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百种珍藏礼盒(第六辑)(中英双语 通识普及读本)

“牛津通识读本”被誉为真正的“大家小书”。作者均为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重要和知名的专家学者，对相关领域有深入研究。译林出版社自2008年初开始推出“牛津通识读本”中英双语版，截至目前，出版已达100余种，特制作精美礼盒套装以飨读者。

牛津通识读本套盒第六辑：法语文学
微观经济学
银行学
发展
神圣罗马帝国
湖泊
希腊化时代
景观设计学
拜占庭
知识

司法心理学
环境伦理学
大流行病
免疫系统
传染病
美国革命
亚历山大大帝
农业
元素周期表
气候

章  何谓发展？
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约7.7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90美元，这是世界银行划定的“贫困”标准线。大约有2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3.10美元，他们被剥夺了过上体面生活的财富。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这些都是人类在新千年伊始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过去二十五年来，我们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2010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目标，即将贫困率降低至1990年的一半。这是有史以来次真正有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消除贫困。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明白发展是如何发生的。
一百年前，阿根廷是世界上富有的七个国家之一，但现在其人均国民收入排名第52位。1950年，加纳的人均国民收入高于韩国；现在韩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加纳的十倍多。与此同时，尽管三十多亿人在健康、教育和收入方面取得了显著改善，但仍有十多亿人生活在制度薄弱的动荡国家。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有零星或有限的机会获得公共服务，在发展方面几乎没有进步，或遭遇严重倒退。即使在经济增长和平均收入取得显著进展的国家，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也在加剧。因此，有必要跳出平均值来研究分配情况，以确定即便总体上取得了进步，但相当数量的人仍处于贫困之中并遭受严重贫困折磨的程度。
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反差甚至比国与国之间的差距还要大。有些人取得非凡成就，与之相伴的却是其他人处于或相对的贫困之中。对于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先进社会来说就是如此，在大多数——但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一些国家发展迅速，但在社会成就方面却落后于其他国家。自1996年发现石油以来，赤道几内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中国的两倍（尽管在过去四年赤道几内亚的经济迅速萎缩），其人均国民收入从2000年的1703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20246美元（2016年下降到8333美元）。然而，很少有人分享到这一新发现的财富。尽管现在其人均国民收入与墨西哥或罗马尼亚相当（而且高于几乎其他所有非洲国家），但预期寿命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几乎都没有提高，时至今日仍低于60岁。与此同时，（比赤道几内亚）更加贫穷的非洲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自1990年以来成功地将预期寿命提高了18岁，是其增幅的两倍。
在其他情况下，低速或适度的增长与社会指标的持续改善有关。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尽管孟加拉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仍然不高（约1359美元），但在识字率和预期寿命方面却取得了平稳的进步。印度的喀拉拉邦（人口超过3300万）在包括识字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营养不良和生育率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指标上的表现一直都高于印度其他邦。然而，印度的好几个邦却享有更高的人均国民收入。
本书试图通过八个专题章节来解释对发展的追求，每一章都借鉴了发展理论和实践并采用了跨学科的视角。
“发展”的含义
发展有许多定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的概念本身也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发展就是增长，这是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持有的观点，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就意味着发展。然而，发展并不局限于经济增长范畴。发展不再是经济学家的“自留地”，这门学科本身已经迅速发展成为跨学科学术研究对象，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医学以及其他许多学科。
尽管“发展研究”是一门相对较新的学术学科，但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新鲜—哲学家们已经为之困惑了千年之久。我们的问题植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古代哲学，比如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和人类繁荣的概念。许多古典经济学的巨擘也关注经济和哲学思想的交叉。亚当·斯密曾为“富裕的进步”和实现自尊的必要性感到焦虑；他认识到能够毫不羞愧地出现在公共场合的重要性，并认为人们需要一些与习俗和社会惯例相称的基本必需品，如亚麻衬衫或皮鞋，以避免心生羞愧。
在本书中，我们的重点是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进步。著名学者早就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能等同于经济增长。保罗·斯特里坦认为，发展的目的是“为所有人提供机会以获得一种丰富多彩的人生”；而达德利·希尔斯则认为，发展应该“为实现人的人格创造条件”。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更充分地表达了这种担忧，该方法从人们有理由重视的能力或实质性“自由”的角度来看待发展。
为何有些国家富有而其他国家贫穷？
直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政策还主要集中在促进经济发展上。按照纯经济学术语的说法，当全要素生产率或生产率增长时，经济发展就会取得进步。一个国家劳动力和资本使用的增加或效率的提高，就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经济发展可与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卫生等资源投资的增加相联系，从而促成资本积累或财富增加。它也可能源于这些资源使用方式的改变，促成经济结构转型—经济活动的重新分配，通常会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
虽然发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往往是促进发展的必要条件。消除贫困一般需要经济增长，因为在没有经济增长的贫穷社会中，就没有足够的资源投资于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以及发展的其他基础条件。由于经济增长是发展的重要引擎，多年来往往仅使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发展。然而，仅靠经济增长是不够的，因为在许多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中，继续普遍存在的严重贫困，以及持续存在或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是非常明显的。
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是一种规范性或基于价值的概念。让我感觉更好的东西不一定会让你产生同样的感觉，发展的不同维度之间的平衡要依赖主观判断。然而，发展思想家和决策者试图找到生活的可衡量特征，以设定发展目标，并根据阈值来判断成功和失败。人们运用了许多衡量手段和假设得出这些共同的框架，它们利用了客观标准和主观判断。世界银行提出每天1.90美元的贫困阈值标准就体现了广泛的各种假设，“低收入”、“中等收入”和“发达”经济体的划分也是如此。同样，2018年设置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1165美元的上限——有75个国家据此被定义为“低收入”国家，也因此有资格从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银行获得高度优惠的贷款。2015年9月，世界银行将贫困阈值从以前的每天1.25美元修改为每天1.90美元，一夜之间改变了贫困人口的数量及其全球分布。这表明衡量贫穷的方法存在武断的特性。同样重要的假设也体现在采用剧烈波动的汇率及其购买力平价调整来进行跨国的比较上。
作为例证，请考虑2015年10月世界银行决定提高国际贫困线各种隐含的意义。贫困线定期变化的根本原因，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生活费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一事实。因此，需要定期根据已经增加的给定篮子商品的价格数据制定新的贫困线。从理论上讲，对贫困线的这种调整不应该显著地影响被归类为穷人的人数。正如世界银行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1.90美元的实际价值与2005年的1.25美元相当”。然而，在实践中，将国际贫困线从1.25美元（2005年购买力平价）提高到1.90美元（2011年购买力平价）的直接效果是，在2011年将贫困人口从10亿多人（10.16亿）减少到了9.87亿人（根据2015年10月的衡量结果），近2500万人不再被视为“贫困”。
常用的经济发展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它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国民产出和支出。国民生产总值（GNP）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所有公民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加上从国外流入的收入和该国流出的收入之间的差额。如果流向外国资产的收入大于从国外流入的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就会小于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GNI）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所有居民的国内和国外总产出。
国内生产总值是使用广泛的衡量发展的标准，因为它相对容易计算、获取、量化和跨国比较。国内生产总值除以人口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基准，因为它通过考虑人口规模的差异来反映平均发展水平。为了克服使用名义（官方）汇率比较各国收入或支出时造成的失真，古斯塔夫·卡塞尔在1918年前后引入了购买力平价概念。购买力平价旨在将一个国家的产品基于国际价格进行比较，这样经济学家就可以弄清楚大量可比较的产品和服务在不同国家会花费一个消费者多少钱，从而对财富和相对财富进行国际比较。
这些广泛使用的衡量手段只是发展的部分指标，且有许多缺点。例如，这些概括性经济衡量指标只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市场生产情况，但没有反映经济福祉或生活质量，因为它们遗漏了教育、医疗卫生、预期寿命等因素。在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孟加拉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2岁，莱索托却只有50岁，喀麦隆只有56岁。
此外，人均衡量指标往往会模糊发展的分配层面，人均水平相同的两个国家可能面临截然不同的发展挑战。平均水平可能掩盖了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例如，虽然美国和丹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似，但在美国，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超过国家总收入的20%，这比位于社会底层50%人口的收入之和还要多。相比之下，在丹麦，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还不到国家总收入的7%。
概括性经济衡量指

“牛津通识读本”丛书由译林出版社从牛津大学出版社引进，被誉为真正的“大家小书”，内容涵盖文学、宗教、哲学、艺术、历史、法律、政治、管理、经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医学、信息技术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南京大学前校长陈骏院士、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万立骏院士等近百位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作序推荐，现已成为国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通识教育图书品牌。

章  何谓发展？
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约7.7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90美元，这是世界银行划定的“贫困”标准线。大约有2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3.10美元，他们被剥夺了过上体面生活的财富。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这些都是人类在新千年伊始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过去二十五年来，我们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2010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目标，即将贫困率降低至1990年的一半。这是有史以来次真正有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消除贫困。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明白发展是如何发生的。
一百年前，阿根廷是世界上富有的七个国家之一，但现在其人均国民收入排名第52位。1950年，加纳的人均国民收入高于韩国；现在韩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加纳的十倍多。与此同时，尽管三十多亿人在健康、教育和收入方面取得了显著改善，但仍有十多亿人生活在制度薄弱的动荡国家。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有零星或有限的机会获得公共服务，在发展方面几乎没有进步，或遭遇严重倒退。即使在经济增长和平均收入取得显著进展的国家，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也在加剧。因此，有必要跳出平均值来研究分配情况，以确定即便总体上取得了进步，但相当数量的人仍处于贫困之中并遭受严重贫困折磨的程度。
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反差甚至比国与国之间的差距还要大。有些人取得非凡成就，与之相伴的却是其他人处于或相对的贫困之中。对于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先进社会来说就是如此，在大多数——但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一些国家发展迅速，但在社会成就方面却落后于其他国家。自1996年发现石油以来，赤道几内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中国的两倍（尽管在过去四年赤道几内亚的经济迅速萎缩），其人均国民收入从2000年的1703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20246美元（2016年下降到8333美元）。然而，很少有人分享到这一新发现的财富。尽管现在其人均国民收入与墨西哥或罗马尼亚相当（而且高于几乎其他所有非洲国家），但预期寿命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几乎都没有提高，时至今日仍低于60岁。与此同时，（比赤道几内亚）更加贫穷的非洲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自1990年以来成功地将预期寿命提高了18岁，是其增幅的两倍。
在其他情况下，低速或适度的增长与社会指标的持续改善有关。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尽管孟加拉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仍然不高（约1359美元），但在识字率和预期寿命方面却取得了平稳的进步。印度的喀拉拉邦（人口超过3300万）在包括识字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营养不良和生育率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指标上的表现一直都高于印度其他邦。然而，印度的好几个邦却享有更高的人均国民收入。
本书试图通过八个专题章节来解释对发展的追求，每一章都借鉴了发展理论和实践并采用了跨学科的视角。
“发展”的含义
发展有许多定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的概念本身也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发展就是增长，这是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持有的观点，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就意味着发展。然而，发展并不局限于经济增长范畴。发展不再是经济学家的“自留地”，这门学科本身已经迅速发展成为跨学科学术研究对象，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医学以及其他许多学科。
尽管“发展研究”是一门相对较新的学术学科，但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新鲜—哲学家们已经为之困惑了千年之久。我们的问题植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古代哲学，比如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和人类繁荣的概念。许多古典经济学的巨擘也关注经济和哲学思想的交叉。亚当·斯密曾为“富裕的进步”和实现自尊的必要性感到焦虑；他认识到能够毫不羞愧地出现在公共场合的重要性，并认为人们需要一些与习俗和社会惯例相称的基本必需品，如亚麻衬衫或皮鞋，以避免心生羞愧。
在本书中，我们的重点是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进步。著名学者早就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能等同于经济增长。保罗·斯特里坦认为，发展的目的是“为所有人提供机会以获得一种丰富多彩的人生”；而达德利·希尔斯则认为，发展应该“为实现人的人格创造条件”。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更充分地表达了这种担忧，该方法从人们有理由重视的能力或实质性“自由”的角度来看待发展。
为何有些国家富有而其他国家贫穷？
直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政策还主要集中在促进经济发展上。按照纯经济学术语的说法，当全要素生产率或生产率增长时，经济发展就会取得进步。一个国家劳动力和资本使用的增加或效率的提高，就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经济发展可与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卫生等资源投资的增加相联系，从而促成资本积累或财富增加。它也可能源于这些资源使用方式的改变，促成经济结构转型—经济活动的重新分配，通常会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
虽然发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往往是促进发展的必要条件。消除贫困一般需要经济增长，因为在没有经济增长的贫穷社会中，就没有足够的资源投资于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以及发展的其他基础条件。由于经济增长是发展的重要引擎，多年来往往仅使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发展。然而，仅靠经济增长是不够的，因为在许多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中，继续普遍存在的严重贫困，以及持续存在或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是非常明显的。
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是一种规范性或基于价值的概念。让我感觉更好的东西不一定会让你产生同样的感觉，发展的不同维度之间的平衡要依赖主观判断。然而，发展思想家和决策者试图找到生活的可衡量特征，以设定发展目标，并根据阈值来判断成功和失败。人们运用了许多衡量手段和假设得出这些共同的框架，它们利用了客观标准和主观判断。世界银行提出每天1.90美元的贫困阈值标准就体现了广泛的各种假设，“低收入”、“中等收入”和“发达”经济体的划分也是如此。同样，2018年设置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1165美元的上限——有75个国家据此被定义为“低收入”国家，也因此有资格从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银行获得高度优惠的贷款。2015年9月，世界银行将贫困阈值从以前的每天1.25美元修改为每天1.90美元，一夜之间改变了贫困人口的数量及其全球分布。这表明衡量贫穷的方法存在武断的特性。同样重要的假设也体现在采用剧烈波动的汇率及其购买力平价调整来进行跨国的比较上。
作为例证，请考虑2015年10月世界银行决定提高国际贫困线各种隐含的意义。贫困线定期变化的根本原因，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生活费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一事实。因此，需要定期根据已经增加的给定篮子商品的价格数据制定新的贫困线。从理论上讲，对贫困线的这种调整不应该显著地影响被归类为穷人的人数。正如世界银行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1.90美元的实际价值与2005年的1.25美元相当”。然而，在实践中，将国际贫困线从1.25美元（2005年购买力平价）提高到1.90美元（2011年购买力平价）的直接效果是，在2011年将贫困人口从10亿多人（10.16亿）减少到了9.87亿人（根据2015年10月的衡量结果），近2500万人不再被视为“贫困”。
常用的经济发展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它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国民产出和支出。国民生产总值（GNP）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所有公民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加上从国外流入的收入和该国流出的收入之间的差额。如果流向外国资产的收入大于从国外流入的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就会小于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GNI）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所有居民的国内和国外总产出。
国内生产总值是使用广泛的衡量发展的标准，因为它相对容易计算、获取、量化和跨国比较。国内生产总值除以人口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基准，因为它通过考虑人口规模的差异来反映平均发展水平。为了克服使用名义（官方）汇率比较各国收入或支出时造成的失真，古斯塔夫·卡塞尔在1918年前后引入了购买力平价概念。购买力平价旨在将一个国家的产品基于国际价格进行比较，这样经济学家就可以弄清楚大量可比较的产品和服务在不同国家会花费一个消费者多少钱，从而对财富和相对财富进行国际比较。
这些广泛使用的衡量手段只是发展的部分指标，且有许多缺点。例如，这些概括性经济衡量指标只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市场生产情况，但没有反映经济福祉或生活质量，因为它们遗漏了教育、医疗卫生、预期寿命等因素。在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孟加拉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2岁，莱索托却只有50岁，喀麦隆只有56岁。
此外，人均衡量指标往往会模糊发展的分配层面，人均水平相同的两个国家可能面临截然不同的发展挑战。平均水平可能掩盖了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例如，虽然美国和丹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似，但在美国，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超过国家总收入的20%，这比位于社会底层50%人口的收入之和还要多。相比之下，在丹麦，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还不到国家总收入的7%。
概括性经济衡量指

[英国]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牛津大学全球化与发展学教授、马丁学院创始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发展政策主任、曼德拉总统经济顾问、南部非洲开发银行董事长、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经合组织发展中心项目主管，著有《全球化的发展》（2012）、《分裂的国家》（2013）、《星球满了吗？》（2014）、《追求发展》（201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