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资方面的应用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内容看起来是无关紧要的理论架构，与投资世界相去甚远，并且好像没有比这 偏离实际的事情了。诚然，它不会告诉我们下个月或明年的股票价格如何，不会告诉我们未来几年哪个新兴行业将会腾飞，也不会告诉我们一个 或者另一个 的GDP将会如何增长。但它确实有助于提供一些关于经济体的大概以及某种总揽全局的观点，因此我们或许能 好地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例如，哪些 采用了正确的政策，哪些行业可能获得了 多的资本流入，因此哪些 将在未来获得不错的回报，而哪些行业可能会在获得可观的中期回报方面遇到困难。
下面是奥地利学派的一些主要观点，我发现这些观点特别适用于投资领域。
（1）顾名思义，市场是起作用的。市场是由数以百万计的个体相互行动形成的，是由拥有不同目标和手段的企业家组成的，只有企业家自己才能 掌握这些目标和手段。干预这些市场互动行为将会人为地扭曲市场，并且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无法达到干预人员的预期。对负有责任的个人来说，经济干预有可能在短期内产生较好的结果；但从长远来看，干预的总体结果对整个社会来说只会 糟，因为这不是市场的自由选择。
主流经济学家 的观点是市场会定期失灵——由不 竞争、外部性、公共产品等因素导致，而市场失灵需要调整。然而，当人们自由追求各自的目标时（不管目标实现与否），我们对于市场在自由状态下是如何出错的无从得知。总体来说，正确的界定财产权能够解决这种“失效”问题。但是，即使我们承认存在市场失灵，我们怎么知道所谓的解决方案会比 初的错误 好呢？事实上，提出解决方案的那些特定人员还需要克服由具体解决方案引发的其他问题。这种讨论可以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我的经验是，干预越多，造成的混乱就越多。在国有计划经济体制下，这可能会达到某种 混乱的程度，就像苏联的情况一样。让情况 加恶化的是，干预通常伴随着独断的法律行动：每个人对公平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实践应用：干预越大，经济增长就会越慢，法律保障就会越少，这就导致人们越不愿意投资于经济。巴西就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例子。我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巴西有如此巨大的发展潜力，却因为持续的通货膨胀而遭受高利率的打击。2010年，我在 一次去巴西的旅途中， 终发现了问题所在：巴西经济受到了人为过度干预，由一大群饱受压力的利益团体控制。公司要求关税保护，于是它们就获得了关税保护；工人们也要求被保护，这可是他们自己的生产力所不能维持的，他们仍能得到他们所要求的。此外，政客们无法就解散臃肿的政府官僚机构达成协议（菲亚特汽车公司雇用1 000人的目的只是为了提交一些纳税申报单）。这种过度干预产生了无数瓶颈，也导致了社会不平等和经济失衡，使得 某些社会群体获取了过高收入，而其他群体则在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中苦苦挣扎。新政府似乎想要结束公共支出的增长，改革劳动法，改变税收混乱的局面。时间会证明巴西能否成功。
中国却恰恰相反。尽管中国被很多西方 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但政府干预——如前所述——在其广泛的经济领域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从而引发了激烈的竞争，以至经济能够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保持快速增长。
对货币市场的干预值得我们特别关注。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 详细地讨论这种干预产生的有害后果，它会逐渐稀释本国货币价值。事实上，货币干预程度可能是一个有用的长期汇率预测指标，虽然它在短期内不可能体现什么意义，但是高度干预可能是货币长期贬值的信号。
（2）市场永远不会均衡。市场处于一个持续的、永无止境的过程中，总会有企业家试图利用新知识或暂时的市场混乱提供价格具有吸引力、成本也合理的产品。警觉的企业家的存在使得公司很难（甚至不可能）长期维持超额的利润。因为总会有其他企业家试图复制某个好想法，从而为其资本带来高回报。
正因如此，很少有公司能够持久地保持竞争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往往带有时间限制，因为知识的不断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不可预测的变化。这也意味着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资本过剩的危机行业迟早会经历一些资本外流，从而改善那些幸存者的经营状况。
所以，几乎所有行业 终都会回归到合理的资本回报率水平，既不高也不低——在5%到10%之间，尽管近年来资本回报率一直高于历史平均水平（见图4-3）。这奖励了投资者的冒险行为和放弃时间偏好的意愿。
实践应用：投资者需要意识到某个特定领域的超额回报或较低回报是会变化的，要耐心等待情况的改变。 明显的例子是，周期性公司的业务受供求起伏的影响较大，对回报产生连锁效应。无论如何，我们的目标是找到那些因竞争优势而获得高回报的公司；在具体行动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这些超额回报来自哪里，以及它们是否能够持续一段时间，这至关重要。
前面两个观点（市场是有效的，市场总是处于寻求均衡的过程）以及它们相应的实践应用，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主流学派以及分析员在谈论自己的领域时似乎不太清楚这一点。事实上，这两项原则不仅需要我们不断回顾，还需要我们一直强调。
（3）经济增长从根本上说是基于劳动分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由储蓄提供资本。哈耶克称之为“扩展秩序”，它促进了劳动分工，使人们能够自发组织起来，发展出跨越家庭或宗族界限的信任。有利的体制框架（稳定占据 地位）有助于储蓄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法律框架需要确保人们行为的后果是可预测的，这一点至关重要：法治必须是真实和有效的。
实践应用：在仔细分析了一个 或一类 正在经历的经济增长类型之后，确定这种经济增长是基于储蓄和生产力的稳定增长还是基于信贷和掠夺的不稳定增长至关重要。
2009年以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因素是生产力的大幅提高，这使得数以百计的中国人民以极高的储蓄率进入市场。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干预市场的力量不断减少和一定程度上法律的稳定。市场干预在战略行业仍然存在，尽管这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并不罕见。自2010年以来，中国杠杆率不断上升，反映了其资本市场不够完善，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质疑，但我还是认为未来中国企业的创造力将超过实际的债务过剩。
相反的情况发生在西班牙。在21世纪的 个10年，巨额债务推动了西班牙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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