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新书]有话对你说哈尼夫·库雷西9787532166732

待补录

哈尼夫·库雷西（Hanif Kureishi），巴基斯坦移民后裔，1954年出生于英国肯特郡。作品包括舞台剧本、小说、随笔、广播剧及电视电影剧本等，亦为电影导演。曾荣获纽约影评人协会很好剧本奖，得到奥斯卡金像奖很好电影剧本提名。库雷西是在世界文坛成就重大影响的亚裔作家。早期作品中的幽默反讽享誉世界，近作对情欲与两性冲突的探讨充满了动人的深情。以幽默、脱俗、前卫的风格被认可为当今世界文坛很富魅力的杰出作家之一。曾获颁惠特布莱德文学奖、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笔会/品特奖、大英帝国司令勋章等奖项，被《泰晤士报》评为战后英国很伟大五十位作家之一。

\\\"【精彩书摘】：第1章秘密是我的货币：我靠经营秘密为生。欲望的秘密。人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最害怕的是什么，这里面隐含的秘密。爱情为何艰难，性为何复杂，生活为何痛苦，死亡为何离我们如此之近却又觉得它相距甚远，这些疑问隐含的秘密。为何快乐与惩罚密切相关？我们的身体怎样说话？为什么让自己生病？为什么想失败？为什么快乐难以承受？
一个女人刚离开我的诊室，另一个病人将在二十分钟内到达。我调整了一下诊疗沙发上的垫子,坐在扶手椅上休息，一边品茶，一边默默思考我们谈话中出现的意象、句子和词语，以及其中的衔接与停顿。
这些日子，我开始经常思考自己的工作，自己遇到的问题，以及这如何成为自己的生活、职业和乐趣。更让我困惑的是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是以一桩杀人案开始的——今天正好是周年纪念日，但是如何给那种事定性呢，在我的初恋阿其塔永远离开之后？
我是一名精神分析医生，换句话说，是思想与迹象的阅读者。有时候我被称为心理专家、治疗师、侦探、开门者、挖掘丑闻的家伙、纯粹的江湖骗子。就像修理汽车底盘的汽车修理工那样，我的工作在表层以下：幻想、愿望、谎言、梦想、噩梦——世界底下的世界，虚假外表下的真实话语。我认真对待那些不可触摸的东西，哪怕最怪异的也不例外。我进入语言去不了的地方，或者它停下的地方——“难以形容”——而且一大早就是如此。
我听过人们如何受到自身欲望和负罪感的困扰和恐吓，我给悲伤换上其他说法。那些灼痛自我、影响甚至损害身体健康的秘密，那些伤痕累累的经历，被重新敞开，以便修复心灵的创伤。
在内心的最深处，人们比自己愿意相信的要疯狂。你会发现他们害怕被人吃掉，会震惊于他们渴望吃掉别人。他们还想象自己好端端地会爆炸、爆裂、溶解或者受到侵犯。他们恐惧自己的爱情关系还包括尿液与粪便的交换，其日常生活也被这样的恐惧所渗透。
在倾听开始之前，我总是喜欢闲聊，这是这份工作的必备条件。现在我听到太多了，人的恶臭也源源不断地流入我的身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与许多现代主义者一样，弗洛伊德特别优待琐碎的东西，你可以称他为首位“发现”艺术家，他从那些通常被人丢弃的垃圾中寻求意义，这份苦活儿，需要对人密切了解。
现在我的生活还出了别的事儿，几乎是乱伦的那种，谁能料到呢?我姐姐米里亚姆和我最好的朋友亨利热恋上了。我们各自的生活正在被这种不太可能的关系所改变，甚至动摇。
我说不太可能，是因为他俩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你永远想不到他俩会凑成一对儿。亨利是戏剧与电影导演，一个无所顾忌的知识分子，他酷爱聊天、思想和新事物。而米里亚姆则粗野极了，虽然大家总认为她“生机勃勃”。他俩彼此认识多年，有时米里亚姆还陪我去看亨利的节目。
我猜姐姐那时一直在等着我约她去，我花了一阵子才注意到这点。虽然这往往颇为费力——她那破碎的膝盖骨无法承受日益增加的体重——但离开房子、孩子和邻居，对她来说是件好事。她通常会对这样的外出印象深刻，但也觉得无聊。除了不喜欢戏剧之外，她喜欢剧院的一切。她最喜欢的是幕间休息，空气中弥漫着酒精与烟草的味道。对此我与她的看法一致。我看过许多糟糕的演出，但其幕间休息却很棒。亨利自己呢，随便是什么戏剧，开幕不到一刻钟，他都会毫无例外地睡着，若是由朋友导演的戏剧，更是如此。他毛茸茸的头靠在你脖子上，在你耳边轻轻打着鼾，鼾声就像是一条受污染的小溪在汩汩流淌。
米里亚姆知道亨利从不会把她的意见当回事，她不怕他，也不怕他的浮夸。据说对亨利，尤其是对他的作品，你得赞美到自己都脸红了，还不罢休。米里亚姆不仅不赞美他，也觉得无此必要。她甚至喜欢嘲弄亨利。有次不知是看易卜生还是莫里哀的一部戏，或者某部歌剧，剧终后在休息室，她声称该戏太长了。
周围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直到亨利从灰白的胡须里用低沉的声音说：“我觉得，从剧首到剧终正需要这么长时间。”“噢，这戏本来可以更紧凑些，这就是我想说的。”米里亚姆回答。
此时，他俩之间已擦出了火花，比以前更亲密了。
故事是这样发生的：亨利要是不排练或讲课，他会在午餐时间闲逛到我这边来，此前他会先给玛丽亚打个电话，这样有几个月了。玛丽亚在楼下慢吞吞地做饭。她为人友善，但容易大惊小怪，其实是感到没面子。她原先只是给我打扫卫生，但我日渐依赖她。我喜欢在自己看完上午最后一名病人后就能吃上午饭。
我总是很高兴见到亨利。跟他在一起，我可以放松，不做任何重要的事，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这些精神分析师每天要花很长时间拼命工作。我可能会在早晨六点见首位病人，直到下午一点才停下来。之后，我会吃东西，做笔记，散步或小睡，直到我重新开始倾听病人，一直到傍晚。
我还没走近厨房，就能听到他低沉的声音，声音是从靠后门的桌子那边传来的。他的独白对玛丽亚来说是一种折磨，因为她很不幸把别人的话当真。
“要是你能理解我就好了，玛丽亚，我多么希望你就能明白，我的生活是一种可怕的耻辱，我一事无成。”“不是吧？理查森先生，你这样的人一定——”“我告诉你，我患了癌症，就快死了，我的事业是一场灾难。”(她此后会害怕地对我嘀咕，“他真的患了癌症，快死了吗?”“就我所知，没那回事。”“他的事业是灾难吗？”“很少有人比他更杰出。”“可他为什么说那种话？多么奇怪的人啊，艺术家们！”）他接着说：“玛丽亚，我近期的两部歌剧，《女人心》和《大师与玛格丽塔》的纽约版，让我觉得无聊透顶。这两部歌剧都成功，但对我而言难度不够。我想要挑战，想面对毁灭的风险。可它们没有!”“不!”“我儿子带了个女人进我的公寓，那女人比荷马史诗里的海伦还要美貌！全世界人都讨厌我——连陌生人都朝我唾沫！”“哦，不，不，不！”“你看看报纸就知道了。我比托尼·布莱尔还令人讨厌，他这人全世界都厌恶！”“是的，他很可怕，大家都这么说。可你没侵犯别人，也没把人关进关塔那摩监狱受折磨，”她顿了顿，说，“瞧，你知道的！”“我不想被人爱，我想被人渴望。爱情安全，欲望肮脏。‘给我额外的爱吧……’糟糕的是，这种纯粹的爱，少了反而能做爱，多了就只剩下纯粹的爱。除了你，没人理解我。你认为，我要变成同性恋，是不是太晚了？”“我不觉得你有选择的必要，理查森先生，你得咨询可汗医生，他应该马上就来。”门朝小花园开着，小花园里有三棵树和一块草坪。门外的桌子上摆着鲜花，亨利就坐在那里，腆着肚子，双手要是不用挠痒，搁在大肚腩上倒是方便。米里亚姆给我的灰猫马塞尔，就伏在他膝盖上，这只猫什么都想嗅，经常待在我见病人的诊室不肯出来，非得我拖出来。
亨利已干掉了半瓶好酒。“我不相信有白色的酒精！”亨利是通过玛丽亚来自言自语，或者说是自由想象，可玛丽亚认为这是谈话。
我正在厨房洗手，能听见他说话。“我想喝醉酒，”他说，“我糟蹋了自己体面的生活，我已到了女人在我身边感到安全的年龄！酒精让我脾气变好——所有人的脾气变好。”“是吗？可你进来时就告诉我，他们要你去巴黎歌剧院。”“他们对谁都这样说。玛丽亚，我发现你远比我喜欢文化。你是廉价座位的宠儿，每天早晨在公共汽车上读书。可文化呢，是冰淇淋，是幕间休息，是赞助商、批评人士以及那些同样无聊、优雅过度、啥都喜欢的名媛。这种文化，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片荒原。只要离开伦敦，打开电视就看得到。它们是清教徒式的，丑陋愚蠢、趣味低级，首相布莱尔这种人说他们不懂现代艺术，王储查尔斯王子正向过去狂奔。我一度相信普通艺术与高雅艺术可能有共通之处。你能相信吗？哦，玛丽亚，当我决定接受水彩画时，就知道自己的生活完了。”“至少你不用靠扫厕所谋生。来，尝尝这些西红柿。张开嘴，别吐出来。”“噢，很好吃。哪儿买的？”“特易购超市买的。要用餐巾，瞧，全弄到胡子上了，你在惹苍蝇呢！”她朝他身上拍打。“谢谢你，妈妈。”他说。我坐下时，他抬起头。“贾马尔，”他招呼道，“别傻笑了，告诉我，你最近读过《研讨会》没有？”“嘘，坏家伙，让医生吃饭，”玛丽亚说，“他甚至连块面包都没进嘴呢。”我想她正准备打他的手。“可汗医生今天上午已听够了。他太善良了，去倾听那些本该关在精神病院的人说的话。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太下流啦！我一打开门，就算是那些平常的人也会问我关于医生的问题。比如他在哪里度假呀，他妻子去哪儿了呀。我啥也不会对他们说。”我们开始吃饭。亨利这人名不虚传，一开口就说个没完。“‘我们携带尸体一起旅行。’易卜生这里说的是死去的人——死去的父辈，死去的活人，实际上——比家具四处走动，我注意到她身体有多重，而且是越来越重。
她在各种各样的抽屉和袋子里翻找着，嗅着，笨重的身体压得地板咯咯响，喊着已离开的司机，“布希！布希！那家伙在哪儿？”我告诉她，亨利正在考虑创作易卜生的《群鬼》。几年前，我带米里亚姆去看过亨利与学生一起创作的贝克特的短篇作品。他每隔几年就会让学生演员上演期末戏剧，这种做法受到其他导演、作家甚至是评论家们的高度评价，他们都来捧场。这个特别的演出给米里亚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她陷入了沉默。“亨利在干什么?”她说，“我们还能去看那些悲伤的贝克特戏剧吗？”“这个行吗？”她意识到布希去了十字键酒吧，于是拿起一块骰子大小的东西。“你朋友为什么要这个？”“我想，亨利人到老年时发现了放荡的乐趣，”我说，“他也开始喝酒了。他一直欣赏酒，但现在是在追求喝酒的效果。”她问：“还有呢？”“你脑袋里在想什么?”“他想要色情片吗？”她咯咯直笑，“还记得吗?你曾研究过那玩意儿！”“谢谢你提醒我。但愿没告诉你。”“你不是要啥都告诉我吗?”“我尽量不要。”“不过，你没写过电影，是吧？”“是的，没写过。”我说。
“那活儿可赚钱了。你也没演过色情片吧？”“看在上帝分上，米里亚姆，你能想象我演戏吗，尤其是没穿裤子？”“你跟你的病人谈过你那不光彩的过去吗?”“没有。”“你有一大堆事儿，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不应该知道。他们需要我当个空白屏幕。至于亨利，”我继续说，“他认为自己太老了，不适合性爱，他的身体就像一盘意大利面，或者泥石流。此外，他儿子正与一位时尚杂志作家约会，那女人在他的公寓里踏着拖鞋，穿着一件红色绸缎睡衣，敞开着，露出里面更加轻薄的内衣，走来走去。想一想，这对亨利来说是多么可怕。他认为这个性感女人这样肆无忌惮，是因为她觉得他不是个男人，只是个性无能的老头儿。”“可怜的家伙。”她的眼睛要将我戳穿，“你也喜欢那种女人，不是吗——性感啥的？你在那儿见过她？”“是的。”“怎么啦？”我犹豫了一下。“你很敏锐。我邀请她出来过。一个晚上，趁亨利的儿子不在，我们沿河边散步，遇到酒吧就驻足喝威士忌，到最后我俩都喝醉了。我得说此前我从未对谁有如此强烈的感觉，甚至对阿吉达也没有。第二周每天早上我醒来就想着她。我被迷得神魂颠倒，就像是疯了。”“然后呢？”“没有下文。她没把我朝那方面想。假如她给我一丝希望，我就会死心塌地跟着她，可她看不上我。”“噢，贾马尔，还有可怜的亨利，”她恢复了喧闹的性子，“要是他想看色情片，你地下室的纸板盒里就有。”“是吗？”“你自己拿几张，然后给他一些。你知道约旦吗？”“那里我没去过。”“不是地名，笨蛋。是色情明星，与黑人做爱的明星。你不知道她是谁？”“你要当我是知识分子就错啦。午夜电视是我的最大嗜好，”我接着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亨利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但他拒绝接受。”“他为什么拒绝？”“他同辈人的体面生活让他发疯。他们曾经是嬉皮士的‘头头’，如今则都是校长级人物。布莱尔本人，既是童子军，又是撒切尔夫人那样的人物。亨利决定继续高举持不同政见者的旗帜。”米里亚姆关上了她一直在乱翻的抽屉。
“不管他妈的什么，这玩意儿对亨利不太好。它会让你们变蠢，就像这一带的人一样。”“我知道你一直喜欢他。”“你是对的。他没有像你这样看不起我。他喜欢解释他在做什么，即使我是没文化修养的疯……你知道的。”“疯女人。”我说，“他下周来吃午饭。”“我会去搞那玩意儿，然后让人送到你那里。”她吻了我一下，“我太爱你啦，弟弟。”回家的路上拉菲用颤抖的口琴吹起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总是让我发笑，尽管我肯定会赞赏他的演奏。然后，他自编自导“爱尔兰人、牙买加、印度人之间的谈话”，让我几乎崩溃。
转弯时，有东西快速穿过马路，像是棕色的肘部大小的东西。
“一只狼！”拉菲喊道，“它会攻击我们吗？”“是狐狸，”我说，“这一带没有狼，只有各种各样的人。”我们进了屋。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我打开了朝向花园的门。
我让拉菲躺到床上，然后到外面坐一会儿，喝杯萄酒，吃点昨天剩下的烤肉。天还没黑，我注意到后墙上有两只猫。我的灰猫不在其中，它此刻在我床上，头插进我的背包里。是隔壁家那只白脸红脖子的黑猫，另一只是本地的虎斑雄猫——宽脑袋，眼睛里凶光毕露，声音粗哑，急于成事儿。此刻这两只猫正用爪子敲打对方的脸。
“嘿，拉菲，你瞧，我认为这两只猫要结婚，”我说，“可是那堵墙看上去不舒服。”拉菲边玩游戏，边观看面前的场景，这场景正迅速开展。猫走到离我们几英尺远的草坪上。那只雄猫咬着雌猫的红脖子，把她摔倒地上，然后趴到她身上。对他而言这事儿显得难办，更像是把手指伸进一只装满针的袋子里。
“这是强奸吗?”拉菲问。
“她恐怕喜欢这个。”“他们快乐吗？”“是的，因为他们暂时都忘我了，”我关上门回避，“他们昨天在同一个地方做爱。但这是粗野的性爱。比你想象的在这一带发生的性爱更加狂野。”雌猫躺在那里，雄猫趴在她上面，专注地往下戳，并试图找个更好的姿势，使劲用爪子挠她的肚子，试图让她原地不动。他们互吐口水，发出嘶嘶声。
“真恶心！”拉菲做了鬼脸说。“这个新游戏很难，”他应景地补了句话，他手上的玩具发出了流行音乐刺耳的声音。
“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说过，‘自然就是性感的太阳。’”拉菲说：“是吗？”“显然人类是唯一不喜欢做爱时被人观看的物种。他们也是唯一埋葬死者的动物。”我补充说，“你知道阴蒂是在1559年被哥伦布发现的吗，是帕多瓦的罗纳德·哥伦布，他称阴蒂为‘甜蜜的维纳斯’。”“是吗？”“没错。”我说。
“所有这些我都听过，关于生命的事实以及其他一切，学校的一本书里有。就我的年龄来说，你认为我很聪明吗？”“是聪明。我呢？”“你也聪明。”我说：“那是因为我小时候读了很多书。”“你真可怜，就只能干读书一件事吗？”猫的性行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拉菲为看得更清楚，索性打开门，拿起椅子坐下来，他咯咯笑着，喘着粗气。尽管他很来劲儿，但这对夫妇并不容易受到干扰。两只猫求欢完毕，红脖子猫躺在那里庆祝，她滚动着、伸展着四肢，玩闹嬉戏。而雄猫则屁股坐在地上，观看她的表演，然后开始舔生殖器。最后，猫夫妇一起漫步到别的花园去了，如果他们有帮手，也会随他们一道去的。
拉菲想打电话给他妈妈，告诉她他看见的一切。假如拉菲向她描述这个场景，毫无疑问，她会批评我让他看，但是她的电话关机了。她无疑正尝试干同样的事儿。
当涉及教导孩子快乐的艺术时，家长和学校可能是障碍，甚至是灾难。我看着这个男孩，想到我父亲，他几乎没教我性知识，甚至没教我他所认为的快乐在个人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二十多岁时，我憎恨这一事实：他无意向我解释何谓“性的真理”。
但我当时想要父亲说什么呢？或者实际上是想要母亲说什么？性包含了什么？儿子对性有什么期待？我记得曾与约瑟芬一起思考过这问题，我问她各种可供使用的性经验，他可能喜欢上哪一种。“只要是美好的，而且爱对方，就行。”她甜蜜地说，实际上，正如爱拉罗什福科针对魔鬼与爱情的评论：“所有人都在谈论它，但肯定没人见过它”。
她的言论暂时阻止了我再问。我知道，儿子会了解到性爱有许多种表现——滥交、卖淫、色情、性变态、电话性爱、一夜情、偶遇、性虐待、网上约炮、婚内性、婚外性。有完整的菜单，与小说一样长。哪一种有吸引力？主张一夫一妻制的弗洛伊德，在他著名的《性论三篇》中，开始思考恋物癖、同性恋、露阴癖、施虐狂、兽交、肛交、双性恋、受虐狂和窥阴癖等问题。我想起一个笑话：你要哪种正常？是神经质的正常、精神病患者的正常还是性变态的正常？
也许有一天，儿子会喜欢在厕所里被一个陌生人搞，也许他会喜欢被易装癖的黑人搞。快感的圈层是多重的，也是审美的：嗅、听、尝，还有说。超过一半的性爱在说话；词语点燃欲望；如果说话是色情的艺术，还有什么比轻声呢喃更性感？然而，重复并不会减弱性爱的激情：萨德侯爵在《卧室哲学》一书中声称，在她十二年的婚姻中，丈夫每天都要求她做同样的事：吮吸他的下体，同时在他嘴里拉便便。
我还可以补充一点，虽然这似乎有些愤世嫉俗，而我也并未向约瑟芬提出：爱一个人，甚至喜欢他们，从不会给性快感带来丝毫的改善。事实上，不喜欢对方，或者讨厌——甚至憎恨对方，可能会让你的快感得到很大的释放。想想看，一次感觉很爽的性交，也许会牵涉到性侵，甚至是性暴力。
那么，快感是什么？谁又能保证？我应该任由暴虐的欲望膨胀，引导他那欲望的列车驶向终极目标，亦即的弗洛伊德所谓的有些乐观的“完整的生殖器性交”，还是应该建议他在某个站点或岔道口停下来？正如被弗洛伊德描述为“疯狂傻瓜”的维也纳讽刺大师卡尔·克劳斯所指出的那样，对于恋物癖者来说，世界上最为悲剧的，莫过于他本来只需要一只鞋，得到的却是整个女人。
关于性，拉菲还会发现一个“真相”——也许很早就会发现——性是多么有问题，人们是多么讨厌它，它会激起多少羞耻、尴尬和愤怒。关于欲望的本质，亨利和他那一代给我们很多教育，但不管我们相信自己如何自由——如何从宗教道德的恐惧中解放出来——我们的身体总会用它们不寻常的欲望和反常的拒绝来给我们添麻烦，似乎它们有自己的思想，似乎我们的身体内住着一个陌生人。
约瑟芬喜欢被挑逗，却假装忽略话语中的暧昧。对忠诚的父母来说，有种种机会享受这样的乐趣。我们的许多邻居在学校周围过着热烈的共享生活；情侣们一天可在大门口见两次面。如果孩子们彼此都很忙，父母就会更忙。约瑟芬会逐渐了解到，学校操场是一个情感的雷区，穆斯林父母让他们的孩子远离白人家庭。那些日子，在我们同睡的那张床上，约瑟芬会给我讲一些八卦。我想起了父亲传给我的那本书——厄普代克的《夫妇》，当时，那似乎是在庸俗的日常背叛中美妙的堕落，鉴于此，这些背叛——以及它们所产生的秘密——是最令人愉快的越轨行为。
在所有的性变态中，最奇怪的是禁欲主义，它憎恨欲望，想消除一切欲望。并不是说你可以彻底废除它。欲望，就像死亡，或是不愉快的进餐，会反复出现，根本难以消化。拉菲的妈妈坚持说自己的纯真，实际上是紧抓着这个不放。趣味低下的总是我。她认为这是合理的分工。她没看到的是，纯真的人拥有一切——正直、尊重、道德的善良——除了快感。快感是漩涡和深渊——我们既渴望又恐惧的东西。快感意味着弄脏你的手和头脑，并受到威胁；它包含恐惧、厌恶、自我厌恶和道德上的失败。寻求快感是个苦活儿，不是每个人——或者说不是大多数人——能忍受的。
性爱秀结束了。男孩脱掉衣服，上床睡觉去了。透过敞开的门，我可以看着他入睡。他戴着耳机，音乐很响，让我熟悉我本来不听的美国歌手“50美分”美国说唱歌手、演员。的歌曲。当拉菲的长睫毛眨动的次数越来越少,像蝴蝶沉淀,我把音乐关闭。
我坐在书桌前，桌上放着从父亲那儿遗传而来的心头好——一杯几乎冰冻的伏特加和一盒哈根达斯香草冰淇淋。我啜着一小杯酒，吃着冰淇淋，猫就坐在我的文件上。一切准备就绪。我要先用钢笔写，再输入新苹果G4手提电脑。我可以在电脑上听音乐；感到无聊时，我会看看自己感兴趣的照片和图片。我能量爆发，无法入睡——这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我一直在想亨利引用易卜生的那句话：“我们在货仓中与尸体一起航行。”不知怎么，我忆起早前想到并一直萦绕在脑中的那句话：“她是我的初恋，但我不是她的初恋。”哦，阿吉达，如果你还活着，你现在在哪里?你有没有想过我？\\\"实活着的人更有力量，甚至更强大。”我咕哝了一句：“我们是由别人造出来的。”“那你怎么去杀已死的父亲呢？就算如此，那种负罪感也会非常可怕，对不对？”“可能吧。”他接着说：“易卜生这出戏过于现实主义。你怎么来表现那些鬼魂呢？你有此必要吗？”他一如既往地伸手从我的盘子里拿东西吃。“这种友好的侵略无疑是个信号，”他举起一颗豆子说，“表明这是个想分享你妻子的男人？”“的确。欢迎。”如果说谈话是穿着衣服的性交，亨利肯定过得很愉快；我也觉得午餐时刻的这些戏剧漫谈非常愉快，能让我放松。当米里亚姆洗碗时，亨利和我则翻阅体育杂志，或者瞧瞧小花园后墙我儿子拉菲种下的那排正在轻轻摆头的向日葵，他那兴奋劲儿也过去了。
“我知道你在午餐时间不干活。你有沙拉吃，有酒喝。我们胡说八道，至少我是这样。你只讨论曼联队及其球员与教练的想法，然后就去散步了。不过，听我说。
“你知道我讨厌独自一人。我要是不说话，会发疯的。幸亏我儿子萨姆在我那里已住了将近一年。他决定不想再支付房租或账单，那是我们关系的突破口。这小子所受的教育是他妈妈花钱所能买到的最好教育。”“他从小就专心致志地摆弄电子设备，我也许告诉过你，他在一家专门从事展示毁容和整形手术的公司工作，在处理电视垃圾方面很有一套。他们管那个叫什么来着？撞车电视？你知道前几天他说什么了吗？‘爸爸，你不知道吗？高雅艺术的时代结束了。’”“他说的你信吗？”我问。
“我感觉自己被狠狠地咬了一大口，我生命的核心，我所信奉的一切，都被撕裂开来。我的孩子们怎么都讨厌高雅文化呢？丽莎标榜‘美德’，她的饮食只包括豆类和纯净水。我敢肯定，她连性用品都是有机的。有天晚上，我把她拖进了歌剧院，可我们沉浸在剧情中时，她却头晕目眩，觉得太过时了。我想打赌，她会忍耐多久，才会抛出‘过于精英化’这句评语。她不得不在休息时间离开。而我的另一个孩子喜欢媚俗！”“所以?”他继续说：“至少儿子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不是你想的那样愚蠢。他跟我同住，要是女朋友在伦敦，他会带过来住。但他还有别的女朋友。我们去剧院、餐馆，他会当我的面交更多的女朋友。你知道，我正在考虑打造《唐璜》，时间是在遥远的将来。我躺在他隔壁房间的床上，戴着耳机，为《唐璜》哭泣，构想戏剧场景的画面。可大多数夜晚，萨姆都在做爱。夜晚开始时，午夜时，运气好点是在早晨。我听到了，我是无意中听到的。我无法逃离那些飘飘然的叫床声。那些没有恐惧和早泄的爱情音乐我年轻时体验过，实际上中年时也体验过。
“早餐时我会见到那些女孩，将她们夜间的叫声与面孔对上号。最常见的是个时尚杂志作家，她一头蓬松金发，踩着一双没后跟的拖鞋，披着一件红色绸缎的晨袍，那晨袍似乎随时会脱下来，引诱着你求欢。这样的女孩给你一个吻，你会觉得淹没圣马可广场，或者烧掉一百幅维密尔的画作都不足惜。这个，”他最后说，“是地狱，哪怕对像我这样的成熟男人，像我这样习惯承受打击、如同真正的艺术捍卫者那样坚持的男人，也是如此。”“我看得出来。”滑稽的是，他学我与病人说话的腔调，自命不凡地说：“这让你感觉如何？”“让我笑掉大牙。”“我读这些当代书籍，想瞧瞧如今是怎么回事。我从不想买这些书，是出版商送的，里面充斥着男女性爱，全是些变态的趣味，比如人妖啊，朝对方身上撒尿啊，穿军服假扮塞尔维亚战士啊，乌七八糟的玩意儿。你不会相信人们会那样干的。但他们真会那样吗？你别装着相信啊。”“他们会那样干的，真的会。”我咯咯地笑着说。
“哦，天哪！”他说，“我想嗑药。我抽过烟，但戒掉了。恶习没了，我的乐子也就没了。我睡不着，厌倦药丸。你能给我估算一下得失吗？”“亨利，我如今没必要当毒品贩子。我有工作。”“我知道，我知道……可——”我笑了，说：“走吧，我们溜达去。”我们一起走上街头。他比我高一个头，块头也比我大三分之一。我是短寸头，常穿打领带的衬衫，外套夹克，整洁得像个店员。而他呢，身上的T恤衫太大了，松松垮垮，拖着脚走路，一走似乎就有碎屑从身上掉落。他穿鞋不穿袜子，没穿短裤，今天没穿。他胳膊下夹着一堆书，包括波斯尼亚作家的小说，波兰戏剧导演、美国诗人的笔记本，还有在荷兰公园大道上买的报纸——《世界报》《意大利晚邮报》《国家报》等，这是他在返回河边寓所的途中买的。
亨利把这一带当作村庄——他是在萨福克郡长大的。他以自己的风格在这一带转悠，在街上不停地与人打招呼，碰到大家聊政治和艺术时，就一起聊。既然伦敦很多人说的英语都难听懂，他的解决之道，就是学习他们的语言。他最近宣布，在这个“引擎盖”中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是说波兰语。他也会波斯尼亚语、捷克语和葡萄牙语，还有另几种欧洲语言，足以在酒吧和商店里与人交流，而不用因为听不懂而大叫大嚷。这让他得以在这个城市通行，而没有被边缘化的感觉。
我成年后的生活也是如此。午餐时间，我像别的工作者那样，喜欢绕着网球场溜达两圈，这片区域位于哈默史密斯和牧人丛之间，我曾听人形容它是“被痛苦包围的环岛”。还有人认为这里堪比波哥大，亨利则称它为“一个伟大的中东城市”。当然，过去这里一直是“冰冷”地带——在17世纪，犯人在大理石拱门附近的泰伯恩被处以绞刑之后，尸体被带到牧人丛绿地示众。
现在这片区域富人和穷人混杂居住，他们大多是来自波兰和穆斯林非洲的新移民。富人住在五层楼的宅子里，我觉得这种宅子比北伦敦的乔治亚屋更窄。穷人也住这种宅子，只不过被隔成多个单间，牛奶和运动鞋放在窗台上保鲜。
新来的移民往往把所有财产装在塑料袋里随身携带，在公园里睡觉；到了夜间，他们与狐狸一起在垃圾箱里搜寻食物。酗酒者和疯子不停地在街上乞讨和争吵；毒贩骑自行车守候在街角。新的熟食店、房地产中介、餐馆都开张了，美容院也开始营业，我认为这是房价上涨的一个积极信号。
我在时间充裕的时候，会溜达到牧人丛市场，那里私人司机驾驶的汽车成排地沿着金鹰路车站停靠。带穆斯林面巾的中东妇女在该市场买东西，你可以在那里买到大量色彩鲜艳的布料、鳄鱼皮鞋、粗糙的内衣和珠宝、品质低劣的CD机与DVD机，还有鹦鹉和行李包，以及麦加和耶稣的3D图片。(有一次，在马拉喀什旧城，有人问我是否见过类似东西。我只能回答说，我大老远去该地，结果让我想起牧人丛市场。)没人会在金鹰路感到愉快，但在距离此地十分钟路程的阿克斯布里奇路，则是另一番景象。我会在市场的尽头，买一个炸豆丸子，然后步入宽阔的西伦敦大街，那里的商店有加勒比海的、波兰的、克什米尔的、索马里的。从警察局走过来是清真寺，透过敞开的门，你可以看到一排排鞋子与正在祈祷的男人。后面是女王公园巡游者足球俱乐部的足球场，拉菲与我去过那里，结果感觉很失望。那里有一家商店最近遭到流弹射击。不久前，一个男孩骑车经过约瑟芬身边时，从她手里抢走了手机。不过除此之外，这一带非常平静，大多数人都忙于筹划和销售。考虑到这一带有多么易燃，我很惊讶居然没有更多的暴力事件出现。
我渴望在这个城市最贫穷最混杂的区域过着奢侈生活，但迄今为止尚未实现。在这里散步总是让我感到振奋。这不是贫民区，贫民区在贝尔格莱维亚、骑士桥以及诺丁山的部分地区。这里是国际大都市伦敦。
分手前，亨利说：“贾马尔，你知道的，对一个演员来说，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在舞台上没有激情，只有倦怠。他宁愿是在别的地方，只要那里依然可以经历激情。语言和手势都是空洞的，怎么去交流呢？尽管羞于出口，我还是向你坦白，我有过一夜情。陌生人的身体太可怕啦！可我已经五年没跟女人上床了。”“就这些吗？你的性欲会恢复的。你知道的。”“太迟啦。一个缺乏爱和性能力的人也缺乏生活能力，难道不是吗？我已经闻到了死亡的气味。”“那气味是你的午餐。其实，我怀疑你的性欲已经恢复了，这就是你如此焦躁不安的原因。”“如果不是，那就再见了，”他用手指划过他的喉咙，说，“这不是威胁，这是承诺。”“威胁也罢，承诺也罢，”我说，“我看看我能做点什么。”“你是我真正的朋友。”“娱乐的事就交给我吧。”第2章傍晚时分，最后一名病人走出诊室，步入夜色中，之前他已竭力把自己的心理负担甩给了我。
有人在踢前门，是儿子拉菲来接我。这孩子和他妈妈约瑟芬住在几条街外，他骑着我们在阿尔戈斯给他买的滑板车冲过来，背包里塞着游戏机、交易卡和足球衫。他告诉过我，要是没穿对衣服，他会感到厌烦。他脖子上挂着一条粗金项链，吊坠是美元形状，脸很光滑，但有些部位有点脏，嘴巴周边糊着些食物残，头发是他妈妈剪的。我们碰着拳头，互致传统的中产阶级式的问候：“嗨，兄弟!”这个12岁的男孩看到我时，会试图把脑袋藏起来，因为他的身高正适合让人摸脑袋，可藏到哪里呢？这个脾气暴烈的小东西，我想亲吻他、拥抱他，闻闻他身上的小男子汉味道，把他拉到地上，和他摔跤。他眯着眼睛，扭着身子，头上满是虱子。他父亲很高兴见到他，满怀希望地说：“你好，儿子，我今天很想念你，你在做什么?”他把我推开，“别碰我，走开，老头儿——不许那样!”我们打算吃饭，找伴儿。既然我是单身汉，只能去米里亚姆家了。
拉菲喝了些果汁，我们交换了一下唱片。在开车去米里亚姆家，途中经过约瑟芬的住处时，我放慢了车速。儿子是从她那儿去找我的。约瑟芬和我已经分居十八个月了。我们当时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都喜爱孩子，因为我害怕常年对着电视一个人吃晚餐，因为有时我们喜欢彼此存在的问题。但到了最后，我们就算上街，也会在街头向对方咆哮：“你没爱过我!”“你冷酷!”这样的争吵是家常便饭。你不想听，但你肯定会听到，肯定会。
我怀疑她是否在家，甚至怀疑屋里的灯是否亮着，因为她已开始见新男友了。我得出这个结论，是几周前拉菲来我这儿时，身穿一件崭新的阿森纳队服，队服背面印着“亨利”。他显得心里有鬼，关于是我儿子就绝不会穿这种衣服进屋这一点，他也不要求确认。我们父子俩当曼联球迷，有高尚合理的理由，这一点我后面会解释。不过，他后来还是脱掉了那件球衣，换成了留在自己房间的更体面的“吉格斯”。我俩谁也没再提阿森纳球衣，这种球衣也没有再次出现。男孩很爱他父亲，但他能否抗拒与一个妄想他母亲的陌生人一道去海布里呢？我们且拭目以待。
我们父子俩都明白，她为了见男友，要求儿子离开，到我身边来。在这种时候，我们感到无家可归，有被遗弃的感觉。我猜，当她和新情人在一起时，我俩都想着她正做什么，想着并不是针对我们的希望和幸福。
开车路过她那儿时，我们怎么可能不抬头看上一眼呢？我脑海里出现她的身影，她正站在那座房子的台阶上，身影高挑，一动不动，你无法碰到。她似乎把自己放得很远，遥不可及。在她年轻的时候我们相识，她当时二十三岁，我对自己的激情和她的年轻美貌感到愤怒。那时，她仍旧像个十几岁的孩子，她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基本上无动于衷，仿佛看透了一切，看透了每一件事，直到没什么可做，没什么可相信。
她一门心思都放在自己的“疾病”上——癌症，肿瘤，以及各种疾病。她的身体永远处于危机和崩溃之中。她崇拜医生，对她来说，一头拥有医学学位的驴也是种马。但她的激情是要挫败他们，如果不是试图让他们发疯的话，我知道自己付出的代价。无望地寻求治疗是她的职业。弗洛伊德最初的病人就是患歇斯底里症的女人，关于这类病人，他首先说的是：“她们现有的一切表现，也许可以称为病因与病理现象之间的一种象征关系，如同健康的人在梦中形成的关系。”约瑟芬醒着时还在做梦，而她作为梦游者的冒险经历是另外一回事。出外旅行，或者晚上外出，她会把脸撞到树上。当然，当你还爱着这类病人的时候，你总是问自己：我爱的是她，还是她的病？我是她的爱人，还是她的医治者？
“可以了?”等儿子看到她不在家后，我问。
“可以了。”到我姐姐家有二十分钟的车程。在车上，拉菲从包里掏出一个银色光碟，把它塞进了播放器里。与我不同的是，他更会玩这种仪器。这是墨西哥嘻哈音乐。亨利的儿子萨姆为他录制音乐，录好后亨利把唱片拿过来了，拉菲和我一起听。(“爸爸，什么是‘破鞋’？”“问你妈妈。”)幸运的是，拉菲会说两种语言。在家里，他大多数时候是中产阶级；在街头和学校里，他则用黑帮风格的语言说话。他的幸运在于能够两者兼得。
途中，拉菲拽掉风帽，对着乘客镜查看头发，并给自己飞吻——“拉皮条的，你很时髦!”我注意到他又喷了他妈妈的昂贵香水，这引起了我一阵冲动，但我忍着，什么也没说。匪夷所思的是，我们父子俩喜爱同样的音乐，还经常会喜欢同样的电影。我穿着他的T恤衫，拒绝归还。他穿着我的帽衫和我的匡威全明星鞋子，这鞋子对他而言有些大，但也不是大到不能穿。我正盼着有朝一日自己不用买牛仔裤，拿他的穿。
米里亚姆住在一个白人为主的社区，这地方并不高档，过去被称为米德尔塞克斯，最近被选为英国最不受欢迎的郡——尽管现在每个地方都在成为伦敦的一部分，城市的污迹也在蔓延。
这里街头最典型的人物，是穿着绿色短夹克、牛仔裤和抛光靴子的男青年，身后跟着衣着过于随意的十几岁女孩，推着婴儿车，头发朝后刮着——这是“克罗伊登式整容手术”。另一种女孩则身穿紧身裙，闷闷不乐地游荡，男孩们骑着自行车围着这些女孩转，他们喝着甜伏特加酒，然后摔碎瓶子，把瓶子抛进花园。蒙着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拉扯着孩子，匆忙从这些寻欢作乐者、欠债者、街头野战者之间走过。
米里亚姆家住的简易宅子是由政府提供的，独门独户。我们到达时，拉菲按响喇叭。她家一个乐意帮忙的孩子走出来，把自家车挪开，这样我就能把车开进前院，紧靠着两把烧焦的扶手椅停下，那两把椅子已放在那里几个月了。
我在想，她是有来自三个男人的五个孩子，还是有来自五个男人的三个孩子？搞不清的不止我一个。我至少知道，两个大孩子已经离家了：女孩当了消防官员，男孩则在乐队录音棚里工作，两人的工作都不错。经历过童年和青春期的疯狂之后，米里亚姆所做的，就是将这些孩子抚养成人，她为此感到自豪。
该地区是帮派横行，右翼政党在这里广受支持。他们的目标对准穆斯林。穆斯林经常在街上受到攻击,其命运和恐惧随着每日新闻或上升或下跌。然而，如果一个右翼候选人企图在米里亚姆房子附近的任何地点搞竞选活动，她会如同射出的子弹一样从椅子上蹦起来，冲出去大嚷：“我是穆斯林单亲妈妈，一个巴基斯坦疯女人！谁有任何异议，我在这里听着！”她会在头顶上方挥舞一只板球拍，孩子们和“助手”布希则把她拖回屋内。
但没人想和米里亚姆开战。人们“尊重”她，常常还爱戴她。尽管如今看来很滑稽，但她年少时曾是地狱天使。我认为她坚持了一个月，然后就断定，那些招摇过市的肯特男孩对她来说太正经了。“穿皮革的建筑工人，”她这样称呼他们，“不是真正的摩托车手。”我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她在我们当地的酒馆里与男男女女都打过架。“我生气时感觉最爽。”她曾这样对我解释。她过去常常被人骂为“杂种狗”,说她是一半印度人，一半是白痴。我曾经希望她被痛殴一次，希望这能让她变成我喜欢的人，或者至少能理解她。虽然我们在并不情愿的情况下经常见面，但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我开始定期去她家，这已经是了不起的壮举，我为此感到自豪。
我花了很久才喜欢上与米里亚姆在一起，这主要是因为她让我母亲伤心透顶、头痛欲裂。当然，我也是。但我忘不了，不论她怎么闯祸，不论她是在这里还是在巴基斯坦闯祸，不论你还会听到多少关于她闯祸的消息，与我犯下的罪行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
我每天都活在那桩杀人案的阴影下。是真的杀人，杀人者就是我。我在此告诉你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在我写下这句话前，我只信任另一个掌握这消息的人，如果消息传播开来，我作为心理医生的职业生涯可能会受到阻碍，这对我的业务不利。
与往常一样，米里亚姆家的后门是敞开的。拉菲跑了进去，身影消失在楼梯上。他知道会有一群孩子在看最新的Xbox游戏，或者是带有泰语字幕的电影《卑劣的模仿者》DVD，那是曼谷某家电影院直接翻录的。我很高兴儿子加入这片喧闹和混乱中。这一带的孩子，即便是与我儿子同龄的，似乎也比他要老练，没他天真。对他们来说，学校大抵就是个麻烦地儿。是给他们带来不便的地方。
但米里亚姆和她的孩子们从不会让邻里孩子欺负拉菲。他再次露面时，会眼睛疲劳，口齿不清，满口都是“畜生”“恶心”“闹哄哄”“够味儿”这类新词儿。更令人吃惊的是，连“激进”都蹦出来了，对我而言，这个词儿曾充满希望和快乐的混乱，但现在已不再如此了。然而，拉菲会对我盗用他的词表示异议。比如，假如我说，“太激进啦，老弟!”他会咕哝着：“真难堪，你这个悲哀的半死不活的秃顶胖老头，最好闭嘴。”我的妻子约瑟芬从未讨厌过米里亚姆；她想了解米里亚姆，刚开始时遇到一些麻烦，但很快发现她有些受不了。她确实很羡慕米里亚姆的“自我主义”，可她说，米里亚姆“是为了说话而说话”，说起来没完没了，感觉就如同慢慢套紧你脸上的塑料袋那般。
约瑟芬三句话不离她的病。她对话多的人和口齿伶俐的人既羡慕又怀疑。尽管她对任何关于溃疡、偏头痛、过敏性肠综合征、病毒、感染以及噩梦的谈话或书籍都相当有兴趣，还试图用胡萝卜、香蕉饮料和极端的瑜伽姿势来治疗。她服用过大量阿司匹林，我怀疑她以为那是维生素。
约瑟芬坚持认为，拉菲去过米里亚姆家后，语言就变得疯疯癫癫的。约瑟芬与我针对父母该教给孩子什么的问题激烈争论过。我让孩子看电视，吃他想吃的，说脏话，越有创造性越好。对此我称之为让孩子熟悉语言及其局限性。有一段时间，他只把我称为讨厌鬼先生。“这样称呼没错啊，”我对约瑟芬说，“他用‘先生’表示尊重。”从她的角度看，我对孩子不严格，放任自流，让孩子离经叛道。一个不能禁止不良行为的父亲有什么用？我和约瑟芬的激烈争论并不愉快，因为我们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有分歧——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正直善良？他们该怎样说话？
最近我给拉菲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周末我会精力充沛地散步到巴恩斯或普特尼，他骑自行车随我同行。或者他会说服我带他去购物中心——奇怪的是，他喜欢这些地方——或者到金钟道的溜冰场,他会在那儿的拱廊里玩杀戮和射击游戏；有时我们会在灰色的冰上旋转、尖叫。我喜欢看青少年闲聊或玩台球、女孩在打扮，男孩在一旁看着。与别人相比，我更喜欢儿子的陪伴,但最近，我们都感到有些孤独，有些心不在焉。
“嗨，小伙子！”我们进来时，米里亚姆打招呼道，她叫自家孩子给我们拿食物。“吻我一下，贾马尔，弟弟，”她靠在椅背上，伸出双臂说，“现在没有人吻我。”“因为怕被刺穿?”我姐姐的脸蛋固然吸引我，但接吻是危险的。你必须小心穿在她眉心、鼻子、嘴唇和下巴上的许多金属环和嵌钉。她脸上的多个部位就像是窗帘轨。我觉得唯一适用的美容建议就是“避开磁铁”。我不愿想象她上飞机的场景，机场警报到时肯定会疯狂响起——倒不是说穿孔很可能是恐怖分子的特征。
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司机布希正把香烟塞进行李箱。房子里到处是装着违禁品的黑袋子，如同巨人的粪便。布希在当出租车司机之前，曾当过窃贼。他认为自己跟我是“兄弟”，因为我告诉他，我年轻时曾在入室行窃和学术生涯之间痛苦抉择过。事实上，我甚至参加过一次入室行窃，并且至今仍为此感到羞愧。
偶尔我会在十字键酒吧碰到布希，那个酒吧风格粗野，也不太远，我以前常去那儿喝酒，尤其是在与约瑟芬分居前后那段漫长而糟糕的日子。当时她仍在外遇问题上撒谎，让我对她不再抱有幻想，虽然我一再告诉她，我知道事情真相。朋友中没人看到这个酒吧的魅力，他们只看到约瑟芬在为我的逃避和坏脾气而焦躁，觉得她善良，都同情她。奇怪的是，与约瑟芬分手后，我花费了好几星期才重新喜欢上音乐，而且只听那些在十字键酒吧里播放的音乐。
“医生，你好吗？”布希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压低声音说，“来点伟哥怎么样？体内没伟哥的男人对谁都不好。”“你知道我不能开处方，布希。况且你这种人也不需要帮助。”“我的意思是，”他说，“也许你想要一堆？我这里正好有全新款蓝色淘气小药丸。吃下去，你的‘铅笔’就能勃起几天——诚实可靠，绝对高端。”“写不出字的‘铅笔’有什么用？别浪费在他身上。”米里亚姆喊道。对于一个喜欢声称自己是聋子的人而言，她听到的东西太多了。
“真的吗？”他说，有点吃惊地看着我。
“千真万确。”我回答。
“天啊，”他说，“连一名合格医生都不举，这个世界将会怎样？”米里亚姆坐在厨房那张长餐桌边。她白天和夜晚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她坐在一把破旧而坚固的木椅上，在那里她伸手就可拿到自己的一大堆药丸，还有维他命、香烟和毒品。不用抬眼皮，她也能确定这些物件的准确位置——三个手机、一杯茶、地址本、塔罗纸牌、摆满耀眼饰品的大盒子、几只猫和狗、以及许多包已吃了一半的饼干、大麻蛋糕、电视遥控器、一个计算器、一台电脑和一只拖鞋——要是狗或孩子走霉运，在她发火时从她身边经过，她就扔这只拖鞋，或者痛揍他们一顿。
她的笔记本电脑总是开着，虽然她多半只在夜间使用。对于像她这样的疯子来说，互联网不受监管的状态是非常理想的。她可以给自己捏造各种不同性别、不同身份。她在网上与陌生人互换涂掉肉体的生殖器图片。“这些蛋蛋是谁的?”我询问道，“这人的面部被涂掉了，蛋蛋看起来有点古怪。”“谁在乎呢？肯定会属于某个男人的，不是吗？”我很少见她一个人坐在那里。她的某个孩子可能在等着说话的机会，或者至少有个邻居，通常还抱着个婴儿，而米里亚姆则会给她建议，通常是医学、法律、宗教或者通灵等方面的建议。这张桌子当作一种候诊室用。
布希·詹金斯这个小型出租车司机兼任她的得力助手，年龄不确定，但有点显老，看上去差不多像死人迪伦，不是鲍勃·迪伦，而是迪伦·托马斯：他面色红润，显得天真，身上很多部位皮肤都呈现出烟草一般的颜色。
除了一套黑色套服，我从来没见过布希穿过其他衣服。我没理由相信他脱下来洗过。也许他只是偶尔把它擦干净，就像人们擦厨房那样。布希在米里亚姆那里待了很长时间，他在那里吃饭、喝酒，对孩子、动物和食人鱼感兴趣，有时还躺在地板上睡觉，这时米里亚姆自己则在椅子上睡着了。
布希其实无家可归。他把自己的许多东西都放在车里；他人在米里亚姆那儿，但在她家从没有自己的房间或床。我感兴趣的是，人们如何准备梦中的生活、准备上床睡觉，他们如何认真对待躺下来做梦这件事儿。可布希与猫一起，睡在厨房的地板上。我看到他时，他的头枕在麻袋上，鼾声如雷。
米里亚姆经常声称，布希是个很有原创性的吉他手，不同凡响，比当今世上她所知的任何吉他手都强，可当我建议布希可以用音乐来缓解大家的悲伤时，他却告诉我，自从戒酒后，他再也没碰过乐器。他清醒时弹不了。我说，人往往只有在感到足够到迷惘、觉得被抛弃时，才干成事情。“我感到迷惘。”他说，“哦，对，我也觉得被抛弃。”“那么，你的才华会回来。”我说。
“我不晓得，不晓得，”他回答说，“你真的这么想？”作为司机，布希主要任务是开车接送米里亚姆她们。他驾车载着米里亚姆，通常还有一群邻居、孩子们和动物相伴，去见算命师、理疗师、通灵师、香烟走私者、兽医、保龄球馆、文身师（她不允许自己的五个孩子文身。但我知道她现已怀孕的长女思嘉丽，曾一度对色情小说感兴趣，在大腿内侧文有一条飞鱼。我自己也曾一度将色情小说作为职业，不过时间很短。）米里亚姆本人，一旦停止割伤自己，就成了一幅名副其实的插图或壁画，特别是当她的身体尺寸增加时，更是这样。“比泰特美术馆里的画作还要多。”当她在后背上又纹上一条鱼或一面旗子，并试图给我瞧时，我这样对她说。
布希还送米里亚姆去参加那些她称之为“痛苦秀”的白天电视节目。她相信自己会因为在这类节目中露面而出名。涉及痛苦话题时，她有大量的、灵活多变的诉苦组合可以展示。她可以出现在任何涉及体重问题、吸毒成瘾、家庭虐待、文身、青少年问题、强奸、暴力、种族或同性恋问题的节目中，或是上述任意一种组合的节目中。
你要是想的话——就算你往往并不想——她都会给你看节目的视频。你没办法对此嗤之以鼻。我要是想谈论早期忏悔主义者——比如圣·奥古斯丁、卢梭、德昆西、埃德蒙·戈瑟，我年轻时读过他们的作品，——她则会把她的“痛苦”说成是对国家的当代疗法。电视节目主持人干的活儿与我一样，只不过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在公开场合倾听而已，没有势利傲慢，当然也更有娱乐性。
最近，“随着这场战争的进行”，米里亚姆结交了一只聪明的狼。布希开车送她去一个野生动物庇护所，她和一只老狼坐在一起，有时还与老狼的亲戚。她认为这些动物并不是和任何人都交流。你必须有“灵气”。毫无疑问，在所有人中，她有这种灵气。
我得说，我不知道布希如何靠开车谋生，但我猜米里亚姆肯定将自己赚的钱与他分成。如果有人用英式英语问他干啥活儿，他会回答，“只要付钱，就干。”米里亚姆和我都很深知，他有几分我们祖父的“才干”，也许这就是我们喜欢他的原因。但这种特质米里亚姆也有：米里亚姆肯定会经常有一些钱进进出出，布希是值得信赖的助手，帮她做为数众多的小“生意”，包括贩卖走私过来的电视、电脑、音乐播放器、电话、香烟、色情文学、酒精和毒品，还有皮夹克和DVD，这些物品由布希与她年长的孩子在附近地区兜售，其中主要地点在十字键酒吧。
不久前，她从一位波兰建筑工人那里买来两百件盗来的李维斯牛仔裤。意识到这批裤子腰围全是46码，我们不得不花一个周末的时间撕掉尺码标签，这样她就可以充当各种尺寸卖掉，因为我们知道买旧货的人固然不想要，但估计低廉的价格会让他们头脑发热。她还以5000英镑的价格，拿到一批偷来的都尔盖涅夫伏特加。我帮她贷款，很快本地酒吧和俱乐部就充斥着这种劣质货。喝它的人可能会胃出血，但正如米里亚姆所说，我们赚了一笔“诚实”的钱。
米里亚姆的犯罪能力，强于我以前的朋友与帮凶沃尔夫或者瓦伦丁，所以我爱称她为企业家，她对此嗤之以鼻。不过，她花了几年时间，确实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意”。她知道什么时候出手，谁想要什么。她的成功需要狡猾、坚韧和对他人的了解，她靠这个养活了自己、家人及几个邻居，可谓是了不起的壮举。因此，她与法律合不来，甚至谈不上尊重。法律是赤裸裸的权力，需要规避和不理睬，她喜欢说自己从未出现在任何政府电脑上，好像这就让她获得自由似的。
尽管她慷慨地描述我为“灵魂的医生”，我没那么体面。我离开约瑟芬后，就住回当作心理咨询室使用的两层楼公寓里，地下室狭小潮湿，塞满了布希送来的装在塑料袋里的“赃品”与成捆的气泡袋，前者是米里亚姆不敢放自己家，后者是还没找到买家，她家里没空地儿放置。而我呢，很高兴继续违法，即使无足轻重。为了防潮，我有空时就用气泡袋来包拉菲的旧鞋子和足球靴，以及他已经褪色的童年纪念品。
我年轻时为努力使自己不那么书呆子气，更时髦些，还研究过电影和流行歌星，但我一直就是个安静、善良、爱读书的人。家里容不下两个都爱炫耀的孩子，我相信只要自己保持安静，就不会有任何麻烦。父亲没尽到保护我的责任。他和他的英国妻子——我们的母亲，以及我们——他的一双儿女，一起生活了很短的时间，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南亚次大陆，在他称之为“新国家”的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定居下来。他在当地很快找到了一位新妻子，只是身为记者，他很多时候在中国、美国或墨西哥旅行。
母亲和米里亚姆就像是一对夫妻，难分难离。我几乎没有选择，一直听米里亚姆说话，虽然我知道，当我想说话时，就该立即开口，不受威胁，大声地说。结果直到现在，米里亚姆和我仍然会同时说话，母亲似乎仍在试图听我们说话，可她毕竟只有两只耳朵。幸运的是，母亲现在不仅活着，而且活得很好，比起关注我们，她有更好的事情要做。
米里亚姆十几岁时，詹尼斯·乔普林是她心目中的女英雄，她常常怀孕、吸毒，即便如此，她也从未闷闷不乐过。她相信我们过热的血液使我们变得饶舌，不安分，喜欢朝别人头上乱扔东西。母亲一头红发，一度是放荡不羁的波希米亚人。就这样，我们作为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混血儿、单亲家庭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全是白人的社区，这在当时是不寻常的。
现在，我坐在姐姐的桌子旁，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她家一个孩子给我拿来印度扁豆汤、米饭和啤酒。“舅舅！”他们恭敬地喊我。我打开报纸，希望能读到关于别人的性生活——特别是政客们的性生活。我曾经考虑过带拉菲去看电影或者去餐厅，但我还是喜欢待在这儿，我现在唯一的家。
布希有时与我一道用餐。“我要干掉这个！”他一边叫嚷一边狂吃猪肉馅饼，就像个刚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饿得半死的妖精。
但现在他手里拿着麻袋，仍站在后门，说：“喂，贾马尔，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我梦到了吉他、狗和蹦床——”米里亚姆打断了他的话：“你打住，医生没报酬是不解梦的。”“那解梦要多少钱？或者你觉得我要是不吃奶酪，价钱会便宜些?”“这是个好问题。”我说。
“这个梦不长。”我没想过每解一个梦都要收费，或者根据梦的长度收费。要是解释令人满意，也许会收点小费。他说：“或者你只给有钱人解梦？”“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在有空时听听你的梦。”“谢谢，老板，我很感激你。那我得先去睡觉。”“快走，布希！”米里亚姆说。
如果我对她为我辩护感到惊讶，那是因为，米里亚姆另一些时候会觉得我的工作与其说可笑，不如说荒谬。(她曾告诉我，她认识的另一个文人是邮递员。)她认为我的“病人”付钱听我点头或者说“所以?”，全是傻瓜。
更糟糕的是，愿意拿出大量的钱来与我交谈，并且只对我倾诉的，是那些不折不扣的“自我中心者”和道德上软弱的人。但到头来，还是她鼓励我更多地向有钱的病人收费，以便看其他病人时少收费。我可能会颠覆别人最深刻的信仰，但我并没有扰乱市场。很多人无法忍受金钱对他们太过重要的事实，他们不想要自己想要的东西。
当米里亚姆自己决定去见“咨询师”时，她所追求的是确凿的事实真相。比如，某个水晶治疗师会告诉她，她在周日兜售二手货时，当天是否会下雨，或者是否有“希望”——换句话说，她要沿街叫卖的气泡袋和新式太阳镜能否卖个好价钱。
而我呢，则采用当代弗洛伊德的风格，喜欢谦虚谨慎。我声明我既不算卦，也不“治病”。有时，我会自得地用“修正”这个词，或者更大胆地说，“通过减少情绪的压抑来增强病人的快乐能力”。大多数时候，我相信谈话的功效——弗洛伊德对病人的所有要求就是让他们说话疯狂一些；他们不必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从而借此来揭示隐藏的冲突。
然而，布希却悄悄告诉我，米里亚姆“崇拜”我。这可能是因为她的邻居们开始就各种问题找我咨询——儿童看护，湿疹，吸毒成瘾，抑郁症，恐惧症等等。劳工阶层在心理健康方面总是最为糟糕。但我很感动：我最终打动了她。
米里亚姆从小就是个可怕的孩子，脾气暴躁，总是尖叫，不受约束。一个声称遭到忽视的女孩，其实是家人关注的中心，而我经常被她推到一边。不过，我们也曾经喜欢彼此。这是因为，童年时的我们经常在两人的卧室里合谋策划，在她十岁前，我与她一直共享一间卧室，母亲当时搬到楼下一个我们称之为“棺材”的小房间。米里亚姆和我一起捉弄邻居，偷摘苹果，在野外闲逛，到处惹麻烦。我们打起架如同世界末日，她疯狂地撕扯我的脸。我在十几岁时，脸上都是她抓挠留下的伤痕。从那时我开始恨她，因为她干的事已经过于成人化，我无法参与。
现在，在米里亚姆的房子里，我似乎成了某种象征性的权威。幸好这是一个正式的角色，像某些总统一样，主要是坐下来；在她的地盘，世界就是我的沙发。在亨利之前，米里亚姆接触的只有暴力、愚蠢或吸毒的男人。这里几乎没有真正的男人，也没有像我这样的书呆子或文人。男人们在哪？在酒吧？在监狱？只有老天知道这一带的女人和女孩怎么老是怀孕。在建立一个由母亲与婴儿构成的社会时，女人们似乎认为，如果她们完全摆脱男人，就不再需要他们，并且会忘记他们，忘记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
这一带有许多放荡的男孩，穿着白球鞋，刷了过多发胶的头发，闪闪发亮，但很刺手，脸上长着青春痘，脖子上戴的链子无疑是从米里亚姆那里买的。米里亚姆的双臂，从手腕到肘部，都套着金属手镯。她要是继续这样戴金属首饰，不妨穿一套盔甲。
有时，她的厨房就像一个等候室，那些闷闷不乐的男孩，在帮派里似乎安定团结，但缺乏权威的正确或错误引导，于是都等着见我这个兼职的郊区教父。他们拖曳着脚步，目光游移不定，几乎开不了口：“先生，要是可以，我能告诉你，这个女孩怀孕了吗？……”或者是：“先生，我做了件坏事……”米里亚姆对我说：“我在跟天上的父亲说话。”“他怎么样?”“他需要人间的温暖。”“天堂是个孤独的地儿，嗯？”“可能是这样，你知道的。人们对他的想法有误。”米里亚姆未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父爱，她想她可能会有更多的运气与“另一个世界”的父亲联系上。我们在荒谬、可怕的情况下与他分手了，而她仍在寻求他的宽恕和理解。
米里亚姆比我大两岁。她性格变得极端古怪之前，曾非常聪明。她比我思维更敏捷、更有趣，更容易领会复杂的观点，更不会紧张和沉默。小时候，我埋头阅读，而她则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与经验相比，一本书算什么呢？妈妈和我一起坐在房子里读书，但米里亚姆更像我们的父亲，总爱和人在一起，说着话，踢人的腿，制造狂热的戏剧效果。
然而，如今已经很少有什么新的或不寻常的东西能进入她的大脑；她厌倦了。我想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某个地方，比如去海滨或者威尼斯，找个地儿聊聊、休息，让自己重新充实起来。可我自己也累了，与约瑟芬分居让我很沮丧，憎恨是多么令人疲惫啊！——我其实没有精力去旅行。
我吃完印度扁豆汤后，让米里亚姆喊拉菲下楼。他总是一听到她的声音就紧张得跳起来。他出现时，发着牢骚，说想留下来过夜。可这里的孩子即使再安静也可能会纵情欢闹。他们会凌晨四点钟仍在看《阿呆与阿瓜》，甚至是《刀锋2》。拉菲则在我和他母亲的监管下过着太有序的生活。但我不可能在早餐时去米里亚姆那里接他。我会在七点钟开始见病人，没时间帮他收拾书包，朝里面塞午餐盒，给他准备踢足球的装备。
在我们离开之前，我记起要问米里亚姆关于毒品的事。
“我有个朋友需要它，”我说，“我不能告诉你是谁。”“那么就是亨利。既然是他，我得起来，”她无视放在桌子上鞋盒里的东西，说，“我不给他这个，你最好还是抽马麦。”她站起身来，抓着

糜乱颓废的基调 再现都市人的精神残缺
【内容简介】

贾马尔是一位在伦敦执业的事业有成的心理医生。他每天聆听苦恼的病人们诉说心里的秘密，然而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却暗流汹涌，深埋着一段无法忘怀的恋情，又时常为一笔年轻时欠下的血债受到良心的折磨，以及正面对着挥之不去无法逃避的暴力威胁……《有话对你说》作者哈尼夫·库雷西描绘出包括男女、亲子在内的各种人与人之间脆弱的关系。

一位伦敦精神分析师这样狂热地告白——“我以经营秘密为生。欲望的秘密……”他每天聆听苦恼的病人们诉说心里的秘密，然而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却暗流汹涌，深埋着一段无法忘怀的恋情，又时常为一笔年轻时欠下的血债受到良心的折磨，以及正面对着挥之不去无法逃避的暴力威胁……
作者以深情、幽默的语调，描绘出包括男女、亲子在内的各种人与人之间脆弱的关系——每个人都与人性极限搏斗着，都被往事所困扰，*后皆选择了宽容。小说道出了一个横跨三十年的精彩爱情故事，深刻描绘了当代社会中人们对欲望的追逐和对爱的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