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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染正版]余世存作品4册 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人间世+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 正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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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一幅当代精神生活的地图,余世存超越《非常道》的最新力作, 张思之、高尔泰、王康、野夫、毛喻原倾力推荐!
内容推荐
上市十年,绝版五年,全新修订,耀世而来
大历史不会萎缩小切片崭露峥嵘
百年中国的细节呈现一个时代的历史注脚
那些对当代话语习焉不察的人是该穿越了!任何时代语体的演进都有先行者的拓荒之功,十年之前,《非常道》横空出世,不仅恢复了《论语》《道德经》《世说新语》等等汉语世界的光荣,而且当之无愧地成为网络时代微博微信语体的先驱。尽管十年来的变迁剧烈,《非常道》仍堪称起点即高标,它的细节留存和中国关怀使其成为历史写作中的经典。
《非常道》以1840一1999年间中国的历史片断为内涵,记录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权臣,以孙中山、黄兴、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毛泽东、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领袖,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以钱锺书、陈寅恪为代表的学术大师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留下的趣闻轶事和精彩话语。
从切片入手,原来“细节里的中国史”如此的生动、丰润与鲜活;见微知著,百年中国话语的变迁,是对自1840年以来的大历史的绝佳注脚。十年前,余世存先生五年磨一剑,梳理数百部图书典籍,精心遴选出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话语,凝成《非常道》,以“不著一字,不为一注”的“编录”的方式,为我们“原汁原味”地深刻展现了近现代中国大变局下的种种探索及其成败、反复和困惑,以及此间的人间冷暖与人世沧桑。它请出历史丰沛的多声、复调,安慰了世道人心,它是证词,是启示录,它对历史和人性的见证使其能够对未来敞开,读者曾经并仍然在这里歌哭,在这里聚精会神,在这里明心见性。
《非常道》是余世存先生的代表作,2005年一上市即震撼无数读者;2010年第二版之后,绝版五年,一书难求。此次新版,余世存先生不仅娓娓与大家道来《非常道》“十年出版感言”,更深入全面修订,增加了许多此前从未收录的内容。
作者简介
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
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家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主编)等。
前言
十周年出版感言
《非常道》与十年来的时代变迁
一
时间过得真快,《非常道》问世已经十年了。十年之前,汉语世界还没有微博体,少有段子手,更没有APP、微信、朋友圈、微信公众号。十年之前,中国经济体仅仅度过短缺不久,经济总量刚刚超过意大利,随后这些年先后超过英国、德国、日本等国,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单一经济体。十年之前,汉语世界还只是传统的四民社会结构,或上下二元结构,今天的汉语世界已经有一个规模巨大的小康或社会中间阶层。
十年之前,我编写《非常道》时根本没有想到开了某种先河,更没想到文明社会的介质很快就转移到移动互联上来。尽管及时的、周围的世界仍有不如意处,但从长时间、“大时间”来看,世界仍在呈现它的善意,它的美和真实不虚。
《非常道》问世时遭受过一些人的质疑,那时的汉语世界还相当确定,官学、主流知识或学院知识等等还有相当的影响,《非常道》的野气、粗放等个性不免冒犯传统的读者。幸而它在社会大众那里得到了承认。而网络一旦引入中土,它演进催生的“历史推手”:网友们,就会在网际争战或对话中强化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公民人格,其组成者如白领、小资、文青、成功人士等社会中间阶层就会日渐获得本阶层的意识,并对通识读物、公共知识产品有日新又新的要求。这也是《非常道》在内的众多历史写作为大众青睐的时代社会原因。
二
十年之前,曾国藩、慈禧、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等近现代中国的巨头们在人们眼里还是脸谱化的,或需要仰视,或必须俯视,今天他们已经任由人们接识、平视。十年之前,现代中国革命、西方文明资源、现代性资源在官民之间,在庙堂江湖中还有着绝对的价值;今天,传统中国文化、轴心时代以来各大文明等等,都在加持我们中国人的生活,都成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现代人宝贵的财富和遗产。十年之前,传统图书阅读还占据着霸权地位,客厅、桌面、图书馆等等还是阅读的重要平台,今天的掌上阅读、穿戴式阅读则成为了潮流。
更为重要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网络等新文明元素把我们的生活带入到“不确定性”中来。人们从未有如此新鲜不断的日常经验,古人所说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从未像今天这样真切。人们曾经笃定的“太阳底下无新事”,曾经以为的真理乃表象的确定性,曾经信仰的绝对时空,绝对真理等等,都不免坍塌了。人们信仰的底线、防线,想象力的高标等等,一再被超越;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没有最优,只有更优。
在新元素来临之前,知识的演进其实已经接近了“不确定性”的边缘。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数学(哥德尔定理)、社会学(韦伯悖论)、经济学(阿罗不可能定理)、艺术(后现代派)、政治学(孔多塞选举悖论)等等,都证实了绝对真理的脆弱。
三
移动互联时代的来临,迅速将文明个体推送到一个极度不确定的世界中去。这是一个万花筒般的“人工世界”,用波普尔等人的语言,是人类经历的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之后的“第三世界”。这个新世界里的一切,全部人类知识总量、天文数字般的文字、海量的信息、图象和音像,乃至人类生活的软件和硬件,智能机器人,3D 和多维时空,都是建立在0 和1两个简单的数字之上,建立在二进位制的数学法则之上。一如德国哲人莱布尼茨当年预言的,“只有0 和1 的二进位制不但具有简洁的形式,更可以表示宇宙间所有的量。所有的数通过1 和0 的方式表达,是何等美妙!”这个世界如此简单,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发挥自身的潜能。
网络时代使每个人都开启了通天彻地的历史,使人回到先天自然状态,恢复了自身的直觉和灵性。人人都可以独立地探索、参赞天地自然,可以自成世界、可以链接文明世界并回报文明巨量的思想资源和物质资源。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仅看到了独裁者、金融寡头、政客、学霸、垄断者、制服者们的颟顸、愚蠢,也看到了他们跟网友的人生社会演化背道而驰的保守、落后和反动。我们在这个时代,也看到了一切圈子生存、一切固步自封者、画地自狱者们的狭隘、自私。
在这样的时代,“互联网思维”成为热词。究其实,互联网思维跟传统文明中的终极关怀并无二致。如我中华文明曾经以易道阴阳来理解世界,这跟网络思维同根同源,网络的0 和1 二进位制,跟易经的阴阳二进位制异曲同工。网络世界的确定性、不确定性和二进位简易,跟易经的阴阳简易、变易和不易,可谓相映生辉。文明个体在易经中安顿自身,跟今天人们在网络上安顿自身殊途同归。我们由此可知,人类知识在今天面临的机遇:没有人能够垄断网络承载的世界知识,也没有人能够垄断对世界的解释。人人可以从0 起步,探索天地自然里的一切知识,并抵达1,成为不可替代的1。
四
在这样的时代,包括中国知识在内的人类知识演进正经受挑战,中国知识共同体在管制和异化中无能自觉,对中国历史的整理总结、对文明世界的解释,仍缺少可观的成果。以《非常道》关涉的历史阶段而言,汉语世界的这一历史叙事仍在意识形态本位、革命本位、故事本位、段子本位等等泥潭里挣扎,尚未回归或致意由孔子、司马迁等开创的个人写史传统,更少有立足现代文明珍视的个体本位。
尽管民国有过“黄金十年”的奇迹,大清王朝有过洋务运动、变法图存等“改革开放”令世界瞩目的历史成果,尽管历史学家也称道过汉唐、羲皇上人时代、罗马帝国、雅典等等历史时段的繁荣、富庶,但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福祉。文明个体从未有过如今天这样的福报,人身难得,人生难得,今天的人身人生也许最为难得,每个人都与闻天地或历史之奥,都可以登堂入室。农耕时代的辛劳、渔猎时代的饥饿、天灾、人祸、战争和动乱等等,在今天都日渐成为个案,成为特殊,成为偶然。文明累积的财富,使得今天个体的享用,远胜过传统文化中的皇帝、君主、王公大人、巨富、圣贤……
但在今天,“佛法难闻”、“福音难闻”,更难的是社会演进的不确定性和个体之惑使人难以见素抱朴,难以闻思修行。当代知识,尚无足够的力量罗致并教化、加持这些身在福中的文明个体。大自然的平衡之道因此以悲喜剧形式呈现奇观,这些享用远胜于先人的今人,也得到了空前的报应,水土流失,雾霾,心理变异,个体身心、生存的物理和心理世界等双重的污染,我们可以理解大家进入“人工世界”的轻浮、往而不返、玩物丧志。
跟文明福祉前夕的冷战、两次世界大战相当,现代中国也经历了一言难尽的灾难,今天的人类似乎永远告别了那种生存的短缺、世界的敌意、战乱……但今人尚未把自己和先人的生活进行有效的“链接”,尚未理解历史目的或人的目的。尽管碎片化是网络时代的本质,但当代知识乃至文明个体有责任建设一个万物互联的世界,既有责任建设无处不可链接的“人工世界”,也有责任以此回向文明生存栖息的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我们相信,这个碎片化的当代生存,是简洁的,也是全息的。
五
在我们人类的经验和研究中,时间是不均匀的,也是有累积之效应的。中国的先民经过千百年的意识演化,到西周后期,才有人悟出,“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类似的精神成果在《易经》里的表述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累积之时间效应,在民谚中也有体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时空意识的浮现和调整是文明社会的大事。它意味着文明个体日渐摆脱生存的偶然、侥幸,而进入到人生社会演进的必然进程中去,并在这一生命规范中功行圆满,获大自在。这就是今人的福报,可以凭借前人和全部的人类经验,超越命运的偶然或必然,超越命运的侥幸或宿命,而进入到创造的自由世界。人们说,长线是金。的确,小小的悲欢检验了我们,但大尺度时空铸造的黄金之善之美之真更等待我们去发现、挖掘。
以时空尺度测度,我们今人之所以有此福祉,乃是文明的精神和物质演进,进入到秋天阶段,进入到中年阶段,故文明积累足够今人享用。短缺时代的“青黄不接”、“春荒夏荒”、“饥歉断炊”,在丰饶的秋冬季节获得了解决。但我们今人切莫以为自己生来撞上了好时代,须知生于权贵之门、长在秋冬养膘,并非只是一种福祉,也是一种义务或使命。何况,这种侥幸或好命尚只是时空的一个维度,只是世界的一种边界,尚未能领受全部时空。一个人、一个社会应该在对春夏秋冬等全部时空的经验中去职尽天命。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非常道》涉及的历史正是一个可观的世界或时空系统。这个系统里有冬天,清国的衰败既有自身的堕落,更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冬天相关联;这个系统里更有春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报春的先声,1919 年的春天更是唤醒了现代中国和国民的生机。我们今天对革命的认知,对传统的认知,对西方的理解,多半来自这个春天的栽培。
尽管民国范儿、民国人物在很多方面都是今人无法相比的,有论者认为我们在智力和道德上都难以望民国人物项背,但我们仍有民国人物难以想象的福利。站在大时间的维度上,我们知道自己的文明财多半来自于民国先辈,我们更要知道,先人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自己所能做的,是完善自身,慎终追远。外人所谓,现代国民有责任教育好自己,进而影响周围。或谓,在个人追寻幸福的过程,当顾及意义或人类的价值,如学习、安全、信任、公益。这是我们现代人超越前人之处,也是我们可报答前人之处。
六
民国何在?民国何如之?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是一个文明凤凰涅槃的时刻,是一个民族回归人类文明主流的历史。我们今天要做的,不仅是要认识前人,要理解人性、中国国民性在民国的光荣和罪苦,而且要把集体意识或民族精神推进到世界文明层面,要把个体精神推进到网络时代。
一如前述,人类经历了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目前正经历着第三世界的悲喜剧。农耕文明开发了第一世界即物理世界的地表资源;工业文明发明了蒸汽机、电动机,开发了地下资源、天空资源和太空资源;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性大潮等等开发了第二世界即心理世界……今天,移动互联网、基因工程等等,正在开发第三世界,即人工世界,这是一个崭新的智能世界。
尽管科学尚未在智能的本质面前达成共识,但智能本身是利用已知解决未知,利用精神意识抵达多维或高维时空。传统人类社会解决未知之道只是等待时间的展开,等待圣王、英雄、仁人志士和群众互动的历史,今天的文明则是以智能抵达完整的时空,任何个体的生命智能都可完成蝴蝶效应。而智能的特征即在于依靠又不依托知识,它借助想象、精神,借助虚一,借助最简单的0 和1。它对未来的预测是以自己制造出未来为前提的,智能即是把美好的未来还给自己和周围世界,智能即是正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我们由此乐观地预言文明,将从血缘的不对称、知识信息的不对称跃进到智力的不对称时代;文明所努力的,是示范并消除智力的不对称,以实现全体人的自由和功能圆满。
民国是我们中国人从第一世界走向第二世界的历史阶段,是我中国国民从“活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物理存在、到明心见性的心理存在的惨烈而光荣的时刻。我们看到的,民国人的优秀处和高尚处,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既是第一世界即行动的主体;又是心理世界即认知的主体,他们是知行合一的一代人。但囿于时间、空间的限制,他们尚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主宰。他们跟传统文化中的仁者圣者一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使学贯中西,学究天人,但他们在有限的、局部的世界生存;而今人,借助于后来人之心眼,更借助于当代的福祉,既能告慰他们人生的正当美好,又能够照亮他们的某种无明式生存。
前人的努力使我们更多人分享到智能生存的真谛和美善。尽管今天仍有不少人生活在生存的飘忽不安、生存的罪苦和泥泞中,但我中国国民的财富足以支撑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权利分享和表达,足以支撑国民获得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心理;我中国国民经济的产能足以使多数人、使年轻一代人进入到智能生存阶段,超越并实现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人工世界的和谐。
对一切生命个体来说,生命和智能是其最美好的两类追求,就是说,不仅要活着,而且要克服人身人心的瓶颈,克服“吾之大患在我有身”的悲慨。当代中国人有可能跟外人一道实现这两大追求。这对还在身心的水深火热中深受饥饿、匮乏、肥胖、三高、变异等折磨的人来说也许难以想象,对在政治权力、经济权利和文化权益还处在绝对贫困或相对贫困中的人来说难以想象,因为困于第一世界的人只是以食色权力财富为人生人身存在的标准,困于第二世界的人以认知、安顿、开悟、愉悦为标准,而进入第三世界的人则以身心的正义、圆满完善为标准,今天的人类正在超越生存的有限时空,进入到智能性的多维或高维时空中。在这方面,当代中国社会的先行者们,有责任在自度、自觉中实现生命的智能,回向周围,把自己的生命展开跟同胞的福祉做链接。
七
民国至今,已经过了十个十年。
人类对时间的观察细致入微。我们中国人曾说,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三十年一世,等等。我们对那些时间中的弄潮儿或独裁者如是认知: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他们顶多有三十年左右的风光。我们曾说,即使那些伟大的智者、才人、圣者,其影响也是有限的,因为江山、时空中的演进,代有才人,各领风骚。无论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还是六十年甲子轮流转,中国人对时空的把握、对人生社会的认知是变易的。
从民国以来,中国人信奉过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市场主义、全能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互联网主义,等等,几乎每十年都会有一个思想、集体精神的变化。每一次的相信,都以为自己和民族开启了新生的契机,是以我们一直在这种生生之德性或易变中。每一次“新生”,人们以为自己或民族穿上了新衣,忙于抚摸、赞美、感恩。
按照历史学家唐德刚等人的论述,这是中国历史的转型阶段,中国人不得不承受这些变易,才能获得归宿和认同。这个大转型的落脚点,今天借助智能时代,我们更能够理解,它将是回归主流文明,回归健全的人性和人类精神。借助中国文化的语言,大转型是对变异生存和身心病理的救赎,其救赎之道在于正其义,把握时机: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
八
十年前,有论者认为《非常道》开创了一个民间价值系统,今天看其价值,远不如网络本身对价值的夯建。十年前,《非常道》采花酿蜜,重构了历史;但今天它的一些叙事已经被新出版、新发现的史料校正。历史只有走过非常道路,才能回归其常态或常道。而历史,一如时间的演进,每一段都是非常的,只有在大尺度中,才能理解它的常与非常,变易不易。《非常道》的意义在于,它是特殊时期的个人写作,是当时一个青年人的历史正义行为,是对史料、先辈言行的编码组装或三复斯意,故在今天的网络时代仍是一个可观的参考读物。
我们今天的阅读学习,因介质发生变化而遇到了挑战。按脑科学的研究,人类的阅读能力是六七千年前才获得的一种能力,此前大脑中的神经回路的功能在于采集和狩猎,流动的文明后来为农耕文明代替,大脑中的采集和狩猎功能区变进化成为阅读功能,成为“专门而精致的阅读神经回路”。同时,人类数千年来的文明介质:甲骨、羊皮书、竹帛、纸张等等建立在实物之上的恒定性图象文字,为虚拟数码之上的即时性图象文字取代,两千年左右的图书(纸书)霸权地位坍塌了,传统的文献或文本式的知识载体及其传承方式遇到了挑战。沉思、身心的深度对话式阅读为网络解构,移动互联正将人的阅读带入到新的“采集和狩猎”时代。
今天的阅读,已经实现了数字化、动态化、即时化和链接化。这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是“万物相互链接”。在阅读中,人们能够直取无上正法,明心见性,当下开悟。今天,绝大多数的人类知识都在互联网上能够查阅,只有少量的知识才需要专家。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专家不再是权威,自高身价的权威专家跟骗子无异,大行其道的专家跟走江湖者并无两样;如果他们以为自己与时俱进,穿上了新衣,空前绝后;但他们的状态可能更类同于穿上新衣的那个皇帝。而我们从纸书里、从学校里学得的知识都将成为常识,生命智能应使自己随时知道或获得这些有史以来的全部“常识”,传统的图书或学问必须实现某种便捷,以适应当代阅读的智能化需要,消费、开放、即用即读、即读即悟的需要。
《非常道》可算是移动互联阅读史前夕的“采集和狩猎”,我很高兴它在今天仍能入读者的法眼。尽管“新常态”的说法儿不绝于耳,但当下人们的生存仍处在不确定的境地,一如历史的非常道路。在不确定中寻找到确定,既是人的本能,也是自觉。多维高维世界需要明点奇点,需要确定真实不虚的瞬间。现代史的人物言行,就是这一可供开悟的瞬间,如诗人所说,是“岩石,在我们的不肯定中肯定的岛屿”,人们在这里可以憩息,可以歌哭,可以起舞。
在《非常道》十周年版出版前夕,跟读者做如上分享。
是为序。
余世存
2015 年5 月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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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2015新版)·精彩书摘
{史景第一}
民初,北京的教授们经常领不到薪水。有一次,几百位教员去要求政府发放欠薪,遭到武装宪警的镇压。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负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冯友兰晚年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涉及“意境”问题,特意写下一个附记,说日军进北平城后,他觉得清华完全不同了。一天夜里,吴有训和他一起巡察清华园,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冯友兰顿觉幻灭,他们守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平已沦陷,他们还在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过了几天,他就和吴有训同往长沙去找清华了。他读清人黄仲则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以为所写正是一种幻灭感,反复吟咏,倍觉沉痛。到长沙冯住朋友家中一小楼上,经常凭栏远眺,见栏下一腊梅花,顿觉李后主“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之亡国痛油然而生,深刻极了,沉痛极了。
{政事第二}
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杨锐等人很为光绪权力受制约不平,光绪手诏答之,大略谓:“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如之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可富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不上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国?”流言传至慈禧太后耳中。八月初四黎明,光绪给太后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光绪仓皇返回。慈禧到光绪寝宫,把奏章都卷走,召光绪骂他:“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不发一言,良久,嗫嚅道:“我无此语。”慈禧唾骂:“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于是传太后懿旨说,皇上病得不能理事,太后临朝训政。凡皇上变法兴革,尽反之。
徐树铮做了国务院秘书长,处处秉承段祺瑞的旨意,不把黎元洪总统放在眼里。一次,因公布福建三个厅长的任命书,徐树铮到总统面前盖印,当黎元洪问及三人情况时,徐不耐烦地瞪起眼睛:“总统不必多问,请快点儿盖章,我的事情很忙。”黎倍感难堪,连连叹息:“昔受项城侮辱,今又见侮于段。”
{文林第三}
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问:“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直更加生气了:“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他才缓和下来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阳翰笙曾请茅盾为他的小说《地泉》写序,茅盾直言不讳:“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的,要我写序,我只有毫不留情地批评它。”阳翰笙倒也大度:“批评也是好事。”茅盾推辞不得,只好动笔作序,直言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或者说失败的小说,太过符号化。没想到阳翰笙竟然把如此尖刻的批评原文出版,茅盾连叹:“雅量,真是雅量。”
{武运第四}
刘伯承年轻时与北洋军作战,被一颗子弹打进右眼,造成右眼球坏死,医生决定开刀把坏死的眼球和烂肉割掉。刘伯承不愿使用麻醉剂,因眼睛离脑子太近了,担心麻醉剂影响脑神经。手术做完,刘告诉医生:“我一直很清醒,在记着刀数,一共是72刀。”医生感动地说: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你可以被称为“军神”。
续范亭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剖腹自杀”的方式抗议“不抵抗主义”。1935年,他赴南京呼吁抗日,在中山陵放声痛哭: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又赋绝命诗一首: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武运第十二}
陈独秀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了,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
胡适在北大讲学时,常与黄侃同宴会。有一次,胡适偶然谈起墨学,黄季刚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王八。”胡嘿然无语。过了一会儿,黄侃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侃至此大笑说:“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欢笑。
梁实秋听梁启超演讲,见任公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信念第十九}
1927年7月,林巧稚以优异的成绩从厦门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了。父亲林良英问她毕业后打算做些什么?她说想考协和医科大学。“协和?那得几年?”“8年吧。”林巧稚故意说得很轻巧。继母在一旁大声嚷起来:“啊,8年?那得多少钱啊!”“每年总要四五百个大头(银圆)吧。”林巧稚嗫嚅着低下了头。“上大学干什么?女孩儿家,嫁个好人家才是真的!你现在已经是20出头的人了,再上8年学,还嫁给谁呀?”继母说。林巧稚倔强地回答:“那我就不嫁,一辈子也不嫁!”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962年夏,李万春带着内蒙古京剧团进京汇报演出。章诒和受父母命前去登门拜望,告辞时,李万春一家人把章送到大门口。李万春握着章诒和的手说:“回去给令尊大人问好,给令堂大人问好,再替我问候黄(琪翔)副主席和李(伯球)主任!”所问候的四人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四大右派”。李万春的“右派”帽子与发配内蒙古,皆源于此。章诒和听了李万春的话,大为感动,一下子哭了。李万春不知所措,李的夫人李砚秀在一旁劝慰说:“别难过,戏班的人都是萍水相逢,讲的就是互不嫌弃。”
1. 《非常道》作者余世存历时五年撰写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2.赠送印刷版作者手书“家世”条幅
3.14家百年家族传记,追寻几代中国人逝去的家族传承。17位家族精英传奇,重温中断一个世纪的大家风范
《家世》从“家风家教之于当下”的视角撰写了中国家族的传奇经历。每一家家教自有特点,如林同济家是要培养专门人才,以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宋耀如家是要出伟大人才;卢作孚家是让孩子不要当败家子;黄兴家是无我、笃实;聂云台家有家庭会议……阅读本书最大的收获是联想到自家、自身,自己要传承什么,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
余世存:诗人、学者。现居北京。出版有《非常道》《中国男》《老子传》等作品。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等,主编有《东方圣典》等。
余世存先生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四五年前我在云南大理做短期逗留时,遇见一个同龄人。初以为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海外华人,阳光、敦实、健康、沉静。吃饭时才听说是孙科的外孙,大家一时惊讶,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小地方跟历史相撞。我马上问跟孙穗芳是什么关系,答说母子。我很高兴提起几年前有朋友送我的一本孙穗芳编的国父纪念图集来。有人介绍说这个看着还像小伙子的中年人有三个硕士文凭,现又读中医博士之类。我其时正对“人身难得”这样的古老格言有兴趣,对现代人对身心的浪费和糟蹋多少有些觉悟;看着这个后来才知道叫王耀祖的同龄人,有些感慨,人可以活得如此健康,精气神含而不露,身心不受人类的垃圾污染。
王耀祖在饭桌上提起大陆人多不知道孙先生,我说是也不是,我们每年“五一”等节庆日的时候,天安门广场还是要竖孙先生的像的;至于一般人,不知道是正常的。王先生感慨说人们多不了解三民主义,大陆的生态、心态、世态污染其实可以从三民主义中找药方。我部分同意。看着这个也将在大陆生活的同龄人,禁不住想到他外公,我在《非常道》一书中提到,胡汉民评论孙科:“因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外国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
回北京后我告诉一个朋友说遇到了孙先生的后人,朋友问说是什么样子,我大致描述了一下,朋友叹一口气:“怎么都变成了知识分子啊?”这让我想到看人的视角有所不同,我看到的是王耀祖先生的个人成就,朋友看到的是孙先生后人跟国家社会的关系。
二
的确,从大于个人的角度来看问题,王先生所在的一个庞大家族对中国现当代史有着最大的影响。无论孙中山,还是蒋介石,还是孔祥熙,都属于宋氏三姐妹所在的宋氏王朝,更无论孙科或孙穗芳。孙穗芳先生很精准地用爷爷孙中山的话“至诚如神”来激励自己,这四个字也当得起国父的家教或说精神。只是这种家教跟宋氏王朝的家风比,显然有所不同。
什么是宋氏王朝的家教?在我看来,用宋氏家族的创始人宋耀如的话就是:培养孩子做成人,做伟大人才。这个从海南文昌县走出来闯世界的普通农家的孩子,首先把自己培养成人,把自己培养成当时世界一流的人才。
宋耀如的学习精神值得称道,他一生似乎没停止过学习:十来岁时,他的舅舅判断他非等闲之辈而决定收养他,养父母让他受益的教育是:“要别人尊重你,就必须比别人干得出色!”当他想求学而养父不同意时,毅然离家出走。在家乡他学会了织吊床,在漂洋过海的轮船上他学会了吹小号,他向牧师学做人,向将军学经营……这些经历只是小菜一碟,因为他向孙中山学习革命并资助革命,以西化之人回归中国传统……这些举动更能证明一个学习者向世界敞开的心灵。
宋的创业之路是艰辛坎坷的,但他从不畏难而退。在昆山传教时,他自制小船在昆山和上海之间搞营运,短短几个月便筹足了建教堂所需的费用。在七宝,他购置单驾马车,载客运货。丰富的经历培养了他的冒险、开拓精神。从海南到爪哇,再从南洋至美国,途经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时经历了惊涛骇浪、船撞冰山、漂流至南极圈、遭遇海盗抢劫……大凡一流人才的身心时空感是强大的,宋耀如可算是一个例子。
清末民初的中国有混乱的自由,世人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一个社会旧的结构崩解而新的结构未定型之际,最易出现一些超乎常规的现象,所谓“梦想成真”的几率要高得多。一个本名韩教准的农家少年被舅舅收养改名宋耀如,他的人生路上没有条条框框,但他的亲侄儿韩裕丰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当宋子文要堂兄韩裕丰到南京做事,并想收养堂兄的儿子时,韩裕丰想的似乎也很合乎常理:自己只念过三年书,是个半文盲,没什么本领,哪敢去南京瞎闯,宋子文虽然是他的堂弟,毕竟人家已经飞黄腾达了,官至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长,他不敢也不想高攀。至于把儿子交给宋子文抚养,他更是不愿意,因为他只得这么一个男孩,怎舍得让他离开自己呢?
宋耀如则敢想敢做。他经南洋辗转到美国生活,八年后回国来到上海。他就完全成了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上层精英:奔走教会,驰骋商海,投身革命,创造了个人从一名学徒到享誉海内外的实业家、从一个虔诚的牧师到民主主义革命先驱的辉煌人生。资助宋耀如进美国达勒姆三一学院学习的卡尔将军在回忆监护、担保宋耀如入学就读这件事时评价说:“这一天是达勒姆历史上难忘的日子,它影响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现代史。”
三
宋耀如在有生之年已经看到了自己和孩子们的部分成功,但更辉煌的还在他死后。他的六个子女都在美国留学,其中三个是经济学博士。用后人的评论,他的六个子女中,三女都是倾国倾城的绝色天后,三男都是潇洒倜傥的豪门相公。他的家族出了三位国家元首:中华民国开国大总统孙中山,中华民国委员长蒋介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出了两位政府首脑: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宋子文;出了两位“第一夫人”:“国母”宋庆龄、“第一夫人”宋美龄。
宋耀如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说:“只要一百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为天下先。”
宋自己的超人能力表现在家教上。他平时忙于上帝、实业、革命,他对上帝虔诚,对实业敬业,对革命忠诚,但他从未忽略自己的家庭责任。无论事务如何忙碌,他一回到家便同孩子们亲个没完没了,跟孩子们打成一片,一道玩耍,一起游戏,在共享天伦之乐的同时,对孩子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美国作家埃米莉?哈恩称他为“模范公民,教堂的台柱,出色的丈夫和优秀的家长”。
在送女儿去美国留学时,宋对孩子们说:“爸爸要你们到美国去,不是让你们去看西洋景,而是要将你们造就为不平凡的人。这是一条艰苦的、荆棘丛生的路,要准备付出代价。不管多么艰苦,都不能终止你们的追求。”
但他和夫人又从不溺爱孩子,“简直像对待男孩子那样对待女孩子”。他们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实践者,遵循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教诲,并借鉴司巴达式训练勇士的方式,宋耀如夫妇对孩子们实行近乎严苛的生存训练和意志训练,他们要求孩子“纳于大麓,列风雷雨不迷”。在雨横风狂的日子里,宋耀如带着孩子们顶风冒雨,忍饥挨饿,在野外徒步跋涉,以此锻炼孩子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他要孩子成人,宋子文曾说,父亲生前嘱咐过他,做不成人,不能回去文昌认祖宗、见父老。但他又绝不专制,当宋庆龄跟孙中山相爱,他和大女儿宋霭龄一度想以禁锢的方式来阻止时,最终又容忍了女儿的自由。他是严父,也是慈父。
他的孩子们也都在自由和专制、独立和干涉之间寻找到平衡。宋庆龄自主选择了自己的婚姻,宋美龄同样如此。当宋美龄要跟蒋介石结合时,宋家人也多反对,时已成为一家主心骨的大姐宋霭龄也不同意,但后来被宋美龄说服。“这桩婚事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主,与阿姐何干?至于蒋介石和我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那更是天大的笑话……”从而促成蒋宋联姻。
宋氏子女政见不同,情感也一度受到影响,但他们都最终超越了党争。远隔千山万水,远隔十年三十年,但他们间的亲情难为外人道。据说,1981年宋庆龄去世时,远在美国的宋美龄,虽对内对外都没有公开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唁电,但她当时就失声痛哭,并且私下里多次流泪,虔诚为二姐做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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