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染图书生活的悲剧与喜剧9787567554696

前言
致谢
《斐勒布》
《斐勒布》义疏
一、生活的悲剧与喜剧
二、苏格拉底、普罗塔尔库斯和斐勒布（11a1-12c4）
三、一与多（1）（12c4-14b8）
四、一与多（2）（14c1-15c9）
五、一与多（3）：具象分析（15d1-17a5）
六、音符与字母（17a6-20b3）
七、善（20b4-b）
八、尺度理论（b-27c2）
九、宇宙论（27c3-31b1）
十、七个层次（31b2-47d4）
十一、喜剧（47d5-50e2）
十二、纯粹的快乐（50e3-53c3）
十三、存在与生成（53c4-55c3）
十四、知识与辩法（55c4-59c9）
十五、混合物（59c10-64c4）
十六、善（64c6-67b13）

伯纳德特（Seth Benaderte，1930—2001），美国古典学家和哲学家。他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的指导下取得博士，博士后来以《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荷马笔下的英雄》为名出版。自1964年起，伯纳德特在纽约大学古典学系任教，直至他去世。他的学术研究所涉作者和作品广泛，包括荷马，赫西俄德，希罗多德，阿提卡悲剧，以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的学养和作品在古典学界和施特劳斯学派内却博得很高的赞誉：很多品质古典学学者（如Harvey Mansfield和Vidal-Naquet）将其视为美国当代很伟大的古典学者之一。他的学生也对他授课时非同凡响的博学印象深刻。其中多部作品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郑海娟，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所在读博士。她的翻译作品逾百万字，已出版的作品主要有：《地理科学探索丛书——文明的历程》《地理科学探索丛书——生命科学》《帝国》等。

前言
我讨论过柏拉图理解的美、正义与善，《生活的悲剧与喜剧》旨在为这一系列论述画上句号。《美的存在》（The Being of the Beautiful，Chicag，984）讨论美，针对的是《泰阿泰德》、《智术师》和《治邦者》；《苏格拉底的再次起航》（Socrates’ Second Sailing，Chicag，989）讨论的是《理想国》，意图在同美、善的关系中定义正义。在《斐勒布》中，尽管初看起来美与善似乎不无关系，但苏格拉底通过总结各种善的等级秩序，还是用美取代了善（64e56）。正义显然不在《斐勒布》提出的议题内，但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可以认为，它存在于《斐勒布》的论辩当中。
柏拉图并没有简单地用哲学反对诗、用理反衬激情；他让哲学侵入诗的疆域，把诗歌无可争议的领土据为己有。他半是争辩半是吹嘘地说，即便在诗做得的地方，哲学仍能更胜一筹。既然柏拉图和诗人们一样都是模仿者，那么哲学的优越便不在于其话语的中立客观，而在于它必须能够比诗更会讲故事。诗的故事以基本的罪恶为中心，这些罪恶揭示出人之为人或城邦之为城邦都不容侵犯的东西。诗人们似乎想说，人的人与人的社会间的界线无法清晰划定，因为他们指出，斯芬克斯之谜与俄狄浦斯（Oedipus）的、弑父联系在一起，并且照俄狄浦斯的所作所为来看，俄狄浦斯一定不能再做他自己。他的知识与他的存在不相称，如果他要带着罪恶活下去，就必须屏蔽整个世界。另一方面，柏拉图让苏格拉底提议建立一座俄狄浦斯们的城邦，就好像只要人仍然具备知识或对知识的爱，那么原则上就不存在什么让人一跨出去就丧失人的界线。这样看来，人的心智同其身体之间的距离甚远，以致任何一种行为都无法规定人的限度。
因此，哲学与诗的对立昭然若揭。对哲学而言，作为人的人与作为政治动物的人之间有一种分歧，而诗歌否定这种分歧。苏格拉底用一个故事阐释了这种分歧，故事的结尾，罪恶在想象中停止，哲人成了王。表面上，这个故事似乎将人与城邦融为一体，故而与诗智慧若合符契；可实际上，这个故事无异于宣称，尽管有无数多样的不同天（nature），每种天都在一种技艺中获得其认知的完满，但是，没有［一种］人类天是来统治的。凯撒（Caesar）、拿破仑（Napoléon）不是，奥古斯都（Augustus）和居鲁士（Cyrus）也不例外。惟有一种以哲学智慧为其完满形态的天可以根据知识统治城邦，如它愿意行使功能的话。通过讲述一个关于不可能的故事，苏格拉底胜过了诗人。恰恰是这个表明政治问题不可解决的故事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政治问题。不过，在俄狄浦斯的故事中，无知或者承认天意不可知构成城邦和人的基础。就实际的城邦而言，柏拉图承认它的基础不可知，然而，他并不向神圣不可侵犯者退让良多，而是辩称，一切共同体施加给人的限制都是任意的，这反映了一条真理：人的天完全是非任意的，人与城邦在各自趋于时分道扬镳。但事实上，城邦根本没有，它必然充满了妥协，原因恰恰在于人不只是政治动物。一旦灵魂被恰当地组织，正义作为灵魂的一种美德就会消失。因此，城邦永远不可能被恰当地组织，正义在城邦中出现，表明城邦本身必然存在缺陷。与此相应，苏格拉底把正义的人等同于哲人，因为哲人不统治城邦时，会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柏拉图对诗的批评引发了一个论题：诗人们试图把城邦对此原则的体现化，即只有在不能随心所欲时，人才成其为人。从维护这种体现的城邦角度看，它只会是神圣的，但从外来者的角度看，它只能是任意的。洞穴用人为的光代替了善的自然光，人为的光不能熄灭，自然光亦不准照进来。爬出洞穴（the ascent from the cave）不等于拔高洞穴（the ascent of the Cave）。
为了确定洞穴的本质，苏格拉底从知识的城邦开始谈起。任何人只要不具备一种技能就不得进入知识的城邦；但不服务于身体某种需要的技能不能获准［进入城邦］。知识的城邦阳光普照，只有城邦卫士们接受的是背光的教育。身体因多种多样的技艺获得满足，但灵魂是由一对伪技艺——音乐和体育——塑造的，它们不能满足灵魂的需要。在意见当中，一切都被高贵的谎言歪曲，而一旦灵魂沾染了意见，就会引出这样的问题：知识的城邦和意见的城邦能够合二为一？苏格拉底回答说，它们可以合二为一，前提是哲人帮它们结合，因为只有哲人拥有知识，能够在城邦的阶级结构和政治教育强加给邦民的错误之外辨识他们的真正天。哲人通过匡正城邦的不义展现自己的正义。然而，哲人仍然外在于城邦。城邦既不曾教他意见，也不曾教他哲学。那么，倘若哲人成为城邦的一部分，城邦就一定会区分教育路线的真，并因而会在顶部拆除它自身曾在中途竭力构建的东西。用音乐教育士兵并不会自然而然导向哲学意义上的真正音乐。于是，哲学与真正城邦的诸种技艺结成联盟，致力于消除城邦警卫室的教条。士兵的天不是哲人的天，士兵的天也不能在哲学中实现。灵魂中的谎言天然寄寓在士兵的灵魂中，如果不使其暴露以致败坏，就不可能将其连铲。这种败坏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连这样的灵魂也会憎恶灵魂中的谎言，永远都不会满足于那种单凭自身就能给予生活目标的东西。
这里简要提到《理想国》，是为了暗示柏拉图对诗的批评存在于对洞穴本质的揭示当中，他没有虑及真正的城邦总是内在于洞穴并提供走出洞穴的道路。哲学仅凭自身就能对洞穴进行真实的描述，因为它始于洞穴中与光线关联之物，尽管这种关联微乎其微。《斐勒布》的一些内容可以拿来与《理想国》的论辩对读。苏格拉底还没有说明快乐和痛苦在灵魂中的混合物时，曾笼统地将它们称为“生活的悲剧和喜剧”，他描绘了快乐和痛苦在身体与灵魂中的七重状态。这七重说明相应于《理想国》的真正城邦，但有个更激进的结论：人的经验有无法纠正的错误，且灵魂知道并承认这一点，因为灵魂总是试图探知对它本身而言真正的善寓于何处。如此一来，苏格拉底便揭示了灵魂中一方尚未感染诗之魅惑的处女地，因为诗仅仅涉及灵魂的某些体验，而这些体验在起源上独立于身体。它们在悲剧和喜剧中获得了诗意的表达。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希望找到某种比诗更高的东西去培养这些体验，但到了第十卷，他承认没有更高的东西：一个人想表达悲伤时，使用荷马的诗句远比发泄自己直接而混乱的绝望更好。《斐勒布》虽然批评诗，但并没有否认诗忠实于生活。它认为，诗的错误在于否定生活的善。诗固然展现生活，但无法拯救生活；相反，只有在诗未曾展现的地方，生活才值得一过。不过，苏格拉底认为，诗之所以揭示出生活的不可能，其根基在于诗忽视身体和灵魂的生活；他为生活辩护，表明理智与经验的混合高于单个的理智或经验，诗的玄思模式脱离生活太远，以致无从察觉哲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