是以天皇陛下的名义签约的，而非像其他国家那样以本国人民的名义签署。
《巴黎非战公约》中并未明确规定，若有签约国破坏条约，该签约国的战争领袖应该承担个人责任。一些有名望的国际法学家认为，该公约并未强制规定个人责任。然而我不能说，批准这样一份即便在遭到违反时也不会有个人受到惩罚的国家法，是这六十三个国家的徒劳无益之举，其中一些国家是在为其国家利益做了多年的深思熟虑之后才签署这份公约的。无论如何，日本在1945年9月2日以裕仁天皇名义签署的投降书中明确承认，同盟国有权以破坏国际法的罪名审讯单个的日本战争领导人。天皇内大臣木户侯爵1945年8月的几篇日记表明，裕仁明白“战争罪犯”包括所有对战争负责的人，甚至可能包括他自己。
简而言之，特别法庭在开庭时的法律立场是：如果说依照《巴黎非战公约》和日本的降书，日本犯有侵略战争罪，那么，其军政和其他方面的战争领导人应负个人的责任。日本所能提出的专享辩护是“自卫”。特别法庭考虑了这一辩词，然后加以驳回；这个辩词无法成立。日本攻击了泰国、菲律宾自治邦这样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未对日本构成任何威胁。总之，日本发动的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国家行为，对国家行为而言，惯常的惩罚是赔款或割地；这是一种国家犯罪，对于这种行为，我们可以认定日本战争领导人和罪犯一样犯有罪行。
在聆讯、辩论两年半后，特别法庭有了这样的认定。我们宽严并举，在面对的二十五个罪案中，发现十八个罪案有充足的减罪理由，于是对被告仅处以徒刑。对另外七个罪案，特别法庭判处了极刑，因为证据表明，被告不仅对侵略战争负有责任，而且应对其领导行为负责，这种领导行为纵容了在其他情况下能够做到纪律森严的日本军队在战斗前线之外的区域犯下抢掠、奸淫和屠杀的罪行。
不言而喻，贝尔加米尼先生的观点是，如果不连天皇一起审判，就不该将任何日本领导人处死。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我仍然能够对它产生同情。根据贝尔加米尼先生的说法，天皇对于现实有一定程度理论性的、科学性的、与世隔绝的理解。这位作者说，天皇可能并非傀儡，而是其聪明能干的人民的强健而睿智的领袖。不过，他所在的层面高于他的一些大臣。他似乎是个爱国者，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为人民的福祉行事。在1941年以前的几十年内，他可能就扮演了鹰的角色，并策划了对西方的战争。但我怀疑，假如裕仁在1946年至1948年间坐在被告席上，我对他品格的重视，会超过对日本其他大多数战争领导人的重视。的确，裕仁作为政治家的价值，从他国家今天的地位中显露出来，这个国家在他的统治下，通过使自己成为地球上的第三工业强国，对战争做出反应，并遭到了战败。
一个罪犯，只要提供对同犯不利的证据，或以另外的方式协助法治，总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宽大处理。裕仁的情况也是如此。他逃脱了起诉的威胁，摆脱了战败的屈辱，使日本成为亚洲的稳定力量。他作为绝对的君主，维护其优选权威，结束了升级为核战争的敌对状态。不错，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日本被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震得摇摇晃晃；但他这么做是冒着某种个人风险的，正如贝尔加米尼先生的叙述表明的那样，看一下他讲述的1945年8月14日至15日夜间在皇宫之内及其附近发生的那些怪事就会知道了。
贝尔加米尼先生举出了一个有力的事例，使人们相信裕仁曾阴谋策划要引导日本去征服亚洲。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天皇值得拯救的那种感觉，就有见利忘义和玩弄阴谋之嫌了。但作者对裕仁的明显钦佩也有这种嫌疑。而经杜鲁门、丘吉尔、艾德礼和斯大林这些观点接近不同的政治家一致同意豁免天皇的决定，或许也不例外。
裕仁是日本人，他生长在一个特殊的海岛世界。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发展。人类学家、诗人、牧师和外交家，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经过研究，发现日本人的世界具有独特的逻辑和独特的美。如今，贝尔加米尼先生在长期研究手文献之后，展示了那个世界的政治层面。他以简明易懂的西方语言来阐述，但他成功地反映了日本人的观点。在掩卷之时，我深信，任何一个在日本皇宫中长大的日本人，都会试图去干裕仁干过的事情，而只有少数人才会干得如此出色。总之，裕仁尝试了战争，差一点儿取得成功，他比任何日本人都更有资格受益于战败的教训，领导他的人民向新的方向前进。
为了引导读者认识这一点，贝尔加米尼先生对日本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据我的经验，这是一件新鲜事。一方面，他如同冷静而精明的谋士，抛弃了战时对日本人的痛恨；另一方面，他如同狂热而情绪化的粗心人，坚决反对战后为日本人辩解。在贝尔加米尼先生看来，日本人总是有理性的，并且成功地充分利用他们所拥有的少得可怜的物质资源，让世界刮目相看。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可爱的父母和孩子，为一种对他们而言充满了温暖和慰藉的生活方式而奋斗。它包括铺着草席的地板、热气腾腾的浴桶、背光的纸糊门窗、小萝卜泡菜和蒸米饭。我在东京的那些岁月里从未尝试过这些日本风味，但贝尔加米尼先生几乎使我为此而后悔。在阅读他的书稿时，我感到自己竟然接近代入了他故事中的那些角色，以至于期待他们的事业获得成功。
贝尔加米尼先生肯定日本的价值和日本的成就，而毫不勉强，所以他必须重新解读日本的历史。他的著作不仅对1945年前后的事件提出了全新的见解，而且对公元50年以来的发生的很多事件提出了新的看法。我发现他的见识有着非凡的一贯性和说服力，而我则只能说：“看官，请读下去。”

威廉·弗勒德·韦伯勋爵
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1.美国学者 全面揭示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震世巨著！上世纪80年代曾经“内部发行”，40年后首度公开发行！

　　2.裕仁天皇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之路、二战中与战后日本转型中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欲理解当代日本，必须读懂裕仁天皇。

　　3.全景式再现裕仁天皇制订全球策略、策划和发动针对西方国家的战争和侵华战争真实进程。运用大量解密的日方内容档案和当事人日记、回忆录等材料，还原真实生动的历史细节。比小说还精彩的史话体军事史。

　　4.战后，美国有意掩盖了天皇的罪行，而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将改变读者对二战中日本的认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布勋爵指出：“本书证明，法庭的各项判决确实是根据罪证做出的，而且本书提出的罪证比控方提出的罪证更令人信服。”
【内容简介】

《天皇与日本国命》是一部长篇政治历史著作，论述了日本裕仁天皇是怎样领导一帮军国主义分子制定全球战略，策划和发动针对西方国家的战争和侵华战争的。

本书用大量手资料，重新呈现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美军对日本投掷原子弹、日本无条件投降和在东京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等重要史实。并通过对日本天皇历史和裕仁成长经历的回顾，剖析了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日本国粹神道教，地缘地理及文化特征，贻害世人的皇民教育，等等。旨在说明，裕仁绝不是像人们塑造的那样是一个受历史愚弄的被动的上当者，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独裁主角，是日本的主宰。

本书资料丰富翔实，写法具有特色。作者从分析人的行为的价值观去把握历史事变的内在原因，这样的努力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全书行文如行云流水，叙事有声有色，用史话体向读者讲述了日本的演变。因此，该书虽然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同时具有相当的通俗性和可读性。1971年出版后，颇受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