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什么时候回来儿子？”
“你去哪儿了儿子？”
三十六岁的作家儿子和话剧演员母亲共同生活在一间公寓里。十五年间，他每次出门、进门，都要回答母亲同样的问题，编织不同的谎言；十五年间，他模仿叛逃的姐姐的口气用左手给母亲写信，以朗诵会的名义不断离开家，遇到爱人尤迪特，又遇到女编辑乔尔丹，了解到父亲曾经作为秘密警察的真相；十五年间，在无数次“什么时候回来”和“你去哪儿了”之间，昼夜交替，四季更迭，政治剧变，东欧解体，窗外的世界早已变换，窗内的囚笼依然存在。
在浓烈、大胆、极具冲击力和震撼力的描述中，巴尔提斯以母与子近乎疯癫的人生，呈现一个时代的荒谬与疯狂，以及它们压抑人的力量。人人都是人性的囚徒，都试图在极致的爱恋与极端的情欲中寻找内心的宁静，犹如月球上的那片宁静海。
【译者介绍】
余泽民
翻译家、作家，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特聘教授。现居匈牙利布达佩斯。
译有匈牙利重要作家马洛伊·山多尔《烛烬》《一个市民的自白》，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撒旦探戈》，凯尔泰斯·伊姆莱《船夫日记》《另一个人》，艾斯特哈兹·彼得《赫拉巴尔之书》《一个女人》，纳道什·彼得《平行故事》等二十余部作品，被誉为“当代匈牙利文学的中国声音”。
著有《纸鱼缸》《狭窄的天光》《匈牙利舞曲》《碎欧洲》等。
曾获匈牙利政府颁发的“匈牙利文化贡献奖”，以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翻译类）、“开卷好书奖”（翻译类）、“中山文学奖”等。
【目录】
序言
宁静海
译后记
【序言】
序言
亲爱的读者！
正好是在二十年前，也就是2001年我写了这本书。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讲一个人寻找自己内心的宁静。不过，在这本书里并没有太多宁静的迹象。在我写它的过程中，我的身体里没有。说老实话，即使在我写完了之后，还是没能得到太多的宁静。
在我写完这本书的十年后，我应上海作家协会邀请，成为少数能够有幸在中国度过比通常旅游行程长得多时间的——或者说，能在有生之年造访中国的——匈牙利作家之一。
我无从知晓别人的感受，不知道其他人如果有生以来第一次去中国，他会经历什么。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我在那里体验到的陌生，是我在国外任何地方都从来未曾经历过的。我没有任何的东西可抓。但是对于这个事实，我只是在回到了匈牙利之后才意识到，才真正地面对它。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向我刨根问底，问我在中国时是什么样的感受，但我不知道该如何讲述。好像我并不是从另一个国家回来的，而是完成了一次登月旅行。这就像有人问阿姆斯特朗，问他在月球上是什么样的感受，他恐怕一个词都说不出来，因为缺少可以用来比较之物。中东是可以讲述的，美国也是可以讲述的，但是中国不行。
然而比这一点更加重要的是：从那个无尽的远方，我突然以过去从未有过的方式看到了自己的文化，这是此前从来没发生过的。正是由于这种经历，使我在几年之后将自己的一部分生活迁到了远东，我在两个世界间奔波着度过自己的生命。
就在那年的一个秋日，我搭乘一辆嘎吱作响的长途汽车离开了与上海的摩天大楼竞相攀升的喧嚣，去到一个叫寿圣寺的佛教寺院。那时候，我已在中国居住了一个多月。的确，我真的觉得我在这一个月里像度过了十年。
我被安排在一间面向竹林的客房里，当屋内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突然开始抽泣失声。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在这个陌生之地，四十二个春秋的酸甜苦辣倾囊而出，不过整个体系还能够运转，就像用锄头刨开了一座蚁丘。
在寺庙的庭院里，有一棵一千两百年的古银杏树。它比匈牙利国家还要古老。我在树下坐了整整一夜，试图把我那些四散奔逃的蚂蚁一只只地捉回到一处，想要重建体系。我找到了自己习惯了的、安全有效的焦虑不安。我想说的是，我生平第一次这样远离自己的一切，在大约一万公里之外。远离我的语言和我的信仰，远离我的孩子和我的情人，远离我的写字台。准确地说：我到过远离这一切数千公里外的地方，但是没到过这么远的。
拂晓，当僧人们去用早餐时，我才躺到床上。我不是僧侣，没必要拂晓去吃早餐。我从长椅旁的地上拾起一片树叶，将它夹在《美丽心灵——古代中国美学》的书页里，我背着那本书在中国已经跑了两个月，但只翻过两次。我捡这片落叶没有任何特别的意图，就跟我在旅途中捡的任何一块石子、一把沙土或一只干果没什么两样：将一个瞬间变成永恒，戏弄一下无常的多变。
我回到客房里才震惊地发现，事实上我是多么的愚蠢。那棵银杏树确实有一千两百岁，但这片落叶并没有那么古老。它跟寺庙院子里的任何一片树叶一样，也是在今年春天发的芽。但如果我真的认为它没有一千两百岁，我还是很愚蠢。想来它从中汲取养分的树干要比匈牙利还古老，甚至超过了寿圣寺。但是如果我认为这两个事实相互排斥，那我则是最愚蠢的人。
我想说的是，我回到客房里才震惊地发现，我既没有把我四散奔逃的蚂蚁捉回到一处，也没有忘记它们，我只不过意识到：这座蚁丘坍塌了。此刻，在远离我的写字台一万公里的地方，我与宁静同一的程度，就跟十年前我与《宁静海》同一的程度别无二致。
你现在正在读的这本书，就像是寿圣寺一千两百年古银杏树的一片树叶。这跟世界上任何一本翻译作品一样。它让你感到的陌生与不解，就跟一个两千万人口的都市或一座佛教寺院让我感到的如出一辙。你永远不会知道，我用匈牙利语写了什么。我永远不会知道，你现在用中文在读什么。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彼此相知。
祝阅读愉快！
巴尔提斯·阿蒂拉
【文摘】
葬礼是在星期六上午十一点举行的，尽管我很想再拖几天，希望艾丝特能来，无奈办公室的女接待员告诉我，由于现在有新的规定，他们不能继续为尸体冷藏提供半价优惠，她问我为什么不火化，那样不仅便宜一些，而且也很实际，我们可以选一个对全家人都合适的日子举办葬礼。我只应了一句，我不能把我母亲烧掉。既然如此，那就定在星期六吧。我预付了三天的尸体保管费，她为我开好发票，并且登记到运尸簿上，704号—装棺—星期六—凯莱佩什，随后递给我几张公文纸，用圆珠笔指点着，告诉我该在哪里签字。
要知道，当办公室里的女接待员向我建议火化时，我全身骤然抖了一下，因为我想起母亲歇斯底里的体操表演。“你看，他们都这么坐起来。”她边说边撑着床旁边的扶手椅向我模仿死人怎么在焚尸炉里坐起来，因为几个月前她在一个科普节目里看到过这一场景，从那以后几乎每天清晨她都心有余悸。事实上我早就跟她说过：“您就放心吧，妈，您不会被火化的。小心！杯子里的茶要洒出来了。”但是没过几天，又旧戏重演，她说火化是对上帝的不敬，我知道她担心被火化了的人不能复活，按理说，她该喜欢火化，因为她这辈子从来没有信过上帝。她去世前还要我发誓，决不会把她送进焚尸炉，她不能容忍自己死后被烧掉。我回答说，我不想发任何的誓，好在她还能够走动，可以去公证处做一份公证，写明她死后不可以火化。这一招很灵，她不再为这个折腾了，因为她恐惧出门已经十五年了。
就这样，有片刻的幻觉让我好像从高空看到了她，只是她现在不是抓着扶手椅，随后我想起艾丝特，她要是能回来该有多好，因为我很想让她看到我母亲那副萎缩的躯体、在最后一夜咬秃了的指甲和戴在痉挛手指上的七枚纪念戒指，从“朱丽叶戏剧表演奖纪念戒”、“诗歌之友纪念戒”到“莫斯科艺术节纪念戒”，戒指上的镀金早已磨掉，由于铜制或铝制的质地不同，把她的手指根染成绿色或黑色。我很想让艾丝特看到我母亲那因喷了太多摩丝而变得黏腻的焦黄枯发，由于染发膏涂得一年比一年更不均匀，隐约露出头皮的烟灰色，尸体的僵硬使她的胸脯重又变得紧绷起来，想当初她刚刚喂奶一个半月，就开始在自己的乳房上抹盐，生怕乳头会被叼长。我最想让艾丝特看的是死人的眼神，居然跟活着的时候没什么两样，那永不瞑目的碧蓝色目光，将从星期六开始照亮已经空等了十五年的墓穴深处。
没有发布讣告的必要，想来她已经十五年没有熟人了，更何况除了艾丝特之外，我不想让任何人来凯莱佩什公墓。事实上我憎恨讣告，在我母亲的抽屉里至少攒了有三十张。由于在某些单位的联系人名单上，人们忘了删掉她的名字，就在前年，邮递员还送来过一份，那张讣告让她读了整整一天。“可怜的温克勒，他扮演阿巴贡非常出色，唉，生活真是冷酷无情，连这样杰出的演员也难逃一死，太可怕了。简直太可怕了。你永远别忘了，儿子，今天死的是温克勒，明天就要轮到我了。这个没有宽恕可言。”
有时，她把所有的讣告从不同的抽屉里掏出来，像玩扑克牌似的并排摆在桌面上。由于用手捏的次数太多，纸已变得油渍麻花，就像吉卜赛女巫用来算命的纸牌，只是那些纸上写的信息更为详细，可以读出死亡时间，还有猝死或长期受到病魔折磨的具体死因。她一摆弄那些黑乎乎的纸片就是几个小时，根据死亡时间，根据死亡年龄，或根据所属的派别将它们分组摆好，一边摆弄，一边喝茶。
“新教徒的寿命比我们平均短六年半。这肯定不是偶然的，儿子，这种事不可能是偶然的。”她说。
“您说得对，妈，可是现在我得工作了。”我说。她回到自己房间，又开始计算谁活得最长。
上星期天我去外地参加作品朗读会。我之所以接受这类邀请，并不全是为了挣钱，主要想出去透透气。我出去采购，做好饭菜，然后锁上房门，钥匙在锁眼里转第二圈时，我听到她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尽量早点回来，妈，最迟明天晚上，汤我放在冰箱里了，喝之前别忘了热一下，夜里想着把电视关上。”我反复叮嘱。门上装的是双保险的门锁，她还要挂上两条防盗门链，从某种角度说，她并非无缘无故地在房间里备有灭火栓、消毒剂和保险柜，也并非心血来潮地一连几周都要我替她拆开信件，因为她在电视里看到过有一位总理或市长拆信后的下场。
“血肉横飞，儿子，我在电视里看到，写字台的四周血肉横飞。”话音未落，她着急忙慌地进了厕所，好像她之所以让我替她拆信，是因为她急着想去小便。后来，有一天深夜，她窸窸窣窣地摸到我房间，站在门口，我在家的时候她从来不进我的房间，她问我是不是想熏死她。我说：“我马上打开窗户，换换空气，妈。”她始终纹丝不动地站在门口。
“您怎么了，妈？”我问。
“你心里很清楚。不许你偷看我的信。这是我的生活，我自己的生活，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你听懂了没有？”
“好吧，以后我不再拆信了，但您现在必须得去睡觉了，已经凌晨三点了。”另外，在最后几个月里，我已经不再给她写信。
我步行去的火车站，路上用了不到半个小时，而且不用紧赶慢赶，我很需要这样的散步。我不管去哪儿，哪怕是去商店买东西，也要先在博物馆花园里或在拥挤的楼群中间散一会儿步，直到我对不是以“妈”字结尾的语句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么讲也不是非常准确。我不仅要对另外一种语句，而且要对另外一种动作、另外一种呼吸做好思想准备。在刚开始的几分钟里，我总感觉像是在穿越无人区，要知道，在十五年中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和“你去哪儿了”之间，四季交替，多瑙河泛滥，一个令人蒙羞的帝国分崩离析。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你什么时候回来”和“你去哪儿了”之间：经纪人建立起各种宗教，善于做收支平衡表的会计们改写《约翰福音》，用女歌手的名字命名飓风，用政治家的名字命名地震，十五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还有同样多的老妇人划着小船逃离世界上最后一座麻风病岛。仅仅在一次“你什么时候回来”和“你去哪儿了”之间，就诞生了三项社会福利法案，发射了三百颗人造地球卫星，在亚洲有三种语言被宣布为死亡语言，在智利有三千名政治犯在人为的矿难中销声匿迹。在“你什么时候回来”和“你去哪儿了”之间，离我家最近的那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倒闭关门，假冒的收费员在街区内神出鬼没，老邮递员喝走私的伏特加酒喝瞎了眼睛，管道里的所有污垢灌满了烧开水的锅炉。不过，同样在这两句问话之间，楼长把胎儿从亲生女儿的肚子里踢了出来，因为十四岁的艾米凯真的很爱那位教体育的叔叔，死活不肯去打胎，当母亲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时，女孩的父亲刚朝女儿踢第一脚，等我从艾丝特那里回家并骗母亲说“去听了一场音乐会”时，艾米凯已经做完了第一次手术。
我已经盘算好了，既然答应参加这次朗读会，那就应该耐心、认真地坚持到底，毕竟我是自愿去的。如果有人提问，我就耐心回答，人家之所以请我去一个小村子里的图书馆，就是要我回答这类问题：您为什么写作？您在写什么新书呢？您对自己取得的成绩满不满意？您是否抱有更多的希望？我甚至在一张小纸条上事先写好了几个问题的答案，省得在现场抓耳挠腮，因为我的反应相当迟钝，一般来说我的即兴回答总是很笨拙。有一次，我应邀参加一家电视台的直播访谈，简直羞窘得无地自容。女主持人总共请到了三位作家，轮到我时，我本来应该讲自己为什么写作，可是我的脑海中只有一种场景：我母亲在家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喝着薄荷茶，等我一进家门，她就会问：“你去哪儿了儿子？”就是在那次节目里，我说“写作就是怯懦者的自杀”，话刚出口我就立即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这么说，女主持人立刻打断了我，说她随口就能列出一串已被写进百科全书的作家名字，对他们来说，上吊或卧轨才是自杀。从那之后，她只跟另外两位作家继续交谈，因为他们的回答谨慎从容，机智得体。我在聚光灯下一声不吭地坐了半个小时，仿佛是坐在审判席上，仅仅因为说错了一句话。我一进家门，母亲就问我：“你去哪儿了儿子？你把我一个人扔下半天了，电视也坏了。”我很清楚，我们家的电视没任何毛病，是她看完节目后故意将天线转了个方向，好像她什么都没能看到。
我后来已经养成了习惯，凡是遇到这种场合，总会先想好回答的措辞，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要求记者们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向我提问，然后花上一两个晚上咬文嚼字，直到对那几个为什么的回答准备得周密得体，以求满足文学报刊或女性杂志读者的好奇心。这些回答看上去并不显得殚精竭虑，实际上它们与事实相去甚远，甚至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或者连我自己都想弄明白，不过，这样的回答至少显得很合理、很聪明，使我不必为此感到羞惭。好啦，不说这个了，总之我已经盘算好了，等一会儿我要尽量满足读者们的期望，事实上他们的期望也合情合理。假如朗读会后备有白菜肉卷和水果白酒，那么我也要喝几盅，那样我就可以不必逢场作戏，就跟半年前一样，当时我为了逃避跟小镇镇长及其同僚们共进晚餐，跑到火车站旁边的一家小酒馆喝酒，那出戏我演得非常成功，从那之后我就上了瘾。
【译后记】
宁静海与寿圣寺
余泽民
1
宁静海，本是月球上的一片月海，早在1651年就被两位意大利天文学家正式命名。许多世纪以来，人类以为它是一片蔚蓝的瀚海，直到1962年2月“徘徊者8号”飞船在宁静海硬着陆之前的二十分钟发回了数千张照片，人类才知道那只是一片火山留下的低地，阿姆斯特朗在那里成功登陆，则又过了七年。在那之前，宁静海承载了人类无尽的想象，对中国人来说，那或许就是广寒宫。匈牙利小说家巴尔提斯·阿蒂拉（Bartis Attila）借用
这个天文地理学名词作为小说的书名，自然独有寓意，它表达了一个人在寻找灵魂宁静过程中的憧憬、痛苦、挣扎和失落。
这是一部母子小说。母亲维尔·莱贝卡和儿子住在布达佩斯老城内一套80平方米的公寓里。身为没落贵族后裔的母亲曾是一位著名的话剧演员，性感漂亮、情欲不羁、争强好胜、虚荣自恋，她认为“一个人只要需要，就能够原谅自己的一切”。在20世纪的70年代中期，拉小提琴的女儿借出国演出之机叛逃，她受到牵连而离开了舞台，十五年里足不出户，将自己关在当作家族遗产塞满房间的舞台道具之间，屋里备有防火栓，门上装了多条防盗链，平时除了搜集老同事的讣告、担心自己死后会被火化之外，将全部精力都用来监视自己儿子，并且软硬兼施地控制他，反对他写作，甚至阻挠他恋爱。
儿子安多尔是位青年作家，十五年前，他的双胞胎姐姐尤迪特叛逃后，他开始与足不出户的母亲相依为命。每天出门时，他都要将母亲反锁在家里，但事实上，他自己才是家中的囚徒。他既要为母亲买面包、唇膏等所有物品，又要忍受母亲的歇斯底里、苦杏仁的体味和变态的监视，同时还要以姐姐的名义给母亲写信，并将母亲的回信锁在抽屉里。
20世纪80年代末，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变化，冷战结束，铁幕拉开，但对儿子来说，这些变化与他无关，屋外的专制解体了，但屋内的专制变本加厉，家里的气氛令人窒息，安多尔只能借助于写作进行内心的逃亡，然而他心里很清楚，无论怎么逃，都逃不出母子俩共同编织的憎恨与激情的网。
这是一部爱情小说。当安多尔绝望地意识到他幻想的自由与自己无缘时，在自由大桥上遇到了想要跳河的艾丝特。女孩是来自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难民，为得到一本匈牙利护照遭到移民官的强暴。与安多尔的相遇，让她抓住了随后一根稻草，然而炽烈的爱情危机四伏，儿子是被母亲操控的线偶。对这对情人来说，生活中的宁静虚无缥缈，就像月球上的宁静海。
这是一部犯罪小说。母亲莱贝卡的表现欲、占有欲、控制欲极强，可以说是俄狄浦斯传说的现代版，只是安多尔的悲剧感要比俄狄浦斯更强，因为还有说不出口的罪恶感随着时间不断发酵，爱情也无法帮他挣脱母亲的绑缚。小说中还有一个重要角色是乔尔丹·伊娃，她的出现更是把安多尔推进疯狂的旋涡。这个“傲慢自负的文化婊子”不仅对安多尔“潜规则”，她还是安多尔父亲昔日的情人，曾安排他父亲去当秘密警察……从伊娃那里，安多尔知道了父亲的过去，甚至推测：父亲还活着。
这是一部家族历史小说。作者将几代人的个体命运置于20世纪东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剖解（从《特里亚农条约》后割让的艾尔代伊地区到铁幕下的白色恐怖，再到剧变后的苏联撤军），既让我们看到了大历史的残忍，也看到了个体卑贱得如蚁如蛆。小说中有两个没有正式出场的人，身份都是叛逃者：安多尔的父亲叛逃，为了逃离政治独裁；安多尔的姐姐叛逃，则是为逃离母亲的独裁。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悲剧小说，尽管书里也塑造了一个温暖的角色—拉扎尔神父，但他的存在，更多只是象征意义。对安多尔来说，拉扎尔神父的关心、开导和看望都无效果。想来神即使是万能的，也拯救不了不信神的人，更何况神不可能万能，不然虔诚的神父也不会因为他的善良而遭受教会贬谪。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在自己周围建起一个孤独的、空旷的、无助的、即使上帝也难以眷顾的封闭世界，一个迷宫，一个在寻找自我的同时又毁灭自我的迷宫，读者也会被不知不觉地带入，读得心惊肉跳。德国评论家安德里阿斯·布列登斯坦因在《文学界经常在我们没有期待的时候发生什么》一文中这样写道：“《宁静海》是一部可读性极强、构思十分严谨的小说，通过回忆、几条主要线索的交错和精心安排的镜像，刻画出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内心世界，有着让人不能释手的诱惑与震撼力。它是悲剧，还是喜剧？巴尔提斯·阿蒂拉清楚地知道该如何让这个问题不断地飘摆，将冷嘲与忧郁、现实批评与形而上学、情色与俗世生存沉重地交织在一起。自米兰·昆德拉的早期小说之后，我再没有读到类似这样的作品。”
2
“什么时候回来儿子？”
“你去哪儿了儿子？”
十五年里，儿子每次出门、进门，都要回答母亲同样的问题，努力编织不同的谎言；十五年里，在无数次“什么时候回来”和“你去哪儿了”之间，昼夜交替，四季更迭，政治剧变，东欧解体，乌托邦的桃源里建立起拜金的宗教，十五次颁发诺贝尔奖，三百颗人造卫星发射上天，三种亚洲语言被宣布为死亡语言，三千名智利的政治犯在矿难中销声匿迹；十五年里，这个衰败家族的最后两名成员之间，只有日趋变态的情感纠葛勉强地维系着。
小说中人物不少，而且关系复杂，明缠暗绕，但在我看来归根结底只有母子两人，实际上的关系只有母子关系。其他的人物，都是为刻画主人公分裂的自我而设计的。艾丝特实际是尤迪特在不同时空中的化身，也像一面镜子，照出的是主人公寻找的那一部分“本我”。两个女孩与安多尔的对话总是前后对应，只是一个逃走了，一个鼓励他逃走。
乔尔丹·伊娃则是母亲的一个替身，是另一面镜子，照出了隐伏在安多尔体内的色欲、兽性、压抑后的残忍，是想自我毁灭的那一部分“本我”。事实上，安多尔对伊娃充满了厌恶，但还是鬼使神差地与她发生了关系，在潜意识中，实际是母子关系的象征性实现。两个女人不仅年龄相仿，性格相似，甚至身上散发着同样酸腐的杏仁味，甚至当母亲问“你去哪儿了”时，儿子用鄙视、讥讽、憎恶的态度直言：“其实我跟您在一起来着，妈。”
自我寻找与自我毁灭——这种分裂还象征性地体现在安多尔于小酒馆里写信的细节里：他用左手模仿姐姐的笔迹给母亲写信，右手则将烟蒂在烟灰缸里摁灭。左手与右手，左手是行动者，后者是观察者。
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借助于写字楼上窗玻璃的意想，再次阐述了主人公内心的分裂：坐在窗内的人能一清二楚地看到街上，看到走在人行道上的W先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自欺欺人；而站在窗外的W先生突然惊愕地发现，许多年来窗内一直有人在观察自己，看自己如何自欺欺人。“坐在玻璃窗后的人，感到某种怪异的尴尬，但他深深地理解，恐惧正在另一个人的眼中变成憎恨。这种理解可能离原谅不远。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他们彼此对视，确实无以应答。从里面看可能颇为复杂，但从外面看则更加复杂。”实际上，作为作者的安多尔写的是他自己，以及他内心的体会：坐在窗内的观察者、站在窗外的W先生和新修写字楼的窗玻璃，全都是他一个人。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自己站在玻璃窗两侧，乍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多么复杂，但是一旦彼此对视，情况便发生巨大的变化。写作大概就是这类事情。忏悔与解脱，只能通过告解室的木格窗。”换句话说，写作不是忏悔，不能让人解脱，安多尔之所以选择写作，是为了让自己面对自己。
有一次，安多尔去外地参加读书会，他去的时候不想购买双程票，回来的时候希望列车员能在自己的车票上查出什么问题，被中途赶下火车，被弃置荒野……回到布达佩斯后，他第一次没有直接回家，先在火车站的地下通道里游荡了一夜，而后在情人的空巢里待了几日，自己跟自己下棋，读了许多次想读都未能读完的《魔山》。与其说读《魔山》，不如说是跟着汉斯·卡斯托普上了魔山，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自由，“此时此刻，就事论事，自由不能理解为飞行员进入侦察区时的狂喜、选举权或我们可以根据道德准则做出的判决或决断，而这种决断极其难得地与我们最隐秘的欲望和情感直接相关。自由并不是浸着黑色墨汁的稿纸，不是四根紧绷的琴弦或一万根风琴管，不是隐居的洞穴，也不是当上帝道具库里的马蹄表停走或什么东西撬开胸廓的瞬间。这么说吧，现在我们最好把自由想象成一种这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任何东西将我们与外部世界相连”。
几天后他回到家中，当他发现一切真的结束了时，他慌了。尽管他在潜意识里幻想过母亲的死，甚至当着母亲的面咒过她死，但母亲真的死了，并没能给他带来想象中的自由。十五年里，他已经习惯了囚禁，习惯了绑缚，习惯了欺骗，习惯了母亲的存在，习惯了那种爱恨交织的相依为命，倒像是虐待者与受虐者间的共存关系。于是他开始自责，想去自首，认定母亲是被自己给饿死的。
“坐在湖畔老宅的庭院内，坐在喀尔巴阡盆地中某个被上帝遗忘了的角落，那么我能写的只有这个，只有一样东西充满奇迹：我头顶的星空。然而，这个对我来说又远远不够。”
小说的结尾读似宁静，但恐惧滋生。幸存者的头顶是充满奇迹的星空，但是这种宁静是否真是曾渴望的那种？似乎不是。这种美是一种无用的美，这种宁静是宁静海的宁静，环形山的宁静，外星球的宁静，没有生命的宁静，死亡的宁静。
3
我初读《宁静海》是在2004年的秋天，当时我刚译完凯尔泰斯·伊姆莱的四部作品。在作家书店的书架上，吸引我拿起它的并不是书名，而是封面上那只睫毛清晰可数、眼白血丝可见的女人的眼睛，目光犀利，冷艳袭人。许多年后作者告诉我，那是德国写实主义画家克里斯汀·夏德的一件作品的局部，封面是他自己设计的。
粗粗翻阅了一下，后勒口上的作者像又吸引住我：黑白照片，背景阴暗，一束光打在男人的左脸上，另一侧隐在灰影里。男人胡茬粗硬，脸上有颗明显的黑痣，脖子上挂着一根皮项链，嘴角斜叼着一支燃着的烟卷。头稍稍右偏，眉头微皱，戴着眼镜，用一副怀疑、警惕、厌世并带着挑衅的眼神看着读者。从那张俊酷、狡黠、令人敬畏不安的脸上，散发出某种毁灭的气息和潜伏的残忍。
实际上在那之前我就读过巴尔提斯·阿蒂拉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散步》，写的是一个女孩坎坷的成长。后来，我觉得那个女主人公就是《宁静海》里的艾丝特，或者说艾丝特是那女孩在作品中的成长。《散步》的开篇场景我印象很深，小女孩将三只猫咪塞进布袋，然后勒紧袋口从阳台朝路边的磨石狠摔过去，之后，她瞪着眼睛看着血从布袋里涓涓流出，直到自己晕倒……当时我很震惊，作者写《散步》时只有二十七岁，那股成熟的冷酷从何
而来？
我读《宁静海》时几乎窒息，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股骇人的力量，作者用真得不能再真、细得不能再细、狠得不能再狠的笔触记录下一切，如同摄像机镜头，不仅记录下人物和事件，还连同许多看上去可有可无的细节一起记录下人物内心最暗处的纠葛。他用文字的力量建造起一个世界，在那里，每一个细小的情节后来都会引发令人惊愕的结局，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会在揭示主人公的命运中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镜头缓慢推移，每移动一寸，
向人们展示的内容都出人意料，并且并不由于出人意料而不可信，再极端的东西都在人性可能的情理中。读者紧张地跟随镜头，无暇追问作者为什么现在要讲这个，之后又讲那个。
巴尔提斯不仅清楚该用手中的摄像机拍下什么，而且还知道怎么拍，拍到什么地步，镜头该拉多近，停留多少时间。他用丰富的层面呈现出动荡中的东欧社会悲凉、边缘、孤独、无助的生活景象，勾勒出特定的历史背景。世界是你的眼睛看到的样子，生活是你的心境感受到的状态，比如罗马尼亚黑工、扳道工夫妇、残疾人、改种平菇的铁路司机、受辱自杀的同性恋演员、撤离中的苏联驻军、意淫内衣模特的酒鬼们、噩梦中登门的秘密警察、接受文艺洗脑的监狱犯人，以及那个能把所有道具吞进肚肠的垃圾车……貌似闲笔，却没一句闲笔，准确地刻画出专制社会中人们的恐惧，剧变过程中人们的惊惶。尤其是，作者独白中的一个个“我想”，直到把读者的情绪推到作者想要表达的强度为止。少了，会觉力度不足；太多，则会泄掉张力，尽管加大了阅读难度，但从不枯燥无味，不是只图自己的表达快感。巴尔提斯很会讲故事，很多残忍的段落并不是为了残酷而残酷。对性爱的描写也张弛有度，既不遮遮掩掩，也不渲染过度，即使粗暴，也不纯为刺激，而是主人公的复杂心性所致。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956年至1992年间，叙述的顺序正好相反，从1992年儿子为母亲办理后事，回溯到1956年母亲怀上儿子，期间经历了冷战下的独裁和东欧剧变，所有人物的悲剧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悲剧，全都是历史的牺牲品：母亲足不出户，是因受到女儿叛逃的牵连；艾丝特被送进养育院，是因身为大法官的父亲得罪了独裁者而遭暗杀；她之所以遭到移民官强暴，是因想逃离高压下的家乡；伊娃的父亲是秘密警察高官，但受到部下叛逃的株连而饮弹自杀；维尔家族的财产被公有化，艾丝特的祖父随割让的领土变成异邦人，因国仇家恨跟娶了罗马尼亚妻子的儿子断绝关系……所有历史的冲突都集结在主人公的命运里。就像艾斯特哈兹·彼得在《赫拉巴尔之书》里所写到的：“所有的一切，都要他来记忆，还有所有的人，他母亲的记忆，成为他的，不管他愿不愿意，他父亲的记忆，成为他的，他邻居的记忆，成为他的，义务警察的记忆，也成了他的，所有的一切……”
出生在罗马尼亚匈牙利族区的巴尔提斯·阿蒂拉，从小就体会到政治强权与种族强权的双重淫威，十五岁那年，他就跟着父亲成了背井离乡的流亡者。因此，他曾以最近的距离体验到了独裁机器的无情运转，对东欧人经历的历史悲剧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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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来介绍一下作者。巴尔提斯·阿蒂拉是匈牙利当代的著名小说家、摄影家，1968年1月22日出生在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省的特尔古穆列什市，父母都是匈牙利族。历史上他的家乡曾属匈牙利王国领土，叫艾尔代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匈牙利充当了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同盟国的替罪羊。1920年在巴黎凡尔赛宫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使匈牙利丧失了72%的领土和64%的人口，巴尔提斯的祖辈就这样随着被割让的土地一起变成了罗马尼亚人，这跟小说里艾丝特的爷爷一样，只是艾丝特的爷爷所遭受的屈辱更多了一层，因为他还是犹太人。
1940年8月，在希特勒的帮助下，匈牙利通过《维也纳仲裁裁决》讨回了北部的艾尔代伊地区，但复国心切的匈牙利人也因此被绑上了法西斯的战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匈牙利再次被迫割地，1947年的《巴黎和约》废除了《维也纳仲裁裁决》，将北部的艾尔代伊重新划归罗马尼亚，巴尔提斯的父亲亲身经历了第二次的屈辱。因此，巴尔提斯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背负了一个民族的屈辱记忆。
巴尔提斯的母亲是位小提琴手，父亲巴尔提斯·费伦茨（Bartis Ferenc，1936—2006）是位知名作家、诗人和记者。在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巴尔提斯的父亲先后五次被捕，饱受铁窗之苦。他第一次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时，只有十三岁。1956年10月，匈牙利爆发了人民自由革命，巴尔提斯的父亲在艾尔代伊被捕，年仅二十岁就被冠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在监狱里度过宝贵的十年。出狱后，他不仅遭到举家流放，还时刻面临被捕的威胁。1983年夏天，巴尔提斯的母亲病故。1984年11月15日，父子俩一起被罗马尼亚当局驱逐出境，同时罗马尼亚国籍被注销，他们移居到布达佩斯。巴尔提斯失去了母亲，离开了故乡。
巴尔提斯回忆道：“直到1990年1月2日，我才第一次被允许回乡探亲。而直到1991年12月，我父亲都不许入境，被禁止参加我爷爷的葬礼。罗马尼亚边防军耍了一个这样的花招，他们将我父亲的护照拿进哨卡检查，过了一会儿，他们从屋里出来，说我父亲持的是无效护照。怎么会无效？因为护照里缺了四页。实际上是被他们撕掉的。说来很巧，当我听说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的消息时，我正好在德国，就在同一天我得到我孩子出生的喜讯。我当即赶回布达佩斯，然后去了艾尔代伊。”
受到父亲的牵连，巴尔提斯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动荡不安，不断地转学，总是不能完成学业。流亡之前，他在家乡读过美术学校，迁到布达佩斯后，曾到科尔切伊中学参加了两项入学考试，但最后还是留在家中接受私教，最后勉勉强强地从夜校毕业。之后，巴尔提斯读了两年记者学校的摄影专业，但从来没当过摄影记者。他还读过一段天主教神学，但是最终也没有学完，而是听到了文学的呼唤。
巴尔提斯的家族里有文学基因，除了父亲，他的外祖父和舅舅也是作家。巴尔提斯的写作生涯可以追溯到十八岁，很快涂满墨汁的本子就填满了他爷爷给他的一个箱子。他曾说道：“我写东西没有规律，有时一年只写五六页，有时一个月写满了三本本子。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曾在年轻时代开始过写作。大多是在初恋或有感情危机期间，大多写诗，回头看来并非出于偶然。但是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称之为文学，则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我花了六年时间写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散步》。那也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
1995年《散步》出版，二十七岁的作家立刻引起了评论界关注，作家凯梅尼·伊什特万评论道：“《散步》的地点之一是浴场，但并不在浴场的黄金时代，而是很久很久之后，在1968年到1992年期间。在巴尔提斯·阿蒂拉那一代人的孩提时代，那些看到过白银时代的人相继死去。后来塑料时代的作家，现在应该将他们埋葬。《散步》可能就是做出这一举动的第一部小说。除了女主人公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老人。在浴场里慵懒、隐居的老小孩，或用旧工具维修旧物的智慧者。《散步》讲述的也是他悲伤而神奇的故事。只是衰退的近观，是腐朽。衣服破烂，木舟腐朽，革命者来了，进行杀戮。作家们则不得不记录下肮脏的东西。巴尔提斯·阿蒂拉小说的秘诀就是美。”
三年之后，巴尔提斯出版小说集《蓝雾》。2001年出版《宁静海》，这本书使他一跃成为欧洲文坛受人瞩目的青年作家。之后，他还出版过一本散文集《拉扎尔的经外书》（2005年），一本对话录《谈我们能谈的》（2010年），一本小说集《小说十二篇》（2010年），一部摄影集《如此寂静》（2010年）。2015年，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结束》出版，描写一位摄影师经历的生活坎坷。
事实上，巴尔提斯本人就是一位摄影师，六年前，他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摄影的热情超过了写作。这几年他出了两本摄影集，最受好评的是《流年的踪迹》（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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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翻译了《宁静海》，我跟作者成了朋友，除了邮件来往之外，每年都会约到他家见一两面。巴尔提斯·阿蒂拉住在布达佩斯八区的铁巷里，每次去找他，感觉都在逆行穿过一条时间的隧道。那是夹在大环路和小环路之间的一条窄巷，街上的房子大多都是帝国时期建造的，由于年久失修，临街的外墙大多墙皮剥脱，斑斑驳驳，可以看到裸露出的灰砖、电线、管道和松动的砂浆。铁巷里的每栋楼的每个门洞、每个窗口都在无声絮叨着陈年旧事，有辉煌，有破败，有家史，有秘闻，有战争，有和平，还有和平时期的刀光剑影。巴尔提斯的楼也是这样破败而充满故事，楼门外的门铃上，写的还是他父亲的名字。
推开沉重的黑漆大门，进到一条昏暗的过道。环行的悬廊朝向敞亮的庭院，不过巴尔提斯的家门没有开向悬廊，而是开向楼梯拐弯处的平台上，相对清静独立，进出不会被楼里人看到。屋门打开后，两米多高的作家站在门口，瘦削、刚硬，浓密的头发梳向脑后，两腮留着青皮胡，比书上作者像的愤青样子更睿智、更成熟、更男人一些。
房间里的光线很暗，临街的大窗不仅灰蒙蒙的，而且还在窗玻璃的四周贴满不透明的米黄色胶带，感觉已有许多年不曾打开。两面墙上是直通天花板的书架，架子上、桌子上、地板上都堆满了书，其他的墙上挂满油画，从晦暗的色彩和沉实的风格来看，怎么也是一个世纪前的作品。客厅的一角是方桌方椅，靠窗的一角横着一张笨重、漆黑的旧写字台，另一角的矮柜上摆满了烟斗，多得感觉像在办展览。书架前有一架古老的风琴，琴盖上立着一幅主人年少时的标准肖像照，褪色、变黄、阳光、无性，无论他中年后的模样怎么俊酷，都让人对成长萌生怜意。肖像旁摆了一个骨雕的阳具。风琴脚下有一摞黑色礼帽，想来是家里几代男人戴过的。这套公寓与其说是住宅，不如说是博物馆，吸引我的是挂在墙上的一把小提琴，犹如一个象征性的符号，让我联想起《宁静海》中尤迪特作为遗产继承的那把名琴，以及书中描绘的那个死气沉沉的家。
记得我第一次拜访时，未等我开口，巴尔提斯就开始向我解释：“有个记者来这里采访，我花了半个小时跟他解释，《宁静海》是在这里写的，但这里并不是维尔·莱贝卡的家。我妈妈更不是维尔·莱贝卡，她在我十三岁时就过世了，没有当过话剧演员，更没有那种专制的倾向。”不过，巴尔提斯提到一个似曾相识的细节，他母亲还生过一个女儿，但后来不幸早夭，从那之后，母亲再也不拉小提琴了。
“那你怎么想起写这本书的？”我乘机提出这个对他来说估计已经厌烦了的提问，“我指的是，这种母子关系，有没有自传色彩？有多少纪实或虚构的成分？”
“我首先设想出这样一种关系，之后顺水推舟地写下去，这本书可以说是自己形成的。”巴尔提斯说，“永远不能把纪实文学跟虚构小说混为一谈。然而，如何将真实的元素渗透到虚构中去，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敢肯定，不存在那种与作家体验无关的虚构作品，而渗透进去多少或以什么方式渗透到文字中去，那并不重要，因为不管怎么样，它都会建立一个有着独立的自身法则的世界。在一句话或一段话里，完全可以用十分特别的东西建造另一种世界，但这并不等于可以跟现实相混淆。至于所提到的母子关系，我也是坐到写字台前才知道的。我在写字台前经历了那一切。”
我朝斜放在窗前的那张宽大笨重的黑色写字台望去，仿佛看到了一个舞台。但是不管他怎么解释，我还是觉得他的脸跟书里儿子的面孔重合。随后他也解释道：“当然，小说里有许多来自现实生活的客观元素。更何况小说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因而与自己的关系更为密切，可以视为一本设了密码的个人传记。写这本书时，我处在一个特殊时期，第一稿只用了三个月时间，我几乎一步没有跨出这个房间，十四个月里，每天至少都写七八个小
时……”
至于那是什么样的特别时期，我在他与诗人凯梅尼·伊什特万的对话录《谈我们能谈的》中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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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五岁时，准确地说十四岁时，就成了成年人。这并不是说在那之后我没有改变，而是说最本质的东西已经确定了。但这个并不意味着快乐。最糟糕的是，一个人多多少少地获得了一些关于自己和世界的认知，虽然这种认知还远离智慧。然而这时，他发现这些认知对生活的建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无论怎么努力，都一次次重复原来的错误，甚至罪过，人在这种时候很容易堕落。”巴尔提斯在《谈我们能谈的》中回忆道。
“现在我快四十岁了，完全可以说自己处于男人时代，但我并不能将那段时间称为青少年时代。尽管从年表上看，或从中学毕业的角度看，我这么说并不对，但是仍好像在我的生活里缺失了整个青少年时代。比方说，我没有典型的青少年记忆。总是转学、辍学，我从夜校高中毕业时已经二十岁了。如果不算神学的话，我没当过大学生。我没当过兵，生活里没有一个真正的青少年时期的朋友圈。回想那段岁月，我当时就已经知道会有一个漫漫长夜……这么说吧，在我的这两个人生阶段之间并没有经历过突破性的跨越，不像我母亲的去世能够让我划分出少年和非少年那样。同时，我知道，我在十岁、二十岁时，都未能获得让我将我的‘男人时代’称为‘成年时期’的生活阅历……为人之父的那种爱，只有在孩子出生后才能够体验到。但我还是不能说，你看，我的男人时代开始了。1998年，我的婚姻破裂，终于发生了什么变化。那时，我勇敢直面了自己的软弱、感情的盲点、无
奈感、依赖感和双重标准。准确地说，就在那时，我的那些在无形之中施予他人、施予自己的生存技巧终于宣布失败。《宁静海》便是那次危机的结果。去年（2006年）6月又发生了一次危机，我父亲去世了。可以说，我当了第二次孤儿。那时我发现，在少年孤儿和成年孤儿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之所以摘译这段自白，是认为这对于读者理解《宁静海》文字的“狠”与决绝会有所帮助。可以这么讲，离婚促使他写下了《宁静海》，而这本书帮他跨进了男人时代。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成长小说，作者在小说里通过儿子安多尔正视了自己内心的懦弱与疯狂、困惑与无奈、孤独与恐惧、坠落与挣扎，混合了自己、家族、民族的痛苦记忆，以及在自我寻找与自我毁灭的迷宫中绝望地奔跑，讲述成长，并在讲述中完成了成长。
巴尔提斯还跟我提起过，书里的那幅作者像是他自拍的，选自1998年举办的题为“皮格马利翁的照片”个人摄影展（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传说中的塞浦路斯王，擅长雕刻，爱上了自己雕刻的少女像），因为那批照片与这本书有着密切关联，可以说“是在同样的生活状态下完成的”。那次展出的摄影作品均是关于他自己、妻子、情人的肖像摄影，而那段令他崩溃的三角关系，正是《宁静海》创作的直接动因。
《宁静海》不仅使巴尔提斯经历了男性个体的成熟，还使他跻身于欧洲优秀作家之列，至今已被翻译成近二十种语言。奥地利女作家、诺贝尔奖得主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对《宁静海》称赞有加，认为巴尔提斯的这本小说写得要比她的《钢琴教师》更好。2005年，《宁静海》德文版在德国被评为最佳图书；2008年，它的英译版获得美国最佳翻译小说奖；巴尔提斯在本国更是获奖无数，如戴利·蒂伯尔奖、马洛伊·山多尔奖、尤若夫·阿蒂拉奖与匈牙利共和国骑士十字勋章等。2003年，巴尔提斯将《宁静海》改写成话剧剧本《我的母亲，克娄巴特拉》，由戈拉什·德热导演，在匈牙利国家大剧院正式公演，该话剧还被搬上了德国舞台。2006年，匈牙利导演阿尔弗勒迪·罗伯特又将这本小说改拍成同名电影，也轰动一时。
最让我惊喜的是，2010年我将《宁静海》译成了中文，几年后，维语翻译家祖丽菲娅根据我的中文译本把它译成了维吾尔语出版，让我感觉到自己的译本也在生长。巴尔提斯·阿蒂拉来过两趟中国，前后住了近三个月，拍了上千张照片，走烂了两双鞋，跟中国建立起感情的联系。在中文版的作者序中，他提到一次难忘的体验，在一座名为“寿圣”的寺院里，他突然找到了寻找已久的内心宁静，以至于他决定将“寿圣”当作自己的中国名字。从中国回来后，他就决定要到远东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后来，他应邀作为访问作家在德国住了一年，剩下一笔钱，最后选来选去选择了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本来计划一年，结果一住就是七年。在这期间，他在没有电视和脸书的远东小岛上孤独地写作、摄影，偶尔返回布达佩斯出书、办展，并于2018年被选为匈牙利塞切尼文学艺术学院院士。
几天前，我听说巴尔提斯从爪哇回到布达佩斯小住，立即联系了他，约他给《宁静海》的中文新版写一篇序言，并挑几张摄影照片，他欣然答应，并约我见面。他的家跟从前一模一样，古风琴、小提琴、那摞礼帽、许多烟斗、抵住棚顶的书和发黄的老照片，只是多了两个从爪哇带回来的狰狞的面具。另外，几年前我为他书写的“宁静”条幅醒目地挂在客厅门上，而他在上海结识的一位中国女作家为他写的“寿圣”二字仍贴在里屋的墙上。有趣的是，这些东方元素掺杂在这套历史感沉重的中欧老公寓里，非但不让人觉得突兀，反而挺协调；准确地讲，似乎维持住了某种平衡。
2021年9月12日，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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