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文明文献萃编 华夏出版社正版历史文化

新时代“一带一路”古文明文献萃编丛书不仅可以在学术上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更为中国学者破解西方文化密码提供了一把钥匙，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动力。

编辑推荐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方古代学术名著译注》（19JJD770002）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简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清醒剂；尤其是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是现代中国人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             本书搜集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献（包括出土文献），效法纪事本末体史书，围绕中国古代史中的重大事件进行编写，注释力图简洁明了。对于学习者，特别是历史学专业本科同学以及广大中学历史教师而言，是一部系统学习中国古代历史的必备资料。             

作者简介

李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与历史教学论，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若干，发表论文多篇，参与教育部统编教科书的编写，曾在央视“百家讲坛”担任主讲人。

张子青，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历代西北边疆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新疆历史与中外交流史，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2项，发表论文十余篇。。

序 言

呈现在您面前的这一部书，是《新时代“一带一路”古文明文献绎解丛书》中的古代中国文明文献部分。我们遴选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若干经典文本，试图以这些经典文本为载体，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中华文明生长遂成的面貌。从上古三代到元明清，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但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鲜明的连续性，这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一

按照传世文献的记载，五帝时代的结束与一场在黄河流域泛滥的大洪水密不可分。与西方诺亚方舟神话不同的是，中华先民并没有向上帝求助挽救灾难，而是自力更生。来自有崇氏的禹肩负起治水的使命，调集民力，不仅治水成功，而且获得了超过尧、舜的权力和威望，最终受禅成为联盟首领。大禹去世后，他的儿子启得到四方首领们的拥戴，继承大位，开创了日后四千年“家天下”的王朝传统。夏王朝共历四百多年。《史记·夏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说夏朝“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所谓无王，指的是太康失国之后，东夷族的羿、寒浞先后占据统治地位。后来太康之弟仲康的孙子少康成功复国，延续禹祀，直到桀的统治时期，夏朝被子姓商族的首领成汤所灭，共历十四世十七后。

商族是一支活跃于华北地区的古老部族，从始祖契相传辅佐大禹治水而受封于商，一直到主癸，共历十四代先公。根据考古发现，晋冀交界一线的下七垣文化应为先商时期的殷人文化，表明殷人可能沿太行山东麓南下，进入中原。灭夏之后，殷都五迁，先后于亳、嚣、相、庇、奄等，原因至今不明。到了盘庚将国都迁殷后，商人的核心统治区域大致稳定在今安阳一带。到武丁时期，国势大振，征伐四方，无所不胜，显示出中兴的气象。到帝辛（纣）时期，商朝为周人所灭，共历十七世三十一王，享国约六百年。取代殷商的周同样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始祖弃相传为大舜时期的后稷之官，主管农事。子孙则流落至戎狄中间，到公刘时迁徙至豳，重操农业，之后经过九世到古公亶父时，迁徙至周原，如绵绵瓜瓞，发展壮大，到周文王时期，由于文王的文韬武略，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到武王时期，周人在牧野一战克商，定都镐京，建立西周王朝。此后，周人平三监，征东夷，营洛邑，封邦国，建官制，作礼乐，历经成康之治、昭王南征、穆王巡狩、国人暴动、宣王中兴，至幽王亡国，除去中间十四年的共和行政，共历十二王，约三百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国都于洛邑，建立东周王朝，为戈矛纵横、纷披灿烂的春秋战国时代拉开了序幕。

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定型期。在此之前，东亚大陆上的先民驯化动植物已有长达近六千年的历史，培育出稻、粟、大豆等本土作物，以及鸡、家猪等本土家畜，发明了种桑养蚕技术，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经验。三代时期，先民们又陆续驯化了可能来自中原以外的小麦、大麦、马、牛、羊等动植物，不仅丰富了本土的农业文明，也加速了整体文明的进程。与此同时，先民们还继承了前人观测星象物候的知识，制定了夏历、殷历和周历，用以指导农业生产，并利用初步的地理和工程知识，建立起较为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但是，总体而言，不论是与后来的战国时期相比，还是与同期的两河、印度、希腊文明相比，三代时期的农业生产力均较落后。从生产工具看，虽然当时已迈入青铜时代，但是农具中的绝大多数以木、石、骨、蚌等材质制成，只有极少数使用青铜，更无冶铁；从劳动力看，虽然当时已驯化大型家畜，而且畜牧业已有规模，但是畜力尚未普及，二人耦耕，以及几十上百，甚至“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诗经·周颂·载芟》）的集体耕作才是劳动常态。这种生产力状况延续了近两千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深刻地影响了三代时期的家族形态、政治制度、国家形态和思想文化。

就家族形态而言，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家族社会的奠基期。恩格斯曾经指出：“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愈少），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诚如斯言。由于生产力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个人及个体家庭无力独立地改造自然、从事生产，因此大型的血缘共同体—家族成为夏商西周时期一直存在的社会基层组织。到了周代，这一组织发展出一套严密的制度，即宗法制。这一制度以“严嫡庶之辨”为原则，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依靠自然形成的血缘亲疏原则，划定族人的等级，分配相应的财产，防止族人之间围绕地位和资源展开争夺。在宗法制的规约下，家族以父家长权为核心，衍生出庞杂的宗族宗法关系，并且以祖先崇拜为精神纽带，维系家族组织和家族秩序，将个人的权利、义务、命运与家族的兴衰荣辱紧紧绑定。也正因为如此，三代时期，尤其是西周时期，社会总体上呈现出一派温情脉脉的人道色彩。一方面，家族共同体中的自由人构成了国家人口的主体，他们与族人一起集体劳作，耕种家族的土地，创造着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没有给残酷的奴隶制留下太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阶级分化、地域差别长期笼罩在血缘关系中，使得阶级斗争、地域关系在三代时期的国家形成之路上，没有起到像在雅典、罗马那样如此明显的作用。

由三代时期奠定并延续至后世的遗产甚多。可以说，家族形态是解开中西上古文明演进道路差异之谜的关键。从更长的视角看，这种家族形态一直延续至今，构成了几千年来中国政治制度、道德伦理的社会基础。并且，到西周时，一个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特征和共同语言的民族—华夏族已然出现。汉字作为一种表意功能强大的符号，在传播信息的时候能够超越方言、语言乃至语系的限制，让各个文化圈的人能够通过共同的文字沟通交流。中国历代能够保持和延续巨大的规模，与汉字的这一特性密不可分。从信仰体系看，虽然三代的文化风貌有本质之别，但是先民们始终没有改变以天或上帝为最高神的泛神信仰以及祖先崇拜。这种具有开放性的信仰体系绵延千年，至今不绝，在思维方式上赋予了中华文明以博大的包容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二

春秋战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东周社会中的种种因素，如血缘宗族社会组织方式、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形态、贵族世袭的政治局面、人文精神的发扬，都与前代有着密切关系，体现着商周社会的延续。然而，在激烈的社会鼎革之际，这个时代又孕育出许多新的要素，为早期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注入活力，华夏世界的政治、文化传统也由此奠定。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发展脉络错综复杂。春秋初年，各诸侯国都处于“蓄势”阶段，中原地区尚未产生“一匡天下”的诸侯盟主。尽管如此，郑、宋、鲁等国仍然“蠢蠢欲动”，呈争霸之势。尤其是郑庄公时期的郑国，攻打宋、卫等国，制服陈、蔡，击败戎狄，还在葛之战中射中周桓王肩，成为当时的强国。到了春秋中期，各大诸侯国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准备好争夺霸主地位。齐国在齐桓公时期走向强大。当时戎狄势力强盛，齐国通过出兵救遭戎狄威胁的邢、卫，赢得“攘夷”美名。在之后的葵丘大会中，齐国更是在周王室的支持下成为诸侯霸主。齐桓公之后，楚、晋成为争霸的主要对手。在城濮之战中，晋遏制了楚北上势头，而在邲之战中，却是楚占得先机，取得了“拉锯战”的优势。晋、楚争霸之外，齐、秦等国也虎视眈眈，都具有争夺诸侯霸主的实力和野心。春秋时期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在弭兵会盟之后，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势虽然相对安定，却依然出现了吴、越争霸的图景。一言以蔽之，春秋时代政治发展的主线是诸侯争霸，学者称之为“霸权迭兴”。

需要指出的是，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内部在这几百年间也出现了变化：春秋前期，周王室权威逐渐下降，诸侯国成为当时的主导，社会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变化；而到了春秋后半期，诸侯国君的权力有所削弱，诸侯国内的公族、卿大夫参与国政，甚至胁迫诸侯，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局面。无论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西周时期高高在上的宗法王权一去不复返。

卿族擅权，卿权凌驾于君权之上，成为春秋晚期许多诸侯国发生内乱的根本原因，也拉开了战国时代的序幕。进入战国时代，随着“三家分晋”等历史事件的发生，原来的“春秋五霸”一跃变成了七大强国：齐、楚、秦、燕、赵、魏、韩。从政治角度来说，战国历史发展大致分三个阶段：战国初年到“徐州相王”是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中，魏国经过改革变法，率先成为诸侯霸主。魏国从原来的晋国分裂而来，战国初期，在魏文侯、魏武侯等君主的带领下，魏国向各个方向扩张（西面和秦国交战、东面大败齐国、南面伐楚），疆土得到扩大，实力大大增强。然而好景不长，魏国扩张的同时，齐、秦等国趁机崛起，逐渐开始和魏国争霸。逢泽之会后，魏国走向衰落，直到“徐州相王”，齐国正式取代魏国成为中原霸主。与之同时，秦国在秦孝公和商鞅的改革下也逐渐强盛。战国历史进入第二阶段—齐秦对峙。这一时期，齐、秦两大国拉拢盟国，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合纵”“连横”斗争。这样的局面直到乐毅率五国之师破齐才得到改变。自此之后，齐国虽然一度复国，实力却大打折扣，几乎丧失和秦国争雄的资本。战国历史的第三个阶段起于长平之战前后，终于秦始皇统一天下。在这一阶段中，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逐步征服韩、赵、魏、楚、燕、齐，使中国历史再次回到统一的轨道。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夏商周早期国家向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转变的时期，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氏族时代向“编户齐民”时代转变。西周时期，血缘关系浓厚，宗族是社会运行的基本组织单位。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进步、私有制的成长以及家族迁徙的频繁，都导致宗族内矛盾加剧，家族间分化增多。这些变化，都加速了宗法体系的瓦解，促使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在这一时期，“亲亲”宗法观念日趋淡薄，人们逐渐从宗法的藩篱中走出来，在社会生活中更加注重个体的发展。这时候，如何控制因为宗法体系破坏而出现的自由人口，成为各个诸侯国面临的问题。战国时期，随着户籍管理制度和授田制的推行，这些自由民逐渐成为编入国家户籍的民户，国家得以征收赋税，并让这些民户提供劳役。由此，一个新的社会—“编户齐民”时代，便逐渐产生了。

西周中后期，各诸侯国独立性增强，周天子地位受到威胁。东周时期，各诸侯纷纷开拓土地，同时，通过兼并战争获得大量土地。这些土地并未经过周天子分封，而掌握在诸侯国君自己手中。此外，随着宗法制的崩溃，自由人口增加的同时，大量私田也得到开垦。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多出来的土地及人口，各国开始实行郡县制，以取代分封制成为新的地方管理制度。一般认为，郡县制在春秋晚期便“初见端倪”，到了战国时期，才逐渐发展为“郡—县”两级的地方行政制度。秦统一天下后，依旧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中央集权国家。

在西周王朝政府中，绝大多数的官职都由贵族（特别是世家大族）世袭担任，这是宗法要素在官制运行中的体现。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贵族阶层发生重大变化：原本属于贵族阶层的人下降成“士”，而庶民阶层则通过各种方式上升成为“士”。在这个背景下，一大批富有才干的“士”阶层成为新贵族，参与国家权力运行，原本需要依靠世袭贵族的政府机构也发生改变，开始依赖于这批新贵族。秦统一后，秦始皇更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体系，早期官僚制得到发展。

官学向私学转化，并出现“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繁荣时代。西周时期的思想文化“学在官府”，国家牢牢控制着文化的传承。东周时代传道解惑的诸子，其身份也很大程度上源于“王官”。《汉书·艺文志》对诸子起源作过解释，从总体上来看，说诸子起于“王官”，应该是不错的。随着社会的裂变，官学下移已成为大势所趋，到了孔子时代，私学真正开始兴起，“士”阶层承担起古代学术传播的使命，沟通起从先秦文化到汉代统一思想文化体系这一中间的桥梁。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文化产生辉煌成就，既是商周以来文化传统的延续，也是现实境遇和时代任务所致。商周时期深厚的思想文化积累，成为诸子时代文化创造的源泉。举例来说，西周初期周人认为“天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和统治者的“德”有着密切关系。周人在继承商人“天命”观念的基础上，为其注入一丝理性的因素和道德的色彩，有学者称之“周初人文精神的跃动”。而到了孔子时代，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摆脱“天道”的束缚，更加关注人事及个体内心的状态，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言论，正反映其重人轻天的思想。由此，从商周社会到春秋战国，“天命”观念的嬗变和人文精神的发展一脉相承。另外，商周时期已形成主体部分的经典，如《尚书》《诗经》等，更是成为诸子（尤其是儒家）阐发自身思想的载体。另外，现实因素是“百家争鸣”局面出现必不可少的条件。东周时期的思想家们，为了实现治理天下的政治抱负，往往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这些思想家们从自身实际及对时代的理解出发，提出各异的政治主张，周游列国，以期迎合各诸侯国君的政治需要。因此，“救世之弊”，可以说是诸子百家异彩纷呈背后的现实诉求。

这一时期各族融合加强。西周时期周王朝就和周边少数族接触不断，较为著名的如昭王南征、穆王伐徐、宣王时期伐猃狁及荆蛮，西周覆亡同样有戎狄势力的参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互动则更加频繁。中原地区和周边族群的纷争，贯穿于几百年间。春秋时代，中原地区有诸侯国想要争夺霸主地位，往往打着“尊王”和“攘夷”的旗号。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在称霸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便是帮助小国抵抗外来族群的进攻，以此树立政治威信。战争加速了族群融合的进程，秦国和楚国便是如此。秦穆公霸西戎之后，秦国“尚武”之风浓厚；楚国则在与中原大国一次次的博弈中，吸收华夏文明成果，最终“以属诸夏”（《左传·襄公十三年》）。战争之外，中原地区和少数族群之间亦有很多其他的联系。这里举晋文公的例子予以说明。晋文公在即位之前，曾逃至狄。在狄期间，晋文公娶狄女季隗，晋臣赵衰亦娶狄女叔隗。在离开狄的时候，晋文公对季隗说：“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由此可见，当时人们“蛮夷”观念有所淡薄，并不十分排斥和戎狄的接触甚至生活。

各族群密切的交流、融合，促使华夏族进一步发展。中原地区和少数族相互学习，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灿烂文化。例如，原属白狄之一的鲜虞族，便吸收华夏文明，建立了中山国。今天的考古资料表明，中山国创造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如著名的中山王壶铭文便是出自中山国。华夏族在形成过程中，也逐渐锤炼出以“兼容并包”为特色的民族精神。如赵武灵王执政时期的赵国，实行“胡服骑射”的政策，充分吸收北方游牧族的优势，从而使赵国国力大大增强。华夏族与诸少数族原本有着诸多差异，最终却能互相融合，这种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久弥新，直至今天依然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内核之一。

三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统一，到公元220年曹丕代汉，这44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秦汉时期。包括了秦、汉两朝及两汉之际王莽和更始政权的短暂统治。

秦王朝建立起由皇帝、官僚、郡县组成的政治制度。秦王朝完善制度与交通、发挥思想文化与法律的作用以巩固其统一，并且继续对外进行扩大统一的战争。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秦王朝的统治也暴露出种种弊病，分崩离析，二世而亡。陈涉以楚为号，项羽称“西楚霸王”，分封诸侯，天下再度走向分裂，直至刘邦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

汉初的政治形势不乏战国时期的分裂余音。在郡国并行、大封同姓的政策影响和区域文化的离心作用之下，文景时期出现了七国之乱的危机。“后战国时代”的真正结束是在汉武帝时期。武帝时期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都有一系列革新之举，对外也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开创了空前的大一统局面。武帝时期的革新与政策维持到了昭宣时代，自元帝以后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元帝偏任德教，放宽对工商业和宗族豪强的政策，汉王朝积聚的社会问题不断发展，社会矛盾愈加突出，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了新的“改革家”王莽身上。然而，王莽的托古改制最终失败了。

东汉王朝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地方豪强的支持。由此，豪族的地位合法性大大加强，进而通过政治关系网、学术文化网的双重作用，在新建立的东汉王朝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而在中央，也出现了“王权旁落”的局面：章帝身后诸帝多以冲龄即位，母后当权，权力落到了外戚手里；当朝皇帝长大后，又企图通过亲近的宦官重夺权力。循环往复，邓、窦、梁等家族与宦官反复争夺中央权力。为了突破豪族门阀的垄断，出现了品评人才的“清议”。“清议”最终触动了当权宦官的势力，遂发生了迫害士人的党锢之祸，东汉王朝元气大伤。黄巾起义最终爆发，割据势力蜂起，东汉王朝只有依靠割据势力苟延残喘了。

作为典型的大一统王朝，秦汉给后代的影响甚大，留下的制度文化遗产众多。秦汉时期是统一国家的形成时期。秦的统一是中国古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春秋战国时代政治、法律、经济的多元性和交通闭塞的状况得到改变。秦统一后的一系列措施，如行郡县、一统法典、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以及为后世诟病的焚书坑儒，都是为了建立与维护统一国家、完善社会秩序，《泰山刻石》所谓“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汉武帝对外大启疆域，对内改制革新，由秦开创的统一局面，在汉王朝得到有力的巩固。此后的两千多年间，尽管有过许多分裂时期，但统一国家始终是历史的主流。当代中国的地大物博，和统一国家的形成是分不开的。

为了适应治理统一国家的需要，这种任务专一、权限明确、富于工作效率的政治制度应运而生。在中央集权制度之下，权力层层集中，最终聚焦于皇权，并形成了严密的职位品位体系、卓有成效的人才察举制度来配合皇权运转。著名学者严耕望将秦汉政治制度的特点总结为地方官员事权完整、行政制度体系秩然、明简的郡县两级区划、地方长官避籍而佐吏用本籍等十点，并认为“推其究极，惟在折衷霸王，以法治之体制寓儒家之精神故耳”。汉制承袭秦制而来，中央集权愈发完善。这种制度的延续性与影响力在后世不断体现。

秦汉时期是汉文化的形成时期。汉初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谚语，揭示了不同地域文化资质的差异；到了司马迁的时代，各地区仍然保持着文化、民俗上的差异：关中之民“有先王之遗风”、三河之民“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燕赵之民“雕悍少虑”、邹鲁之地“俗好儒，备于礼”、楚越之人“俗剽轻，易发怒”。在统一国家内部，秦、楚、齐、鲁等区域文化因子经过长期融汇，在保留各自特色的同时，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与此同时，国家文教体制不断发展：《书》《诗》《春秋》《易》《礼》陆续被立于学官，各家学派传承“家法”，太学规模不断扩大。经学的昌盛、儒学地位的建立和巩固，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

秦汉时期是多民族国家出现和汉民族形成的时期。秦王朝北逐匈奴，南开桂林、象郡，通过移民、行政管理等手段促进了民族融合。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卫氏朝鲜、服西南夷、收南越，以包容的气魄建立了多民族国家。在民族交流与对外交流中，汉民族的自我意识得到发展，甘延寿、陈汤上汉元帝书中“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壮语，我们耳熟能详。“大汉”“皇汉”“强汉”等自称屡见于史书，以“汉”为标志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

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前后经历近400年，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政权并立和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也是社会从分裂割据向重新统一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脉络大致如下：东汉灭亡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220—280）；司马氏建立的西晋（266—316）实现了全国的短暂统一；西晋衰亡至北魏统一北方之间，北方先后出现了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主要的游牧民族建立的十六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304—439），大致与此同时，司马氏宗室在淮河以南建立了东晋政权（317—420）；刘宋与北魏分立是南北朝对峙的开始，北魏（386—534）、东魏（534—550）、西魏（535—556）、北齐（550—577）、北周（557—581）五个政权合称北朝，在南方先后出现的宋（420—479）、齐（479—502）、梁（502—557）、陈（557—589）四个政权，合称南朝。581年，外戚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589年灭陈，结束了南北朝的对峙，实现了全国的重新统一。

黄巾起义对摧毁东汉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的军阀混战中，曹操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据点，通过兴屯田、求贤才、挟汉献帝迁都许昌等举措，积累起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在官渡之战中，曹操打败北方袁绍集团，为统一黄河中下游地区扫除了障碍。在曹操集团壮大的同时，孙权、刘备也分别在长江下游地区和荆州一带积蓄实力，刘备得谋士诸葛亮，绘就了建立蜀汉政权的蓝图。赤壁之战是奠定三国鼎立局面的标志性战役，十数年后的夷陵之战则使三分天下的格局最终确定。

曹魏后期，军权、政权旁落门阀司马氏之手。266年，司马炎废魏帝，建立晋朝，史称西晋，280年灭孙吴，统一全国。西晋是门阀士族势力迅速发展的时期，户调式的颁布、九品中正制的施行，在经济、政治上保障了门阀士族的利益与特权。“八王之乱”、流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推翻了西晋的统治，西晋宗室琅琊王司马睿在南北门阀士族的拥护下建立东晋，偏安江左。东晋将领祖逖领兵北伐，立志恢复中原，虽然终遭失败，却名垂千古，“闻鸡起舞”“中流击楫”也成为激励人们奋发图强的著名典故。在淝水之战中，东晋以少胜多，击溃了北方前秦政权。战后，北方陷入更加严重的分裂和混战中。

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初以平城（今山西大同）为都，后不断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439年结束十六国的割据局面，统一了北方。北魏孝文帝为巩固政权、适应民族融合趋势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极大地促进了鲜卑贵族的汉化和门阀化。534年，在边镇军人集团的操控下，北魏被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史称东魏、西魏。西魏大将鲜卑族宇文泰创立的府兵制，为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集团起源于代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成长于关中，融合了胡汉民族的精英，是西魏、北周、隋、唐四朝的缔造者，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政治动荡，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虽然中国处在分裂时期，但是分裂中孕育着统一的因素，这些因素为隋唐时代的来临奠定了基础。

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南北各地区、各民族在物产上互通有无，风俗习惯上互相影响。原本作为经济重心的北方在频繁的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局势相对稳定，人口大量迁入，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先后得到开发，南北差距缩小，趋向平衡，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拉开了序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颇为剧烈，少数民族政权汉化的进程加剧，尤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不仅推动了鲜卑族的汉化，而且推行了均田制、府兵制、三长制等一系列影响后世的制度，给时代输入了鲜活血液，为隋统一做了重要铺垫。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时期。丝路上的中外文化交流有显著发展，中国同西域、南海诸国的关系普遍加强。公元5世纪，通往西域的商路干道已从秦汉时的两条扩展为四条。从欧洲、印度输入中国的物产和技术，丰富着中国的物质文化。宗教是促进中外交流的媒介，典籍记载的这一时期来华传播佛教的知名外国僧侣多达五十余人，中国远赴外域求法巡礼者也为数众多。十六国前秦时期从西域来华的高僧鸠摩罗什、率先赴天竺求法并游历三十多个国家的东晋僧人法显等，都是佛教史上极具影响的人物。

自东汉以来，很多政权都以中原作为统治的核心区域，曹魏、西晋、北魏建都洛阳，正是将丝绸之路古文明向东延伸的关键阶段。北魏后期的洛阳城，寺院林立，市场规模庞大，满是各行各业的经营贸易者以及海内外的奇珍异货。在洛阳暂居或定居的外族人、外国商人、使节、僧侣等不计其数，“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北魏朝廷专设四夷馆、四夷里予以安置。这些都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民族间的交流。汉末魏初的汉中张鲁政权，曹魏梁习对并州的有效治理，敦煌太守仓慈倡导德治、善待胡商的举措，都成为历史上的佳话。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动荡的时代，也是思想活跃、文化成就斐然的时代。以老、庄、易学为主要内容的玄学创立并兴盛起来，超然物外、潇洒倜傥的“魏晋风度”为后世士人所赞赏和向往。曹魏以来，文学不再是隶属儒学“孔门四科”的一部分，逐渐取得独立的地位，“文学的自觉时代”就此来临。东晋南朝时期，注重才能，崇尚文艺成为社会潮流，文学艺术家辈出。王羲之在汲取汉魏书法精华的基础上，开创了书法的新境界，被誉为“书圣”；顾恺之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名士，以绘画著称，尤其注重表现人物的神韵，在画学理论方面也堪称先驱。科学技术方面，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机械制造的能工巧匠马钧，兼通数学、天文历法等多个领域的南朝科学巨匠祖冲之等，都有卓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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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研究夏商西周时期的史料比较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传世文献。经书中的《尚书》《诗经》收录了同时期的文诰、诗歌等，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社会风俗等领域，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最宝贵、权威的一手传世文献。《春秋》三传，尤其是《左传》中保留了许多关于三代时期的历史追述。“三礼”、《论语》、《孟子》中也有不少关于三代时期的信息。《周易》《尔雅》则分别是研究三代时期思想史和语言的重要资料。史书中的《国语》有《周语》，成书于战国，其中涉及穆、共、厉、宣、幽五代周王的记载应采自周的国史，可视为重要史料。《竹书纪年》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魏国史官所作。其中的《五帝纪》《夏纪》《殷纪》《周纪》保存了许多宝贵的历史信息，但是多与其他文献的记载抵牾，需要认真考辨，慎重选择。《逸周书》是一部汇集诰誓辞命的记言性史书，记载了大量西周时期的历史，而且许多内容均可印证，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是文字多舛误，加之后人多孱入删改，需要注意。《史记》为西汉初年司马迁所作，虽成书较晚，且其中涉及三代的内容不乏后世层累、伪造，但仍然保留了大量三代时期的宝贵信息，而且流传深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三代的认识。子书中的《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均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家大师的著作，其中也有不少关于三代的信息，需要与经、史典籍互证后使用。第二类文献是出土文献。首先是甲骨文。甲骨文发现于清末，经过民国和新中国时期的考古，以及民间发现，目前已知近十五万片，四千五百多单字，其中内容以卜辞为主，涉及商代和周初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其次是青铜器铭文，即金文。商代的青铜器带有铭文者较少，且字数很少。周代青铜器带有铭文者较多，且篇幅较长，目前有三千多件。周代的许多军国大事都被贵族作为功绩刻在青铜器上，以告慰先祖，显赫门庭，垂训子孙。因此，青铜铭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受到历代治史者的重视。最后是出土竹简。例如《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简称“上博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中均有大量关于三代历史的内容，多数不见于传世文献。尤其是“清华简”重现了许多传世与未传世的《尚书》篇目及类似典籍，澄清了一些学术史上长期争论的疑难，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周代诗篇。“清华简”中的《系年》记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对传世典籍有订正作用。第三类是考古材料。从民国对殷墟的考古发掘，到新中国时期全面考古的展开，目前关于夏商西周时期的考古材料已相当丰硕。例如对二里头遗址、殷墟、周原的发掘，提供了传世、出土文献无法呈现的历史信息，诸如陵寝制度、聚落形态、建筑布局、生死观念、手工技术等。这些材料多收录于各类考古学报告和文集中，可以参阅。

本章选取的主要为《尚书》《诗经》《史记》及相关金文篇目，原文及注释主要参考了顾颉刚、刘起釪所著的《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程俊英、蒋见元所著的《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9年）；《史记》，二十四史点校本（中华书局，1982年）；韩兆琦所著的《史记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王辉所著的《商周金文：中国古文字导读》（文物出版社，2006年）。这些篇目久经历史考验和历代学者的注释，是了解三代时期的核心文献。与此同时，本章还选取了几篇著名的金文，可与传世文献对比参阅，以帮助读者们对三代的历史过程和文明风貌有更全面的认识。

五帝始祖

大凡谈及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国人都会首先想起“三皇五帝”。从现存的文献看，在战国时期就已存在大量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但是，这些传说由于去古已远，加上后人伪造附益，存在很多矛盾、怪诞之处。到了汉武帝时期，太史公司马迁搜集、审订、整合了诸家观点，以黄帝为血缘始祖，依次叙述了颛顼、帝喾、尧、舜的开创文明之功，诸如部落战争、王位禅让、治理洪水、观测天文、推算历法、谱制乐舞等。太史公的这一文本成为后世中国人关于文明起源的最经典、最重要的历史记述。从史实的角度看，它保存了许多关于上古时期的历史信息，其中有不少内容得到了考古成果的印证；从思想的角度看，它不仅第一次完整、系统地论述了“天下一家”的起源，为大一统国家的合法性奠定了历史理论根基，而且塑造了中国人对“政统”的认同。而这一认同与对自孔子以降的“道统”的认同，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两大支柱。此外，太史公笔下的五帝笼罩着儒家圣王的光芒，寄托了中国人对君主政体下执政者的美好理想，成为历代皇朝统治者追慕效法的榜样。

《史记·五帝本纪》（节选）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1］。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2］，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轩辕之时，神农氏［3］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4］，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5］最为暴，莫能伐。炎帝［6］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7］。三战，然后得其志［8］。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9］，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10］，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注释】 ［1］黄帝：传说中上古华夏部落联盟领袖，亦称“有熊氏”。目前最早记载黄帝的文献多为战国时期整理成书，诸如《五帝德》《帝系姓》《世本》等。黄帝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有待进一步的考古与历史研究。 ［2］徇齐：徇，疾；齐，速。徇齐意为“思维敏捷”。 ［3］神农氏：传说中的古帝王名，因教人耕稼，故被称为“神农”。亦有观点认为神农氏为一氏族名，或者是炎帝。 ［4］享：觐见、来朝。 ［5］蚩尤：传说中的古代九黎部落领袖，传说发明了各种兵器，以好战著称。 ［6］炎帝：传说中的古代部落领袖，姜姓，一说为神农氏。 ［7］阪泉之野：一说位于旧河北涿鹿境内，今河北省怀来县，一说位于山西省运城盐池。 ［8］志：旗帜。 ［9］涿鹿之野：位于河北省怀来县。 ［10］平者去之：此句意为“对那些归顺者，则率兵离开，不予讨伐”。

东至于海，登丸山［1］，及岱宗［2］。西至于空桐，登鸡头［3］。南至于江，登熊、湘［4］。北逐荤粥［5］，合符釜山［6］，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7］。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8］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9］，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10］，故号黄帝。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11］。

【注释】 ［1］丸山：今山东省临朐县东北，地处渤海之滨。 ［2］岱宗：泰山。 ［3］空桐、鸡头：山名，位于今甘肃、宁夏境内的六盘山脉。 ［4］江、熊、湘：“江”指长江，“熊”为今湖南益阳东北的熊耳山，“湘”为洞庭湖中的湘山。 ［5］荤粥：古代北方的部族名。有学者认为即猃狁和后来的匈奴。 ［6］釜山：位于今河北省怀来县东。 ［7］策：占卜用的蓍草。 ［8］淳化：道德所广及。 ［9］旁罗、水波：二者应为动词，但具体含义不明，至今尚无定论。 ［10］土德：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认为有五德，分别为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吕氏春秋·应同》中记载“黄帝之时，天先现大蚓、大蝼，黄帝曰：‘土气盛。’土气盛，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11］得姓者十四人：《国语·晋语四》胥臣云：“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唯青阳与夷鼓同己姓。”

黄帝居于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1］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2］；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3］。昌意娶蜀山氏［4］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5］。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6］，南至于交阯［7］，西至于流沙［8］，东至于蟠木［9］。动静之物［10］，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11］。

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

【注释】 ［1］西陵：古氏族名。 ［2］江水：今四川岷江。 ［3］若水：今四川雅砻江。 ［4］蜀山氏：古部族名，可能居住于今四川省西部。 ［5］桥山：位于今陕西省黄陵县。 ［6］幽陵：即幽州，今北京一带。 ［7］交阯：亦作交趾，今越南北部一带。 ［8］流沙：今内蒙古西部一带的沙漠。 ［9］蟠木：即扶桑木，代指最东方的古国。 ［10］动静之物：分别指动物和植物。 ［11］砥属：归属。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

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1］，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2］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3］，其德嶷嶷［4］。其动也时，其服也士［5］。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6］，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7］。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注释】 ［1］顺天之义：义，宜。此句意为“顺应天地自然客观之所宜”。 ［2］财：通“材”。 ［3］郁郁：庄严肃穆之貌。 ［4］嶷嶷：崇高之貌。 ［5］其服也士：服，用。此句意为任用有德之人。 ［6］溉执中而遍天下：溉，同“概”，量粮食用的斗板，引申为平。遍，通辨，治理。此句意为“实行一种中正平和的政策，治理天下”。 ［7］放勋：即后来的尧。

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1］。黄收纯衣［2］，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3］。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4］日月星辰，敬授民时［5］。分命［6］羲仲，居郁夷［7］，曰旸谷［8］。敬道［9］日出，便程东作［10］。日中，星鸟，以殷中春［11］。其民析［12］，鸟兽字微［13］。申命羲叔，居南交［14］。便程南为［15］，敬致［16］。日永，星火，以正中夏［17］。其民因［18］，鸟兽希革［19］。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20］。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虚，以正中秋［21］。其民夷易［22］，鸟兽毛毨［23］。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24］物。日短，星昴［25］，以正中冬。其民燠［26］，鸟兽［27］毛。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饬［28］百官，众功皆兴。

【注释】 ［1］舒：放纵。 ［2］黄收纯衣：收，一种冠冕。纯，音缁，纯衣即黑衣。 ［3］便章百姓：便章，即辨章，辨别章明之意。百姓，指百官。此句意为“让百官各司其职，各就其位”。 ［4］数法：遵循、推算。 ［5］时：历法。 ［6］分命：分派、派遣。 ［7］郁夷：古代青州之地，今山东半岛地区。 ［8］旸谷：传说中的日出之地。 ［9］道：同导，引导。 ［10］便程东作：便通“辨”，辨明、分派。程，规定日期，定额。东作，春耕之事，按照阴阳五行学说，东方代表春天。 ［11］日中，星鸟，以殷中春：殷，正当、正值。此句意为“根据昼夜平分、朱鸟七宿出现在正南方，确定这一天为春分”。 ［12］析：分散，散布在田野上耕种。 ［13］鸟兽字微：字，同“孳”，分娩哺乳之意。微，同“尾”，交尾之意。另有观点认为“析”是东方的神名，“鸟兽字微”是东方风名的错写。 ［14］南交：交趾。 ［15］便程南为：此句意为“分配、督促夏天的农事”。按照阴阳五行的观点，南方代表夏天。 ［16］致：一种测定时历的活动。古人以土圭测日影，通过测量影子是否到足够的长度，来测定日月之行、寒暑之候。 ［17］日永，星火，以正中夏：此句意为“根据白天的时间最长以及心宿出现在正南方，确定这一天为夏至日”。 ［18］因：助耕。 ［19］鸟兽希革：希，通“稀”，稀少。革，变化之意。意为“鸟兽的毛开始变少”。另有观点认为“因”是南方神名，“鸟兽希革”是南方神名的错写。 ［20］昧谷：传说中的日落之地。 ［21］夜中，星虚，以正中秋：此句意为“根据夜晚与白昼等长，虚星处于正南，确定这一天为秋分”。 ［22］夷易：平和、快乐的样子。 ［23］毨：鸟兽之毛更生整理。也有观点认为，夷易是西方神名，鸟兽毛毨是西方风名。 ［24］伏：收拾、储藏活动。 ［25］昴：昴星，即北方七宿。 ［26］燠：暖，穿厚衣取暖。另有观点认为“燠”同“隩”，房屋，引申为“入室取暖”之意。 ［27］：细毛。 ［28］信饬：信，通“申”，申明条例。饬，约束，整顿。

尧曰：“谁可顺［1］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兜曰：“共工旁聚布功［2］，可用。”尧曰：“共工善言［3］，其用僻［4］，似恭漫天［5］，不可。”尧又曰：“嗟，四岳［6］，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7］，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8］，不可。”岳曰：“异哉［9］，试不可用而已［10］。”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

【注释】 ［1］顺：循，继承尧的大业。 ［2］旁聚布功：旁，同“溥”“普”。此句意为“广泛地聚集人力，兴办了许多事业”。 ［3］善言：指共工话说得好听，实则言行不一。 ［4］其用僻：用，行事。辟，邪辟。 ［5］似恭漫天：此句意为“看似恭敬，实则怠慢上天”。 ［6］四岳：四方诸侯之长。 ［7］怀山襄陵：怀，包围。襄，淹没。 ［8］负命毁族：负，违背。族，同僚。此句意为“违抗命令，伤害同僚”。 ［9］异哉：意为“您说的跟我了解的不一样啊”。也有说法认为“异”同“已”，意为“已无别人可用了”。还有观点认为“异哉”就是感叹语，无义。 ［10］试不可用而已：已，终止，停止鲧的职务。此句意为“先让鲧试一试，不行再罢免他”。

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1］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2］。”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3］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4］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5］，观其德于二女。舜饬［6］下二女于妫汭［7］，如妇礼［8］。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9］，五典能从。乃遍入［10］百官，百官时［11］序。宾于四门［12］，四门穆穆［13］，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14］。正月上日［15］，舜受终［16］于文祖［17］。文祖者，尧大祖［18］也。

【注释】 ［1］庸：用，听从。 ［2］鄙德忝帝位：鄙德，即“德鄙”，德行鄙陋之人。忝，辱没。 ［3］矜：同“鳏”，丧妻之人。 ［4］烝烝：温厚善良之貌。 ［5］二女：娥皇、女英。 ［6］饬：命令。 ［7］妫汭：妫水入黄河的河口处，即舜的老家。 ［8］如妇礼：此句意为“二女均能按照舜的要求，在舜的老家恪守妇礼”。 ［9］慎和五典：即谨慎地制定并实施关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秩序的典则。 ［10］遍入：全面地考察管理。 ［11］时：是，因此。 ［12］宾于四门：让舜主管外交，接待四方来宾。 ［13］穆穆：心服喜悦的样子。 ［14］舜让于德不怿：让于德，意为“推说自己的德行不够”。不怿，不乐，因为感到自己的能力尚不足以接替尧的大位。 ［15］正月上日：初一元旦。 ［16］受终：本意为受禅，此处指从尧的那里接过摄行天子之政。 ［17］文祖：文祖之庙。按照推算，此处的文祖庙当为黄帝之庙。 ［18］大祖：太祖。

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1］。遂类［2］于上帝，禋于六宗［3］，望［4］于山川，辩［5］于群神。揖五瑞［6］，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7］，班瑞［8］。岁［9］二月，东巡狩［10］，至于岱宗，祡［11］，望秩于山川［12］。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13］，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14］，如五器，卒乃复［15］。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归，至于祖祢庙［16］，用特牛礼［17］。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18］。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19］。肇十有二州，决川［20］。象以典刑［21］，流宥五刑［22］，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23］。眚烖过，赦［24］；怙终贼［25］，刑。钦［26］哉，钦哉，惟刑之静哉［27］！

【注释】 ［1］七政：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 ［2］类：一种敬天的祭祀。 ［3］禋于六宗：禋，一种洁净身心以敬神的祭祀。六宗，一说为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一说为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一说为天、地、春、夏、秋、冬。 ［4］望：遥望山川而敬神的祭祀。 ［5］辩：同“遍”，祭祀名。 ［6］揖五瑞：揖，同“辑”，敛起。五瑞，即“五玉”，公、侯、伯、子、男所持的珪璧。 ［7］诸牧：各地区的地方长官。 ［8］班瑞：班，颁布。此句意为“将收敛上来的珪璧分发给各个地区的长官”。 ［9］岁：汉代经学家马融认为这一年是舜受命后的第五年。 ［10］巡守：古代统治者视察地方的巡视活动。 ［11］祡：亦作“柴”，祭祀名，将祭品放在柴上烧。 ［12］望秩于山川：按照等级秩序，祭祀山川。秩，次序，等级。 ［13］合时月正日：合、正均为协调、统一之意。 ［14］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五礼，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五玉，珪、璧、琮、璜、璋五种玉制礼器。三帛，三种不同颜色的丝织品。二生，两种活物，指大雁和羊羔。一死，一种死物，指死雉。挚，见面礼。 ［15］如五器，卒乃复：马融认为“五器”即为上文提到的五玉，用完后即归还。 ［16］祖祢庙：帝王家的宗庙。 ［17］特牛礼：献上一头成年公牛的祭祀。 ［18］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后，同“王”，指各地诸侯。此句意为“五年之中，舜出巡一次，在外会见诸侯；其余四年，均为各地诸侯进京朝见天子”。 ［19］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庸，效用，功绩。此句意为“天子具体、严肃地提出守土治民的要求，公开地考核他们守土治民的成效，以不同的车马服饰来奖励他们守土治民的功绩”。 ［20］肇十有二州，决川：此句意为“开始将天下划分为十二州：冀州、幽州、并州、青州、营州、兖州、徐州、扬州、豫州、荆州、雍州、梁州，疏通河道”。 ［21］象以典刑：此四字颇为难解。旧说释读此句为“详其罪罚，依法用其常刑，使罪各当刑，不越法”。近说释读此句为“将五刑用图像画出来，以告百姓”。 ［22］流宥五刑：宥，宽。此句意为“用流放之法宽五刑”。 ［23］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此句意为“官员犯错，用鞭刑；学生犯错，用板子打；有些罪可以用贵金属赎免”。 ［24］眚烖过，赦：眚，过失。烖，同“灾”，犯罪。此句意为“因为过失而犯罪的，赦免之”。 ［25］怙终贼：怙恶不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26］钦：敬业，兢兢业业之貌。 ［27］惟刑之静哉：静，深思熟虑。此句意为“执法一定要慎重啊”。

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1］。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2］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3］北狄；放兜于崇山［4］，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5］，以变西戎；殛［6］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7］而天下咸服。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8］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9］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10］；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11］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注释】 ［1］淫辟：骄纵，邪恶。 ［2］三苗：居住于长江中游一带的古代部族。 ［3］变：同化，治理。 ［4］崇山：具体地望不明，可能位于衡山以南。 ［5］三危：三危山，位于今甘肃敦煌。 ［6］殛：诛杀，在此意为“流放”。 ［7］四罪：意为“四个人都获罪而受到惩罚”。 ［8］辟位：让位，退居二线。 ［9］权：变通。 ［10］病：不满，责备。 ［11］之：前往。

虞舜者［1］，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2］。

舜，冀州［3］之人也。舜耕历山［4］，渔雷泽［5］，陶河滨［6］，作什器于寿丘［7］，就时于负夏［8］。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9］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

【注释】 ［1］虞舜：虞，国名，位于今山西平陆县。舜，谥号。 ［2］匪有解：匪，非，没有。解，通“懈”，懈怠。 ［3］冀州：今山西地区。 ［4］历山：一说位于山西蒲州，一说位于浙江余姚，一说位于山东菏泽。 ［5］雷泽：位于今山东省鄄城县东南。 ［6］河滨：黄河之滨。 ［7］作什器于寿丘：什器，各种生活劳动用品。寿丘，位于今山东曲阜。 ［8］就时于负夏：就时，指逐时射利之事，即经商。负夏，位于今河南淇县。 ［9］顺适：顺从。

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1］，使九男［2］与处以观其外［3］。舜居妫汭，内行［4］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5］，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6］；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7］；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8］。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乃赐舜衣［9］，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10］，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11］而下，去［12］，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13］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14］者象。”象与其父母分［15］，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16］，曰：“我思舜正郁陶［17］！”舜曰：“然，尔其庶矣！［18］”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

【注释】 ［1］以观其内：观察其处理家庭内部的情况。 ［2］九男：尧的九个儿子。 ［3］以观其外：观察其处理外部事务的情况。 ［4］内行：在家族内的表现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5］亲戚：这里指舜的父母。 ［6］让畔：在田界问题上互相礼让。 ［7］让居：让出房子给别人居住。 ［8］苦窳：粗劣、易坏。 ［9］衣：细葛布做的衣服。 ［10］涂廪：爬到仓廪顶上涂抹泥浆。 ［11］以两笠自扞：扞，同“捍”，保护。此句意为“一手拿个斗笠，以保护自己”。 ［12］去：逃走。 ［13］匿空：密道。 ［14］本谋：主谋。 ［15］分：瓜分舜的遗产。 ［16］鄂不怿：鄂，通“愕”，吃惊。不怿，不高兴，尴尬之貌。 ［17］郁陶：伤心之貌。 ［18］然，尔其庶矣：庶，庶几，可以。此句意为“是的，你对我的兄弟情谊确是不错的”。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1］。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2］其美，不陨［3］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4］，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昔帝鸿氏［5］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暤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6］，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7］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8］。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9］，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10］。

【注释】 ［1］八恺：同“八元”一样，意为“八个和善之人。” ［2］世济：世，世世代代。济，达到，成就。 ［3］陨：陨落，贬损祖先的名望。 ［4］使主后土：此句意为“让他们管理大地上的诸事（例如农耕、水利之类）”。 ［5］帝鸿氏：黄帝。 ［6］话言：善言。 ［7］缙云氏：姜姓，炎帝苗裔。 ［8］比之三凶：此句意为“与混沌、穷奇、梼杌类似”。 ［9］迁于四裔，以御螭魅：此句意为“将他们流放至四方边缘之地，以抵御那里为害中原的妖魔鬼怪”。 ［10］四门辟，言毋凶人也：辟，大开。此句意为“四门都大开着，而没有穷凶极恶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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