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经济学家时刻 本雅明阿佩尔鲍姆 著 经济学人科克斯书评等 经济理论 经济学家及其新思想 经济政策

书名: 经济学家时刻

定价: 68元

作者: 本雅明·阿佩尔鲍姆（Binyamin Appelbaum）,苏京春,王睦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 2020-12

页码: 450

装帧: 假精装

开本: 32

ISBN: 9787521723489

1.一部人人看得懂的经济学家如何影响社会的通识佳作。通俗解读近半个世纪重要的经济学家及其新思想如何影响今天的经济政策。着笔墨于知名经济学家，奇闻逸事能以小见大，以个体见历史，引人入胜。

2.重新审视当下的经济社会热点问题和重大的经济挑战。有历史纵横感，娓娓道来，似为窥见未来推开一扇窗。用1970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机近半世纪的时间跨度，来梳理市场竞争和去监管政策带来的利弊。

3.新颖角度解读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变迁逻辑，深度揭示经济政策反思。财经媒体人笔下的20世纪经济思想史，犀利解释经济原理原委。

4.文笔深入而浅出，论证透彻而翔实，见解独到而深刻。以经济视角看世界版图，以经济故事看世界秩序，以经济发展看当代之局，以经济人物看历史变迁，打造多维切面，读来津津有味却又发人深省。

当我们遇到诸如公共政策、全球化、市场竞争、去监管、垄断、效率、公平、贫富差距、数字经济等经济问题，经济学家能告诉我们什么？

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在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人们一度认为，经济学家的专业知识能为政府决策带来精确性和严谨性，但金融危机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反思。这本书将1969—2008年的40年称为“经济学家时刻”，讲述了经济学家的错误预言、自由市场的演进，以及由于高度推崇市场而导致的社会断裂。

这本书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在美国政治与社会中的作用很小，处于边缘地位。当“二战”后的繁荣开始消退时，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和权力也随之上升，逐渐走到中央舞台，影响并参与政策的制定。结果是，一方面，这些经济学家及其思想重塑了现代世界，释放了企业活力，为全球化扫清了道路；另一方面，繁荣的代价是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一味地拥抱市场反而牺牲了经济平等和后代福祉。

译者导读001

引言009

第一篇

第一章市场无处不在003

华特·欧伊的战争014

金钱至上的教授021

从“谁参战”到“谁在乎”028

第二章弗里德曼大战凯恩斯033

经济学家的高光时刻040

不用非得做什么，站在那里就好047

第三章一个国家，未充分就业057

沃尔克革命068

免于通胀074

（毫无）节制080

第四章免税代理089

大为光火099

里根经济学108

节衣缩食的日子117

如果一开始没能成功122

第二篇

第五章我们信任的企业131

反对反垄断139

“波斯纳，巴克斯特，博克”149

“反垄断已经死了，不是吗？”157

第六章免于监管165

美国航空业171

就在此时此刻182

第七章生命的价值193

天平？201

生命的价值206

规范监管机构212

分析性瘫痪219

第三篇

第八章金钱，是个难题229

经济民族主义238

转变与震荡244

中美共同体250

和谐之音260

第九章智利制造267

自由经济给予自由275

“公平的经济增长”284

中国台湾制造291

第十章纸做的鱼？301

格拉姆博士309

泡沫危机316

用纸来做鱼327

结论335

洪流之后346

致谢355

注释359

本雅明·阿佩尔鲍姆（Binyamin Appelbaum）

《纽约时报》首席商业与经济作家，编辑，记者。2010—2019年担任《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负责报道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政策。曾在《夏洛特观察家》工作，关于次级贷款的报告赢得了乔治·波尔克奖，并获得了2008年普利策奖入围奖。

苏京春，经济学博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译有《经济奇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通往衰败之路》等。

王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助理研究员。

綦晓光，英国国家学术院杰出学者、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教授级终身成员

进化很有可能不意味着进步。这本书讲述了西方形式主义经济学家的故事，并且认定它并非一个进步的过程。人类经济社会是实在的，对形式主义的回顾与审视总能帮助我们一次又一次认识到这一点，而这本书正是此类代表作之一。我推荐这本对经济学反思的著作。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这本书基于对经济学家群体的观察视角，详述市场机制理念在西方所造成的所向披靡的影响，以及其所产生的代价，即以长期福祉来换取短期繁荣等局限性。这一认识，正与我们致力于理论创新所形成的新供给经济学一直强调的“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资源配置优化理念相合。我愿向读者推荐这本书，它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反思，也为我们带来学术思想反思与理论联系实际推进创新的启迪。

沈建光，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

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的传记，也以生动活泼的笔调对整个经济学历史、影响和局限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我相信这本书不仅对非经济学家的读者了解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有帮助，而且对经济学家都有启迪。推荐！

鄢一龙，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

不但有效市场是经济繁荣的基础，有为政府也是。社会平等不但是公平问题，也是效率问题。经济学不但是象牙塔的理论之学，更是经世致用的实践之学。这本书提醒我们，真正的经济学家时刻在于实事求是，在于中道。

苏京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市场和政府都不是万能的，但缺失其一又都是万万不能的。我们现在虽然仍很难十分精准地回答公共政策制定者应该做什么，但是至少这本书用一些重要的人和故事告诉我们，公共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做什么。当我们更加尊重现象、事实与行为，看清谜面的背面时，谜面本身可能也更简单。

引言

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中世纪的基督教构建了一个完整而全面的系统来解释人和宇宙的奥秘，它是政府的基石，是和平的战争仲裁者，是知识和艺术的灵感来源，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背后的推动力——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止它走向衰落。

——米歇尔·乌洛贝克，《基本粒子》（1998）1

我能计算天体的运动，但却不能计算人的疯狂。

——艾萨克·牛顿（1720）

20世纪50年代初，位于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深处有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在做一份充当人力计算器的工作，他的名字叫保罗·沃尔克。他的工作就是帮那些做决定的人处理数据，他告诉妻子，这份工作应该不会有什么晋升机会了。2因为整个中央银行的领导层包括银行家和律师，甚至还有艾奥瓦州的养猪户，但没有一个是经济学家。3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是一位股票经纪人，他对经济学家这个群体的评价很低。他跟一位访客说：“在美联储，有50名计量经济学家为我们工作，他们的办公区域在这栋楼的地下室里，而他们被安排在那里是有原因的。”“他们能有机会在这栋楼里工作，是因为他们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让他们在地下室里工作，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他们对自己的分析过于自信，已经超出了我能担保的范围。”4

马丁对经济学家的这种厌恶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精英中广泛存在。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曾私下里把同时代最有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斥为不切实际的“数学家”。5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敦促美国人不要让技术专家或科技主义者掌权，并警告说“否则公共政策可能会成为科技精英的俘虏”。国会可能会允许经济学家发表证词，但通常不会认真对待证词的内容。国内政策方面的民主党领袖、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的助手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道：“高层决策者，尤其是那些身处国会山的人，通常认为经济学是一个深奥难懂的领域，它并不能建立一座缩小差距或跨越鸿沟的桥梁，来解决一些我们关注的具体

问题。”6

1963年，当美国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被委任进行两项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进方案的研究时，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不会向学院派经济学家进行咨询。另一位官员解释说，他们的建议“对那些负责决策的人来说几乎毫无用处”。7

同年，最高法院对政府阻止两家费城银行合并的决定表示支持。虽然有证据表明合并会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但是法院认为关于经济的证据无关

紧要。8

但一场革命即将来临。相信市场力量和光辉的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他们改变了政府业务的内容，改变了企业管理的方式，并最终改变了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方式。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5年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接近尾声，这些经济学家说服政治领导人减少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相信自由市场会比官僚制度带来更好的结果。

经济学常被称为“悲观科学”或“沉闷科学”，因为它坚持认为，由于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必须要做出一些选择。但是经济学真正传达的信息以及它受欢迎的原因，是它能够帮助人类摆脱资源短缺的束缚。炼金术士会承诺他们能从铅块中提炼出金子；但经济学家说，只要制定一个更好的政策，他们就能够“无中生有”。

我把1969—2008年的40年称为“经济学家时刻”，借用历史学家托马斯·麦克劳的话来说，经济学家在控制税收和公共支出、解除对大型经济部门的监管，以及为全球化扫清障碍等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9经济学家说服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结束了征兵制；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说服联邦司法部门放弃了反垄断法的实施；经济学家甚至说服政府给人的生命定下了一个价格（这个价格约相当于2019年的1000万美元），用以确定某些监管的实施是否值得。

经济学家也成了政策制定者。1970年，经济学家阿瑟·伯恩斯接替马丁担任美联储主席，他开创了一个由经济学家领导美联储的时代。还记得当年在地下室充当人力计算器的沃尔克吗，他也是其中一员。10两年后，也就是1972年，乔治·舒尔茨成为第一位担任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这个职位曾经由狄龙担任。11美国政府雇用的经济学家人数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大约2000人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6000多人。12

美国是知识分子骚动的中心，也是将思想转化为政策的主要实验基地，但将市场作为经济停滞的解药是一种全球现象，抓住了英国、智利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政治家的想象力。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取消政府价格管制。在20世纪末，法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允许面包师自己决定法式长棍面包的售价。13

接下来，中国也加入了这场经济革命。八位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与参与制定中国经济政策的精英一起，乘着游船沿长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游览。这次游览中的讨论有助于说服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对市场给予更大的信心，推动中国构建自己的市场经济。14

这本书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传记。其中有一些相当知名的领军人物。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对美国人民生活的影响比他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要伟大；阿瑟·拉弗，1974年他在一张鸡尾酒餐巾纸上画了一条曲线（拉弗曲线），这条曲线使减税成为共和党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还有一些人可能不那么为人所熟知：华特·欧伊，一位盲人经济学家，他通过口述让妻子和助手记录下他的一些计算结果，而这些计算结果说服了尼克松结束征兵制；阿尔弗雷德·卡恩，由于他的努力，对于航空旅行的限制被解除了，在那些商业航班拥挤不堪的机舱里，人们依旧欢欣鼓舞，这是他成功的证明；还有博弈论专家托马斯·谢林，他说服了肯尼迪政府安装一条能接通克里姆林宫的热线，并想出了一种用金钱衡量人类生命价值的方法。

这本书也是对这些成就的回顾和审视。

对市场经济模式的接纳与追捧，使全世界数十亿人摆脱了赤贫。商品、资金和思想的交流将各国联系在一起，世界上77亿人口中的大多数因此过上了更富裕、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中国人吃来自智利的三文鱼；印度的儿童使用以色列生产的药物来治疗疾病；喀麦隆人观看他们的同胞在NBA（全美篮球协会）打篮球。今天地球上每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都远低于1950年。

当人们想要不同的东西时，市场让他们更容易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一优点在重视多样性和选择自由的多元化社会中尤为重要。经济学家利用市场为一些突出的问题提供了简单的解决方案，比如填补臭氧层空洞、增加可供移植的肾脏的供应等。

但在某些层面上，市场革命也有些失控了。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它以牺牲经济平等、牺牲自由民主以及牺牲子孙后代为代价。

经济学家指示政策制定者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增长的最大化上，而不考虑收益如何分配——就像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个蛋糕的大小上，而不考虑每一块要切多大。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查尔斯·L.舒尔茨说，经济学家应该争取制定最高效的政策，“即使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某些群体的收入出现重大损失——这种情况几乎总是会发生”。15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首席顾问基思·约瑟夫宣称，英国需要更多的百万富翁，同时也需要更多的破产。他说：“如果我们要减轻这个国家的贫困状况，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就需要比现在更多的不平等。”16

然而这剂药并不管用。在这本书所描述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经济增长在连续的每一个十年中都有所放缓，从20世纪60年代的年均3.13%降至21世纪初的0.94%，这一数字结果是经通货膨胀和人口因素校正后得到的。17

少数人的富裕程度超出了富豪最大胆的想象，但中产阶级现在有理由预见他们的孩子过不上那么富裕的生活了。*我父亲出生于1951年，在那一年出生的美国男性中，有75%的人在30岁时的收入多过他们的父辈在30岁时的收入。我出生于1978年，而在那一年出生的美国男性中，只有45%的人在30岁时的收入超过了我们的父辈。对我的孩子和他们这一代来说，前景更加暗淡。18

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还把美国人作为生产者的利益与他们作为消费者的利益结合起来，用高薪工作换取低成本的电子产品。这反过来又削弱了社会结构和地方政府的可持续性。本来，社区的存在能够缓解个人失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大规模裁员如此令人痛苦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社区自身也常常遭到破坏。许多小的痛苦因为社区的存在而叠加在了一起，演变成一场大的灾难。

现在，着眼于经济的快速增长是要以牺牲未来为代价的：减税带来了一场小规模的爆发式假性繁荣，却以牺牲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支出为代价；对环境监管的限制保障了企业的利润，却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

然而，最能说明我们的经济政策失败的是，随着财富水平的不平等日益变成健康水平的不平等，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正在下降。1980—2010年，美国最富有的20%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有所增长。但在同一时期，最贫穷的20%的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却下降了。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贫困女性和富裕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的差距在这段时间里从3.9岁扩大到了13.6岁。19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其起源与自由民主的兴起密切相关。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开始用说服代替强迫。西蒙·沙玛在他的关于17世纪荷兰共和国文化史的著作中描述了国家庆典上的一个显著变化：“公开代替了隐秘，浮夸代替了魔幻，说教代替了幻想。”被卡尔·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奠基人”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通过努力使自己成了有用之才，首先是对英联邦，然后是对查理二世国王，他用衡量私人财富的方法来了解和证明国家对税收的日益依赖。20

党派人士开始依靠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观点，以赢得公众对他们的支持，进而改变政府的政策。1776年发表的第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被称为“国富论”，因为作者亚当·斯密找到了让财富增长的良方，那就是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几十年后的1817年，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强化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国家可以通过放弃某些商品的生产，专注于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来实现繁荣。其他东西可以依靠进口。英国有一部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而上述见解给《谷物法》反对者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们使用一种新技术——邮票，来传播李嘉图的信条，它促进了新期刊《经济学人》的发行。21

1846年，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决定废除《谷物法》，这可能是第一个在经济学家的影响下对公共政策实行改变的重要案例。

随着数据的增加，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就像缠绕在玉米秆上的豆藤一样。在现代的开端，各国政府对自己的国家知之甚少。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人口、收入、财产，只有一个大致的概念。22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曾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展开了一段令人难忘的论述，对那种可以将美国财富量化的想法嗤之以鼻。他写道，毕竟连欧洲国家都无法获得这样的信息。但事实上各国逐渐开始收集统计信息，“统计信息”最初指的就是关于国家的信息。1853年，美国政府聘请国内最早的经济学教授詹姆斯·D.B.德·鲍来分析十年间的人口普查结果，该次普查收集的数据比以往都要多，包括第一次详细地计算了耕地的面积。23

德·鲍的统计工作使关于奴隶制的政治辩论发生了转变。在1857年非常畅销且极具影响力的抨击著作《即将到来的南方危机》（TheImpendingCrisisoftheSouth）中，一位名叫欣顿·黑尔珀的年轻南方人，用人口普查数据来证明奴隶制对南方是不利的。在黑尔珀看来，奴隶制度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道德败坏，而在于效率低下。24

在接下来的75年里，政策制定者让信心重回市场。政府慢慢地扩大了在经济中的作用，先是创建了国家货币，随后建立了中央银行；建立联邦监管机构，首先是针对铁路行业，然后拓展到越来越多的其他行业；进而通过立法限制垄断。但对于市场来说，政府仍然是一个小小的外围角色。当经济陷入大萧条时，国会仍然缺乏关于经济的基本信息。1932年，它被委托进行一次对经济活动衰退的评估；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34年1月的报告中指出，1929—1932年，美国国民收入下降了一半。虽然当时获得的数据已经是两年前的了，但它仍然值得重视。政府印制了4500份报告，很快就全部卖掉了。25

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种政治共识，即在20世纪下半叶，政府应在经济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前几十年的过剩和不平等，以及后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灾难，使人们对市场失去了信心。经济曾被视为一把摇椅，可以前倾，也可以后仰，但总是能可靠地回到原点。针对这一观点，凯恩斯用一段标志性的言论来辩驳，他认为，经济更像是一把轮椅：在不可避免的混乱过后，需要政府的手来把椅子推回原处。经济繁荣时需要谨慎管理，以防止繁荣带来的不平等分配；经济不景气时同样需要谨慎管理，以减少痛苦的产生。那段时期保守派人士主张小幅增加政府监管和社会福利支出。

美国政府拓宽了对经济活动的监管范围。一个拥有州际商务委员会颁发的许可证的卡车司机可以运输曝光过的胶片，但他还需要另一张单独的许可证才能运输未曝光的新胶片。反垄断监管机构阻止中型企业合并，并试图拆分像美国铝业公司这样的行业主导企业。像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这样的技术公司被要求与竞争对手共享科技成果。而被指责引发经济大萧条的银行业被判了“缓刑”。

政策制定者有意识地限制经济不平等。1946年，国会通过了一部法律，要求政府将失业率降到最低。此外，国会还强制实行了累进所得税制度和其他征收项目，这些税收制度征收了最高收入人群一半以上的收入。在大萧条时期被政府合法化的劳工运动的兴起，有助于确保工人与股东一起致富。在20世纪50年代，超过1/4的美国工薪阶层加入了工会，其中包括一个名为罗纳德·里根的过气的电影明星，他后来担任美国演员工会的会长。

政府还试图通过确保人们有机会上升并接住那些下降的人，来减弱不平等造成的影响。1948—1968年，联邦开支占全国经济总产出的比例大约翻了一番，从大约10%上升到20%。美国建立了州际高速公路系统，资助了商用航空业的扩张，并为互联网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政府还在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和公共养老金方面投入巨资：美国想要证明，它可以比它的对手为普通民众创造更好的生活。

在大约25年的时间里，美国人享受着繁荣昌盛的时代。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妇女和非裔美国人在法律、社会和经济上的从属地位等，但经济利益是广泛共享的。外国人这样评论美国社会的平等主义外表：老板和工人开着同样的车，穿着同样的衣服，坐在同样的长椅上。美国就像一个工业园区，华尔街是这个园区的一部分，在那里，收入微薄的人却在管理别人的巨额资产。每年大约有1/5的美国人搬新家，大多数美国人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可以成功地顺着经济阶梯向上爬。在底特律，汽车制造业把一代工人带进了中产阶层，而汽车又载着他们驶向了城郊的富人区。

在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经济学家开始进入政府工作。他们通过计算来帮助政府决定哪里应该修建道路和桥梁，以及哪些道路和桥梁应该被拆毁。经济学家阿诺德·哈伯格回忆说，他的一个朋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来到华盛顿，发现国家广场上到处都是匡塞特小屋***。“那是什么？”朋友问道。“噢，”哈伯格回答道，“那就是经济学家待过的地方。”26

当政策制定者和官员通过加强管理来应对联邦政府的快速扩张时，他们开始依赖经济学家来实行公共政策管理的合理化。渐渐地，经济学家也开始对公共政策的目标产生影响。凯恩斯的信徒开始说服政策制定者，政府可以通过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来促进繁荣。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领导下，这种“激进经济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当时，他们采取减税和增加开支的激进举措，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减少贫困人口。

这一举措实施后的几年时间里，它所取得的效果是不可思议的。可在那之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就开始同时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摇摇欲坠，日本和联邦德国开始复兴。“在汽车、钢铁或飞机的制造上我们无法与之抗衡，”尼克松总统烦恼地说，“所以以后我们只能生产卫生纸和牙膏了吗？”27尼克松及其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和吉米·卡特一直在尝试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干涉主义方案，直到其中一些凯恩斯主义者彻底绝望并最终放弃。曾任卡特政府商务部长的经济学家朱厄妮塔·克雷普斯在1979年卸任时告诉《华盛顿邮报》，她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信心严重地动摇了，因此她不打算重返杜克大学继续担任终身教授。“我不知道我要教些什么，”她说，“因为我对我曾信奉的教义失去了信心。”28

领导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革命的经济学家，高举着“我们相信市场”的旗帜展开游行。20世纪60年代末，他们开始让政策制定者相信，市场经济中价格的自由浮动会带来比政府的管控更好的结果。他们表示，激进经济学的拥护者夸大了政府的影响力和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说，想要通过管理资本主义来改善这个地球上人们的生活，最终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欲成大事者一定要有不可一世的气概，但谦逊和稳重同样重要。这些发起革命的新一代经济学家并没有声称自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事实上，他们表示不会给出答案。他们的主张是，政策制定者应该为市场经济让路，而不是一直试图做出正确的选择。政府应该尽量减少支出和税收，仅实行有限的监管，允许商品和资金自由跨境流动。那么哪些方面需要政策的干预呢？例如，在分配污染成本方面就需要，但政府也应尽可能地以近似市场运作的方式来进行管理。J.H.戴尔斯在1968年写道：“如果通过建立一个市场的方式来执行一项政策的做法是可行的，那么将没有任何一个政策制定者可以负担得起拒绝它的代价。”29

在20世纪的美国，这种对市场保持信心的呼吁得到了其他保守主义流派的支持，而这对于市场的发展非常关键。30它深深地打动了“强硬的右翼”，后者一直以来坚持的立场就是反对共产主义，主张政府削减除国防以外的一切开支。20世纪中叶，自由主义者将保守主义的复苏描述为一种对社会边缘的病态折磨。但历史学家丽莎·麦克格尔注意到，经济保守主义的温床在美国的阳光地带的城郊，那里靠联邦国防支出发了财，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还有佐治亚州的科布县。经济保守主义的拥护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十分有思想”。31他们认为事态的发展非常好，如果政府停止胡作非为，这种情况就可以持续下去。（奥兰治县的牙医还是不承认他们依赖政府，尽管政府每年会向前来做清洁的承包商支付两次清洁费用。）

经济学可以说是一种肯定的宗教。早期的信仰对财富持悲观态度，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的快乐是以他人的痛苦为代价的。在一个生产力几乎没有随时间而增长的世界里确实是这样的：中世纪的工会制度限制了人们向熟练技工的进步，因为鲁昂对面包的需求只有那么多。32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财富可以通过扩大经济规模来积累。自私可能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值得强调的是，亚当·斯密并不认为自私总是对社会有益的。但经济学与其创始文献之间的关系，与世界上其他伟大的宗教大致相同。斯密的理论被微妙地总结为“贪婪是好事”，这句话已经成为一个征服全世界的信条，它的信徒既包括富人，也包括许多渴望变富的人。

对市场抱有信心的支持者还与企业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当回顾这段历史时，这种联系与合作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当时并非如此。弗里德曼和他的密友乔治·斯蒂格勒等保守经济学家最先表达了对企业权力的恐惧，并认为限制企业集中度是政府为数不多的合法职能之一。至今还有少数保守的经济学家仍然这么认为，但更多的经济学家决定与企业共同反对政府权力。经济学家提供想法，企业提供资金，去资助研究，资助大学，资助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美国企业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等智库机构。

在1972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家阿尔曼·阿尔钦和哈罗德·德姆塞茨将企业描述为资本主义的典范，是确保人们得到有效就业和公平报酬的最佳可能机制。其中一个脚注告诉读者，他们是在制药巨头礼来公司的资助下得出这些结论的。33企业高管和那些美国富人非常乐意看到自己的信仰和利益被表述为科学真理。

经济保守派与“宗教右翼”的社会保守主义者以及少数族裔民权的反对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信奉市场经济的一些最重要的早期倡导者，尤其是弗里德曼，他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曾是反犹太歧视的受害者，认为少数群体应该接受市场的转变，把它作为抵御多数主义迫害的最佳选择。34市场使人们更容易适应不同的需求和偏好，抑制了除支付能力以外的任何基础上的歧视。弗里德曼和其他主要经济学家也表达了一些社会保守派难以接受的观点，包括支持移民、毒品合法化和同性恋权利。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者巴里·戈德华特于1964年参加总统竞选活动这件事，许多社会保守主义者表现得非常犹豫；而1968年乔治·华莱士竞选总统时的种族主义议程令许多经济保守派感到痛苦。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这两个阵营终于找到了共同点：担心自己的道德价值观的社会保守派和担心自己的财产价值的经济保守派都深深感受到政府权力扩张带来的威胁。包括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夫社区教堂牧师罗伯特·舒勒在内的宗教领袖将追求财富描述为一种道德事业，从而综合了两种保守主义。舒勒称他的教堂是“上帝的购物中心”，并告诉他的教众，“你们有上帝授予的致富权利”。一位教友告诉麦克格尔，她先前的牧师“总是谈论凯撒·查维斯和葡萄抵制运动，但当你走进教堂的时候，你想听的是福音，而不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