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古今对照来记述城市水系和相关公共工程的规划设计论著。这本书根植于作者10 年来城市滨水区域规划实践的点滴感想与感悟，更源自10 年来对中国古代城市治水、滨水环境整治的历史文献研究，通过对隋唐以来的长安水系、北宋汴京水系、元明清三代北京水系、唐五代至南宋的杭州水系，以及近代广州水系等五大城市水系及一条厚载历史人文信息的大运河水系的系统回顾与论述，揭示了古今城市水系治理和水环境改善工作之间的一些共同特征，借古人的智慧总结城市水环境治理中的一些共性问题。
在当下我们国家大力发展海绵城市的背景下，本书基于扎实的学术研究，对中国历史上城市变迁与水利的关系的论述，正是为当下海绵城市的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帮助，而后半部分当下滨水空间建设的实例更是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章 引言 10
1.1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母亲河
——伟大的文明都是因河而生 | 11
1.2 关于城市的母亲河 | 13
第二章中国历史上的城市水系建设与那些伟大的建设者 26
2.1 隋唐长安的水系建设 | 31
2.2 后周东京水系治理及城市规划历史概述 | 37
2.3 北宋汴京的水系建设与城市生活 | 41
2.4 南宋杭州西湖的水系 | 53
2.5 元大都水系建设 | 69
2.6 明清北京西山水系建设 | 79
第三章 中国当代城市滨水地区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96
3.1 安全的滨水
——河流景观与水和安全的协调与兼顾 | 99
3.2 生态的滨水
——发挥自然力，减少人工建设低维护成本是可持续之道 | 113
3.3 市民的滨水
——造就有潜力、开放、连续的滨水空间 | 119
3.4 引领城市复兴的滨水
——创造有型的、有身份的滨水空间 | 129
第四章 城市滨水规划设计案例解析 146
4.1 城市滨水绿道——以深圳绿道为例 | 147
4.2 城市滨水公园及湿地生境保护规划 | 191
4.3 城市中央滨水区 | 215
4.4 新城综合体滨水区规划 | 275
4.5 唐山环城水利建设 | 305
4.62016 年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 | 315水是生命之源，城市之眼，一城风光全在于水的灵性。中国历史上的古都名城无不因水而兴，因水而活，适如“八水”之于长安、洛水之于洛阳；宋室南渡，弃六朝建康专营之前沿，转而退居杭州（行在）也因为有这自五代以来就经营不辍的钱塘西湖。同样，水的退去或过于频繁之水患，也是导致中国古都堕化为废都的主要原因。黄河三门峡之低效漕运使长安古都终陷于东迁，无水运天险之汴京则又毁于洪泛。对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而言，治水成效、粮食运转及储备能力，直接决定了中国古都的空
间分布结构。相比于陆地运输，漕运因其便捷、运力大、费用低，历来备受重视。自汉以来，中国的粮食物资运输大多仰赖漕运（包括海漕），南北人工水系和东西天然水系的综合运转及管理，漕运畅通程度直接决定了中国古代首都的稳定和发达程度。故而，历代王朝都对提高漕运和水利管理能力不遗余力。
关中平原古称沃野，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水系环绕，农业发达，孕育了早的农耕文明。秦代开挖的郑国渠更加地灌溉了关中平原的沃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孕育了文明古都。随着汉末连年的战乱，关中平原的农耕用地被大量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已不具秦汉时期的生产能力。关中农耕地力下降、农业过度开发及人口增长，是导致经济中心东移，以及汉代以后两京并列，“就食”制度长期存在的三个主要原因。
西汉建都长安，到汉武帝时期，由于京都人口不断增加，同时汉匈战争以及经营西域都对汉帝国粮食供应提出极高要求，关中农业瓶颈矛盾凸显。西汉政府一方面大修水利，进一步开发关中农业之潜力；另一方面大力开发漕运能力，由东部主要产粮区调运粮食进京。西汉从函谷关以东运粮入京，取道渭河，但渭河水道浅、多沙，运输功能很差，加之封冻和水量不足等原因，年运输量很少，西运入京的粮食只有几十万石。武帝时大司农郑当时建议在渭南凿一条径直的运粮渠道时，汉武帝随即采纳，史称漕渠。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 年），又在长安西南凿昆明池，周长四十多里，将沣河、河拦蓄池内。昆明池除用以操练水兵外，还具有调剂漕渠水量和供应京师生活及景观用水三方面功能。漕渠后来一直作为西汉后期粮食运输的主要渠道，年运输量达四百万石。东汉时期，漕渠因失修而逐渐湮废。
同时, 南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到了唐代，国力的昌盛、文化的繁荣，使得长安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发展到空前庞大的规模，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日益膨胀，尤其在唐朝鼎盛时期，关中平原的粮食供应已大大不能满足都城的需求，“所出不足以给京师”，[1] 于是出现了“就食洛阳”的现象，皇帝常常要携宫廷及繁冗的政治机构到洛阳“讨食”。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平原，中原腹地农业发达，为重要的原因是洛阳位于中部，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漕运交通优势明显，南接江淮，北达北京，成为全国的漕运枢纽。从东南江淮一带运来的粮食和物资能够直达洛阳，而因为三门峡天险的存在，粮食到达洛阳后，运往长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并有很大程度的折损，于是, 洛阳作为陪都的城市地位日渐突出。唐中期，武则天在洛阳登基后，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东移，洛阳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逐渐超过长安。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提到“自唐则天后，洛阳牡丹始盛”，可见一斑。大运河的繁荣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发展，更成就了洛阳城的繁荣。
北宋建都开封，进一步缩短了漕运的路线。鉴于“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方针，北宋的漕运线路比唐朝要近一半，由淮入汴，水道畅通，不需接运，宋朝开创了我国漕运史的纪录。到了元代，首都迁移到北京，而原来的大运河要绕到洛阳才能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因此，元代重修了京杭大运河，使得水道缩短了900 多千米，同时在京城引白浮泉水以利漕运。船只可从南方直达大都城的积水潭，进入城市的核心地区，积水潭成为新的航运码头，像唐时的广运潭一样，商贾云集，南方的物资在此交换，此处成为大都城新的商业中心，促进了元大都和南方的经济交流。明、清两代沿用了京杭大运河，对其淤塞段进行疏凿，保证了这条南北大动脉的畅通。正是因为大运河的开凿，带动了整个国家上下的经济发展和物质交换，也同样决定了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格局由西向东（西安—洛阳—开封—北京）沿河流展开的基本迁移规律。河流为沿岸城市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大运河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交汇的地方，杭州、镇江、扬州、苏州、淮安、济南、北京等无一例外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城市。非常抱歉，您前期未参加预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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