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樊登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 荣获犹太图书奖 再现跌宕起伏的建国历史 揭示以色列民族深邃的灵魂 好望角丛书世界历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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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书 名	好望角
书 名	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
书 号	978-7-213-08798-1
定 价	88.00
作 者	[以色列]丹尼尔·戈迪斯
译 者	王戎译  宋立宏校译
开 本	32开
页 码	509
装   帧	精装
字   数	378千字
出版日期	2018年7月

 

 以色列是一个小国，但建国以来一直吸引着世界的注意，既受到许多人青睐，也常常成为抨击的对象。

 

 为什么国际社会如此关注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国？

        为什么以色列人在众多关键问题上存在如此严重的分歧？

        为什么以色列会做出这些决策？它的未来将会怎样？

 

 戈迪斯带我们重温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个里程碑式事件，向我们介绍一位位凭借满腔热血和强大灵魂在关键时刻改变国家命运的   关键人物。他既向我们展示了以色列是如何成为一个文化、经济和军事强国的，也指出了这个国家犯下的错误，追溯了其在国   际上长期受到孤立的根源。戈迪斯清晰而权威地证明，以色列最主要的目的和最重大的成就是实现犹太民族在现代的重生。本  书探究的正是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

作者戈迪斯是在美国出生并完成高等教育后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这种背景使他迥异于那些以色列背景的现代以色列历史的研究者。他在观察以色列时，既有那份能够入乎其内的谙熟，又有一份出乎其外的超然。

 

本书除了关注巴以冲突外，更多地聚焦于以色列犹太人的内部矛盾，对它们的来龙去脉做了见树见林的交代，这是有别于同类著作的特色之处。因此，本书并非又一部顶着通史名号的阿以战争史、巴以冲突与和谈史，再加犹太移民史，而毋宁是在此基础上对整个以色列社会的鸟瞰。作者想谱写的，不是以军乐为主的铜管乐，而是多声部的交响乐；作者想捕捉的，与其说是政治事件、军事行动、谈判桌、协议内容、营救策略，不如说是这些东西背后的人、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观念。

 

书中收录了8幅极具史料价值的历史地图和45幅极富现场感与时代意味的历史图片。

 

 

丹尼尔·戈迪斯

 

 

? 耶路撒冷沙勒姆学院的副校长和克雷特基金会特聘研究员，《耶路撒冷邮报》和《彭博视点》的专栏作家。

? 他撰写了多本关于犹太思想和以色列政治流派的书，其中《拯救以色列：犹太人怎样才能打赢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获得2009年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荣获2016年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

? 2007年，他帮助成立了以色列第一所博雅学院——沙勒姆学院。目前他居住在耶路撒冷。

 

 

【译者简介】

 

译者：王戎，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希伯来语讲师，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以色列国防军研究，已出版《以色列概论》。

 

校译者：宋立宏，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犹太-以色列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犹太文明、古代地中海世界方面的研究，已出版多部专著、编著和译著。

和以色列这个国家一样，丹尼尔·戈迪斯写的《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部充满勇气、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作品。本书讲述了以色列建国至今令人惊叹的故事。任何人，只要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感兴趣，都会在这部持论公允、叙事平衡和众所急需的书中发现深刻的见解。

——阿里·沙维特

《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作者

 

以色列是谁？它从何而来？为什么犹太国将继续存在，且必须继续存在？戈迪斯精准地抓住了这些问题的本质。有人曾问我：“关于以色列，如果只读一本书，应该读哪本？”现在我已有了答案。

——丹迪斯·罗斯

克林顿总统的中东特别协调员、《失去的和平：争取中东和平的内幕》作者

 

以色列史可以说是现代以来最伟大的故事，以简洁而有力的方式陈述这段历史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丹尼尔·戈迪斯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如此，他还用丰富的文字和深刻的见解充满激情地呈现了以色列的历史。他这本书会让对犹太国感兴趣的人爱不释手，还会成为学者、学生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文献。

——以色列前驻美国大使迈克尔?奥伦

《六日战争：1967年6月及其对现代中东的塑造》作者

 

丹尼尔·戈迪斯写下了一部极具启发性的历史，在其中，他不仅通过政治家和战士，还通过艺术家、作家和诗人来讲述以色列的故事。戈迪斯向我们展示了以色列的灵魂，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在地球上最受憎恨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受喜爱的国家之一。

——约西·克莱因·哈勒维

《像梦想家一样：统一耶路撒冷但分裂国家的以色列空降兵》作者

 

关于以色列国取得的胜利和经历的磨难，终于有了一部情感细腻、文笔优美、立场公正的作品。

——戴维·沃尔普

洛杉矶西奈圣殿拉比，《大卫：分裂的心》和《令失败有意义》作者

这本书用精彩、易读、细腻和睿智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复杂的故事，任何想弄清楚世界上这个复杂角落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

——底波拉·莉丝黛

埃默里大学现代犹太史和大屠杀研究多罗特基金会特聘教授

《否认：大屠杀历史的审判》作者

 

从几乎被摧毁走向重生，以色列走过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内容丰富，过程痛苦。在丹尼尔·戈迪斯编织的这张关于以色列史的美丽挂毯中，我们能看到创建新型犹太社会是一项多么令人佩服的复杂工程。怀着坚定的梦想，这个新的民族一方面喜欢自我反省，追求精神生活和文化知识，但另一方面，他们战胜了沼泽和沙漠，一次次因为没有退路而拿起武器。《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很好地提醒我们：凭借新的语言、世俗的文化和无与伦比的成就，以色列当之无愧是人类创造的一个奇迹。

——塔利娅·卡尔纳

《莫斯科酒店》和《耶路撒冷少女》作者

 

丹尼尔·戈迪斯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小说家的写作才华于一身。他探究整个以色列历史，解释了20世纪犹太国的重建为何及如何彻底改变了犹太历史，让复杂的历史事件变得明了易懂。《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本真正重要的书。”

——约瑟夫·特拉兴金拉比

《犹太文学》《犹太伦理学准则》和《拉比》作者

 

戈迪斯在事件的叙述中融入了他对历史的判断，有效使用了文学文献和对以色列形成期关键人物的介绍，对以色列的历史、政治，特别是其灵魂，进行了深入思考。《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部活力四射、思路清晰、充满智慧的作品。

 

——伊兰·特洛恩

以色列研究学会主席

 

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中译本序

序言：一个壮观的人类故事

第一章 诗歌和政治：犹太民族寻找家园

第二章 故土某处

第三章 是对话而不是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世纪之交时的分歧

第四章 梦想实现的曙光

第五章《贝尔福宣言》：英帝国支持犹太国

第六章 无处可去，即使能离开

第七章 伊休夫抵抗英国统治，阿拉伯人反对分治决议

第八章 独立：国家诞生

第九章 从建国之梦到建国之路

第十章 以色列登上国际舞台

第十一章 以色列直面大屠杀

第十二章 改变国家命运的六日战争

第十三章 占领成为重负

第十四章 赎罪日战争：“构想”心态破裂

第十五章 革命中的革命：以色列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和复仇

第十六章 效法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兴起

第十七章 和平进程陷入僵局

第十八章 犹太国的犹太复兴

结语：《贝尔福宣言》发表一个世纪后的犹太“民族家园”

 

致谢

附录1人物简介

附录2非英文术语释义

附录3以色列《独立宣言》

附录4以色列总理、总统和美国总统对应表

附录5以色列政党及其分化组合

附录6延伸阅读

注释

引用文献

索引

【中译本序】

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

（已发表于《文汇报》2018年3月23日）

以色列是众所瞩目的国家。无论在当代全球政治变局，还是千年世界文化格局中，以色列这个“犹太国”的特殊位置都无须赘言。关于以色列的中文书越来越多，不少还是以色列人写的。我为什么感到有必要再来组织翻译一本关于以色列的书？

本书是以色列通史，原著出版于2016年。我国上一本以色列通史译著的原著出版于2002年（阿伦·布雷格曼：《以色列史》，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这十几年来，巴以和谈陷入僵局，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大起义（“因提法达”）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隔阂愈益加深。和平既然无望，以色列人开始更多地向内看，以往被巴以冲突多少遮蔽的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遭驱逐而移民以色列，这些东方犹太人（Mizrachim）的体征、文化与习俗迥异于欧洲裔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m）。欧洲白种犹太移民建国前就来到巴勒斯坦，此时大权在握的他们免不了歧视和剥削东方犹太人，让后者心生怨恨。进入21世纪后，东方犹太人的后代不仅在人数上早已赶超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政治势力举足轻重，文化影响也正在扩大。虔诚的东方犹太人不仅与世俗化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矛盾重重，更与约100万来自前苏联的几乎没有任何信仰的犹太移民判若油水。由此产生的政治、文化斗争颇有愈演愈烈之势。

大多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虽然世俗化了，但他们中仍有一小部分所谓的哈瑞迪人（Haredim）顽强抵制现代世俗文明，以独特的服饰和自成一体的居住区刻意与世俗世界划清界限，力主犹太教自古以来的神圣启示一点一划都不可废弃。其中有些人更坚持神权政治或异族统治的理念，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建国大业为渎神的洪水猛兽，他们反对以色列政府，其不遗余力的程度，即使与巴勒斯坦人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色列建国时，哈瑞迪人的数量微不足道，政府便网开一面，免除了他们的兵役。但近年来，由于高生育率，以及部分东方犹太人的加入，哈瑞迪人口迅速攀升，政治和经济势力已不可小觑。他们的拒服兵役以及他们的世界观造成了以色列社会的严重分化。

与哈瑞迪人相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犹太移民人数更少。黑皮肤使他们的犹太身份广受质疑，或明或暗的种族歧视令他们长期沉沦于社会底层。近年来，他们以暴乱为形式的反抗不时见诸报端。

以色列犹太人的内部矛盾不仅根植于不同的籍贯和文化传统，也来自于不同的现实主张。对于1967年以后约旦河西岸涌现的犹太定居点，有的以色列人视为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屏障；有的坚持认为去那里定居只是重新回到圣经时代神的“应许之地”；有的则警告，一旦把那里大量的巴勒斯坦人纳入统治，犹太国的犹太性就会瓦解。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最有利于国家利益，捍卫自己立场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故而这个问题不仅是巴以和谈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还是以色列国内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戈迪斯此书写于这类内部矛盾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视野之际，对它们的来龙去脉做了见树见林的交代，这是有别于同类著作的特色之处。因此，本书并非又一部顶着通史名号的阿以战争史、巴以冲突与和谈史，再加犹太移民史，而毋宁说是在此基础上对整个以色列社会的鸟瞰。作者想谱写的，不是以军乐为主的铜管乐，而是多声部的交响乐；作者想捕捉的，与其说是政治事件、军事行动、谈判桌、协议内容、营救策略，不如说是这些东西背后的人、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观念。

戈迪斯此书也写于巴以冲突调和无望之际。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以色列学者根据以色列和英国的解密档案，陆续写出了一批实证性著作，挑战了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叙事，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要讲述以色列的故事，就不得不面对两种深刻对立并仍在交锋的叙事：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一场犹太人发起的殖民运动——就像这批“新历史学家”（New Historians）所主张的，还是一场犹太民族的自我解放运动——就像传统观点所坚持的？相应地，以色列国有没有扮演殖民压迫者的角色？是不是它所自我标榜的民主国家？这种争论多少可以视为对巴以冲突延伸进学术领域的折射，哪怕争论双方基本是以色列人。

戈迪斯对这场争论的态度，书后的引用文献就有反映。就“新历史学家”的旗手而言，对于主张巴勒斯坦人的视角不能忽视、中文世界也有译介的艾兰·佩普（Ilan Pappe），他只引用了一篇论文，还是转引自他人文章。对于写出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巨著、认为以色列在绿线之外的殖民活动是构成巴以和谈主要障碍的阿维·施莱姆（Avi Shlaim），他没有引。他倒是大量引用了“新历史学家”一语的发明者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的观点，但在2000年巴勒斯坦人第二次大起义爆发后，莫里斯已经戏剧性地从政治左翼转向了政治右翼——这也是不少以色列人思想转变的一个缩影。

当然，不同于新历史学家，戈迪斯对以色列的社会与文化更有兴趣；而较之传统叙事，他更在意追溯“犹太国”的观念史，在裁剪史料时更偏好表现以色列人集体记忆中的关键事件，因而更善于揭示政治行为背后的民意，更擅长捕捉以色列人心态的演变轨迹。戈迪斯在很多人眼中属于温和的保守派，他大体上似乎在走中间路线：既不回避以色列的恶行，也不吝于赞美它的善举。毫无疑问，关于以色列的过去，争论永远不会结束。但如何记忆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的现实，也包含了如何塑造未来的设想，这是更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戈迪斯1959年生于纽约市一个犹太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深厚，祖父是美国保守派犹太教的领袖和著名学者，叔叔是当今美国犹太社团的领袖拉比之一。他儿童时代就在以色列生活过几年，后来在美国完成高等教育，39岁时举家移民以色列，目前任教于耶路撒冷的沙勒姆学院（Shalem College），这是以色列第一所按照美国常青藤学府办学模式打造的强调研读经典著作的博雅学院。这种背景使他迥异于那些以色列背景的现代以色列历史的研究者。他在观察以色列时，既有那份能够入乎其内的谙熟，又有一份出乎其外的超然。但最突出之处，恐怕仍在于他对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有着不同的理解。

以色列的建国之父们对犹太传统的继承有高度的选择性。在他们看来，犹太人在圣经时代的祖先说希伯来语，建立过统一强盛的国家，因而是现代犹太国的光辉典范。相形之下，在随后近两千年的时光中，犹太人被驱逐出“应许之地”，流散到世界各地，日常生活里不再说希伯来语，政治上则碌碌无为，心甘情愿受异族统治，就算屡遭欺凌，却一直逆来顺受，最终像温顺的羔羊一般任由纳粹屠杀。因此，后圣经时代的犹太传统——包括这一时期形成的犹太教圣典比如《塔木德》——统统是需要抛弃的糟粕。很多建国之父移民巴勒斯坦后就更改姓氏，把带有后圣经时代犹太传统特色的姓氏改成希伯来语化的姓氏，以示与流散生活的决裂。推崇“应许之地”的圣经传统而否定流散地的犹太传统，长期以来是以色列社会根深蒂固的标志性特征。受此影响，犹太复国主义者致力于塑造新犹太人：他们不是传统犹太拉比那种苍白、文弱、阴柔的书生，而应当是晒得黝黑、魁梧挺拔、坚韧自信乃至有点粗野的拓荒者。这类新犹太人最典型、最成功的代表就是基布兹中的农民。

戈迪斯从小接受的传统犹太教育是以学习《塔木德》为核心的，他自然无法接受对流散地犹太传统的全盘否定。他在书中就提醒读者注意，基布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建国之初的以色列文化，但即便在其鼎盛时期，基布兹人口也只占全国人口7%左右。与犹太复国主义竭力宣传的价值观相反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犹太移民来到巴勒斯坦后选择住进城市。

有意思的是，否认流散地的意识形态似乎也渗透进我国对以色列的译介中。基布兹文化向来在我国被当作最具以色列特色的文化，国人最喜欢通过基布兹来理解以色列，但基布兹今天更像是受到保护的活化石，虽说是一块仍能吸引络绎不绝访客的活化石。中文世界最受欢迎的以色列作家无疑是阿摩司·奥兹(Amos Oz)，他恰恰是基布兹文化的典型化身，奥兹几乎所有的作品有了中译本，连他编选的基布兹题材的短篇小说集都有中译本。我们甚至还有因染上肺结核而被赶出基布兹的女诗人拉亥尔的诗集的中译本。但我们迄今为止没有“希伯来民族诗人”比亚利克(Bialik)诗集的中译本。比亚利克的诗歌创作在他51岁移民巴勒斯坦前就已基本停止，移民后他定居于特拉维夫——早在建国前，这里就取代耶路撒冷，成了当地犹太人的文化和经济中心。

如何对待流散地的犹太传统，显然是戈迪斯评骘历史人物的一颗重要砝码。本-古里安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对潜在机遇的判断和发展趋势的感觉都超越了同僚，一直是公认的国父级别的人物。但值得玩味的是，戈迪斯不时拿本-古里安的头号政敌贝京与他对比，抑本-古里安而扬贝京的语气颇为醒目，似乎暗示贝京才代表了以色列历史的分水岭。贝京不仅通过结束本-古里安政党的专政而改变了以色列的政治生态，通过与埃及实现和平改善了以色列的国际环境，他还改变了犹太国的犹太性。贝京从未换过自己的姓氏，从不否认自己扎根于流散地的犹太灵魂。他团结东方犹太人，又为哈瑞迪人走向以色列政治的核心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种解读不能不说是基于当下现实对以色列历史的一种反思，毕竟，耶路撒冷近年来落成的贝京纪念中心和特拉维夫不起眼的本-古里安故居在外观上就已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这种解读还多少带有复兴传统犹太教来替代早期建国之父们推崇的那种世俗化的圣经传统，以凝聚各方共识，防止以色列社会进一步分裂的用意。

在本书副标题“一个民族的重生”中，“民族”一词的原文是“nation”。与“people”这个在中文里也常常译作“民族”的词相比，nation更强调构成民族的人彼此之间在语言、历史、文化、出生或居住地方面的共同点，而不包含人种（ethnography）因素的考量。1882年，正当东欧犹太人掀起第一次移民巴勒斯坦的浪潮之际，法国著名学者勒南（Ernest Renan）发表了后来成为经典的演讲《何谓民族？》(What is a Nation?)。按照勒南的定义，“民族是灵魂和精神原则”，其成分是过去和现在的两样密不可分之物，“一是共同拥有一份丰厚的记忆遗产；一是当前的一致，即一种生活在一起的欲望，一种把未经割舍接受来的重要传统长久保存的意愿”。勒南明确把宗教排除在构成民族的成分之外，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宗教已退入私人领域，不再是动员社会的充分力量。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犹太教影响以色列公共领域的趋势渐渐抬头。面对分裂的、多样化的以色列社会，戈迪斯所希冀的这种既是宗教又是民族运动的犹太教能否成为以色列社会的黏合剂，抑或只是用来掩盖内部矛盾的白噪声，仍是需要我们拭目以待的，毕竟以色列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依然是高度世俗化的。

本书还着意呈现现代以色列的文化，尤其是以诗歌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以电影、流行歌曲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这在同类中文书籍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现代希伯来诗人往往有圣经时代先知的那种自觉意识，既是以色列社会的代言人或批判者，又代表了以色列社会的良知。至于大众文化，让我个人兴味盎然的是书中关于20世纪60年代摇滚天王阿里克·艾因施坦的部分，真想不到这位世俗天王的许多近亲如今已转变成了哈瑞迪人。多年前，在以色列希伯来语的学习班（ulpan）上，老师放了一首他的歌，一点不摇滚，是根据比亚利克的诗谱写的。我后来知道这或许是比亚利克传颂最广的诗篇：

 

将我放在你的翅膀下，

当我的姐姐，我的妈妈，

你的乳房，让我的头依靠，

容我遭拒绝的祷告筑巢。

 

在仁慈的黄昏时分，

向你说说我痛苦的秘密：

人说，青春世上有——

我的青春何在？

 

再向你告白一个秘密：

我的灵魂为火焰烧焚；

人说，爱，世上有——

什么是爱？

 

星星将我骗害，

梦境业已不再；

如今世上，我一无所有，

什么都无。

 

将我放在你的翅膀下，

当我的姐姐，我的妈妈，

你的乳房，让我的头依靠，

容我遭拒绝的祷告筑巢。

 

仿佛是寻求母爱的弃儿在喃喃自语；又像是诗人的夫子自道：比亚利克幼年丧父，母亲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将他交给祖父抚养；或许还是这位民族诗人用诗歌表达他在演讲中说过的意思：犹太民族思慕“应许之地”就好比游子渴望与久别的母亲重逢。全诗点缀着来自犹太祈祷书和神秘主义传统的典故，神圣的字词镶嵌在肉欲的意象上，梦境消散，祈祷又得不到回应，诗人的灵魂就这样低徊在拥有与失去之间、幻灭与怀念之间、信仰与不信之间、个人与民族之间、流散与回归之间、神圣与世俗之间——或许只有处在这种中间状态才会诞生诗歌？——直至什么都“无”，而在比亚利克所熟稔的犹太神秘主义传统里，“无”是一切有的起点。

我的合作者王戎先生因手术之故，以六指敲出译稿，此书对他很有纪念意义。高霞、关蕊、

杨炯也为中译本贡献了智慧。

我个人在感佩之余，愿意用中译本纪念初闻艾因施坦此曲的那一刻。

 

宋立宏

2018年1月

于南京大学犹太以色列研究所

1967年春天，该地区外的国家还有意煽风点火。苏联通知埃及和叙利亚代表，以色列向北调集了12个旅的兵力，做好了进攻准备。艾希科尔指出苏联情报有误，甚至邀请苏联驻以色列大使楚卡钦（Dmitri Chucakhin）和他一起去北部亲眼看一看（楚卡钦拒绝了邀请）。美国也坚持认为苏联情报完全有误，但叙利亚人相信了苏联。通过将以色列准备发动战争的消息告诉叙利亚和埃及，苏联实际上在为一场战争点火。

几周后的5月15日，以色列举行了每年一度的独立日阅兵仪式。阅兵仪式每年在不同地方举行，1967年计划在耶路撒冷举行。由于成本过高，1968年后以色列不再每年举行阅兵仪式。最后一次阅兵在1973年，当时是为了纪念建国25周年。阅兵总是为了展示大量军事装备，体现军事实力。但1949年约以停战协议限制了以色列能开进耶路撒冷的坦克数量，为了不违反协议，参加阅兵的以色列装甲部队数量明显少于往年。苏联的警告已经让埃及和叙利亚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参加阅兵的坦克数量之少似乎进一步证实，以色列为了备战把坦克部署在了其他地方。

在阅兵过程中，一位以色列官员将以色列国防军情报部门的一张纸条递给国防军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拉宾又将纸条递给总理艾希科尔。历史学家迈克尔·奥伦认为，拉宾和艾希科尔在阅兵前一天就得知埃及军队进入了西奈半岛。第二天参观阅兵期间，他们不断收到新的情况通报。纸条上说，埃及装甲车已经进入西奈半岛。艾希科尔和拉宾选择保持克制，但就在那一天，情报部门不断传来新的消息，内容一条比一条紧急。这个本应举国欢庆的日子一下充满了凶兆。

以色列领导人不知该如何应对。一方面，他们知道纳赛尔一向喜欢炫耀军事实力，可能不是真的想打仗。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埃及和叙利亚几个月前已经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以色列本来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或小规模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危机，但希望很快破灭，开罗的广播声称：“我们的军队已经完全做好了战争准备。”5月15日，在阿拉伯国家纪念1948年战争失利的日子（和以色列阅兵在同一天），纳赛尔宣布：“兄弟们，做好巴勒斯坦最后一战的准备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期待已久的灭亡以色列的“下一轮”战争似乎已迫在眉睫。

 

接下来的三周被以色列称为“哈姆塔纳”（hamtanah，希伯来语“等待”之意），这是以色列史上最紧张的一段时间。埃及在西奈半岛部署了5个师的兵力，每个师有1.5万人、100辆坦克、150辆装甲车和包括苏联大炮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

有学者认为纳赛尔当时已下定决心开战，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他为重建阿拉伯民族自尊心而摆出的姿态，只是后来事态失控了。不管埃及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在以色列人看来他就是要发动战争。 5 月 16 日，纳赛尔采取进一步措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 1957 年以来（ 1956 年西奈战役以后），联合国紧急部队在沿加沙和沙姆沙伊赫（ Sharm al-Sheikh ，这是位于西奈半岛最南端的一片地区）的国际边界线上建了几十个观察站，部署了几千人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任务是防止阿拉伯人潜入以色列，并保证埃及不会封锁蒂朗海峡（参见地图 6 ）。但现在，大量埃及军队已经涌入西奈半岛。

接下来，纳赛尔做出明显的交战行为，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将联合国部队撤出这一地区。以色列以为吴丹起码会做出形式上的反对。可吴丹立刻答应了纳赛尔的要求，甚至都没有通知联合国大会。5月19日，联合国人员全部撤离。显然，联合国并不能保护以色列不受攻击。

以色列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决定，如果埃及封锁蒂朗海峡（以色列最南端城市埃拉特[Eilat]通往红海的出海口，是以色列同东方的重要商业通道），以色列将视之为宣战行为（以色列可以名正言顺地开战）。两天后，埃及宣布封锁蒂朗海峡。短短8天时间内，埃及抹杀了以色列在1956年西奈战役中获得的所有外交成果。

 

这时外交战线最为关键。当时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人物是阿巴·埃班。埃班1915年出生于开普敦，婴儿时就随家人迁居伦敦，后来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古典学和东方语言。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者青年联合会的活动，并成为该组织期刊的编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埃班和哈伊姆·魏茨曼一起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工作，后来还成为英军情报部门军官，在埃及和巴勒斯坦服役。

1947年，埃班被任命为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联络官，他在此时把名字改为希伯来语化的“阿巴”。后来他同时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和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1959年，他回到以色列后当选为议员。1966年，他开始了为期8年的外交部部长生涯。

埃班才华横溢，能言善辩，是以色列不可多得的代言人。（多年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对埃班说：“我认为你是当今世界口才最好的演讲者。”）面对紧张的地区局势，他急忙来到法国。在11年前的西奈战役中，法国是以色列的主要盟友，并一直是以色列重要的军备供应国。但埃班出发时就担心这种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不久前，法国外交部总司长埃尔韦·阿尔方（HervéAlphand）表示：“法国对‘以色列生存权’的承认和法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友谊之间并不矛盾。”以色列人都明白，阿尔方只不过嘴上说说“以色列生存权”，实际在意的却是与阿拉伯国家的“友谊”。

埃班同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会谈，证实了他先前的担忧是正确的。夏尔·戴高乐坚持认为，应当由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共同解决中东地区危机。但这个要求显然不现实，因为不存在让各方满意的解决方案。何况苏联在一旁煽风点火，不会致力于外交解决。戴高乐还警告以色列不要“首先开火”。埃班指出封锁蒂朗海峡构成交战理由，戴高乐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法国领导人根本不在乎埃及的封锁行为对以色列经济产生的影响。埃班提醒他，1956年法国曾许下承诺，一旦遭到埃及封锁，法国将认可以色列的作战权。戴高乐若无其事地说：如今是1967年，而不是1956年。

对法国失望后，埃班前往伦敦，同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会面。在伦敦，他得到了一定支持。威尔逊告诉他，英国内阁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认为“一定不能让封锁政策得逞”。1957年，为了让以色列离开西奈半岛，美国承诺，如果埃及再次封锁蒂朗海峡，美国承认以色列拥有自卫权。但离开伦敦来到美国后，埃班同林登·约翰逊的会谈让他失望。约翰逊同意埃及封锁蒂朗海峡属于“非法”行为，但他告诉埃班，美国正在制订“红海赛舟”（Red Sea Regatta）计划，准备让40个海洋大国派出国际船队穿越蒂朗海峡，维护国际海事权，确保蒂朗海峡自由通行。

埃班心神不宁地离开会场。以色列处在生死关头，而约翰逊显然忙于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大可能落实“红海赛舟”计划。和戴高乐一样，约翰逊也警告以色列不要首先发动进攻。这位美国总统说：“只要不一意孤行，以色列就不会孤立无援。”

这和1957年美国许下的承诺相距甚远。同法国一样，美国也违背了当初的诺言。

 

埃班在国际社会东奔西走，没有取得太多成果。以色列国内的气氛却越来越紧张。国家领导人面临一个关键选择：是按照美国的要求继续等待，还是先发制人、占据上风。列维·艾希科尔认为以色列应该等待，他说：“首先发动战争在政治、外交乃至道德上都说不过去。我们必须保持克制，让军队再等一周、两周或更长时间……我们必须表现得足够成熟，才能经受住这场考验。”

5月27日，内阁投票决定保持克制，继续等待。5月28日，艾希科尔发表广播演讲，试图让民众保持冷静。他说，以色列仍然希望在美国的帮助下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

但他的演讲彻底失败了。总理的英文稿撰写人耶胡达·阿夫纳回忆说：演讲过程中不断出现他翻稿子的声音，伴着反反复复的“呃，呃”，似乎艾希科尔不知道自己念到哪了，又像是他不明白稿子上新加上去的“负责任的决策”“共同目的”等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断断续续地演讲下去，不断出现“呃，呃”……收听他讲话的以色列人民本来就担惊受怕，他讲得越不流利，就显得他越没主见和惶恐，虽然他在演讲末尾向大家保证，一旦受到攻击，以色列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这次失败的广播讲话后来被称为“结巴演讲”。阿夫纳还说：“突然，整个国家显得非常无助，就像没了领导人一样。以色列的敌人幸灾乐祸，而战壕中的以色列战士愤怒地摔掉收音机，流下失望的眼泪。”《国土报》一位著名专栏作家写道：“如果一个经历过大屠杀的民族还会信他的话，让自己再次涉险，那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艾希科尔出现这种状况是有原因的。他本来计划在家里把讲话录下来，但他审稿太迟，等他改完后，演讲稿上满是删除符号、批注和箭头。后来演播室通知他已经来不及提前录音，总理只好拿着涂满修改、不好辨认的稿子到现场念。

但覆水难收，公众对他的信任已不复存在。有人呼吁他下台，还有人建议由本-古里安担任临时总理。《国土报》另一位专栏作家第二天写道：如果我们相信艾希科尔在此紧要关头确有能力驾驭国家这艘巨轮，我们愿意追随他。但昨晚他发表广播讲话后，我们已不再相信。现在比较理智的做法是让本-古里安担任总理，摩西·达扬担任国防部部长，艾希科尔只需负责国内事务。军方对总理按兵不动的决定深感失望。时任步兵旅指挥官的阿里埃勒·沙龙将军正处在事业上升期，他认为等待下去是个战略错误：今天我们亲手放下了我们最强大的武器，即敌人对我们的恐惧。我们本来有实力摧毁埃及军队，但如果在自由通行问题上退让，我们就打开了通往以色列毁灭的大门。无论如何，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未来将付出更高的代价。……以色列人民已经做好准备，去发动一场正义的战争，去战斗，去付出代价。现在的问题不仅关乎自由通行，还关乎以色列人民的生存。5月19日，约旦国王侯赛因飞到开罗会见纳赛尔。纳赛尔拿出埃及同叙利亚一年前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侯赛因说：“再给我一份同样的文件，把里面的叙利亚全部换成约旦，事情就成了。”

以色列在建立和维护同约旦的关系上投入很大。独立战争期间，双方虽然在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发生冲突，但双边关系没有完全破裂。19年来，虽然许多巴勒斯坦人从约旦潜入以色列发动袭击，但约以边境总体来说还算安宁。但现在，面对难以承受的压力，约旦国王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参战。约旦还和叙利亚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这意味着以色列可能要同时面对叙利亚、约旦和埃及在三条战线上的进攻。一天后，同1948年时一样，伊拉克部队来到埃及，急切准备加入战斗。

与此同时，美国几乎无所作为。美国没有组织船队突破蒂朗海峡的封锁，而以色列已经没有时间等下去了。美国和英国号召其他国家站在他们这边，但几乎没有国家响应。约翰逊宣布，他已经看不到任何解决危机的办法。美国此时深陷越南战争，白宫不愿在另一场军事冲突中投入宝贵的政治资本，径直拒绝了以色列在导弹、坦克和战斗机等武器装备上的请求。

从法国传来的消息更加糟糕。戴高乐曾告诉埃班，首先开火的国家将遭到武器禁运。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战争还没爆发，他就禁止将武器卖给以色列。显然，他判断以色列无法打赢阿拉伯人，他准备利用这一机会恢复法国同伊斯兰世界的长期关系。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拉宾因为压力太大而病倒。他几乎吃不下饭，每天抽约70根烟，喝大量咖啡——然后出现了精神崩溃的症状。民众此时已经非常紧张，如果得知最高军事指挥官在大战前精神崩溃，只会进一步陷入恐慌。所以拉宾对外宣称自己“尼古丁中毒”。拉宾的医生更诚实，称之为“急性焦虑症”。约西·克莱因·哈勒维对以色列社会的观察一向深刻，他指出：“以色列当时面临的不是普通战争，这场战争关系到以色列的生存和犹太人主权梦想的终结，巨大的责任压垮了拉宾。”

拉宾只休息了一天，接受治疗后，又回到了军营。

 

以色列当时最主要的盟友是世界犹太人。一听到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欧洲和美国犹太人都明白这次危机非同小可。大屠杀期间美国犹太人做得不够，他们不愿再犯同样的历史错误。他们开始为以色列捐钱，组织集会，对华盛顿施加政治压力。

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支持以色列的集会有15万人参加，成为美国犹太人组织的规模最大的集会。（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这时已经存在，但十年后才真正具有影响力，成为美国犹太人在国会山最重要的游说集团。）犹太求助联合会（United Jewish Appeal）的“紧急募捐”筹集了3.07亿美元。正当全世界犹太人担心以色列能否抵抗住阿拉伯国家进攻时，美国犹太人行动了起来，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美许多犹太人捐出了大量财产，为了保证以色列的生存，俄亥俄州比奇伍德（Beachwood）的一对夫妇将他们装修房子的资金全部捐给以色列。

但阿拉伯世界也觉醒了。5月26日，纳赛尔宣布：“我们最基本的目标就是消灭以色列。”艾哈迈德·舒凯里（Ahmed Shukeiri）在1957—1962年曾担任沙特阿拉伯驻联合国代表，后来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在战争爆发前，他宣称：“这场战争后，没一个犹太人能活下来。”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也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许多民众聚集在大街上高喊“让犹太人去死”“把犹太人赶进大海”等口号。

赫茨尔和比亚利克时代的欧洲来到了中东。就在21年前，奥斯维辛的焚尸炉每天焚烧几千名犹太人；就在5年前，艾希曼审判让以色列人再次感受到大屠杀的恐怖。而此刻，阿拉伯世界也开始故意使用与大屠杀有关的意象。在埃及报纸的一幅漫画中，一只手持刀捅进一颗大卫星的心脏，底下的签名为“尼罗河石油和肥皂公司”——显然在影射纳粹分子用犹太人的尸体做肥皂。

以色列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拉比们在全国各地划出准备用作集体公墓的土地。拉马特甘的体育场被征用为可以埋葬4万人的墓地。酒店全部停业，准备用作急救站。学校改建成防空洞，每天举行防空演习。人们还制订计划，准备将以色列儿童送到欧洲避难，这不禁让人想到1938—1940年将许多犹太儿童送到相对安全处（大多数送到了英国）的“儿童转移”（Kindertransport）计划。以色列情报机构向艾希科尔汇报，说西奈半岛发现了埃及的毒气设备，但以色列防毒面具库存严重不足。艾希科尔用意第绪语（他年轻时在欧洲说的语言）小声说道：“即将血流成河。”甚至出现了黑色幽默——以色列人开玩笑，说以色列唯一的国际机场打出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最后离开者，请关灯。”

 

到6月1日，约翰逊帮助以色列打开海上通道的“红海赛舟”计划显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响应，搁浅了。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被问道，美国是否会约束以色列，不让它首先开火。腊斯克回答：“我不认为我们有职责约束任何人。”以色列有了可以进攻的第一个信号。

在国内，艾希科尔明白民心不稳，而政府这时最重要的是要能显示出团结一致。他建立了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团结政府”（unity government），让反对党领导人进入内阁，包括长期被本-古里安在政治上边缘化的梅纳赫姆·贝京。团结政府大大提高了贝京在以色列政坛的地位。

应众人要求，摩西·达扬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达扬当时并非艾希科尔领导的工党的成员，而是本-古里安领导的拉菲党（Rafi）成员。以色列民众从未见过团结政府，精神紧张的他们为达扬的上任拍手称快。

让贝京的同事感到意外的是，贝京居然建议本-古里安在危机期间担任总理一职。虽然本-古里安没有答应，但他改变了对贝京的看法，两人的关系得以改善。他后来说：“如果我以前就像现在这样了解贝京，历史的面貌会不同。”

1967年6月1日周四，团结政府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以色列政治领导人第二天和总参谋部、国防委员会成员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国防军的地下作战中心会面。在周五的会议上，以色列政府决定首先发动战争。6月3日周六，包括沙龙、拉宾、叶沙雅胡·加维什（Yeshayahu Gavish）在内的几位将军向政府提交了作战计划，达扬说第二天的内阁会议将授权军队行动。

周日，在持续7小时的会议上，达扬向内阁提交了作战计划。当时的形势已非常严峻：埃及在西奈半岛至少有10万兵力和900辆坦克；在北部，叙利亚有7.5万兵力和400辆坦克；约旦有3.2万兵力和300辆坦克。总共算下来，以色列要面对20.7万敌军和1600辆坦克。如果动员全部预备役部队，以色列的军力能达到26.4万人，但只有800辆坦克。以色列的飞机数量更不容乐观，阿拉伯国家共有700架飞机，以色列只有300架。

达扬认为，只要立刻发动进攻，以色列就能够赢得战争。他请求内阁批准第一轮军事行动，另外又要求由他和艾希科尔单独决定行动时间。内阁最终以12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对埃及先发制人的进攻计划。由达扬和拉宾决定行动时间。

 

特拉维夫以南12英里处，是地中海沿岸小城雷霍沃特，附近泰勒诺夫（Tel Nof）空军基地驻扎着第55空降旅。6月5日早上7点10分，空降旅的士兵惊奇地发现几十架飞机从这起飞，向南超低空飞行。90分钟后，它们又飞了回来。除了这里的士兵，几乎没人能看到这一幕。

7点30分，200架以色列喷气式战斗机飞往埃及，准备袭击。以色列知道，这个时间点埃及飞行员正在吃早饭，飞机无人看管。这次行动极其冒险，几乎全部以色列飞机加入了攻击编队，国内只留12架飞机保卫领空安全。为了躲避埃及雷达，执行空袭任务的飞机飞得极低，有时离地面只有15米，极险。一位空降兵后来回忆说，飞机飞得特别低，他感觉一伸手就能摸到一架。

为了不暴露位置，所有飞行员不得使用无线电通话，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使用无线电求救。如果遇到无法独自解决的危险情况，只能让飞机在大海上坠毁。

约旦雷达发现了以色列飞机，但由于埃及在没有通知约旦的情况下更换了频率代码，约旦无法向埃及发出警告。这是个致命的错误。长达3个小时的多轮进攻（以色列飞机飞回基地加油和装弹后继续飞往埃及）后，以色列摧毁了几百架埃及飞机，三分之一的埃及飞行员被炸死，13个基地无法正常使用，23个雷达站和防空设施被摧毁。埃及空军基本上全军覆没。

以色列损失了17架飞机，牺牲了5名飞行员。其中一架飞机受损后飞到以色列核反应堆所在地迪莫纳的上空。由于飞行员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地面，以色列自己发射了“霍克”防空导弹将之击落。

上午10点35分，第一架飞机起飞3个小时后，伊扎克·拉宾收到一份简报：“埃及空军已不复存在。”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以色列将承受不少损失，但在得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以色列国防军的领导们已经明白，在战火全面爆发前，以色列已基本赢得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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