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修养杂谈
一、少吃东西，多负责任
二、尽在不言中
三、德是自利、利他的
四、人的条件
五、忠厚与君子
六、澈底明白
七、观察力谈话
八、游戏三昧
九、万恶惰为首，百善忍为先
十、你能不能受苦
十一、学然后知不足，做然后知不能
十二、人生如何
十三、三个问题
十四、职业的主权
十五、成功之三秘诀
十六、工商界做人的条件
十七、弹指十二年
十八、效率之三原素
十九、店员须知
二十、招待顾客之二例
二十一、上海食住之补救问题
二十二、用财与道德
二十三、我们为甚么提倡储蓄寿险
二十四、相法格言
二十五、两张请帖
二十六、一件有趣的提议
二十七、关于结婚的种种
二十八、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二十九、限度当读之国学书
三十、国学入门书
三十一、《人生哲学》序
三十二、书业商会二十周纪念册序
三十三、我为甚么献身书业？
三十四、我国书业之概
三十六、伯鸿函稿摘录
致青年书
致读者（代序）
致青年书——讨论几件关于读书的事
致中学生书——关于求学治事的几个小问题
致青年教育家
与文凭——致中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恋爱上的几个问题——给男女青年的一封公开信
爱的无抵抗主义——复某君兼论金、罗情杀事
附录：中学生的将来——在绍兴浙江第五中校讲演
陆费逵（1886～1941年）原籍浙江桐乡人，生于陕西汉中，复姓陆费，名逵，中国近代有名的教育家、出版家，中华书局创办人。1912年元旦伊始，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陆费逵起草的《中华书局宣言书》发表在《申报》上。他创刊并主持笔政的《教育杂志》是中国靠前个教育专业刊物。
舒新城（1893～1960年），字心怡，号畅吾，曾用名舒建勋，中国现代有名的出版家和教育家。1917年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28年任《辞海》主编。1930年起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全力主编《辞海》。作为一代辞书编纂大师，除编纂《辞海》外，舒新城还著有《现代心理学之趋势》《道尔顿研究集》《教育通论》《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等有关现代教育研究的多部著作。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凉山农村地区的彝族人开始以链式移民的方式成规模地向川西农村迁移。他们在迁入地租种本地人抛荒的土地、租住本地人空置的房屋。以我所在的田野调查地点——四川省仁寿县来看，目前迁移人数至少已有7000人。这个迁移过程的高峰期虽然已在2010年前后结束，但现仍处于持续演变之中。 本研究以一个迁移到四川省仁寿县的凉山州美姑县农村移民家族为田野调查的核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观察范围，尽量把迁移到仁寿农村的凉山各县彝族人涵括进来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本书认为不能把迁移行为割裂开来去进行观察分析，而是需要打破移民研究长期以来重迁入地轻迁出地的分析策略，转而从两地社会间的关系、地方社会与外部环境间的关系入手去解释迁移的动因与发生机制。此外，由于移民是一个长期的社会运动过程，因此就需要把对不同关系的解释放入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去进行追溯，才能厘清迁移行为的前世今生。，通过对凉山彝族人作为社会逃逸的迁移个案进行揭示和分析，本书希望能够借此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于人口流动、凉山彝族文化以及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解。 川西凉山彝族移民属于由乡到乡的人口流动，不同于主流的乡城迁移行为,也有别于在安排下的乡—乡迁移行为。它是非力量直接指导下的自主移民行为，其迁移意愿是希望离开，而非暂时在异乡打工赚钱回乡改善生活状况。川西凉山彝族移民不同于主流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特点是：迁出后租地务农并没有离开传统农业生产范畴；迁出后基本与家乡断绝了关系。他们在外乡的收入并不高于，甚至低于在家乡的收入水平，也不把回乡作为将来的打算，其收入不仅不会反馈到家乡经济发展之中，而且直观来看还为迁入地的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进入迁入地后逐渐形成了一个既不受当地也不被迁出地行政管理的、自成一体的、脱行政化的移民社区，类似于一个移民“飞地”。这种迁移行为是地方法预知的，并且管理困难。此外，在寻找生计、日常生活过程中他们还遭到当地社会的污名与排斥。整体来看，他们在迁入地处于社会边缘位置，表现出一种边缘。上述特征促使我们在本书中重点思考两个问题：凉山彝族移民的迁移动因，以及他们在迁入地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边缘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人口流动的动因被学界主要解释为经济诉求。流动人口要么被视为根据市场需要在地区间进行调配的劳动力资源，要么是通过地方社会文化网络的支持在迁入地谋求更多财富的外来工。相对而言，出于社会诉求而导致迁移的讨论相对稀少。从近代以来凉山彝族的移民历史来看，家支等级制度不断变迁，以应对中央集权的支配与统治。改革开放后，家支等级秩序的变化导致旧社会的汉根彝族人遭遇社会排斥，从而生出向外迁移的诉求。彝族人向川西农村迁移的行为本质上是出于社会诉求，而非经济诉求；是为了摆脱他们认为不合理的地方政治结构，迁移动因是政治动因，而非经济或社会动因。这个通过迁移来摆脱统治政治动因在本书中被概括为社会逃逸。 在移民的历史中，人的流动往往与有关，要么是被出于军事、经济诉求安排到异乡定居，要么是因应某种制度安排而积极向外流动，此外，针对统治向外逃逸的迁移行为也不鲜见。在中央边缘地带，大山、高原等自然地理屏障仿天然逃逸空间，凉山彝族人的移民史就是一部与朝廷统治力量此消彼长试图摆脱控制的社会逃逸史。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中，社会逃逸一直在场，江湖仿是与相对立的无社会，它既在市井之中，也在遥远的蛮荒地带。由此而言，社会逃逸其实是一个极为常见的迁移动因。当进入现代市场社会后，大山等天然逃逸空间渐被现代所“驯服”，个体也愈加变得现代化、理化，社会逃逸行为逐渐被认为难以上演，或者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凉山彝族的迁移案例提示我们，作为社会逃逸的人口迁移并没有消失。 本书提出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解释凉山彝族人来到川西农村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边缘问题。首先，川西农村因抛荒而出现了大量空置土地与空置房屋，凉山彝族人因此能够进入这里以务农为生。“空置”并非暂时离开，而是长时间地弃耕、弃住，生成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城市化进程。这个看似不可逆转的进程生发出巨大的吸力，几乎把农村人口吸空了，使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变迁。此外，这个带有市场经济征的“空位置”也有其社会内涵。在现代化型构之下的传统农业生计方式逐渐被农村社会视为属于社会底层群体的工作，是带有暂时属的非长久之计，因此，彝族人进入补充替代的不仅是一个底层生计群体，更加是一个日益空虚的农村社会底层群体。他们在接受这份生计之时，也同时被赋予了暂时属。 其次，彝族人迁来之后并没有融入地方社会体系，他们不仅与本地人之间形成了隔阂，遭到污名与排斥，也不愿意接受当地的行政管理。在家支观念的驱使下，他们形成了自成一体，仿若自在自为的移民社区，不仅坦然接受被人看不起的工作，还对之趋之若鹜。而事实上，这种“自在”并非其自愿为之，部分也是当地不愿意对之进行管理的结果。如果可以得到当地户籍，彝族人当然愿意成为一个本地居民，但是正式的行政管理也意味着对他们作为居民所必须享受的行政服务、社会福利等权利的承认。此时，彝族人的自在不过是由于行政管理缺位，从而被赋予暂时的另一种表现。 为了应对与暂时伴而生的社会与行政排斥，彝族人不得不利用家支观念在异乡进行社会再组织，以解决排斥所带来的社会边缘感、边缘弱势地位困境。于是，因为家支观念而被家乡排斥，进而迁居他乡的彝族移民又不得不悖论般地再运用家支观念去团聚起来，以适应当地社会的生存。 个 弃住改为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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