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线:一个医生的公共卫生之战 译文纪实 [美] 温麟衍 著 步凯 译 女性成长 公共卫生 急诊医生 药物成瘾 上海译

“今天是公共卫生拯救了你的生命，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这是温麟衍博士喜欢说的一句话。你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良好的公共卫生是看不见的。它只有在被忽视和资金不足时才会显现出来，而这一残酷的事实在COVID-19的破坏中变得前所未有地显而易见。

温麟衍（Leana Wen）博士是一名急诊医生，乔治·华盛顿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客座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还是《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和 CNN的医学分析师。她曾担任巴尔的摩市卫生局长，领导美国历史最悠久、持续运转时间最长的卫生部门，将暴力和种族主义视为公共卫生问题，并改善孕产妇和儿童健康。
温麟衍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后在牛津大学研究公共卫生政策，期间她还是罗德奖学金获得者。她在布莱根妇女医院和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完成住院医生培训，并在哈佛医学院担任临床研究员。
作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她被公认为现代医疗50位最具影响力的医生高管和领导者之一，医疗领域25位少数族商高管之一。曾获得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地方公共卫生工作最高奖，以及“年度政府公职人员”、“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等荣誉。2019年，温博士被《时代》杂志评为 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序言
第一部分 学习
一 吃苦
二 寻找归属
三 身着白大褂，握紧拳头
四 打开潘多拉的魔盒
五 为患者赋权
第二部分 领路
六 城市的医者
七 拯救生命
八 成瘾只是一种疾病
九 动荡与复苏
十 为公共卫生代言
十一 阻断暴力的循环
十二 追根溯源
十三 新的开始
第三部分 转变
十四 下定决心
十五 勇于尝试
十六 可以预防的伤害
十七 错误信息流行病
十八 公共卫生：看不见的手
十九 新冠疫情的切身影响
后记 生命中的重要一课
致谢
译后记

四 打开潘多拉的魔盒
2006年，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我决定选择急诊科作为自己的专业领域。急诊科的工作既能碰上常见病，更需要处置突发情况，我的个性适合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环境。
急诊科吸引我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这是一个“有求必应”的科室，服务于每一位有需求的病人，不会拒绝任何病人。那还是在《平价医疗法案》生效之前，我从来不想因为病人的保险状况或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拒绝提供救治。急诊是医疗照护体系的底线。在这里我能够帮助最脆弱的人：那些需要维持生命的危重病人，以及那些无法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人。
进入急诊科也是一个战略性的职业选择。我致力于从事卫生政策方面的工作，而急诊科能够让我发现医疗保健系统的问题。通过多年在美国医学生协会的工作，我已经认识到，如果致病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疾病本身，更在于医疗系统的不足，那么仅仅为病人提供照护远远不够。我有义务推动政策变化，帮助所有病人获得高质量、可负担的医疗服务。在医学院期间见到的病人——比如埃里克，如果能吃得起癫痫药物，他本可以好好活着，抚养孩子。如果法律能够保障病人在生病时获得医疗照护的权利，那么托尼以及很多我童年时代认识的人，都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生活轨迹。
我还注意到，如果享有获得医疗保健的基本权利，人们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在临床实习时，我照顾过刚刚年过四十的艾琳，她发烧了，到急诊看病。那时，她刚刚开始做肾透析，虽然发烧可能是由于季节性流感引起的，但肾内科的医生需要排除肾透析感染的可能。
我问艾琳，她对肾透析怎么看，毕竟这是生活的重大变化，她以前一直在工作，也照顾着小孙子。而现在，她每周得花三个下午做透析。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说实话，当医生说我的肾功能已经完全丧失的时候，我真是松了一口气！”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松了一口气？”我问。
“是的，松了一口气。或者说，挺高兴的。”
艾琳告诉我，她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和埃里克一样，她也有“既往病史”，医疗保险的价格高得吓人。每个月她都要节衣缩食，购买降血压药和胰岛素。每隔半个月，她都会把药物减半，降低胰岛素的剂量，只有如此才能勉强维持服药。医生告诉她，她的血压和血糖水平并未得到控制，虽然她知道需要如何治疗，但经济水平不允许。
她说：“虽然我开始接受透析，但这也意味着我有资格获得医疗补助了。”现在，艾琳不必再担心药物的花费。作为代价，她每周要被拴在机器上三天。她还需要做能力障碍登记，不能再工作，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照顾孙辈了。但至少她有了医疗保险。
人们生病了，却对生病心有感激，仅仅是为了能够得到医疗照护，这样的医疗保健系统显然有些问题。这一“以疾病为中心的医疗照护系统”主导着我们的医疗体系。当然，提供“疾病照护”非常重要，急诊室的病人需要接受即时的、最高质量的治疗。但是，工作期间，我也在思考到底有多少病人本可以避免这样的“疾病照护”，支离破碎的医疗照护体系是否对此负有责任。换言之，如果医疗照护体系完善，病人本可以生活得更健康。我的工作在于治疗即时发生的“疾病”，同时也要努力推动长远的政策变革，提供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服务。
我也逐渐认识到其他一些需要改变之处：决定个体健康状况的因素很多，而不仅仅在于人们享有的医疗照护，医疗照护体系以外的问题同样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健康和福祉。
这一认识源于国际卫生领域的相关工作经历。除了请假担任美国医学生协会全国主席的那一年，我还请假参与了一年的社区卫生工作。在美国医学生协会工作期间，我认识了安东尼·苏（Anthony So），他是一位医生，也是杜克大学公共政策学科的教授，激发了我对全球卫生的兴趣。他负责一个全球健康访问学者的项目，安排我到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在那里，我参与了提升基本药物可及性的项目。我去了卢旺达，在那个饱经十余年前大屠杀之苦的国度，参加该国国防部的卫生项目，照顾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妇女。
2007年，从医学院毕业后，我参与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发起的“赢在旅途”征文比赛，有机会与他一起旅行，并学习新闻写作。尼古拉斯是一位出色的媒体记者，才华横溢，能够将全球视角融入新闻写作之中。即使读者远隔千里之外，读了他的报道，也能有所深省并付诸行动。我想近距离跟随他工作，尝试应用这种技能，提升自己的号召力和感染力。
尼古拉斯和我还有另外的惺惺相惜之处。他和妻子伍洁芳（Sheryl WuDunn）曾驻中国工作。我的母亲很爱读他们的作品，是他们的粉丝，甚至将“Sheryl”作为我的中间名。我被选为征文比赛的两名获胜者之一，我既惊讶也荣幸，将与尼古拉斯一起去卢旺达、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旅行。在刚果，尼古拉斯拦住行色匆匆的路人，询问哪里发生了屠杀。他们会指向某个方向，可能会说，“几英里外有几十个人被杀”。听到这些，正常的反应是避之不及，赶紧逃走。但这不是尼古拉斯的本能，他会走向事件发生的中心，一探究竟。正是这样，他才得以追踪别人不知道的故事，分享给全世界的读者。
在一个名叫马勒赫（Malehe）的小村庄里，尼古拉斯请村民把我们带进一个受内战影响最严重的家庭。他们带我们到一间小屋，我们看到一位只剩下皮包骨头、非常虚弱、几乎不能站立的年迈妇女，但她还并不是最需要帮助的人。
她年仅41岁的女儿尤哈尼塔（Yohanita）境况更糟。我们被带到小屋后面，尤哈尼塔只有60磅重，躺在一张干树叶床上，瘦弱的身形还不及孩童，完全不能动弹。几个月前，士兵掠夺了家里的土地，她已经数周没有进食，濒临饿死。无法动弹，当我给她翻身时，我看到她身上有很深的感染性褥疮。
尤哈尼塔是我作为一名新晋医生治疗的第一个病人，她所需要的治疗远非我们在村子里能够提供的。我们把她带到附近的一家医院。她输了液，服用了抗生素，深层褥疮也得到了处理。
短期之内，她恢复得不错，但我们很快就发现，治疗手段太少，介入太晚。她去世了。死因是营养不良和感染，但这些是由于她周围的内战引起的。
尤哈尼塔的死亡是场悲剧，在大多数读者看来，甚至有些戏剧化，但这实际上只是一个稍显极端的情况，其实质与许多病人在美国所面临的困境别无二致。就在我见到尤哈尼塔几周前，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我在圣路易斯照护过一位病人，因为肺积液，她几乎无法呼吸。她还患有肾衰竭，正在接受透析，但那一周错过了全部三次透析。通常带她去诊所的儿子被捕了，她没钱支付出租车费用。事实上，她也付不起医药费，家里的电也被切断了。
她几近窒息，濒临死亡，并非因为她的健康情况已经恶化到必死无疑，而是因为她的生活状况。
当我把这个故事转述给主治医生时，主治医生打断了我。他说：“你的工作不是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如果工作的目标并非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就不要提出那些问题。”
对于这样的表态，我已经习以为常。一直以来，我常常担心病人，并对自己的职业感到失望。我非常清楚病人家庭被迫做出的选择——在器官移植与吃顿饱饭之间，在药品和房租之间。我们怎么能否认这些取舍确实导致了疾病的发生？同时，我也理解专业卫生人员所处的困境，以及主治医生所表达的观点。我们对这些社会因素无能为力，为什么非要哪壶不开提哪壶？
在急诊室，我也遇到过患有心脏病的病人。我可以建议对方注重健康饮食，多做运动，但她也会告诉我，最近的杂货店要坐两趟公交车才能到，而且在街上走路并不安全。我还可以帮助一个患有哮喘的孩子，但一周后母亲又带他来看急诊，因为他们无力处理家里的霉菌。许多病人前来就诊，他们的境遇不仅仅是由病理意义上的疾病引起的，更是由医学范围以外的社会因素所导致的。
就人的健康和福祉来说，这些“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应该说是主要作用。研究表明，预期寿命90%取决于这些因素，只有10%取决于医疗照护服务。
公共卫生领域的工作恰恰在于改善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公共卫生关注疾病预防，首要的工作是防止人们求医问药。公共卫生敦促政策制定者、卫生专业人员和病人把教育、住房、食品和交通都视为健康问题的一部分。公共卫生就是要维护和保障公众的健康。
我以前并没有关注过这个领域，但我开始注意到，如果想为病人代言，发出最有效、最有力的呼声，需要两方面的关键技能。一是接受卫生政策方面的正式培训，进而帮助建立更完善的卫生照护系统。另外还要学习公共卫生的专业知识，进而改善决定健康和整体福祉的社会因素。
许多知名机构都开展了卫生政策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培训。我心中的目标是牛津大学。
在与希克曼牧师的第一次会面中，我讲述了在卢旺达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妇女提供抗病毒药物的经历，感染者愿意接受治疗，但她们还有其他更为迫切的需求。她们忍饥挨饿，家人也食不果腹。她们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没有工作和稳定收入的来源。许多人亲眼看着丈夫和孩子被杀害，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然而寻求心理健康支持却被视为耻辱，无法实现。确实，提供抗病毒药物对他们的健康至关重要，但是，如果无法解决生活中的这些社会性问题，单单提供抗病毒药物并不足以带来改变。
听完我的讲述，希克曼牧师点了点头。她说：“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需要感受到爱和关怀，都需要被赋予希望。”这就是她和同事正在开展的工作。四万多名妇女、儿童及其家人受益于他们的工作，一些得到帮助的人陆续成为团队中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与如此出色的人一起工作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啊！不过，当一位同事提醒我巴尔的摩市卫生局长的职位有空缺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有点打退堂鼓，开始思考所有本该具备却没有具备的资格。后来我慢慢了解到，这样的反应非常正常，是许多女性的典型反应，她们对申请更高职位的第一印象往往是“我不能，因为我只具备十项资格中的八项”。许多女同事和学妹都会这样回答。我会向她们指出那些经验少得多的男性同事会说什么——“我很有把握，因为十项资格中我已经具备了三项！”
多项研究表明，一位女性被邀请三到五次之后才会正式决定担任某一领导职务。这往往是由于成长经历和对女性的社会期望所致，因此，所有手握权力的领导者都应该鼓励妇女以及有色人种、移民和其他一直以来被边缘化的群体，让他们勇敢地站出来。
我很幸运，得到了同事的鼓励，更得到了丈夫的支持。对塞巴斯蒂安来说，这意味着生活轨迹的改变。早前，他为了我搬到波士顿，然后又搬到华盛顿。我们已经有了固定的居所，他也找到了喜欢的工作，成为IBM公司的顾问。他还结识了一群新朋友，并在华盛顿组建了一支板球队。应聘巴尔的摩的职位意味着我们需要再次搬家，但他仍然鼓励我，认为我是最称职的人选。
他说：“这正是你一直以来想要从事的事业，你一直以来的学习奋斗，都在为这一工作做准备。”我终于可以利用自己在政策、倡导、公共卫生等方面接受培训、开展实践的经验，改善城市的卫生状况，满足城市的健康需求。这注定是我的使命。
我从前辈和榜样那里学到的另一个经验在于，突出卫生部门的成就极为重要。团队的创造性工作逐渐得到认可，获颁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和《管理》（Governing）杂志的奖项。我们的机构被全国市县卫生官员协会评为“年度优秀地方卫生部门”。我为此深感自豪。
有人说，当公共卫生部门没有受到关注时，公共卫生的工作就成功了，因为我们的工作是防止坏事发生。如此说来，公共卫生鲜有抛头露面的机会。人们关注食物中毒的个案，但大家不会看到数以百万计的公众受益于卫生检查员保障食品安全的努力。人们能够看到药物过量、枪击、心脏病突发的报道，却看不到所有那些从事公共卫生工作、致力于避免这些后果的人们。
问题是，如果公共卫生事业总是无形的，就没有人会为这项工作争取资源。当决定预算的时候，它将是第一个被砍掉的项目。
我在巴尔的摩为公共卫生事业据理力争，全国的公共卫生同仁也是如此。我们不得不三番五次地为那些已经被证明有效的项目提出拨款理由，这是最令人沮丧的工作之一。在巴尔的摩，当政府资金有限时，基金会和慈善家经常倾囊相助，但私人资源不能替代政府的公共责任。私营部门可以提供帮助，但它无法填补公共部门留下的所有漏洞。
以2015年底的寨卡疫情为例。那是一种通过蚊子传播的病毒，如果妇女在怀孕期间感染了这一病毒，新生儿可能出现严重的出生缺陷：头部畸形，伴有相关的脑损伤，永远失去行走能力、语言能力。病毒最初在南美洲和中美洲蔓延。据估计，高峰时期，巴西有150万人感染了寨卡病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出现了3500余个婴儿小头症病例。
美国大陆也发现了携带寨卡病毒的伊蚊，包括马里兰州和最北端的马萨诸塞州。公共卫生专家敲响了警钟，需要开展寨卡病毒预防工作，减轻病毒影响。我们需要对蚊子进行监测，检测它们是否携带了寨卡病毒，喷洒灭蚊剂，消除蚊子的繁殖地，发布旅行警告，普及预防措施。不开展这些工作可能招致可怕的健康后果，甚至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根据疾控中心的测算，一位因寨卡病毒而患有严重缺陷的孩子，终其一生，照护成本可能高达1000万美元。
尽管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寨卡病毒流行宣布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国会花了10个月时间才批准奥巴马总统应对寨卡病毒的19亿美元拨款。我与其他城市及各州卫生官员一起，向国会议员陈述了采取行动的紧迫性。我们指出，这种拖延毫无意义，如果3500名患有严重缺陷的婴儿在美国出生，国家将付出350亿美元的代价。更不用说这一选择背后蕴含的残酷性：如果能够早一点采取行动，就可以避免很多人终其一生的痛苦。
实际上，由于缺乏及时的行动，疾控中心不得不挪用基层公共卫生预算中其他工作的资金，补足防控寨卡病毒的支出。在巴尔的摩，如果我们没有获得额外的资源，为了支付防控寨卡病毒的费用，我们必须削减三分之一的卫生应急人员。这些工作人员是应对飓风等极端气象灾害以及生物恐怖主义的响应力量，正在第一线解决城市骚乱的问题。削减人力，减少紧急情况的响应力量，去应对另一个紧急情况，这有什么意义呢？这已经超越了健康和经济问题，还涉及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
如果人们看不到公共卫生的价值，公共卫生必将失败。就在为防控寨卡病毒争取资金、呼吁行动之后的几年，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学到这一点。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为公共卫生事业的斗争在更大的范围内铺陈开来，甚至带有灾难性的悲情。公共卫生领域的同仁需要证明这一事业的价值。我们必须让自己的工作为社会所见。
担任卫生官员的第一年年末，团队聚集在一起，审视工作进展和目标。我们重申了最初倾听之旅行动中的三方面承诺：药物成瘾和精神健康、青年人群的健康福祉以及关怀最弱势群体。我们还会继续致力于让公众健康受到关注，这是帮助我们实现目标的重要一环。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采取了五项策略，兑现改善健康、减少差异的承诺，让每一项公共卫生措施都有迹可循。第一，我们将每一次危机视为彰显并解决现有公共卫生问题的机会。当我们收到疑似麻疹病例的报告时，我们举行了大规模的免疫接种活动，并对居民进行疫苗教育，强调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巴尔的摩很快成为公立学校学生疫苗接种率全国最高的城市之一，接种率超过99%。当滥用合成大麻导致死亡的报道出现时，我们发起了又一场公共卫生教育运动，并使市议会通过立法，禁止在街边零售商店出售这些药物。当动物管理官员解救了几十只为斗狗而饲养的奄奄一息的小狗时，舆论的愤怒也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契机，我们强化公众对虐待动物的认识，并颁布了一项取缔斗狗用具的城市法规。
对公众健康来说，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每一个问题本身都不足以引起广泛的关注。每年卫生部门都会开展计划免疫的宣传，我们的官网信息也强调了免疫的重要性和合成药物的危险性；很多文章描述了虐待动物与对人施暴之间的联系。尽管如此，还是需要煽动性的事件吸引媒体的注意，进而吸引公众的关注。我们利用这些时机，从提供服务、公共教育和政策改革三方面共同入手，使危机得到切实解决。
第二，我们制定了长期目标，同时也注重展现短期的成果。公共卫生的进展耗时长久。衡量健康成果的典型标准是预期寿命和疾病发生率，这需要多年的时间跨度加以体现。作为科学家，我们需要关注这些指标，但我们也必须拿出更直接的、短期可见的措施，让社会有信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健康巴尔的摩2020”目标设定了长期指标（以及相应的差异衡量标准），我们还规划了短期行动，以表明我们正在朝着预期目标不断取得进展。
在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同时，我们也在努力实现一个更快达成的目标，即增加巴尔的摩最弱势群体的健康食品供给。我们与街角商店合作，帮助他们获得更为健康的食品，我们还扩大了与绍普莱特连锁店的合作，直接提供食品杂货。每当有新的街角商店签约合作，或有新的老年中心、图书馆成为食品配送点时，我们都会举行社区庆祝活动，并邀请当地媒体参加。
这一“巴尔的摩市场”计划广受欢迎。解决食物匮乏问题是居民的呼声，我们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兑现了承诺，这对市民来说意义重大。我们的健康食物供给计划甚至引起了国际关注，世界银行的卫生官员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团都前来学习，想要在其他地方复制这一项目。
第三，讨论工作时，我们以数据为基础，以故事为重点。正如参议员米库尔斯基所说，“数据能够验证工作，但不能激励工作”。数据构建了项目背景和说服力，但故事才是推动行动的动力。每当谈及某个项目时，我们都会分享一个故事，并附上一张参与者的照片。
我们开展过一项预防老年人跌倒的工作。每年，四分之一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会摔倒，全国各地的急诊室有近300万起与跌倒有关的伤害案例，导致80万人住院治疗，超过2.7万人死亡。我曾治疗过因跌倒而臀部受伤、肋骨骨折，甚至脑出血的老人。我也见过一些原本在工作或照顾孙辈的患者，因为一次不经意的摔倒，失去行动能力和自理能力。老年群体中，跌倒也是造成社会孤立、抑郁和认知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一项目从分析就诊数据开始，绘制出老年人跌倒的地点。发现一些容易摔倒的地点后，我们开始寻找共同点。在一栋住宅楼里，走廊的灯光无法照亮毛茸茸的地毯，许多人在同一条走廊被绊倒、摔伤。分析其他案例，我们发现了家庭中的问题：勉强才能够到的电灯开关，杂乱无章的家庭布置。我们还发现了药物相互作用导致的跌倒。
统计数据能够帮助资助者理解我们的工作及其产生的健康和经济影响。而个人的面孔和经历则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当地电视台报道了老年人锻炼课程后，许多人给我们打电话，希望参加太极拳和舞蹈等有氧运动，提升灵活性。当两位老人在媒体上介绍了调整房间布局能够减少跌倒的风险时，其他几十位老人也表示需要这样的服务。数据是工作的基础，故事是工作的生命。
第四，由于人们往往忽视公共卫生事业，我们需要将公共卫生工作尽量与人们优先考虑的事项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我们的工作与他人的工作之间存在着隔阂，但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提出问题。如果对话围绕着教育问题，我们需要表明，哮喘之类的疾病可能导致长期缺勤，学业不佳。因此，在学校开展治疗哮喘的项目能够防止孩子因看病而旷课，避免父母或监护人因照顾孩子而请假。因此，投资学校健康事业也是投资教育的一部分。
关于公共安全、就业、住房、气候和基础设施需求，也可以提出同样的论点。它们都会受到公共卫生境况的影响，反之，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也都会影响公众的健康。所以，不存在所谓的与卫生健康完全无关的部门。公共卫生领域的从业者需要不断接触各方伙伴，让他们了解我们工作的重要意义，向他们表明这一工作给他们带来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遭遇怀疑、批评甚至针锋相对，但我们不能畏首畏尾，必须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如果我们固守于与那些志同道合的伙伴交流想法，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取得进展，推进自己所关注的优先事项。同样，我们也需要积极参与有关社区未来的战略对话。如果其他部门忽视了我们，那么我们就要自立门户，摆好自己的桌子，把其他人召集过来。
没有人告诉我或我的团队，卫生部门需要召集芬太尼特别工作组。在其他司法管辖区，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执法部门。我们本可以等待别人来邀请我们，但这需要付出时间和生命的代价（如果我们干等着，可能永远不会被邀请）。此外，执法部门作为召集人会削弱卫生部门的目标，我们要让公众将药物成瘾视为一个健康问题，而不是刑事司法问题。
也没有人告诉我和团队，卫生部门需要将技术和工程公司整合在一起。我们抓住契机，启动“健康科技项目”。卫生部门不仅获得了宝贵的技术支持，还吸引了刚刚创业的企业参与其中，企业在城市的投资越来越多。没有人想到卫生部门会围绕健康优先事项将众多企业召集在一起，但在唐·弗赖伊的帮助下，当我们开展这项工作时，所有主要企业都站了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成为“健康巴尔的摩2020”目标的主要贡献者，带头发起全市范围内的工作场所健康倡议，并组织“挑战十亿步”的健步走运动。
很难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在每个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建立伙伴关系可以尽量让这些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我曾作为被告代理人，代表卫生部门及市政府应对天主教会就生殖权利问题提起的诉讼，但与此同时，我还与天主教慈善组织和天主教会保持着合作关系，就我们共同关心的项目开展合作：我们成功开展了倡导活动，推动马里兰州通过带薪休假立法。我们共同倡导增加儿童健康和预防暴力的投入，并合作提供心理健康和精神创伤照护。在某些领域，双方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异，促进更为广泛的共同利益。
通过发展并培养这些伙伴关系，卫生部门能够开展创新，领导合作，并证明公共卫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应该在谈判桌的首位。
将自己置于解决关键问题的最前沿时，会出现一个新的情况。随着我们的工作凸显出来，人们开始要求卫生部门负责与本职工作相去甚远的事情。居民来信认为，街上的坑洞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我们每天都会接到询问如何处理鼠患的电话。这些都是其他机构的责任——交通部门负责填补坑洞，公共工程部门负责灭鼠计划。我们礼貌地拒绝了这些诉求，并将之转达给合作伙伴。
还有一些问题并不完全属于任何特定的机构，卫生部门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比如，如果换一位卫生局长，工作重点就可能聚焦于环境政策、无家可归和慢性病预防等问题上。
正如罗林斯-布莱克市长经常提醒我们的，如果所有事情都是优先事项，那么就无法突出重点。因此，我们把精力集中于社区最迫切的需求上，解决那些能产生最大影响的问题，致力于使那些被忽视的问题得到重视。我们知道，那些看似时断时续的点滴进步给我们服务的公众带来了切实而持久的变化。我们关注长远大局，但只有从现在开始积累，才能逐渐达到目标。我们从未忘记，重要的不是为什么而战，而是为谁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