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染正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与传播前沿 文化人类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非物质文化研究教程 传统文化书籍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关于“传播”

“传播”一词是英文中用得最滥的词汇之一（Theodore Clevenger, Jr.,1991）。1这句话包括了两层意思：一是在口头或书面语言中成为高频词汇；二是被人们用于不同的对象和场合，指代着不同且丰富的含义。单从研究的视角出发，“传播”在许多学科领域中早已“生根发芽”，开辟出许多成熟的理论路向和研究范式，并就不同的研究对象开展了多样的传播研究。因而，在开头部分，要做的是给“传播”从数以百计的已有定义中选取一个可以恰当地框定本书所指的“传播”。

传播学最重要的两大分支——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和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在过去是界限分明的。人际传播是指两个人或几个人之间的传播，通常是面对面的。2而当消息来源（通常是某个组织）使用一项技术作为媒介与大规模的受众进行沟通时，就被称为“大众传播”了。3

因而，比如人类学所定义的“传播”（diffusion）：一个社会的成员向另一个社会借用文化元素的过程，这里的“传播”指一个社会的习俗或惯常做法流传到另一个社会。1显然，这种文化的传流是较为纯粹的人际传播行为。在这一定义之下，如果将传播的对象确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则更多的是在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基于人际的代际传承、横向扩布行为，研究跨地域、跨民族的传播轨迹、规律和其流变性特征等。

实际上，本书并非于此，所关注的“传播”是需要借助技术和媒介实现的，属于媒介传播范畴，隶属“大众传播”这一分支。可以说，这里的研究对象是借助近现代产生的大众媒介渠道及技术实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与知识传播。

还需要补充两点：

一、在媒介传播进入所谓“新媒体时代”的时候，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界限又不再那么清晰。社交媒体的崛起和其显著的人际传播特质，使得本书所指的“面向大众的信息投放与反馈回收以及交互的行为”又一定程度上回归到人际传播网络之上。这个时候，人际传播的特点又成为传播内容加工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比如感官参与度的提高、信息交互水平的提高等。

二、在本书题名中，“传播”放在了“展示”的后面，即是暗示本书将侧重于就“展示”这种信息与知识传播的特殊形态和渠道展开。实际上，用于展示的多媒体设备、数字交互设备、电子与印刷品等都是传播媒介。

有学者认为，展示空间本身就是一种传播媒体。比较文学教授安德里亚斯·胡森（Andreas Huyssen）就认为：博物馆是大众媒体，是“介于公众市集和百货公司之间的混合空间”。它们是对我们这个陷入文化健忘症的时代需要真实性的一种回应。信息过载与数据革命的飞速步伐唤起了人们对稳定性与永恒性的欲望。2这一偏于“后博物馆”范式3的论述，将博物馆这一实体展示空间中定位公众教育、体现公共意识的特殊形态也归入“大众传播媒体”范畴，认为博物馆应当传播更为真实、稳定和永恒的信息。

关于“展示”

在研究“展示”的含义时，需要同时将“阐释”纳入研究的范围。就国外研究的术语使用情况而言，在文化遗产领域，“阐释”与“展示”息息相关，并且就使用频度而言，较多出现的是遗产的“阐释”，少量为遗产的“展示”。这个“展示”并非博物馆学或会展行业内所惯用的“展示”，其包含了更为灵活的语言表述、形象呈现与解释性演示的内容与方式。实体或虚拟、实物展示或动态展现之外，更多强调了“阐释”这一遗产信息编码、转译过程的核心性，并且，将各类感官体验类的直接实践性活动纳入了“展示”的核心范畴。

文化遗产传播目的与过程的特殊性决定了“展示”作为其中一类传播方式，它的含义与通用领域“展示”有所区别；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又决定了对其的“展示”需要做更多相应的调整与丰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中，讲述、表达和解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这种展示是不止于“展陈”，并且接近于“阐释性展览”而又增加了许多实践类活动内容。

需要着重提及的是，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不断更新博物馆的定义，以期与社会发展相一致。在第22届大会（奥地利维也纳，2007年8月24日）通过的ICOM章程中，博物馆的定义明确将“非物质遗产”纳入了保护与展示范围。其表述如下：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以教育、学习和欣赏为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和展示人类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及其环境。1

本书的重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在此基础上衍生到传播。如前所述，此处的“传播”是狭义概念，指利用媒介进行的大众传播，而不是非遗本身的流传与扩布；将从实体展示中的信息传播，衍生到虚拟展示中的信息传播，再衍生到通过各类媒介进行的非遗资源与信息的传播。因而，在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实体展示空间之外，还将对基于互联网的虚拟展示，所谓“数字博物馆”或基于移动设备的博物馆应用、基于社交媒体的博物馆公众号等新媒体传播渠道予以涉猎，期望呈现更为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与传播图景。

毫无争议的“传播”

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在哪里？国内有多位学者曾经倡议要“回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本书在理顺这个必要性的时候，首先也“回到”《公约》。在《公约》中，传播既是保护的“因”，也是保护的“果”。在《公约》行文的“前提”部分就明确了：“考虑到必须提高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重要意义的认识”“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可见，《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人类的意义定义为密切人际关系与人际交流，而制定《公约》也正是为了提高对非遗保护的认识，两者都与传播紧密相关。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2003年）、我国成为第六个加入《公约》的国家（2004年）之前，“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词以及它所涵盖的大多数内容并不为社会所关注。当时从事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人们可能也没有预料到：不久之后，他们的工作成了一个热点，并且不断升温，上升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并且还接连上央视的“春晚”以及每年3月召开的“两会”，持续走高在大众传播的“波峰”。与此同时，不同行业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们都进入这个领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迅速成为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

诚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涵盖的文化事项与艺术表现形态本身就是跨学科跨专业的，即使是其直接的溯源学科——民俗学，也无法将非遗的所有门类囊括其中；更何况，在非遗的保护措施中，遗产项目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几乎每一项保护措施都需要学科专业间的合作。比如：立档，需要档案学和信息管理方法；保存，涉及传统和现代的各种不同介质的记录、保存技术支持；宣传、弘扬等，则需要信息与知识传播类中多个学科的共同参与。

本书期望通过这种交叉性研究，更为清晰地打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的传播途径、振兴路径。在当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面临着难得的传播机遇，无论是宏观理论研究，还是选取其中一个具体的实践角度，开展切实的应用研究，都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存在争议的“展示”

研究“展示”，就需要直面博物馆界争议了很多年的问题，如博物馆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民俗类博物馆的真实性质疑、博物馆“固化遗产”的质疑等。

理查德·博格（Rikard Berge，1911）就曾说过：保护社区内的遗产，这比将它们陈列在博物馆中更重要。让邻近地区的人们可以每天看到他们引以为豪的遗产，比让他们一生都只能在远处的博物馆内看纪念碑重要，对于学者来说，在原生环境研究课题比在异地研究更为重要。1由此出发，20世纪70年代的“新博物馆运动”，直接影响了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产生了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等博物馆新形态。

在国外，生态博物馆通常以开放式的“户外博物馆”为主要形态。这类博物馆新形态，与《公约》及其《操作指南》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空间的定位与功能显得更为契合，可以说，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模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空间的一种匹配形态。而在户外博物馆之中，许多案例又都建构了一个保存实物文献等的专门设施。相对应的，《公约》也同样强调了实体空间中“档案库”设立的必要性。

加拿大博物馆学家皮尔·马兰帝（Pierre Mayrand）在魁北克建立霍特毕斯（Haute-Beauce）生态博物馆时，曾用一个三角关系图来说明生态博物馆作为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阐释中介（图示1）。1解释中心位于三角形顶端，通过它大众可了解生态博物馆所在地区，也包括创造性的方面。当地域及其中的自然、文化遗产被更好地理解，就会有建立生态博物馆、参与地方社区活动的要求。一旦生态博物馆建立起来，就会有来自当地居民和专业人员对解释过程的反馈。2

伴随着彼得·弗格（Peter Vergo）于1989年发表的文选《新博物馆学》，新博物馆理论作为一个新兴领域正式进入学术领域。1比如，新博物馆理论提倡的是非殖民化，使之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文化遗产。它同时还关注真正的跨文化差异。2又如，新博物馆理论是对从“崇拜”与“敬畏”到“对话”与“批评”的博物馆立场转变的肯定。甚至有人认为，博物馆是一种“社会技术”、一种“发明”，将文化打包供我们生活消费。3这些新思想推动了博物馆展示模式的革新，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而言，无疑是一种契机。可以说，“新博物馆理论”提供了一些可能性来调和博物馆与无形文化遗产之间的矛盾，力图在改善博物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境。

非遗展示空间的新解读

类似于大部头书籍的序言与索引、大型旅游景区的游客中心和导览服务，一定地理范围、文化区域、行政区划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一个相对集中的展示空间，以此告诉人们：这块土地传承着怎样的文化，集中呈现当地人的风俗习惯、生活智慧和审美取向。

这种展示既抽象又具体，既期望通过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审美图案和视听碎片，在观者脑海中拼成一个地域文化印象，又期望有助于观者按图索骥，找到与自己趣味相投的非遗内容，导向与非遗更为深入的接触。

有人不禁会问：真的需要一个实体展示空间吗？是不是一本地图或者小册子、一个电子出版物或者一个APP应用，甚至一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达到上述的意图？这个问题并没有固定的答案。有时候，在某一个地理范围内，在某一些非遗项目中，也许需求与价值并不足以“撑起”一个固定或常设的展示空间。当然，我们即使看到了实体展示的优势，无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空间多么“诱人”，也都需要将一切行动建立在潜在需求与可行性评估的基础之上。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空间，国内外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博物馆”；二是“文化中心”。博物馆其溯源形态包括民俗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民族博物馆以及在国外具有相通性的户外博物馆、生态博物馆。而“文化中心”又包括了不同功能侧重的空间形态，包括“遗产阐释中心”与“游客中心”等。

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对无形文化遗产而言，首先需要革新的是以文物展陈为主的传统博物馆的“展示空间”概念，生态博物馆、户外博物馆等是其很重要的展示方式。城市中的此类博物馆虽然存在形态与传统博物馆相近，但是会利用历史建筑群作为展示场所，或在现代建筑中营造传统街景等，都是一种对生态博物馆理念的认可与弥补，使得实体博物馆适应于城市特殊的空间环境。

“遗产阐释中心”或更为衍生的“景观阐释中心”，则是超出传统博物馆保护模式和涉及范围的一种展示空间。

基于地区整体保护理念的生态博物馆、基于促进当代普及性教育的“后博物馆”模式之下的体验中心、基于遗产阐释与导览功能的遗产地游客中心以及兼具遗产对外阐释与本地传习功能的传统文化中心，都是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空间的可实践模式，尽管它们的功能定位存在着一些差异。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门类是多样而且差异巨大的，除了保护的意义是共通的之外，保护的理念、方法截然不同。那么，它的展示方式与传播方式也是各异的。比如，音乐是时间艺术，是即现即逝、随生随灭的；看不见、抓不着、留不住。1那么，展示音乐与展示工艺技艺、展示节日仪式就是截然不同的。

非遗展示的研究与实践，更多的是在资源与媒介、内容与技术之间搭设一座桥梁，优化重组信息与知识，促进更大范围人们对无形文化资源的尊重，通过更为适当的语言与方式来阐释这类遗产。类似于科学普及，是一种普及传统的行为。

本书相关情况

本研究为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非遗数据库构建分类及信息资源元数据研究》（2013KJCXXM20）以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非遗数据库构建分类、信息资源元数据研究与应用试点》（2014M560070）的后续，旨在寻找更为多元的渠道使得非遗数字资源使用价值最大化。资源只有用起来，我们才有更大的动力去记录和保存它们，才能发挥资源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