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发 1版7次]玉润中华: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 340余件(组)精美玉器展示 1200余张文物及高清细节图

【基本信息】

书名：《玉润中华：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

类别：展览图录

作者：南京博物院  编

定价：580.00元

开本：16开（210*285mm）

页数：488页

ISBN：9787559478856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上市时间：2023年11月

【关键词】

古玉器  中国玉文化  考古发现   

【广告语】

万年美玉，属于中国人的温润史诗

【内容简介】

中国玉器有将近万年的历史，因其温润的质感和玲珑剔透的造型而备受喜爱。“君子比德于玉”“冰清玉洁”“金玉良缘”等习语、成语，也说明了玉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内涵。本书以时间为序，分“玉生华夏”“玉成中国”“玉美神州”三部分，收录340余件（组）出土及传世玉器，利用丰富的高清细节图、器物拓片、线图等，系统讲述玉器从远古时期的神秘礼器一步步“走下神坛”，深入普通百姓生活，潜移默化地塑造中国人性格与价值取向的过程。后附扬之水等著名学者撰写的研究论文，深入探讨中国玉文化内涵以及玉器工艺演变、艺术特色等，从不同角度展现玉器背后的故事。

【编辑推荐】

●340余件（组）精美玉器集中展示，出土文物与传世珍品兼具。1200余张文物及高清细节图，以物述史，铺开中国玉器发展的壮丽图卷，直观认识玉的自然与人工之美，感受中华万年玉器承载的礼与德。

●玉器研究顶流学者邓淑蘋、邓聪，故宫博物院玉器研究专家徐琳，名物学名宿扬之水撰写的专题研究文章精彩纷呈，或深入挖掘远古玉器的文化意涵，或探讨玉石加工工艺的演变，或呈现玉器艺术特色的变化，或梳理金玉结缘之过程，多视角彰显玉与中华文明的紧密联系。

●纹饰线图、铭文拓片、组合复原图、使用方法示意图……文物图版之外，丰富的辅助图片整合了隐藏在文献与文物中的历史信息，讲述流光溢彩的玉文化发展史，帮助我们形成对玉器和玉文化的立体认识。

●装帧设计兼顾学术性与艺术性表达，工艺精美，用纸触感细腻柔和，色彩力求还原文物本真，带来不亚于实地观摩的读图体验，值得细细品读收藏。

【作者简介】

南京博物院坐落于紫金山东麓，前身为1933年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是一座大型历史艺术类综合博物院，被评为“全国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先进单位”“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3年二期改扩建工程完工后，南京博物院形成了“一院六馆”新格局，现拥有各类藏品43万余件（套）。

【目录】

序

凡例

导言

第一章  玉生华夏

第一单元  万年

第二单元  星辉

第二章  玉成中国

第一单元  呈礼

第二单元  比德

第三章  玉美神州

第一单元  琼华

第二单元  巧思

尾篇

论文

绝地天通——早期中国“六器”玉礼制的形成  邓淑蘋

传承、交融与辉煌——中国隋唐至明清时期玉器的发展历程  徐琳

刚柔并济——玉技术选择与史前砂绳切割考  邓聪

金玉如何成良缘——饰品中的“金镶玉”掠影  扬之水

参考文献

【试读】

金玉如何成良缘

——饰品中的“金镶玉”掠影

扬之水

金玉良缘，其语不古。而“金镶玉”作为工艺的名称以及引申为对某种物象的比喻，明清方始流行。先秦以来至明代，虽然不乏“金镶玉”的实例，但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却始终没有形成风气——顺带说明，本篇所讨论的“金镶玉”是狭义的，与此不无关联的绿松石嵌铜饰品近年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这里不涉及。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对黄金的利用大约始自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中国古代金银器制作的发生，已经是两千年之后，它早期阶段的发展，源自与欧亚草原文化的交流。如果站在华夏礼乐制度的立场去认识金银器在当时的地位和价值，那么可以说，金银器始终不是核心传统，因为中国人选择了玉器和青铜器作为礼乐制度的物质依托，依照礼所规定的等级，用来象征权力和地位。而金银进入玉的世界，就某种意义而言，是开启了传统之外的一种新秩序。反之，金银器制作中玉的加入，从演进的角度来看，乃是使它融入既有的秩序。至于金玉是否得结良缘，亦即设计制作是否成功，或可说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其一，审美的维度；其二，功能也包括工艺的处理。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即财力，当然很多时候财力会同权势相连——从考古发现来看，金玉结缘之作几乎尽数集中在皇室贵胄及显宦之家。实际上，一、二两项也总是紧密相连，毕竟美观与功能巧相结合，方是产品的最佳效果。

早期的“金镶玉”，多见于带钩。出自西安未央区尤家庄的战国晚期银鎏金嵌玉带钩，钩头一个独角兽为带钩中腰露出一对獠牙的神兽衔住长颈，神兽上方又是一个钩喙长角的神鸟，两枚玉片分别镶嵌于兽和鸟身。带钩中腰下方圆钮上有“心”字铭。河南辉县战国墓地出土银鎏金嵌玉镶琉璃珠带钩，意匠与前件相似。白玉琢作雁首为钩头，下方兽首衔钩，末端也以兽首为收束，两侧各有鸟兽转腾，钩表三枚白玉玦，玉玦中心分别嵌一颗半球形的蜻蜓眼琉璃珠（中间一枚脱落），兽角长伸搭扶在玉玦之缘，造型与功用的相互结合，用了极为自然的方式，或可视作早期的“爪镶”。河南新郑胡庄墓地与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错金银嵌金玉铜带钩和铁带钩则是集众美于一身：钩首、钩身侧边和钩表的装饰框相间嵌错金银卷云，排布于钩表的方框内交错镶嵌金和玉，金则盘螭，玉则卷云，二者均作为装饰元素，使得纹样与不同的材质交相呼应。

魏晋南北朝时期金玉结合的饰品实例不多，但不乏可称道者，如咸阳底张湾北周若干云墓出土八环蹀躞金钉玉带。金钉固然是服务于工艺，但同时具备了审美效应，乃至这一样式作为历史记忆变身为后世的典故，即宋人诗中的“万钉宝带烂腰环”（欧阳修《子华学士儤直未满遽出馆伴病夫遂当轮宿辄成拙句奉呈》）。八环带中的一枚镂孔方銙，更以金片与鎏金片材两重为衬，四角与中央贯以金钉，以是金不掩玉而玉得点点金光。同出小铁刀两件当是蹀躞带上系物，象牙刀柄与刀鞘两端均套以金箍。金箍在这里的使用也不是闲笔，乃功能与审美兼有之。

之后的唐代，礼仪用器中有“起梁珠宝钿带”。依舆服制度，群臣之服的“起梁带”按照品级之异而有别，即“三品以上，玉梁宝钿；五品以上，金梁宝钿，六品以下，金饰隐起而已”（《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唐窦皦墓出土一副玉带，正是玉梁珠宝钿带的完整实物。带銙白玉为梁，下衬铜板，用三五个小金钉上下固定，金粟铺地，其上以小金条围出花朵和枝叶轮廓，花瓣嵌珠，花心嵌宝，花叶依形填嵌彩色宝石和珍珠。

礼仪用器之外，唐代玉器更多进入日常生活成为装饰品，而依旧保持了雅洁的品格，它与金银的结合，既是主从关系，又各得其宜。比如多用于花钗及花钗式步摇的金银镶玉，用作镶嵌的镂空玉片轻薄如剪纸，是所谓“钗斜只镂冰”（李商隐《楚宫》），诗人所以有“玉钗头上风”之咏（温庭筠《菩萨蛮》）。西安交通大学兴庆宫遗址出土数枚花枝和花鸟纹玉片，应即以金银为钗脚的玉钗首。杭州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出土一件银鎏金镶玉钗首，银鎏金花萼为座，只有两毫米厚的一枚花叶式玉片嵌入其内，玉片碾作展翅于缠枝卷草间的一只衔绶凤凰。由唐代金银花钗的流行样式，可推知接焊钗首的钗脚当是细而长。出自山西永济西厢村的银鎏金镶玉钗首一枚，花叶式玉片，其表浅刻众叶相拥的一枝垂头花，下方托起玉叶的一弯银鎏金花枝镂空作，下缘花枝上有七个小孔，小孔内缀环，今存五枚。由此式样可知原初小环内必有坠饰，那么它是步摇一枝。合肥西郊南唐墓出土一枝银镶玉花叶步摇，钗脚上方收束处做成顶着一朵桃花的花萼，花萼中含编绕出三个圆环的银丝，然后叶分两枝，即分别以“螺丝”送出造型相同的两个花萼，内里各个插入两枚银镂空花叶，碾琢出一朵桃花的花叶片也一起插入，花叶下缘的镂空处系坠子。以上几个实例，显示了金银镶玉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或金银镂空，或玉片镂空，总要虚实相间，互不夺色，以生出相谐之美。

前面说到，审美角度之外，又有功能的考虑，虽然二者很难明确区分。出自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的玉龙金钩一枚，它的设计似偏重于功能，而适成金玉合璧之巧构。玉龙耸身卷尾，回颈张口衔住背鳍，金钩一首一尾都铸作虎头，下方的虎头头顶铸一个“王”字，虎口开张处成为一个卡头，正好套合在玉龙尾部的折断处，借势以成龙虎争斗，断口两边分别做出三个小孔用以固定。出自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的金镶玉手镯，系三节白玉以三个兽面金合页相衔而成，用作开阖的一个合页，中设活销，此外两个辖以小金栓而成活轴。同出一共两对，存置其物的是一个银罐，器盖墨书“玉臂环四”，是标明其称。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器用》曰：“人有发六朝陵寝，得古物甚多，予曾见一玉臂钗，两头施转关，可以屈伸，合之令圆，仅于无缝，为九龙绕之，功侔鬼神。”据此形容，所谓“玉臂钗”，自是玉臂环，“两头施转关”之“转关”，必要金材方可与之般配。作者在金陵所见当是这一类唐物，如此“功侔鬼神”者，唐代难得，宋代也很少。

功能性比较直接的金玉结合之作，有两汉以来流行的折股钗，隋唐时期或以玉为钗梁，金银为钗脚。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水晶钗梁一对、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塔基出土玉钗梁数十枚，形制都十分相似，应该是同样的情况，即其下插接金银钗脚。由扬州唐井出土的银镶水晶、银镶玛瑙钗，可推知其式。宋元明时代均有性质相类的实例，如出自浙江龙游寺底袁宋墓的一枝包金玉簪，内蒙古通辽吐尔基山辽墓出土金镶宝包嵌墨玉耳环，哈尔滨新香坊金墓出土金穿玉荷叶莲苞耳环，石家庄元史天泽家族墓出土金穿玉凤簪。出自南昌青云谱京山学校明墓的金镶玉凤簪与无锡黄钺家族墓的金镶白玉簪，都可视作对前朝工艺的继承。

明代是中国古代设计史上的一个高峰。明人重巧思，爱巧艺，此际的士人之风雅虽多承继于宋人，但明代士人一个很大的贡献是将风雅推及于匠人。在明代士人眼中，巧工乃近于“道”。闽人谢肇淛言及家乡以淘沙为业者有本领造景叠石，妙成殊构，遂感叹道：“以一贱佣，乃能匠心如此，其胸中丘壑不当胜纨袴子十倍耶？”（《五杂组》卷之三）张岱历数竹、漆、铜及陶瓷诸工，而赞之曰：巧匠“且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则天下何物不足以贵人”（《陶庵梦忆·诸工》）。工匠地位提高至此，诚前所未有。正是在这一风气下，金玉结缘进入它的盛期，主要成就便在于设计之妙。因此成品往往不是以玉工的出色取胜，而是更多体现在以搭配之巧生出的各种意趣，亦即今之所谓“设计感”。

明人对“奇巧”的欣赏，也多半是由洗练与圆熟的技艺所成就的趣味，金细工艺中的累丝，自是其中之一。它是金银器手工制作所能达到的精细之最。一方面，累丝以对原材料的精加工使得首饰立体造型或繁复的构图用材大为俭省；一方面，它把明代金银首饰的制作定型为技术化的风格，纤巧，秀丽，规整，精细至上。累丝的盛行，也使“金镶玉”的设计制作面目一新。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金累丝镶宝嵌玉牡丹鸾鸟满冠一枝，以累丝卷草纹为底衬，正面是嵌玉的边框和抱爪，边框周回是累丝花叶和十八个石碗，内嵌红、蓝宝石与绿松石。边框里嵌一枚玲珑玉：白玉碾作一幅牡丹鸾鸟图，一枝牡丹花开中间，鸾鸟一双回环左右，一只俯身昂首，一只转颈顾盼，长尾与花枝交相缠绕，把空间填满。与它合作一副的还有题材与制作工艺均相一致的一对掩鬓，造型为左右对称的云朵，中心边框内各嵌玲珑玉，不过是把满冠的牡丹鸾鸟图一分为二做成适合图案。这里金与玉的结合，使金银本身变得柔和轻盈，精光内敛，恰如其分地衬托玉石之温润、宝石之明艳，显示了一种成熟的设计理念。梁庄王墓墓葬年代为正统四年（1439），制作的时间或当更早。

这一组实例中的累丝卷草纹底衬有很强的装饰意味，虽然它所具有的功能意义仍与此前的金银镶玉簪钗相同，却因累丝的精细而使功能与审美的融合更为充分。明代金银首饰的发达远愈前朝，纷纭的造型与样式自然为金玉结缘提供了更多的创造空间。简单者，如各式累丝镶玉花头簪，如金镶玉观音簪，又各种造型的耳环与耳坠。繁缛者，则有将数个金镶玉小件合而为一的群仙庆寿钿。与单一材质的金银首饰相比，金银镶玉丰富了图案的层次，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当然更添得高雅的气息。

一枝出自无锡仙蠡墩十三号墓的金镶玉观音挑心，簪首以翻卷的海浪为托座，上方缭绕竹枝。观音之右，乃穿过竹林俯身飞来的一只鹦鹉，是正待依偎于观音身旁的一瞬。观音左边，一个插着柳枝的净瓶隐映于丛竹间。海浪、鹦鹉、柳枝净瓶，正是民间塑造的南海观音带有指向性的构图元素。如此造像，宋代已经出现，如江苏宜兴法藏寺北宋地宫出土一身以银片打制的观音坐像，宋元瓷器中更有多例。到了明代，这样的表现方法已差不多成为定式。此际总是同观音在一起的一只白鹦鹉，多半缘自其时盛传于民间的《莺哥孝义传》。《西游记》第十二回“玄奘秉诚建大会  观音显像化金蝉”道观音在法会现出真身，“面前又领一个飞东洋，游普世，感恩行孝，黄毛红嘴白鹦哥”，正是道得明白。上海嘉定明西安府同知宣昶家族墓出土成化年间北京永顺堂刻印说唱词话十二种，《新刊全相莺哥孝义传》便是其中之一。故事末了说道，莺哥为父母报仇之后去礼拜观音，“观音见了心欢喜，将言说与小莺儿：我今度你归南海，快乐逍遥过几时。……观音驾云前行去，小莺后面便高飞。……紫竹林中多景致，围山大海世间希。……莺儿得到观音殿，磻陀石上理毛衣”。南海观音挑心的设计未必与《莺哥孝义传》有直接关系，因为簪钗设计可资取用的纹样原有多种来源，不过进入俗文学的中土化的观音，大约比释典中的观音更为民众所熟知。将《莺哥孝义传》中的插图与这一枝挑心相对看，构图之相似——包括紫竹林的表现形式，乃一目了然。而挑心设计与制作的可称道处，即在于以玉工展现造像之美，以金工完足叙事之要，是金玉合璧的一个好例。

此外有出自兰州市白衣寺塔天宫的金镶玉嵌珠宝送子观音挑心一枝，金累丝的莲花台上伸展出镶珠嵌宝点烧蓝的莲蓬、花叶和慈姑叶，碾玉观音也是头罩观音兜，膝上一个小儿，衣裾下方的三朵浪花见出渡海之意。背面一柄银簪脚，上有铭曰“肃王妃熊氏施伴读姚进兼装”。又有金镶玉嵌珠宝鱼篮观音挑心一枝，它以金为托座，内嵌玉件。白玉碾作莲瓣式镂空背光，背光边缘镂雕卷草，金累丝做成莲台，莲台两边以莲茎、莲叶和宝石点蕊的五朵莲花伸展内合抱为托座，白玉观音高髻，衫裙，帔帛，手提鱼篮，纤腰微步翩然于莲台之上，簪脚铭文与送子观音挑心相同。熊氏系末代肃王朱识鋐之妻，天启二年（1622）册封为妃，挑心原是王妃施于白衣寺之物。同出一枚银花钱，其上铭作“崇祯伍年捌月初拾日 伴读姚进施”，簪与花钱的施舍当为同时。

葫芦耳环是明代最为通行的样式，它由元代继承而来，就基本造型而言，变化不大，但材质更为多样，金镶玉即可算作新式之一。南京江宁将军山沐瓒夫人刘氏墓、上海李惠利中学明墓出土金镶宝玉葫芦耳环，后者耳环的玉葫芦是两个碾作古禄钱纹的灯球相叠，上覆金镶宝花叶。玉寿字与金耳环或金耳坠，也是流行的搭配方式，如山西晋城泽州县陡坡村明张光奎墓出土金镶玉寿字耳环一对、江西南城明益庄王夫妇墓出土金镶玉寿字耳坠一对。兰州上西园明肃藩郡王墓出土金累丝镶玉灯笼耳坠，更以金玉相谐而成就它的细巧。装饰之部的上方一个五爪提系，提系顶端为圆环，五爪之端五个金累丝的云钩，钩坠五串金累丝事件儿，每串系着四事，即如意、金锭、古禄钱、铎铃。提系下边接焊一顶金累丝花朵式伞盖，其下缘用细金条做成披垂的沥水。伞盖之下又一个金累丝花叶盖，盖下穿缀两颗白玉珠，玉珠下面各有金累丝的花叶托。耳环脚的一端钩起提系顶端的圆环，然后于钩尖上焊一只小小的金累丝嵌宝飞凤，一面为了装饰，一面也为着固定之用。耳坠看起来似乎金多玉少，但因为金事件儿都是玲珑作，故金光仍不掩玉之素雅，尽管物象所取皆为吉祥喜庆。

江西南城明益宣王夫妇墓出土金镶玉嵌宝群仙庆寿钿系孙妃之物，双层的金制弯弧，上缘打作一溜朵云边，表层的每一朵云下各有一个嵌宝的小金龛，金龛里各立一个仙人，当心体量最大的是寿星扶杖，两边对称排着玉八仙：左侧何仙姑拈花枝，张果老两手分持简板和渔鼓，曹国舅执玉版，韩湘子吹笛；右侧铁拐李负葫芦，吕洞宾负剑，蓝采和捧花篮，汉钟离轻摇小扇。金钿背衬接焊四个扁管，中穿一根窄银条通贯整个金钿。这一类大型金钿的制作，似多以若干小件合为一副。出自浙江临海王士琦墓的金累丝镶玉嵌宝群仙庆寿钿，今日所见便是九个分别制作的金镶玉小饰件，其中一件玉人与金托分离。玉的质地非属上乘，刻工也很粗略，勉强认得广颡而扶杖者是寿星，持笛横吹者为韩湘子，头顶一对抓髻者自是汉钟离，张果老持渔鼓和简板，吕洞宾负剑，铁拐李捧葫芦，曹国舅持拍板，何仙姑拈花枝，还有一个是蓝采和。两副金钿出自同一时代，式样、题材乃至尺寸大小都很相近，区别在于背衬的纹样和制作工艺。

宋元时代流行的“象生”依然为明代所用，这时候便多施于取样丰富的草虫簪，诸如蜜蜂、蜻蜓、螳螂、鸣蝉乃至鱼、虾、蟹、蛙，其时或统称为“草虫”。草虫题材寄寓之意也与绘画相通，即以诗心看取阴阳大化而撷取自然中的欣欣生意，所谓“火气流天地，动植纷自形。阳卉耀春华，阴条敷夕荣。昆虫信微细，于以托生成”（元傅若金《题草虫图 》）。“仰观造化心，无限惜春意”（明陈琏《草虫图》），可以概其大要。从今存实物来看，草虫簪子的设计纹样大约多来自绘画中的写生小品，构图元素则相对简要，造型相对灵活，要在伶俐轻盈，而别以肖形见出好来。金玉结缘，也在此见出不俗的设计。无锡博物院藏金累丝嵌宝镶玉凫鸭图掩鬓一对，以金累丝花叶为底衬，叶片上面嵌宝，上方边框内嵌玉鸭，其中一枝内玉鸭扭颈顾望若相呼，另一枝中的玉鸭趱游向前若应答，用作底衬的金累丝花叶于是俨然水景。此外一对金蟾玉荷叶银脚簪，金托抱出一枚莹润的玉荷叶，叶心一只金蟾——以蟾背錾出若干梅花点而有别于蛙。仅从样式来说，它的近缘当是唐宋时代的荷叶蟾蜍。如洛阳出土唐三彩贴花钱柜，柜面有一个条状孔可投钱，前后各有一对兽面，后方两个兽面间一只伏在荷花花心扬首向上的蟾蜍；正面扣合处有锁钥，惜已残断，尚存的一部分，下方同样有一只蟾蜍呈啮锁状。如此设计，当以古有“蟾善闭气”之说，故用为锁饰。唐代马具或也借用锁闭之意，做成花叶蟾蜍。北宋越窑青瓷荷叶蟾蜍砚滴，则将图案化的纹样做成立体的圆雕。李煜《金铜蟾蜍砚滴铭》“舍月窟，伏棐几。为我用，贮清泚”，可知是取意于“月者，水也”（《论衡·说日篇》）。首饰造型之所重，当是从传统题材中提取“写生贵活”的象生意趣，金蛙玉荷叶簪的匠心便特在于以金色融入水润，遂将富贵易为清新。

鸣蝉是明代草虫簪喜欢取用的象生。来自士人一端的大量词赋虽未必为工匠所知，清荫中的蝉鸣却是人人熟悉的夏景，何况它又是绘画中的常见题材，这些都有可能为首饰设计传递灵感。无锡明华复诚夫妇墓出土玉叶金蝉啄针一对，系以银片嵌的一枚玉叶为托，叶心用纤细的“螺丝”亦即细丝做成的弹簧斜挑出一只金蝉，三颗红石头分别嵌在金蝉的脊背和两个翅膀。背板嵌一个扁管，扁管里插一柄垂直后伸的细簪脚。蔚县博物馆藏明郝杰夫人吴氏容像，乃细心绘出插在鬓边的一对金叶玉蝉簪，显见得它是当日的流行题材，如此，则必要以选材精良、做工精细争胜。出自苏州五峰山张安晚家族墓十四号墓的金蝉玉叶，自是同类中的翘楚。金蝉材质上佳（含金量百分之九十五），叶则为和田羊脂玉，金蝉肖形如闻它振翅而鸣，玉叶碾琢之薄几同于树叶以象轻阴，由此成就视觉艺术转换为听觉的“玉振金声”。未采用嵌宝的做法，似因这里的意匠在于“写生贵活”——因为知道工匠不会是对景写生，故更觉金錾玉碾之高妙，乃至以金玉之用材和做工的精好而引动触觉之美。

明代列入舆服制度的玉饰，有玉佩和次于玉佩的“白玉云样玎珰”。它列在《明宫冠服仪仗图·中宫冠服》的“燕居冠服”下，曰：“白玉云样玎珰二：如珮制，每事上有金钩一，金如意云盖一件，两面钑云龙文，下悬红组五，贯金方心云板一件，两面亦钑云龙文，俱衬以红绮，下垂金长头花四件，中有小金钟一个，末缀白玉云朵五。”《明史·舆服志》所述基本相同。这是制度化的金玉结合，其中自然也有审美的考虑，由此还启发了另外的创作，即稍稍变换形制，而成制度之外的玎珰七事，或五事、三事——这一类金银事件儿和玉饰件原是早就有的。出自辽宁鞍山倪家台崔源族墓之崔鑑墓的一挂金玉佩件，可算作白玉云样玎珰的变通式样，上方的金如意云盖两面镂空为折枝花，下垂金长头花四，又一枚玉方心云板，云板所系坠件已失。来自“白玉云样玎珰”的“金如意云盖”与“金方心云板”，在金玉事件儿中又常常会做成一面金、一面玉，或以金玉搭配为图案。苏州博物馆藏金镶玉玎珰三事一副，云朵式的花题一面是金镂空螃蟹，镂空处隐约可见玉色，另一面则即玉荷叶上的金龟，正是唐以来流行的祥瑞题材龟游莲叶。花题金框下缘的三个小环里系了三挂金链，当心一挂底端是金挑牙儿和金耳挖，中腰拴一个玉马，两边系链各缀一个上覆金叶的水晶紫茄。玎珰七事的设计，也或从绘画中借取雅意以丰富装饰趣味。出自湖北蕲春明荆恭王墓的一挂通长将及三十厘米，顶端花题和中间的金镶玉圆板分别做成四幅小品画，金累丝的装饰框里两面各成画幅。花题一面是金折丝镶珠嵌玉折枝茶花，一面是金折丝镶玉石榴黄鸟，每个石榴嘴边都点了金粟粒做成的几颗石榴籽。金链拴着的一对金玉折枝石榴分置于金镶玉圆板上下。圆板一面嵌着玲珑玉：草坡山石间一只口衔瑞草的凤凰，玉凤回首处是枝头的一只小鸟，下方一大朵玉牡丹。另一面的金累丝画框里一幅庭园人物小景：牡丹、松枝、竹林山石布景，松间竹畔的玉人头戴小冠，支颐倚坐在山石边，浓荫里小鸟栖枝探身下望。底端三事是一对玉花高耸的金累丝花盆分缀两边，满插着金玉花枝的一个累丝花瓶垂系在中间。作为“玎珰”的盆花和瓶花于是与花鸟画、庭园图相互映照，别成一种新的造型语言。

前面说到明代士人对工匠的看重，那么士人是否也会参与产品的设计呢，且看一例。高濂《遵生八笺》卷十五《论文房器具》，其“笔屏”条云：“宋人制，有方玉、圆玉，花板内中，做法肖生，山树、禽鸟、人物，种种精绝，此皆古人带板、灯板，存无可用，以之镶屏插笔，觉甚相宜。”笔屏也称砚屏。笔屏这一样式的设计是否可以追溯到宋且不论，上海卢湾打浦桥明顾东川夫妇墓出土一件紫檀座嵌玉砚屏，正是高濂说到的样式。如此再来看同墓所出金镶玉螭虎簪、金镶玉珠子箍饰件，特别是银鎏金镶玉嵌宝帔坠一枚，更可见设计理念之贯通。

清代，穿珠嵌宝点翠成为金银饰品的重要特色，玉则近乎隐退。不妨认为，“金镶玉”，明代是极盛期，也是结束期。

把目光放远，自会发现金银饰品中的“金镶玉”是中国的独特创造，它是金与珠宝相辉映之外的另一个艺术天地。本文开篇即言，今为人们耳熟能详的“金玉良缘”，其语不古，因为金和玉自古就不在一个审美层次。玉在中国自上古以来即为人所珍，由尊崇而制为礼器，赋予神秘的意义。金在中国的出现则远在其后，象征财富是它的主要含义。即便唐以后玉在上古时期所具有的神秘色彩渐次衰减，但礼制范畴内的器服，玉仍排在首位。明人讲古玩，虽然把玉与金银同样列入珍宝一类，玉却也是高居第一。亦如前面所说，在早期阶段，金银进入玉的世界，是开启了传统之外的一种新秩序。而从演进的角度来看，金银饰品中玉的加入，乃是使它融入既有的秩序。工匠的贡献，即在于以设计与制作之巧，恰当展现材质的特性，包括各自包含的文化意蕴，使金与玉彼此相安，且臻于功能与审美的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