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是什么？财富从哪里来？地大物博就算富？勤劳终生为何穷？农业财富如何增长，他国的财富增长经验如何，为什么20世纪突现财富增长大爆发？……陈志武教授在本书中精到地分析并回答了一系列关于“财富”的根本问题，令人豁然开朗。并特别指出财富创造力的关键在于制度。制度的品质，决定财富创造力的大小。
★ 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代表作——“陈志武金融作品系列”之三，继经典畅销书《金融的逻辑》之后，再论“财富的逻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全新视角。
★ “陈志武金融作品系列”，是喜马拉雅人气通识课“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的观点和思想的来源，议题更丰富，解读更为深入、透彻。
◎ 内容简介
财富是什么？财富从哪里来？
地大物博就算富？勤劳终生为何穷？
是什么使今天的财富创造力发生了如此大的跳跃，实现了此前几千年所没能完成的事？
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
难道剥削真的是贫富差距的根源？
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
陈志武教授从“深度”（勤劳和技术创新引发的单位时间生产率的上升）、“广度”（市场开放导致单位物品价值量上升）和“长度”（良好的证券市场将未来收入现期化）三大维度，解析财富创造力的源泉；他更进一步指出，财富创造力的发挥，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品质，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可以说：制度的品质，决定财富创造力的大小。
◎ 作者介绍
陈志武，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香港大学冯氏讲席教授、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原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与经济史。
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排名第202位；2006年，《华尔街电讯》将陈志武教授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其担任学术总顾问的纪录片系列《华尔街》与《货币》，对中国金融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
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
最近几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和制度机制建立的问题，以及其他新兴资本市场问题。其著作常被《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波士顿环球报》《巴伦周刊》所引用，也常发表于许多香港和内地的报纸和杂志上。此外，他还是Zebra CapitalManagement三位合伙人之一。
【敬请关注“陈志武金融作品”系列】
《金融的逻辑1：金融何以富民强国》
《金融的逻辑2：通往自由之路》
《财富的逻辑1：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财富的逻辑2：所有的泡沫终将破灭》
《24堂财富课：与女儿谈创业》
◎ 目录
【自序：财富创造力的变迁】
【第一部分：历史与财富】
第1章 中国的“奇迹”从何处来
第2章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
第3章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
第4章 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
第5章 财富、资本与价值观念
【第二部分：制度与财富】
第6章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
第7章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第8章 我们为什么需要民主和法治
第9章 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
第10章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第11章 农民致富不能再靠农业
第12章 太平洋贸易能否带来长久繁荣
第13章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
第14章 贸易保护主义会把中国带回哪里
【第三部分：产权与财富】
第15章 以杨小凯的思路理解产权保护
第16章 国营，还是“还产于民”
第17章 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进平衡发展吗
第18章 农村土地所有权明晰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第19章 私人产权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基础
第20章 为什么产权明晰可减少环境污染
第21章 不能以房产调控名义摄取私人产权
【第四部分：开放与财富】
第22章 跨国产权秩序的历史变迁
第23章 全球化下的中国选择 ：“单极”还是“多极”秩序
第24章 中国跨国企业如何“跨国”
第25章 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
【致谢】
◎ 精彩书摘
第7章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中国轰轰烈烈的改革实践，不仅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生活内容的丰富，而且也似乎在一些方面挑战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如制度经济学。由于制度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诺斯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一瞬间我们都认识到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可是，当转过身看看中国的市场制度环境与法治水平，我们又开始纳闷：中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还相当欠缺，可是这些年中国的GDP却以令世人瞩目的速度持续增长，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特色还真的能使在其他国家成立的结论在中国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国有中国的经济学、西方有西方的经济学吗？
制度资本与制度成本
本书的主题属于制度经济学范畴，探讨角度有两个：第一是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机制，第二是如何构建这些必要的制度机制。
制度经济学判断制度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我们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当然，制度成本不仅仅指在市场交易发生过程中实际要支付的成本，而且还包括由于制度障碍而根本无法实现的或选择放弃的市场交易（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包括“本来可深化的市场”（因制度障碍只能半途而废或者勉强发展的市场）。
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这个听起来似乎很狭窄的主题实际上包括了一国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制、政府权力与制衡结构、司法独立等。比如，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可能导致对私人产权与合约权益的侵犯，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最终也是一个产权、合约权益的保护问题。制度经济学的中心命题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是经济深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的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从事投资的结果，不能知道从交易、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而经营、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将迫使人们停止交易、不愿做出投资，即使他们想进行市场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对中国经历的一种解释
正如前面提到的，二十几年来中国的制度在不断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它与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依然相距甚远，特别是产权保护制度变革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可是，这些不足并没有阻止中国经济在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这个现象似乎挑战着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其实不然。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其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出奇地丰富，那么这两种资本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在给定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情况下，如果想挖掘其最大潜力并使市场达到最深化的地步，那么制度资本则会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可用劳动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的替代性来解释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道理，我们不妨想象这样一种局面。假如甲市要盖一栋特别的仿古中国戏曲大院，用料全部是传统的青砖青瓦，并且声称要用全国能找到的最好的泥土烧出的青砖青瓦。结果甲市建筑公司找到乙市，决定从乙市买来1000万吨泥土，每吨售价为100元，共10亿元。
为了说明问题，假设大家对法院解决合同纠纷的公正性和可靠性都不放心，没人相信正式司法解决合约纠纷的能力。现在的局面是，乙市卖方在没有收到付款之前不肯发货，而甲市建筑公司又声明在没有收到货之前决不放款，原因是在没有可靠的正式司法的情况下，双方都不相信书面销售合约的价值。怎么办呢？有两种选择：双方要么选择“绝对不跟陌生外地人交易”（那么经济会无法发展），要么通过某些运作上的安排来规避“交易制度风险”。
一种规避交易合约风险的办法是把这笔“大交易”分成100份“小交易”，每次运10万吨泥土，等泥土运到甲市之后，甲市建筑公司立即付给乙市卖方1000万元。这样，即使哪一次甲市方不能付款，卖方最多损失1000万元，并不是整个交易的10亿元。但问题是，如果分100次交货，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2天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整个交易就需要200天才能做完。相比之下，如果正式司法能够非常可靠地处理合约纠纷，那么双方就能以交易合约为准，签约即可发货，整个交易可在2天完成，而不是要等200天。
在这个案例中，“制度成本”包括以下几项：第一，甲市的中国戏曲大院工程被拖后200天，而不是立即就可以开工。当然，如果整个经济的市场交易环境都是如此，那么这个社会里的人在单位时间能创造的价值整体上就会很低，也就是生产力很低，每人每年能完成的交易次数和交易量都会很少，经济增长就慢。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市场（如跨区域市场）可能根本不会发展。第二，本来2天可以做完的交易被拖延到200天完成，在中国或许还能接受，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劳动力数量也多，只是“多辛苦一点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相比之下，如果是在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这种规避交易风险的安排显然难以执行。换言之，正是由于廉价的劳动力，我们才有对冲高制度成本的可能性。第三，正是制度资本的欠缺，导致人们单位时间的产出（生产力）不可能很高，每天能创造的价值低，这反过来又使人们的收入也不可能高。因此，制度成本的最终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低收入水平。
上面的例子只是谈到一类制度缺陷。制度障碍也可以体现为各式各样的行业准入审批、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还有许多灰色和朝令夕改的规章。这些都拖延了创业时间与交易速度。比如，从申请注册公司到真正取得到营业执照、再到开业，这一层层审批过程是创业者要经过的第一道关，走完这一道关所需时间的长短基本能反映一国、一地区的制度环境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创业和更广义的市场交易。可是，审批步骤数仅反映了书面文件的要求，实际运作的过程可能会长短不一，尤其是不同国家的政府机构效率千差万别，同样内容的审批在不同国家所需的时间会大相径庭。哈佛大学的La Porta与Shleifer、耶鲁大学的Lopez-de-Silanes和世界银行的Djankov 4位教授在2001年对85个国家和地区完成这一审批过程所需时间做了估算，结果发现加拿大最快（只需2天），美国7天，意大利121天，中国111天。按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在中国和意大利，创业者平均要等待半年左右才可注册好一个公司并开业。
为了弥补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勤奋，不惜一天多工作几小时，还要忍受少拿些收入。就像茅于轼先生所说，我们中国人是那么地勤奋，却还是那么穷，原因就在于我们不得不为制度成本付出高昂的代价。而勤奋和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得以增长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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