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辛德勇：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地域观念与中国历史地理的一个重要原点（摘录）顾颉刚先生正是在创建“古史辨”学派、建立“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过程中，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是由于顾颉刚先生在这一过程中还提出了 的“古史中地域的扩张”学说。
1934年，顾颉刚先生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古史中地域的扩张》一文，明确阐述了这一学说。这种“古史中地域的扩张”学说，一方面它本身乃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核心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是我们 从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点”——也就是 基本的出发点。
具体地讲，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地域扩张学说，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个方面，是他认为在我们 可以确认的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秦汉以前各个中原政权实际控制的地域，即从所谓夏朝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秦代，是一个由小到大逐渐递增拓展的过程，而不是自古以来就控制着像秦汉时期那样的广袤地域。第二个方面，是他认为传世古史体系当中中原政权所控制的地域呈现出背离实际地理状况的虚幻“扩张”。
为阐述上述观念，无可避免地展开了对上古地理状况的探讨。以此为契机，顾颉刚先生发起组建了禹贡学会，创办了学会学术刊物《禹贡半月刊》。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的研究工作，虽然在研究方法上还是沿承着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的轨辙，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所聚集的一批研究中国疆域沿革的青年学者，却为在中国建立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积蓄人才，奠定了出发的基础——后来创立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几位代表性学者，如侯仁之、史念海、谭其骧诸位先生，都是在这一时期从顾颉刚先生的门下聚集到禹贡学会中来的。
由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和谭其骧先生等学者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对象的区域性上，同现代地理的研究并无二致。不过二者相较历史地理学也自有其特别之处，这个特别之处就是它所研究的时段是人类历史时期； 确切地说，是人对于自然环境有了较强利用、改变乃至再造的能力之后的地理问题。这样一来，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这里需要先稍加说明的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一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可以有两重不同的解读：一重是在中国进行研究的历史地理学，另一重是研究中国这个特定区域的历史地理学。我们现在谈的，是后一重涵义，而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区域，在人类活动因素这一方面，并不是自古以来就一成不变的；这样的人类活动的区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演化的，其中 大多数地理要素在其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往往都会涉及它的生成地点和传播扩散的路径、范围以及边缘界限等问题。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中国上古历史的核心地域，自然也成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出发的“原点”。
2.唐晓峰：乾隆皇帝与北京城的“正午经涂”（摘录）清朝乾隆皇帝在位60年，在北京地区“敕建”过不少项目，对帝都地区的景观大有贡献，它们不少都保留到 ，是我们珍视的历史文化遗产。一般以为，清代在北京的建设功夫主要用在郊区，在城区则没有什么有整体影响的东西。这是相对明朝而言。而细致考察，至少乾隆皇帝在京城中心部位所做的几件事情还是具有整体意义的，这个整体意义是从城市景观的角度来讲的。传统北京城的景观是一个整体系统，这个系统由 核心、结构关系、解读思想构成。乾隆帝所为，就是在 核心这一项上采取了精致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又都是依托结构关系和解读思想的。这几项措施是：重建寿皇殿、建景山五亭、城南疏渠、天桥立碑。
重修寿皇殿、建景山五亭、正阳桥疏渠，这几项由乾隆皇帝本人推动的事情，是北京城中轴 的大型皇家工程，在北京城的规划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乾隆帝在城市线性中心的建设上是主动的，对其意义的理解是自觉的。 所称的北京城市中轴线，乃是虚实合一的产物，子午方位是思想性的、观念性的，而建筑系列则是这种思想在实物景观中的体现。
3.周雯：汉碑的产生与地域分布研究（摘录）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知道，石碑，特别是墓碑在东汉时期的出现，并且广泛地传播，是有着深刻的技术和社会背景的。对比东汉时期画像石的分布，就可以看出，有些地区虽然盛产石料，也有刻石的技术，留下了数量众多的画像石墓，但是却没有多少石碑。
石刻 早出现的秦地、赵地，也就是东汉时期的三辅地区和冀州刺史部，虽然石刻存续，不 如缕，但是并没有如鲁中南、洛阳附近以及巴蜀地区那样，发展成为石碑分布 为核心，也 为集中的区域。秦地，也就是三辅地区，从西汉以来，就是经济发达地区，但是到东汉安帝、顺帝时期，凉州爆发羌人起义，三辅地区遭遇战争的袭击。此后，和羌人之间的冲突一直未有停止，如桓帝延熹四年，“零吾复与先零及上郡沈氐、牢姐诸种并力寇并、凉及三辅。”“永康元年，东羌、岸尾等，胁同种连寇三辅”。连年的战乱，对三辅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蔡邕作《樊陵颂》记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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