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宝九年（976），太祖如此频繁地出游，甚至远至西京洛阳，可知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说他是一个垂危的老人，无论如何也难以令人首肯。在现存史籍中，开宝九年正月至十月十九日，都没有太祖生病的记载，也没有宰执大臣入视问疾的记载。因此，太祖的猝死，必不是因病所致。日本学者荒木敏夫，曾撰《宋太祖酒癖考》一文，推断太祖是由于饮酒过度，因而在一夜之间猝死的。太祖常宴近臣、外臣，平日也常饮酒，如杯酒释兵权，雪夜至赵普家饮酒即是。但是，早在建隆二年（961）闰三月，太祖就曾对侍臣说过：“沉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至醉，经宿未尝不悔也。”说明他饮酒是有所节制的。所以，太祖死于饮酒过度的推断，论据是不足的。况且，据《长编》所载，太祖 一次与人饮酒，是与光义同饮，结果太祖死于酒，光义却安然无事，这不是不可能的，但光义必定在酒中作了手脚，并非是酒本身致太祖于死地的。
光义能够预知太祖的死期，说明太祖之死与光义必定有关。照理说，光义于开宝六年（973）赵普罢相后，封晋王，兼开封尹，位在宰相上，实际上已是准皇储的地位，似乎并无必要使用 手段，从太祖手中抢班夺权。明人程敏政即说：“非病狂丧心者，其孰肯舍从容得位之乐，而自处于危亡立至之地哉？”但是，当光义感至其继位人的地位受到威胁时，情况就不同了。
到开宝末年时，光义广罗党羽，内外交通，势力大盛，“威望隆而羽翼成”，太祖不可能不感觉到光义集团的咄咄逼人之势。开宝九年（976）之前，太祖亲征李筠、李重进和北汉时，均令光义留守京城开封，唯独在开宝九年赴西京之时，却要光义随行，并有意想迁都洛阳，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太祖之所以打算迁都，除了避契丹锋芒及其自叙的原因外，脱离开封——光义经营十多年而根基深厚的东京府，应该是不便明言的重要因素。光义是反对迁都 力者，而在西京之行后半年，太祖即猝死而光义遂登上帝位，这岂不正好说明，太祖的迁都之意确有针对光义之意，因此促成了光义抢先发难，抢班夺权。
宋代史籍中，颇有太祖与光义友爱甚笃、关系密切的记载，以此证实太祖素欲传弟。如《长编》卷17所载太祖亲自监工为晋王第注水、太祖为光义灼艾分痛、太祖称光义“龙行虎步，且生时有异，必为太平天子”；《长编》卷17引蔡惇《夔州直笔》，记载太祖让光义在殿陛乘马，“示继及之意”；《东轩笔录》卷1记载太祖至西京，得张齐贤，留给光义为辅相。这种种记载，都企图造成一种印象，即太祖与光义极为亲密，故早就有意传位。然而，上述种种记载，都是史臣粉饰之词，文人编造之语，实不可信。邓广铭先生在《宋太祖太宗授受辨》一文中，有“辨宋太祖素欲传弟说”一节，专论其非，言之凿凿，当可为据。
考之史实，光义与太祖的关系并非亲密无间，是有矛盾、有裂痕的。虽则光义继位，已使史籍中不可能留下明确的记载，但仔细分析探寻，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
宋末元初人、自称城北遗民的徐大焯，在其所撰《烬余录》甲编，有太祖之死的记载：太宗屡于上前盛称花蕊夫人才，未匝月，蜀主暴卒。太祖异之，亟召花蕊入宫……悦其敏慧，留侍掖庭者十载，有盛宠。太祖寝疾，中夜，太宗呼之不应，乘间挑费氏，太祖觉，遽以玉斧斫地。皇后、太子至，太祖气属缕，太宗惶窘归邸。翌夕，太祖崩。
据此，则光义为了花蕊夫人，先害死蜀主孟昶，又害死太祖。据《长编》卷6记载，蜀主孟昶于乾德三年（965）五月乙酉（十五日）到达开封近郊，太祖派光义劳之于玉津园。六月甲辰（五日），封孟昶官；庚戌（十一日），孟昶即死去了。孟昶从到开封至死，的确“未匝月”。光义为一青州女子，不惜冒犯太祖而必得之，其 之心可见。为倾城倾国的花蕊夫人而一再下毒手，也是 可能的。
《随手杂录》记载：“太宗朝，武程乞放宫人三百人。帝喻执政：‘宫中无此数。’执政请以狂妄罪之，帝释而不问。”此事见载于《长编》卷34，是淳化四年（993）七月的事。如此看来，光义是不留意于女色的。实则不然。仅仅四年以后，至道三年（997）五月，太宗刚死，真宗继位不久，即对辅臣说：“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闵，朕已令择给事岁深者放出之。”既然嫔御都“颇多”，宫人就 多了，于此可知武程的请求是有根据的。真宗的话，揭穿了太宗宫人不及三百的谎言，不仅反映光义留意女色、后宫人众，而且说明他护过拒谏，文过饰非。
光义收入后宫的 嫔妃，并非仅花蕊夫人一人。《烬余录》甲编记载，江南小周后，“归宋未几，太宗登位。月朔必令内朝，朝必留侍数日。后主有怨言，暴卒，小后入宫”。江南被宋军攻灭，在开宝八年（975）十一月，一年后光义即帝位，确系“归宋未几”；后主李煜，被光义赐牵机药害死，见载于《默记》卷上，正是“暴卒”。太宗与小周后之事，宋人画有《熙陵幸小周后》图，正可印证《烬余录》所载。
清初人王士桢《带经堂集》卷92，有《跋宋太宗强幸小周后图》一文，文曰：“观此，则青城之事不足怜矣。牵机之药，又何酷也！”可知该图至清初尚存，为明清时期的不少文人见过。身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