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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染正版] 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 金理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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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引 言 主旨、结构与方法
章 现代名教的界定(上)
“名教”概念的历史流变与现代重构
从“新语”到“名教”
现代名教的提出与界定
现代名教的运作机制与心理动因
第二章 现代名教的界定(下)
“名”在“现代”的诞生
“名”的限度与名教批判的哲学意味
第三章 章太炎
破名以求实的精神与践行
“以论理代实在”的批判
作为“破名”资源的“自贵其心”与生命“亲证”
结语
第四章 鲁迅
鲁迅在现代名教笼罩中的直观感受
“伪士”及其对立面
“伪士”批判的实质:“接球手”问题
“伪士”的构成与谱系
以鲁迅为代表探讨“破名者”知识生产的特性
结语
第五章 胡风
“破名”的历程:与“航空战士”们的苦斗
名教在创作上的表现与危害:“公式主义”与“题材决定论”
“破名”的内涵:“身外的观念”“透进”“作家内部”
“破名”的意义:精神立场的“合法性”论证
“破名”的过程:主观战斗精神的发扬
“破名者”的姿态:“义诗人”
结语
第六章 “破名者”的特征与文学提供的可能性
“破名者”的特征
文学提供的反抗现代名教的可能性:实感
结语
附录 胡适
《名教》一文的材源、题旨与现实背景
名教批判的脉络与点滴
名教批判与实用主义哲学
在名教批判的脉络中重识“问题与主义”之争
“根本解决”之辩证
参考文献
后记
媒体评论
读金理《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立即想起瞿秋白批评现代那些“半吊子文人”的一段话:“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瞿秋白的这段话,至今也没有过时。
——姜义华(复旦大学文科特聘教授)
“名教”是一个比较难以把握的现象,但又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比较普遍并且直到当下仍然在产生危害性的一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引起治思想史的人的重视。金理从近代史、现代史一路下来,横跨思想、文学两个领域,面对一些似是而非的命题,反复考辨追究,方能够把一些朦胧的体会落实在实处。
——陈思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多年以来,我一直期待《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出版。这部著作充分体现了金理个人持续用力的一个方面,显示出他对重要问题的敏感和尖锐。剖析已成时代痼疾的问题,这样的研究不仅是学术的、历史的,也是思想的、当下的,读来每有切肤之痛。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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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现代名教笼罩中的直观感受
在鲁迅笔下,现代名教有种种赋形。“奴才”们打着“鲜明好看的旗子”行私利己,“做戏的虚无党”标举“好看的假面具”、“甜腻的话头”。又比如“招牌”:“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人们都满足于挂“招牌”,以为到此为止即可,“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多少伟大的招牌,去年以来,在文摊上都挂过了,但不到一年,便以变相和无物,自己告发了全盘的欺骗”,“我们能听到某人在提倡某主义……而从未见某主义的一篇作品,大吹大擂地挂起招牌来,孪生了开张和倒闭,所以欧洲的文艺史潮,在中国毫未开演,而又像已经一一演过了”……正是在“招牌”林立中,任何主义、学说、思潮进入中国“不过留下一个空泛的名词”,甚至“连名目也奄奄一息”。为了对抗“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鲁迅每每主张宣传“常识”,而文化界、舆论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在轻视常识的同时沉迷于超越常识以上的“豪语”,“豪语”遮天蔽日,让人无法自拔。章中曾述及名教危害在于将个人从具体的现实环境中抽拔出来,沉迷于“豪语”“大词”等制造的幻梦中,正是这个意思。所以鲁迅劝告世人与其陷落于身外的“豪语”,不如固守基本常识与个人诚实的感觉,并且以为自己的文章不过就是“说说较为切己的私事”。
正是在上述“旗子”“面具”“话头”“招牌”“豪语”等的作用下,名实不符者有之,以名掩实者有之,“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挂了招牌,而无货色”。鲁迅感觉置身中国就恍如跌入“文字游戏国”,“一切总爱玩些实际以上花样,把字和词的界说,闹得一团糟”,“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中国的“名”(口号、标语、说辞、主义等)往往游离于想和做的实际之外,自行扩张,不受实际制约,“文字游戏国”根本上就是“名教之国”,其国民丧失了“信”,说的人固然无信,听的人也不信,清醒地知道虚伪却仍然维持,大家都只是“做戏”“游戏”,没有人如《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跳出来破坏游戏规则。“有谁来揭穿的,他
们反以为扫兴。”不幸连青年也堕入此道:“青年好游戏,请游戏罢。其实中国何尝有的党徒,随风转舵。”在“名教之国”里,“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盗名”“借名”者蜂起,“假名”“空名”“乱名”随即泛滥成灾。
使人们对一切“名”失去信心的,恰恰是名教;在名教时代中,恰恰没有“发生”“容纳”新“名”的可能。鲁迅沉痛地说:“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这里有两层意思。,“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是说中国不具备接受新“名”的基本条件,“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第二,更可怕的是,“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这种使得“名”变质、腐化的力量,鲁迅称之为“染缸”的法力:“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它有种种发挥、污染的途径:比如宣布“古已有之”,“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这种“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说到底是不敢直面、接受新“名”而变相抵拒的卑怯态度。再比如取其“名”而变其“实”,《阿Q 正传》中赵秀才襟上挂一块“柿油党的顶子”,洋洋得意自命时髦,骨子里却还是腐朽旧思想。
名教卫士当道,名教风行天下。“中国人总只喜欢一个‘名’,只要有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开,另外又取一个。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放下去,没有不乌黑的。”在这样险恶的名教时代中,鲁迅“知人论世”自有其特殊的战法。总体而言,与“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虚有其名,不求实际”的“崇名”思维相对,鲁迅的“思想方法,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的,在现实生活中得其结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鲁迅的进化论发生转变,一般看法认为这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但鲁迅自己的解释是:“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可见,思维调整的首要条件是客观事实的变化,这是鲁迅“求实”思维的体现,即以客观事实为起点,亦以客观事实为终点,在思维过程中始终以客观存在作为衡量取舍的标准。鲁迅往往用各种形象化的描述来凸显其“求实”思维的闪光点。
比如“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鲁迅“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总要质问“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这就是在等待“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的考验。
还有“推背图”,“从反面来推测”,于是发现,“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写着“吃人”,“正人君子”实为“盗贼”,“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
再有“揭穿假面”。“假面”往往冠冕堂皇,以种种“美名”作装饰来扭曲实际,鲁迅说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30。猛士如入无物之阵,“无所用其力”,因为中国社会到处充斥着“假面”:“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所以鲁迅针锋相对,“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拔它一拔”,“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即破名求实,打破“假面”“美名”的障蔽和“瞒与骗”的迷梦,看清社会、人生的本来面目,撕掉一切名教说辞织成的、将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帷幕。鲁迅自称“我是喜欢萧的”,因为萧伯纳“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鲁迅是“爱夜的人”,“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可以“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在暗夜里,“人肉酱缸上的金盖”,“鬼脸上的雪花膏”都无法再充装饰。
鲁迅谈及自己的思想特点时,一再说:“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多疑”表现为对事物表面价值、表面形态的不信任,是对事物现象与本质的差异、矛盾的直观把握。我们在章中界定过名教批判的几层意思,其一即是对空洞的名词、符号的反抗,对“名”脱离了实际,甚或扭曲、侵吞实际(名实不符、以名代实、鱼目混珠)的警觉、勘破。以此相参照,鲁迅上述几种战法,无不是名教批判智慧的表现,它们往往出之以一种“剥离”策略。一方面,在“名”本身的真理性之外,探讨“名”在现代中国特定环境中的现实遭遇:“……如落在黑色染缸……化为济私助焰之具,……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另一方面,将“名”(口号、言论、学说、主义等)与操持“名”的主体相剥离,具体说来,并不是考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价值本身,而是针对他们在追求过程中的实际表现,在“说什么”的背后考量“做什么”以及“说”与“做”的居心与动机:“是‘信’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是言行合一,还是文字游戏?
鲁迅在名教时代中还总结过一种特殊的战法——逃名。“名”的精义正是在名教嚣攘、名教卫士横行中被玷污,所以,“我们国民中的大怀疑主义者,有时岂不是肯定底,而且常常是勇敢的人么?”“谁敢保证,无信仰之人却是信仰之人,而世上所谓信仰之人,却反而是无信仰之人呢?”标举美名的人“连自己也并不相信所发的议论,连自己也并不看重所做的文章”,“名”已经被“借名”“盗名”者封杀,所以老实人只好“逃名”:
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了。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说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先前章太炎也认为:“魏晋人佩服老子,几个放荡的人,并且说:‘礼岂是为我辈设’,却是行一件事,都要考求典礼。”孔融是的“非孝”人物,而《后汉书》本传上明说他“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可见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在孔融这里,起于虚伪礼法和内心的情感不能相应。魏晋时,“礼教”是大的“名”;在鲁迅写作的时代,自然也有许多高大俨然的“名”,他以“三民主义”为例,说很多人自称信徒,拉起大旗,行私利己,这时候,“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后来,鲁迅就将老实人在本心里相信“名”,却因为借名、盗名者玷污了“名”,于是故意反对的态度,概括为“逃名”:“比较自爱的人,一听到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骇怕了,竭力逃避。逃名,其实是爱名的,逃的是这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不妨引述雅斯贝尔斯的一段话作为参证:“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虔诚和尼采的不信神之间似乎有本质的区别,但恰恰是这种区别使他们思想之间的相似性更加明显,在反思时代,似乎过去的一切都存在着,在这样的假象下,人们生活在实际的无信仰之中。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对信仰的抛弃和强制自己去信仰是互为补充的。不信上帝的人可以成为虔诚的信徒,信仰者也可以成为叛教者。”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周围无数的基督徒实际上是“把上帝当傻瓜”的叛教者,正是这些基督徒“没完没了、华而不实的空谈”使得“基督教界不知不觉地取消了基督教”;而声称“上帝死了”的尼采却是坚持生存信仰之人。“不信上帝的人可以成为虔诚的信徒,信仰者也可以成为叛教者”,与鲁迅所谓“无信仰之人却是信仰之人,而世上所谓信仰之人,却反而是无信仰之人”一致无二,而尼采、克尔凯郭尔正可被视为上述语境中的“逃名者”。“逃名”,就是警惕一切“名”的装点,还原被“名”所歪曲玷污的真实内容,摆脱“名”的框定而把握朴素的、活泼泼的内在精神。这其实可以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到源头,比如《庄子·大宗师》中一段:“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
鲁迅一辈子都被各派人士所颁布、授予的各类“徽号”“称号”包围,但他其实就是一个“逃名者”。用胡风的话说,鲁迅“耻于占用任何堂皇的招牌”。在观察他人时,一方面,鲁迅讨厌随意罗织名号,“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另一方面,他每每要揭起“名号”勘查背后掩藏的实际,“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拔它一拔”。在对待自己时,则是不安于“名号”,拒绝“名号”。“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因为鲁迅发现所谓“前辈”“导师”“学者”“文学家”等,“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也就是说,形形色色的头衔、尊号,往往是名教派定给个人的符号,它不仅是一个称谓,更意味着一种规范,如果对屈己从“名”的危险无所自觉,则正中名教的迷魂剂,或借章太炎的话,这正是一种“殉名”主义。“‘派’呀,‘首领’呀,这种谥法实在有些可怕”,无不构成对人个体生命自由的束缚,“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故而鲁迅每每自居“一无所有”,“我想撕掉别人给我贴起来的名不符实的‘百科全书’的假招贴”,“掷去了这种尊号”,“一戴纸冠,遂成公物,……然则固不如从速坍台,还我自由之为得计也”。《野草》中的“过客”对他所弃绝的生存世界的真相有着本质认识:“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华美的名目、冠冕堂皇的主子与真实的牢笼,于是,“我不如彷徨于无地”,宁可直面无所有,也要彻底否定现有的环境秩序及其价值信条。在捍卫生命的独立、自由与创造实践这一基本点上,鲁迅不作让步。
鲁迅在现代名教的笼罩中有自己特殊的战法,但归结到根本上,他对现代名教的揭破与反抗,围绕着“伪士”批判而展开。
内容简介
“名教”本特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本书的论述依据和起点是“名教”概念的历史流变,尤其是现代人在具体表述中赋予“名教”的新内涵:首先是指名实不符等“名”脱离、扭曲、侵吞实际的现象,人陷溺在空幻的符号中,丧失对于实在与生活的真切感受;其次,更重要的是,它指向一种“崇名”“名词拜物教”的消极思维方式;“对于抽象名词的”又往往演变为对于“jue对真理”与“教条”的,而拒绝在历史与社会的行进中向实践开放。本书由此提出“现代名教批判”这一课题:揭示名教成因、危害;重点依据章太炎、鲁迅与胡风的思想和实践来探析其对现代名教的洞察、警示与反抗。
作者简介
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历史中诞生: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写在文学史边上》等。获“2012年度青年批评家”、上海2014年度“社科新人”、“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入选“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
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
金理 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开 本:16开
纸 张:轻型纸
包 装:精装
是否套装:否
标准书号ISBN:9787559821942
所属分类:
图书>文学>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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