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是新弗洛伊德学派霍妮的成名之作，本书全面分析了现代人的病态心理和变态人格。

★本书剖析了神经症病人在面对现实冲突时的反应，深刻剖析了病症的根源，让读者深切感受到学术的宽容与悲悯，很多读者称其为“自我疗伤、自我修复，化解焦虑、孤独、自卑的良药。

★犀利解读在这个被焦虑、迷茫、孤独所围攻的时代，向自己的内心坦白，终有一天你会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是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的彻底批判和修正，标志着其思想的形成，也标志着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开始形成。 

★在伪心理学泛滥的当今社会，霍尼的作品可谓分量很重，是爱好心理学的读者不可不读的书籍。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和心理内涵 

第二章  谈起“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的原因 

第三章  焦虑 

第四章  焦虑和敌意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第六章  对爱的神经症需求 

第七章  对爱的神经症需求（续） 

第八章  获得爱的方式和对冷落的敏感性 

第九章  性欲在爱的神经症需求中扮演的角色

第十章  追求权力、声望和财富 

第十一章  神经性竞争 

第十二章  逃避竞争 

第十三章  神经性罪恶感

第十四章  神经性受苦的意义——受虐狂问题 

第十五章  文化和神经症 

★如果爱对一个人是如此重要，以致他的全部生活安全感都建立在爱上，那么，他是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的而这一点原则上即意味着顺从他人的愿望。

——（美）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一方面希望统治一切人，另一方面又希望被一切人爱；一方面顺从他人，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们身上；一方面疏远他人，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正是这种完全不能解决的冲突控制着我们的生活。

——（美）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受到压抑的敌对冲动往往并不投射到事实上与之相关的那个人身上，而是投射到别的事物上。

——（美）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敏感、他的潜在的敌意、他的苛刻的要求是如何严重地干扰了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他也不可能正确地判断他给别人留下的印象，以及别人对他作出的反应。

——（美）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神经症病人毫不自知地处在一种既无力去爱，又极其需要得到他人之爱的困境中。

——（美）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神经症患者老是禁不住要怀着痛苦的敏感，把现实生活中成千上万不符合他头脑中幻想的琐事放在心上。她对自己的评价摇摆不定，一会儿觉得自己无比伟大，一会儿又觉得自己一钱不值。他随时随地都可以从一个*跳到另一个*。

——（美）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焦虑和敌意

在对焦虑和恐惧的不同之处进行探讨的时候，我们获得的首要结论是：从本质上来说，焦虑是一种涉及主观因素的恐惧。那么，这类主观因素又有怎样的属性呢？

首先，我们将对身处焦虑中的个人的一些经验进行述说。此时，一种强烈的、难以避免的危险感会包围他，而他本人对这危险的感觉却毫无办法。无论这种焦虑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无论是臆想性的癌症恐惧，还是对涉及雷雨的一种情境的恐惧；无论是一种病态的高度恐惧症，还是与其类似的所有恐惧——都始终包含着两种因素，即无比强烈的危机感及面对这种危机的无力感。有时候，这种令他毫无抵御能力的危险好像源于外界，譬如癌症、雷雨、意外或者与其类似的其他事物；有时候，这种危机的迫近又好像源于存在于其本身的某些无法被掌控的冲动，譬如对从高处不由自主地滑落充满恐惧，对自己会情不自禁地持刀去谋杀充满恐惧；有时候这种危险的感觉则隐隐约约、无迹可寻，感觉就好像是普通的焦虑在发作。

可焦虑本身却并不仅以这些感觉为根本特征，在与现实存在的强烈危险及对这种危险的无能为力相关的情境中，它也会有所显现。我们能够想象，一个年仅两岁且正在被暴力对待的孩子，或者一些正在经受地震的人，其主观经验和一个受雷雨的影响而感到焦虑的人的主观经验，其实并无二致。可在与恐惧相关的情境中，现实的危险是真实的，无力的感觉也决定于现实；而在与焦虑相关的情境中，危险源于心理且常被夸大，无力的感觉也多决定于个人心态。

所以，在对与焦虑相关的主观因素进行还原之后，便能得到一个更特殊、更具体的问题：如此强烈的危险感及面对危险时的无能为力感到底是源于一种怎样的心理环境。不管怎样，心理学家们都必须要提出这个问题。当然，这种感觉也可能与伴随着焦虑出现的一些生理现象一样，是产生于体内的化学环境的，但就如同兴奋与睡眠也源于体内的化学环境一样，实际上它们根本就不隶属于心理学范畴。

在对这一焦虑问题进行解决的过程中，也像对其他问题进行解决时一样，我们通过弗洛伊德的指导找到了一个前进的方向，他以他最关键的发现完成了它，也就是，为焦虑所涵盖的主观因素原本就受我们自身本能的驱动；换言之，将在焦虑中所预知到的危险及面对这种危险的无力感召唤出来的正是源于我们的冲动的一种爆裂的力量。在本章末，我会对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做更详尽的论述；与此同时我还得指出，我与他的结论之间有什么不同之处。

无论是哪种冲动，从原则上来讲，都可能是焦虑的潜在诱因，只要其他的生存需要与生存利益会因发现并执着于这种冲动而有所损害，只要这种冲动原本就无法遏制且热情洋溢。在如维多利亚时代一样对性禁忌既明晰又严苛的时代，被性冲动所征服常常意味着会招致现实的灾难。譬如，一个还没有步入婚姻的女孩，如果被性冲动所征服，就必然要面对来自现实社会的耻辱及源于良心的谴责；而那些在手淫怪癖面前选择屈服的人，则必然要面对身体的致命损伤、被阉割的现实危机及罹患精神病的警告。对各种各样有异于正常的性冲动，如恋童癖、暴露癖等，这一点于今仍旧适用。但在当下，只要相关的性冲动是“正常”的，我们就会表现得很大度。在此情境下，无论是直接将这些与性相关的冲动变为现实，还是仅在内心深处表示认可，都不会涉及太多或者太严峻的危险。所以，我们并没有为这些忧心的现实理由。

或许正是文化领域关于性的观念方面的变化，才导致了如下事实，也就是：以我的经验为依据，这样的性冲动，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下才可能成为焦虑背后隐藏着的动力。或许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且不真实，因为从表象上看，焦虑与性欲无疑是相关的。神经症患者身上常会出现一种关乎性的焦虑，或者因为焦虑而对此多有抑制。但是，更进一步分析之后，我们却发现，这类性冲动并非焦虑的根源，焦虑的根源是与其伴生的敌对冲动，譬如通过性行为对对方进行侮辱或伤害等。

实际上，各种不同的敌对冲动正是神经症焦虑赖以构架的主要根源。我害怕这一全新的论述，听起来就仿佛是以个别没有谬误的事例为根据而做出的一种错误的一般概括。但我的这一主张并不以此为唯一依据，即便我们能够从中直接对敌对倾向及其衍生出来的焦虑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知。大家都知道，造成焦虑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强烈的敌对倾向，只要自身的目标极有可能被这种敌对倾向所挫败。举个例子便能说明所有与此类似的情况。深爱着M女士的F先生与M女士一起徒步山中，因为某种莫名的醋意，他对她陡然就生出了一种强烈的恼恨。当他们一起在山间一条陡峭的小路上行走时，他的呼吸陡然变得沉重，心跳加速，一股强烈的焦虑感也油然而生，因为他察觉到自己产生了一种将这女孩推落悬崖的冲动。从结构上来看，这类焦虑与源于性欲的焦虑并没有什么不同，全都无法抗拒；在这种冲动面前，人一旦选择屈服，便会为自己招致巨大的危难。

但病态的焦虑与敌对冲动之间的因果关联在绝大多数人身上却并不显见。所以，为了对敌对倾向是造成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所表现出的焦虑的主要心理力量这一点进行说明，我们就不得不对因压制敌意而造成的心理后果做一番略为详尽的考察。

压抑敌对冲动，代表着全无异常的“伪装”，因而在需要斗争，或者最起码是我们渴望去斗争的时候，对斗争进行趋避。所以，首个因这类压抑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一种源于此的没有任何防御的感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原本就存在的没有任何防御的感觉因此被强化了。当某人的现实利益正处于被侵犯状态时，如果敌对冲动被压抑，则他人便极有可能趁机而入。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我撰写这本书是为了对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病人进行精准地刻画，也是为了对他们内心的矛盾、焦虑、痛苦和他们在人际交往及个人生活中所遭遇的各种各样的阻碍进行精准地刻画。我无意于在这本书中对任何一种类型的神经症进行探讨，而只是想对存在于我们时代中的每一个神经症病人以不同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性格方面的共性进行探讨。

存在于现实中的种种矛盾及神经症病人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所做的尝试，现实生活中神经症病人的焦虑和他们在与焦虑的对抗过程中所构建的防御机制，是我重点关注的内容。但关注现实处境，并不代表我对从本质上来讲神经症都形成于幼年这一观点的否定。不过不同于其他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的是，我对将注意力片面地集中于童年并不赞同，对视病人的后期反应为早期经验本质上的再演绎也不赞同。我想要说明的是：病人的童年经历与后期矛盾之间的关系远比普通精神分析学家所做的假设复杂。这些精神分析学方面的专家们所关注的因果一般都极为简单，但事实上：虽然童年的经历是神经症病发的决定性条件，但病人后期所产生的种种心理方面的障碍却并非全都是因它而生。

当我们将现实的精神障碍视为关注焦点时，不难发现：神经症的病发不单单缘于个人的偶然经历，还缘于我们身处的与众不同的文化环境。实际上，文化环境不但能为个人经验增色，还对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譬如说，一个人的母亲是极富牺牲精神还是颇为独裁，这都源于命运，可无论是独裁还是极富牺牲精神，都是文化环境特定时才会出现在母亲身上的特征。同样地，也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环境的存在，这个人日后的生活才会被这类经验所影响。

在我们对文化环境给神经症造成的重大影响有了充分的认知以后，生物与生理因素立马就会以背景的形式出现在神经症领域中，再不会如弗洛伊德所坚持的那样，被认为是神经症的根源。而且唯有以大量的、精准的事实为依据，这些次要因素所造成的影响才会被重新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以这种思想倾向为基础，我们重新对存在于神经症领域的众多基本问题做了诠释。虽然在诠释过程中有很多不同的问题被涉及（譬如受虐倾向、病态的爱之内涵、犯罪的病态感等），但它们所具有的基础却是相同的，也就是在病态性格倾向的产生过程中，焦虑起到的作用极具决定性。

因为我所做的诠释有很多都与弗洛伊德的观点存在巨大分歧，部分读者或许会对这到底是不是精神分析产生疑问，而是与不是则取决于你所认同的精神分析的根本究竟是什么。假如在你看来弗洛伊德的理论才是精神分析的整体根基，那么，我在此谈及的所有便与精神分析无干。但假如在你看来精神分析从本质上来讲只是一种对无意识过程的作用及表现形式进行考察，并将其意识化为一种心理治疗形式的基础思路，那么，我在此谈及的一切就都隶属于精神分析的范畴。在我看来，将思想局限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如果是这样，我们在神经症领域中的所有发现很有可能便全都是弗洛伊德希望我们从他的理论之中发现的。这是一种食古不化的顽固。我相信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巩固才是对他伟大成就的最大尊敬，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携手实现精神分析的未来使命，才能实现精神分析领域理论与治疗的双重实践。

与此同时，另一种可能会出现的疑问，即我的思想是不是与阿德勒(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奥地利心理学家，创立了个体心理学派。他的一个广为人知的论点是：“个人行为是不是具有社会意义，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的责任性，在工作中与他人有怎样的联系，以及是否能够很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原注)理论类似，也得到了答案。的确，我的思想中有一部分与阿德勒过去所强调的观点类似，但从本质上来讲，弗洛伊德理论才是我的思想构建的基础。实际上，最好的证明恰恰是阿德勒的理论，它表明：如果探索的方向是片面的，如果不以弗洛伊德的发现为基础，哪怕是极富创新性的心理洞察也将索然无味。

因为本书并不是以界定我与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异同为主要目的的，所以从整体上来说我所做的争辩多集中在我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存在极大分歧的问题上。

我在此谈及的一切，都是在对神经症漫长的分析过程中，我所斩获的各种印象。若需要对我构建自身理论所依据的事实进行阐述，我就必须在本书中对诸多具体的病例进行描述，而这种描述对于一本以对神经症进行概括性介绍为主旨的书籍而言无疑是冗长且不当的。并且，就算这些材料没被提供，无论是行内精英还是外行者也都能对我的理论正确性进行检视。如果他擅长观察，他便能用他的经验、观察结果与我的设想相对照，并以此为根据，或认同或否定或修正或支持我所阐述的一切。

本书语言浅显、条理清晰，并未过多地关注细枝末节；在文中，我也很少使用那些常能导致人无法理性思考的技术性术语。所以，绝大多数读者，尤其是外行人，大概会认为神经症人格这一问题原本就浅显易懂，但这一结论明显是不正确的，甚至是危险的。我得承认，所有的心理问题都是繁杂与微妙的。若有人不愿认同这一事实，那么他完全没必要阅读本书，否则他会更加迷糊，还会因为无法寻觅到现成的公式而失望至极。

本书不仅是写给那些对神经症饶有兴趣的外行人看的，也是写给那些和神经症患者因职业原因有过一些接触，因而对书中所述的各种问题颇为熟悉的内行人看的。这部分人既有神经症方面的专家、社会工作者，也有教师及部分已经意识到心理因素在文化研究领域意义之重大的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另外，我希望神经症病人本身也能因本书而有所收获。若从原则的角度上来讲，神经症病人并不视心理学为对其个人的一种侵犯而排斥的话，他便常能以自身的苦痛为根据，更敏锐、更深入地了解人心的复杂与多变，这些，是那些身心健康的人无法做到的。但是很遗憾，他无法通过阅读而治愈疾病，也无法通过阅读而从自身的处境之中摆脱出来；通过阅读，他看得最多的多半都不是自己的影子，而是他人的影子。

我希望能借此表达我对伊丽莎白•托德女士的由衷感激，托德女士是本书的编辑。在本书的正文中，我也提到了部分作家，我也必须要向他们致以谢意。但我最想要感谢的还是给我的工作以根基与工具的弗洛伊德先生，与此同时，我还要将谢意送给我的病人，因为我对他们的了解正是源于我们之间的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