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出版社一座城池的一百张面孔 詹谷丰著东莞历史人物从一百个历史人物的身上寻找一座城市历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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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新颖：从一百个历史人物的身上寻找一座城市历史。

文字极美：文字极富个性，叙事娓娓道来，繁花叠缀。

本稿是用长篇历史散文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东莞作为一座城市的发展演变史，在五代十国至民国的千年时光中，通过朝代更替、社会兴衰、战场争雄、抵抗侵略、书香文脉、引种番薯等紧张惊险的故事和复杂曲折的情节，表现了一个地域群体的民族气节、士人风骨等爱国主义内容，客观真实地塑造了李用、熊飞、赵必（王字旁加象字）、何真、袁崇焕、陈策、苏观生、陈象明、张家玉、罗亨信、祁顺、邓淳、陈建、林光、伦明、陈益等人物群像。

詹谷丰，文学创作一级职称。从事散文创作，著有《书生的骨头》《纸上的文人》《半元社稷半明臣》《山河故人》等多部散文集。现居东莞。

目录

001.  第一章

014.  第二章

057.  第三章

145.  第四章

182.  第五章

228.  第六章

250.  第七章

269.  第八章

302.  第九章

332.  第十章

354.  末章

第一章

如果以南宋为界，东莞的历史，应该从一个名叫李用的人开始，从一句“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的誓言开始。

这是一句没有进入《汉语成语辞典》《常用典故辞典》等工具书的誓言，这是一个完全属于东莞的成语，与这句誓言相连的，是一个“不食周粟”的典故。我从南宋上溯两千多年，终于在首阳山里，找到了历史的遗骸。

中国地图上的首阳山众多，只有如今河北省迁安市南边的一片苍茫大山，才是一个典故的发源地，只不过它用“岚山”的名字，掩盖了伯夷、叔齐的尸骨。

《一座城池的一百张面孔》在纸上落笔的当天，我接到了一个邀约吃饭的电话。晚宴的地点，是我的脚步从未到达过的南城白马。虽然离我的住宅莞城不算太远，但由于没有公交车直达。所以心灵的路程便显得漫长和犹豫。

聚贤庄餐馆，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招牌，没有人能够从五个汉字中读到与古人有关的内涵。百度地图上标示的方位和地址为：东莞市南城白马管理区和厚路1巷3号。紧紧挨着聚贤庄餐馆的，是一条为名“竹隐”的小道，竹隐路上虽然车水马龙，但双向四车道在一座繁华的城市里，终究显得狭窄和寒伧。

就在上午，我刚刚在空白的纸页上写下“李用”这个令我仰视的名字，到了晚上，缘分，就通过一个朋友的饭局，让我找到了“竹隐”的来路。

这是2020年10月21日,离李用用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的誓言，表明对元朝的决绝，相隔了744年。

所有的文献和后世的研究者，都没有记录“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的出处、年代和语言背景，我只在日本华侨史研究专家罗晃潮研究员的文章《李用东渡日本传播理学事略》中看到一些历史的蛛丝马迹：“81岁卒，生前遗愿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故二夫人便把李用遗体运回交趾安葬，由日本门生和两队各穿红袍和白袍的哀乐仪仗队护送上路，一路上吹着悲壮的‘过洋乐’。”（《东莞乡情》1995年4号）

罗晃潮研究员的文章，比较清楚地表述了李用的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是他临终前的遗言，而在我的理解和想象中，李用的遗言，应该是一个死节之士的誓言和豪言，这句话最合适的出处和场景，应该是他东渡扶桑之前的家宴上，是他对女婿熊飞和儿子李春叟的遗训。

一次家宴，成了李用最后的晚餐。粗疏的历史，不会记载这个晚餐的具体年代、日期、菜肴和场景，所以，普通的家宴，不会像鸿门宴那样出现在太史公的笔下。在我的推测中，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应该是这次家宴最准确的年份，而且，也只有在这个时刻，李用才能看清南宋临死前的回光返照。这个时候，离左丞相陆秀夫背负少帝赵昺崖门跳海殉国只剩下最后的两年时间。

东莞学者杨宝霖先生的《李用遗事考》（《东莞历史人物》，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是最接近李用浮海东邻年代时间的文章：

李用动员其婿起兵之时，宋恭帝已降元，元已进军江西，势如破竹。李用出于忠于故国之情，所以动员熊飞抗元，熊飞起兵后，李用之所以浮海至日本者，他明知宋运将终，耻食元粟也。

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年）三月十一日，元兵逼南宋首都临安，宋帝出降。五月，宋帝罡即位于福州，改元景炎。李用动员女婿榴花村人熊飞起兵抗元。七月，文天祥经略江西，熊飞率兵往隶，起行之日，李春叟送行。

如果杨宝霖先生的文章成立，那么，李用东渡日本的时间，当在德祐二年（1276年）的五至七月间。

李用劝女婿熊飞起兵抗元，在我的想象里，应该是以家宴的方式进行。这场家宴包含的另一层含义，是一个只有在酒后公布的秘密。

作为岳父，李用应该是最了解熊飞的人。李用对女婿的劝说，因为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所以所有的文献均无记载。出现在后人文章中的记叙是当年七月，熊飞率兵前往江西，以响应文天祥。历史，在此处省去了许多笔墨，它只以李用长子李春叟写给妹夫的一首诗送行作为结束：

送熊飞赴文丞相麾下

龙泉出匣鬼神惊，猎猎霜风送客情。

白发垂堂千里别，丹心报国一身轻。

划开云路冲牛斗，挽落天河洗甲兵。

马革裏尸真壮士，阳关莫作断肠声。

（崇祯《东莞县志》卷七《艺文》）

七百多年前的情景，通过一首诗穿越到了眼前。我看到了一个男人离别老母和妻儿，在滂沱大雨中率领士卒奔向沙场的豪雄，世世代代语言讲究吉利，文字处处避讳的岭南文人，竟然用“马革裏尸”这样的凶词，向自己的亲人告别，为自已的亲人送行。这种决绝，在李用身上尤其明显。

李用在家宴上的郑重宣告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石破天惊：浮海赴日，请兵勤王。

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这句话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我立即联想起了“不食周粟”这个成语，我想象中的李用，就是商朝孤竹国君两个志行高洁的儿子伯夷和叔齐。以我的见识，不可能想到请兵勤王这样的抱负和理想。即使是如今，李用的异国借兵，依然超出了一个写作者的想象和逻辑能力。

翁婿两代人，用一场家宴作为告别，同时也作为两人的分工计划，请兵勤王和起兵抗元，在1276年的家宴上起步。专家的研究，为李用的宏伟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和合理性。

南宋末期的日本，是中国最好的近邻。作为友邦，日本政府主持正义，不承认元朝政权。日本的对宋姿态，让朝廷大臣张士杰、陈宜中、沈敬之产生了海外求援的想法。作为民间人士和读书人，李用日本请兵勤王的动机并非异想天开。被后世的研究者，定义为“学者”“理学家”的李用，毫无疑问知道中日交往的现状。罗晃潮研究员的文章，描述了当年中日贸易交往的景象：

当年李用浮海至日本，正是镰仓幕府时代，处于封建社会中期，封建制度日益完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发展，日宋之间商贸往来频繁，而南京时期比北宋更为活跃，他们与日本商人、领主所进行的日中民间贸易更因幕府的统治放松而越发兴旺。通过这种贸易和交流，一个商业城市的雏形——博多开始形成，并在现今的福冈市博多区吴服町十字路口附近修筑起日本第一个人工港——袖凑，成为当年日宋贸易的中心，一直延续到十四五世纪，许多宋商也定居在附近的祗园町和管崎宫前一带，据史载，到12世纪中叶在博多地区居留的宋人就有1600余家，还形成了一条唐人街，一些富商巨贾，拥有管崎宫的领地竟达26公顷之多，其中如诃国明便拥有在玄海的一个小吕岛，还与当地豪族结为姻亲，这些宋商和工匠还在祗国町唐人街兴建了许多中国式的祠堂,被称为“宋人百堂”。以请兵勤王为目的的东渡，出现了李用没有想到的结果，但却成了“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这句话的最好实践方式。

2

伯夷和叔齐的事迹，一般的史书，都归之为隐士。而从来没有一个研究者，将入世的李用，划入许由巢父之列。能够将一个抗元的死节之士同两个拒绝新朝的遗民关联起来的，只有那个千年不朽的成语。

伯夷和叔齐是商末孤竹国国君的儿子，伯夷为长，叔齐为少，国君临终之前，用遗嘱立叔齐继位，叔齐以长子继位的理由拒绝，而伯夷则以违背父亲遗愿为不孝的逻辑坚辞。两兄弟拒绝继承王位，之后又拒绝在周朝为官。商朝灭亡之后，伯夷叔齐以做周朝臣民为耻，躲进了首阳山中，决心不食周粟， 只以山里的野菜野果和溪水为食，最终饿死首阳山中。

后世的人，都将伯夷叔齐，放在德行品行志行的最高点上，用“行若夷齐"这个词，表彰那些道德高洁之士。

李用在开往日本的商船上，并没有想到绝食饿死的志行，请兵勤王，不需要伯夷叔齐那样的孤傲和清高。李用更没有预料到的是，一个书生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比东莞到日本的水路还更遥远。

一个书生的行迹，在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和《广东历史人物辞典》中都有记载。在李用辞条中，我读到了“潜心研究周程理学近三十年，人称竹隐先生。用濂洛之学教育学生，注意循序渐进，培养不少人才”的简单介绍，而在东莞探花陈伯陶的《东莞遗民录·李用传》中，则有情节和人物的描述。

李用用放弃科举的非功利方式，在周敦颐、程颐、程颢的理学著作中刻苦钻研近三十年，“非亲友婚丧，足不出户”，所以，师从李用者众多，“馆无虚日”。李用的名声，传到了李昴英的耳朵里，这个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官至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的番禺人，不畏路途艰辛，专程来东莞拜访。文献省去了所有的礼节和客套，直接用“座谈终日，未尝有倦容”形容两个人的会面和深入交谈。李昴英走后，逢人便用“今日才见到有道君子”夸赞李用。

临别之时，李用赠《论语解》一书给李昴英，纪念两个人的相见恨晚。李用没有料到的是，李昴英将《论语解》献于了朝廷，所以，宋理宗的召见和授校书郎让李用措手不及。在世俗的逻辑中，饱读诗书的李用，应该感恩戴德，三呼万岁，然而，李用用坚决的推辞，让人大失所望。幸好朝廷开明，并没有因为李用的“著书岂干禄计哉”而恼怒，而是颁旨刻印《论语解》，发行天下。理宗手书“竹隐精舍”，匾赐李用，这让一个民间读书人，享受到了来自朝廷的最高荣誉。

假使以请兵勤王作为衡量的标准，李用的浮海日本，无疑是一个失败的个案，但是，如果放在个人奋斗和教化异邦的天平上，李用的东渡，显然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

李用请兵勤王的失败，其实是一种审时度势的命中注定。罗晃潮研究员认为：“他以满腔热血和悲愤出现在博多的华侨社会，胸藏为大宋请兵勤王的死节之志，可惜他终究只是‘一介儒士’，俗语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更何况他身处异域，虽有客观的有利环境，但势孤力单，也就回天乏术。”

开馆授徒，传播理学，应该是李用请兵勤王不成之后的谋生转向，一个发誓不食元粟的人，决不会回到元朝的土地。李用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在日本的土地上生存。七百多年过去，已经没有人知道李用开馆的数量，收授过多少弟子，产生过多大影响，多少年的心血，化成了《东莞遗民录·李用传》中的寥寥数语：“以诗书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称曰夫子。”

数百年之后，日本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敌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军队，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中国土地上大肆作恶。广东，是抗日战争中的重灾区，自1938年10月12日日军从惠阳大亚湾登陆之后，东莞，就成了一片血腥之地。这样的局面，是李用无法想象的人类罪恶。

侵略军攻占东莞之后，李用的家乡篁村白马，也没有被恶行遗漏。一队日军进入白马村之后，立即冲进了一幢祠堂，这幢大门口挂着“人心怀教德活遍百万生灵；天下想高峰志论三千事业”牌匾的祠堂，由于建筑显赫，李氏宗祠自然成了重要目标。就在日本士兵点火准备焚毁祠堂的时候，为首的军官忽然看见祠堂正中挂着的一幅人物画像眼熟，他近前观看，突然叫了起来：“夫子！”

侵略，是个罪恶血腥的动词。从日本到中国，数千公里的遥远距离，眼前的夫子遗像，却在瞬间让他们回到了日本。当这队日军最终确认了李用的遗像，确定了白马就是夫子的家乡之后，他们排成了队列，一齐向李用鞠躬，然后退出了李氏宗祠，退出了白马和篁村。

除了鲜血和死亡之外，战场上亦有人性的传奇，发生在李用家乡东莞篁村白马的意外，无疑是李用的荫庇。那些未经抵抗侵入白马村的日军士兵，没有人会想到，这里是在日本传播理学人称夫子的中国人李用的家乡，恶贯满盈的军人，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但李用的遗像，让他们回到了理学的课堂。

这个最早见于《东莞乡情》1995年4号的故事，被罗晃潮研究员在《李用东渡日本传播理学事略》中引用。2020年10月21日的晚宴，我提前两个小时到达，我在竹隐路和聚贤庄附近一遍遍地徜徉，城市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已经让南宋的田园尸骨无存。当南城这个词取代了篁村之后，这片已经彻底城市化了的土地，肉眼无法看到李用和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这句不朽名言的蛛丝马迹。

所有的文献，都用生卒年不详这句话遮蔽了李用的出生年月，“卒年81岁”，成了李用留在人世间的年月日。虽然没有李用故世的原因，但81岁，已经是那个年代的长寿高龄了。李用到日本之后聚的第二任夫人，在李用去世之后，为丈夫“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的遗望盖棺认定。因为二夫人是交趾人，所以遥远的交趾，成了李用入土为安的归宿。

我在东莞生活近三十年，经常见到东莞民间丧葬的场景，那些用锣鼓钹镲唢呐组成的简单乐队，还有两队身穿红袍和白袍的仪仗队伍，为死者作了最后的送行。一个对东莞历史文化天然隔膜的写作者，从来没有想过这支凄婉哀伤曲子的来历，更没有想过这个亲情告别仪式和李用的关联。

李用的门生和两支各穿红袍和白袍的仪仗队，用悲壮的“过洋乐”一直将李用护送到了安南。一个饱读诗书的学者的人生，最后在交趾划上了句号。为死者送行的过洋乐和乐人的倭衣倭帽，后来流传到了李用的家乡东莞。由于时光漫长，历史久远，丧葬改革，风俗失传，东莞已经少有人知道过洋乐了。只有杨宝霖先生，将这段历史，记于纸上：

李用卒后，于今七百年，至今莞人送丧，所用“鼓手”，乐人与乐曲，与他处大异。富有之家，雇用“鼓手”两队，一红袍，一白袍，各八人。乐人均戴花帽，帽以麦草编制，直径约60厘米，上饰以红花绿叶，绢制。红白两队，花帽同而袍色异。“鼓手”为专业，人死，雇用。吹打于丧家门前，相当于报丧，吹打一番之后，即停，有亲友祭吊，即起乐，与祭吊相终始。出殡，“鼓手”前导，如两队，先红后白，直至坟场。葬毕，前导而归，谓之“番丧”，直至丧家门口而止。送丧之曲、番丧之曲，各自不同。时至今日，其风未泯，不过，多因陋就简，用红袍数人而已。

杨宝霖先生的描述，和我屡次见到的场景相同。

3

最早知道熊飞，不是在故纸文献中，而是在离莞城不太远的东城榴花公园里。

熊飞那个时代，东莞地图上，并没有一个叫榴花公园的地方。只有铜岭，以坚硬的姿态，立在东江边上。如今的地名，虽然以“公园”这个漂亮而时髦的名词，取代了铜岭，但公园山上的熊飞铜像，依然是这里最美的风景，是最真实的历史。

熊飞是在妻兄李春叟的《送熊飞赴文丞相麾下》的诗中出发前往江西的。出征时刻的倾盆大雨和誓死报国的悲壮情怀，全部浓缩在一首短短的送行诗中。

江西，并不是熊飞抗元的福地，首次出兵的熊飞，败于元将黄世雄的兵马之下，熊飞只好退回东莞。当他再度起兵之时，打算征收财谷以充军费。这个时候，退隐在东莞温塘的诗人赵必���，主动找上门来，愿以家资三千缗、米九百石供军需，以免百姓惊恐。这个宋朝的赵氏宗室，晓以大义说：“闻王师驻海上，欲遣赵溍、方兴安抚广东，莫若用宋号，通赵、方二使，尊宋主，然后举兵。事成，则可兴复；不成，亦足垂千古。”

熊飞同元将招讨使黄世雄的第二次交手，是在广州。熊飞依然不胜，再次退回家乡。黄世雄派部将姚文虎乘胜追击，却没有想到，熊飞家乡的铜岭，会成为他的死亡之地。姚文虎在铜岭被熊飞的义兵包围，死于乱军之中。冷兵器时代，战争的胜负，往往只在一役之间，姚文虎被杀，乘胜追击的主动权，就异手于熊飞了。在接下来的进攻中，黄世雄力不能支，撤出了广州，熊飞则在广州城头上，竖起了胜利的旗帜。

熊飞攻占广州的时间，《广东通志》和《东莞县志》，遗漏了具体的记录，只有《永乐大典》卷一中的《南海志·取广州始末》，为后人寻找历史，找到了根据。

敌强我弱下的胜利，只有短暂的喜悦。元兵元帅吕师夔、张荣实兵至梅岭，直指广州之后。宋制置使赵溍，命令熊飞和夏正炎领兵北上御敌。南雄一战，熊飞未能取胜，只好率兵退守韶州。元兵围城，突围无策，熊飞昼夜督兵，登城拒敌。

古代历史上失败的守城之战，往往有叛徒或者内应资敌。熊飞的韶州城保卫战，也是由于部将刘自立的叛变，当城门大开，元兵鼓噪而入，熊飞的失败就是必然的结局了。《东莞历史人物》一书中描述了熊飞在危急关头用民间的几案作屏障，与元兵展开巷战，最后寡不敌众，壮烈而死。

相似的一个情节，出现在南明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广东南海人邝湛若在清兵围城的情况下，死守广州，因为西门外城守将范承恩通敌，大开城门，致使清军涌入，广州失守。

杨宝霖先生的文章中，记录了一批跟随熊飞抗元的东莞壮士：

许之鉴，莞城人，集义兵千余，助熊飞铜岭之战，随熊飞北上南雄。熊飞战死，许之鉴走从文天祥于江西汀州，随文天祥屯潮阳，五坡岭之战，文天祥被擒，许之鉴不屈而死。

伍凤，石碣人，有膂力，从熊飞起兵，随至江西。在攻城野战中率敢死士冲锋陷阵。第一次攻广州，失手为黄世雄所擒，世雄爱其骁勇劝降，伍凤睁目大骂，跃起绳断，为世雄部下蜂拥向前乱刀砍死。

姚凤，善游泳，以勇力为熊飞卫士，铜岭之战，姚凤立功最多。熊飞战死，姚风从浈江潜水逃回东莞，元兵元帅张弘范叫署东莞县事张元吉招之，姚凤说：“我鲁莽，不能降。”饮酒大醉，哭熊飞三日而死。

叶刚，字永青，熊飞妹夫。熊飞起兵，刚与两弟叶判、叶钊一同参加，败元兵于铜岭。随熊飞驻兵南雄，韶州破，叶判战死，叶刚、叶钊化装逃回。景炎二年（1277年）二月随文天祥恢复江西，会昌之捷，叶钢立功。八月，元将李恒袭兴国，叶刚随文天祥出走，至空坑，为保护文天祥力战而死，年五十二。叶钊觅其尸归葬京山，墓今尚在。

七百多年之后，铜岭依然坚固，只是，满山苍翠，英雄无觅。幸好，三百年之后，茶山人袁昌祚和温塘人袁应文集资在铜岭最高处，兴建30米高的八角七层榴花塔，依稀让后人记起熊飞抗元的铜岭之战。

时光，是记忆的敌人，是人类遗忘的杀手。幸好有文字，可以让后人抵抗时光，在故纸中抵达历史的现场。

岭南学者屈大均写于永历十三年的《文烈张公行状》一文，为东莞留下了悲壮的文字：

东官为忠义之乡，宋末有将军熊飞、许之鉴，以布衣起兵于花溪银塘之间，从文丞相大破元兵，复韶、广二州，失机以死，国朝有都督陈策、镇抚关镇明，以五千之兵，遮满州数万于浑河口，血战数日，杀伤相当，绝援以死，四君者，皆英人之杰，义不与强胡并立，煌煌忠烈，载在史书。中兴之初，则复有张文烈公其人焉。

自熊飞起于东莞，终元之世，粤人所在横戈舞干，怒气凌云，无一日不思为宋复仇者。计元八十年间，与粤人力战，盖无虚岁，元可以得志于中原，而不能加威于吾粤，粤人之为元患也，久矣，而东莞为甚。东莞豪杰，在皇明开国，则有何真；在中兴，则有张文烈。呜呼！讵不伟哉？

4

熊飞第二次起兵的时候，军需遇到了困难。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战争的基本规律，是所有战争指挥者出兵之前的运筹帷幄。

当熊飞“准备尽括税户财谷充军费”时，却不料遇到了“人情汹汹”的不利局面。这个时候，一个名叫赵必���的人出现了。

“赵必���往见熊飞，愿以家资三千缗，米九百石供军需，以免百姓惊恐，又游说熊飞说：‘闻王师驻海上，欲遣赵溍、方兴安抚广东，莫若用宋号，通赵、方二使，尊宋主，然后举兵。事成，则可兴复；不成，亦足垂千古。’熊飞依其言。”

这段见于文史学者杨宝霖先生文章和赵必���《覆瓿集·附录·秋晓赵公行状》中的描述，不仅让熊飞的军费得以保障，而且让百姓免除了抵制征收带来的矛盾。对于熊飞来说，这个突然出现的赵必���无疑是他的贵人。

我从《广东历史人物辞典》中进入，一眼就看到了赵必���的皇家血统：

赵必���（1245——1294年）字玉渊，号秋晓，南宋东莞人。宋太宗十世孙。咸淳元年（1265年）进士。官高要县簿、署四会县令。时乡民斗殴，令争斗双方各自收尸，以免连累乡民。以南安军南康县丞归家。劝熊飞起兵拥戴宋室抗元，捐助钱财充当军费。追从文天祥，任惠州军事判官，力图恢复。入元不仕，隐居温塘村。工词赋，著有《覆瓿集》。

升平盛世的皇孙公子，都是荣华富贵的坐享者，然而赵必���却生不逢时，家破国亡，心无寄托。“隐居东莞温塘时，足迹不入城郭。每望厓山，则伏地大哭。又画文天祥像于厅事上，朝夕泣拜。终日纵饮呼号、长歌短吟，以抒不平之气。”

后世的研究者，将赵必���定位于“宋季杰出爱国诗人”，这个判断和《广东历史人物辞典》中“隐居温塘村”、“《覆瓿集》”这几个汉字，为我的散文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