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森契诃夫短篇小说选[俄]契诃夫9787541164019四川文艺出版社

\"章 套中人
第二章 变色龙
第三章 在别墅
第四章 维罗切卡
第五章 万卡
第六章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第七章 两个瓦洛佳
第八章 未婚妻
第九章 约内奇
第十章 欣喜
十章 哀伤\"

"作者简介
[俄]契诃夫（1860—1904）
全名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俄国1纪末期蕞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20世纪世界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之一。其作品短小精悍、语言朴实自然、内容丰富深刻，通过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细致刻画，挖掘人，表达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对丑恶现实的厌恶。代表作品有小说《套中人》《变色龙》《苦恼》《万卡》《第六病室》等，剧本《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

译者简介
薛玮
于南京大学，现任高校教师。已出版译作《人的枷锁》《父母艺术力》等。"

\"章套中人打猎的人们回来晚了，只好在米罗诺西茨科村头普罗科菲老爹的仓房里过夜。他们一共就两个人，兽医伊万·伊凡诺维奇和城里的中学教员伯金。伊万·伊凡诺维奇的姓是奇木沙－喜马拉雅斯基，这个复姓有点古怪，跟他很不相称[　 俄罗斯人的复姓产生于17—18世纪，当时复姓仍然是贵族阶层的一种特权，是权贵阶层的象征，而伊万·伊凡诺维奇只是个普通的兽医。
]，所以这一片的人通常就叫他伊万·伊凡诺维奇。他住在市镇附近的一个种畜场上，出来打猎是想呼吸点新鲜空气。而中学教员伯金每年都会到P姓伯爵家度过夏天，所以对这一带已经相当熟悉了。
他们并没有着急睡觉。伊万·伊凡诺维奇留着长胡子，是个瘦高老头，他坐在门外，在月光下吸着烟斗。伯金躺在仓房里的干草堆上，里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楚。
两人天南海北地闲聊着。他们提到普罗科菲老爹的太太玛娃，说这女人身体挺健壮，脑袋也不蠢，可这辈子从没出过村子，没到过城镇，更没见过铁路，过去这十年，就天天围着炉灶忙里忙外，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机会到街上溜达。
“这有什么稀奇的！”伯金说，“这世上生孤僻的人多着呢，他们就像寄居蟹或蜗牛那样，总喜欢缩到自己的壳里面。这也许是返祖现象，人类的祖先在还没进化成社会动物的时候，不就是独自住在洞穴里吗？也可能人的本就有那么一面——谁知道呢？我也不是科学家，这样的问题怎么说也轮不到我来回答。我的意思是，像玛娃这样的人并不少见。远的不说，两个月前，我们城里死了个人，叫别列科夫，是我同事，教希腊语的，你肯定听说过他。他跟别人很不一样：哪怕再好的天气，他都要套上橡胶套鞋，带上雨伞，穿上暖和的厚外套；他的伞装在套子里，怀表装在灰麂皮套子里，掏小折刀削铅笔时，小折刀也装在套子里；他那张脸也像是装在套子里，因为他总是竖起衣服领子把脸挡住；他戴着一副黑色眼镜，穿着法兰绒背心，耳朵里塞着棉球，乘马车时总要吩咐车夫支起车篷。总而言之，这个人时时刻刻都表现出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把自己包裹起来，给自己做个套子，让自己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现实生活刺痛他、恐吓他，让他惶惶不可终日，他总是赞扬过去的一切，赞扬不存在的东西，或许是在为自己对现实的恐惧和憎恶做辩护吧。就连他所教的古典语言，也成了他的套鞋和雨伞，成了他逃避现实的场所。
“‘喔，希腊语是多么浑厚悦耳啊！’他会如此感慨，脸上露出一副陶醉的表情；他还会故意眯紧眼睛，伸出手指，念一句‘安特罗伯斯’[希腊语，意思是“人”。
]，仿明自己说的是对的。
“别列科夫想把自己的想法也藏在套子里。只有发布禁令的公告和报纸文章，他读起来才明白。对他而言，既然公告禁止男孩晚上九点钟后外出，既然报上有文章宣布不合法，那就够了，这已经明白、肯定了。但至于公告批准、允许干什么事，他总觉得有些不放心，总觉得表述得含含糊糊，没把事情说清楚。每当城里允许举办戏剧俱乐部，开设阅读室或茶室时，他就会摇头轻声说：‘当然了，这也对，也挺好，但千万别惹出什么乱子！’“任何违反规矩、背离规则的行为，明明跟他毫不相干，却总会让他郁郁寡欢。要是有同事做礼拜迟到了，或者听说哪个学生又调皮捣蛋了，听说哪个女老师很晚了还被人看到跟军官在一起，他就焦躁，总是说：‘但愿别惹出什么乱子来。’在教师会议上，他一贯表现得小心翼翼、顾虑重重，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说男校、女校的年轻人行为多恶劣，影响多坏，教室里也闹哄哄的。他还说这些丑事千不传到当局那里，哎呀，千万别惹出什么麻烦！他还说应该把二年级的佩特洛夫、四年级的叶戈罗夫开除才好。对了，你知道的，他成天唉声叹气、忧心忡忡的，苍白瘦削的脸上架着一副黑眼镜，脸尖得像只黄鼠狼，我们无可奈何，只能让步，扣了佩特洛夫和叶戈罗夫的操行分，关他们禁闭，还是赶走了事。他也会去教员家串门，到了人家家里就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像是在仔细检查什么。他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一句话也不说。他管这叫‘与同事处好关系’，很显然，对他来说，到别人家闷坐着是个苦差事，但他觉得这是同事之间应尽的义务，于是他照样登门拜访。我们这些教员都怕他，就连校长都怵他。你相信吗？我们教员都是读着屠格涅夫、谢德林的书长大的，是有文化的正派人，可这个家伙，这个到哪儿都穿着套鞋、带着雨伞的家伙，却愣是让全校教员都得看他的眼色行事，看了十五年！何止是一所学校，整个城镇都捏在他的手心里！太太小姐们周末不敢参加业余戏剧演出，生怕传到他耳朵里；只要他在跟前，神父也不好意思打牌吃荤。因为受了别列科夫这种人的影响，过去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里，城里人都变得战战兢兢，前怕狼后怕虎，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结交朋友，不敢读书，不敢周济穷人，也不敢教人读书写字……”伊万·伊凡诺维奇清了清嗓子，想张口说点什么，却先点好烟斗，望了望月亮，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道：“是啊，有文化的正派人，读的都是谢德林、屠格涅夫和巴克莱等人的著作，可也只能屈服，忍气吞声……事情就是这样。”“别列科夫跟我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伯金继续说道，“同一层楼，门对门，经常碰到，所以他在家时做些什么我很清楚，就那几件事：换睡袍，戴睡帽，拉紧窗帘，拴好门，一边念叨着这个不准做，那个不可以，一边感叹：‘哎，可千万别惹出什么麻烦！’斋戒吃素对他的健康不利，在此期间他又不能吃荤，因为怕人说他不守规矩，于是他只好吃牛油煎鱼 ——这当然不是素菜，可斋戒也没不准吃。他没雇女佣，怕有人把他往坏处想，但雇了个厨子，已经六十岁了，叫阿凡塔西，这个老头脑袋不怎么灵光，还喜欢喝酒，当过勤务兵，马马虎虎能烧上几个菜。这个阿凡塔西经常抱着胳膊站在门口，长叹一口气说：‘现如今这样的人多得很！’“别列科夫的卧室小得跟个箱子一样，床四周还围着帘子。睡觉时，他总用被子蒙住头，又热又闷，门关得紧紧的，任凭外面的风拍打着，炉灶嗡嗡作响，风低啸着穿过厨房——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裹在被子里的他仍然心慌、不安，生怕有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怕阿凡塔西要杀了他，怕家里进贼，因此他整夜做噩梦。早上，我和他一起去学校的时候，就看见他脸色苍白，整个人无精打采的，很显然，对他这样格孤僻的人而言，人来人往的学校让他从头到脚感到恐惧和厌恶，跟我走在一起也让他不胜烦恼。
“‘上课时班上闹哄哄的，’他经常这么抱怨，似乎在为自己的无精打采找借口，‘真叫人受不了。’“想不到吧，就是这位希腊语老师，这位套中人，差点结婚了！”伊凡·伊万诺维奇飞快地朝仓房瞥了一眼，说道：“你在开玩笑！”“没错，是挺出人意料的，他差点结婚了。学校新来了一位教历史地理的教员，叫米尔哈尔·萨维奇·科瓦连科，乌克兰人。他来时不是一个人，还有他的姐姐瓦林卡。科瓦连科年纪很轻，高个子，皮肤黑黑的，手很大，一看模样就知道他的嗓音很低沉，果真没错，他的声音听起来‘隆隆隆’的，像人在木桶里说话一样。不过，他姐姐年纪可不小了，大概得有三十岁，身材匀称，个子高挑，眉毛乌黑，脸蛋红扑扑的——事实上，她是大家的开心果，爱说爱笑，活泼得很，总是欢快地哼唱着小俄罗斯的歌谣，动不动就发出清脆的笑声。我跟科瓦连科姐弟俩相识是在命名日那天校长举办的晚会上。老师们出席晚会也是例行公事，大家都死气沉沉，乏味得很，这时瓦林卡出现了，宛如海浪中缓缓高升的爱神阿洛狄忒——她两手叉着腰，满面春风，翩翩起舞……她动情地唱起了《风儿吹》，接着又唱了一首，一首接着一首，让所有人为之心醉——所有人，就连别列科夫也动了心。他坐到她身旁攀谈起来，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她温柔大方，和蔼可亲，让我不禁联想到了优雅的古希腊人。’“别列科夫的这番讨好对瓦林卡很是受用，她诚恳又热情地告诉别列科夫，他们在加迪亚茨基有个农庄，她妈妈住在那儿，种出来的西瓜、梨子、‘卡巴克’又大又甜！乌克兰人管南瓜叫‘卡巴克’，管酒馆叫‘申克’。他们煮甜菜根汤时会放番茄和茄子。‘那汤可太美味了——好吃得要命！’“瓦林卡说个不停，我们就一直听着，突然大家不约而同地冒出个念头。‘把他们俩撮合撮合，岂不是一桩美事？’校长太太悄声跟我说。
“不知为何，大家才记起来别列科夫还未结婚，心下不禁觉得奇怪，怎么之前没人注意到这一点？这可是他的人生大事。他对女人的态度如何？他本来是打算怎么安排自己的人生大事的？我们之前对此漠不关心，也许是因为谁都没想到，一个无论晴天雨天都穿着套鞋，睡觉一定要拉帘子的人，居然会坠入爱河。
“‘别列科夫四十好几了，瓦林卡也三十了。’校长太太边想边继续说道，‘我看她肯定愿意嫁给他。’“这里的人百无聊赖，尽做些没必要、没意义的事！该做的事倒是没人做。就拿这事儿来说吧，既然谁都没想到别列科夫也会结婚，那又为什么要给他做媒呢？校长太太、督学太太，学校里所有的太太们，仿突然之间发现了人生中新的目标，一下子都变得兴致勃勃，甚至连模样都变好看了。校长太太订了个剧院包厢，我们亲眼看到瓦林卡坐在她边上，手里拿着把扇子，笑容满面，挨着瓦林卡的是别列科夫，微微佝偻着腰，像是让人用钳子给钳到剧院来的。我在家举办晚会，那些女人非得让我邀上别列科夫和瓦林卡。总而言之，机器已经发动起来了。瓦林卡似乎不讨厌结婚。她跟科瓦连科住在一起并不愉快，成天吵个不停，互相数落，互相指责。我来跟你说说我看到的：高大结实的科瓦连科走在街上，一脸凶相，穿着绣花衬衣，一绺鬈发从帽子里耷拉到额头上，一手抱着一捆书，一手握着很多节疤的手杖，他姐姐跟在后面，手里也抱着书。
“‘米尔哈尔，这本书你都没读过！’她高声嚷道，‘我对你说，我敢肯定，你压根儿都没读过！’“‘可我说了，我读过了！’科瓦连科咆哮道，手杖敲得人行道咚咚响。
“‘哦，天啊，米尔哈尔！你干吗发这么大火！我们讨论的是原则问题。’“‘我说了我读过了！’科瓦连科嗓门更大了。
“就算家里有人来做客，他们照样吵吵闹闹。这样的生活多让人厌烦啊，她一心渴望着能有个自己的家。而且，瓦林卡的年龄也摆在那儿，由不得她挑三拣四；不过是找个人结婚罢了，就算希腊语老师也能凑合。话说回来，大多数小姐只要能嫁出去就行，她们才不在乎嫁给谁呢！不管怎么说，瓦林卡对别列科夫确实青眼有加，准没错。
“至于别列科夫呢，他也会去科瓦连科家，就跟去人家没两样——进了门就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见他不吭声，瓦林卡就会给他唱《风儿吹》，用乌黑的眸子若有所思地看着他，或者突然清脆爽朗地咯咯大笑。
“要知道，男女恋爱总把别人的意见当回事，婚姻大事更是如此。于是别列科夫身边的每个人——所有的同事和太太们——都告诉他，是时候娶个太太了，说他的人生只差结婚就圆满了。大伙儿都替他感到高兴，语重心长地劝诫他‘婚姻是终身大事’，反正都是老生常谈。而且，瓦林卡不仅人长得漂亮，招人喜欢，她父亲在市政厅工作，家里还有农庄，更重要的是，她是头一个对别列科夫表现出友好和温情的女人。别列科夫被说得晕头转向，也觉得自己该成家了。”“好吧，这下他总该不会出门还要穿套鞋、带雨伞了吧。”伊万·伊凡诺维奇说。
“想得倒美！那不可能。虽然他在桌上摆了瓦林卡的照片，老来找我谈论瓦林卡，谈论未来的家庭生活，也说结婚是人生大事；虽然他也常去科瓦连科家串门，但他的生活方式丝毫没有改变。恰恰相反，结婚这个决定似乎让他变得更郁郁寡欢了——他日渐消瘦，脸色越来越苍白，往套子里躲得更深了。
“‘我是喜欢瓦拉瓦拉·萨维什娜[　 瓦林卡的正式名字。
]，’他说道，脸上隐隐露出一丝苦笑，‘我也知道每个人都得成家，可是……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换了谁都得考虑考虑。’“‘这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对他说，‘结就是了。’“‘不，婚姻是件庄重的事，首先得先权衡清楚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免得日后惹出什么麻烦。这事让我困扰，闹得我整夜都睡不着觉。实话实说吧，我心里是畏惧的：瓦林卡和她弟弟的思维方式有点古怪，看问题也很古怪，你也知道，她的子还很急躁。真要稀里糊涂地结了婚，恐怕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他也不跟瓦林卡求婚，就一直这么拖着，这让校长太太以及所有的太太、小姐都大为光火。他一边来回权衡着婚姻的义务和责任，一边又几乎每天都和瓦林卡一起散步——也许他觉得他必须这么做——还常来找我谈论家庭生活。要不是后来闹出点儿荒唐事，他十有八九会向瓦林卡求婚，会迈入愚蠢无用的婚姻，正如成千上万的人一样，选择婚姻是迫于寂寞、无聊和空虚。讲到这儿，我不得不提一句，瓦林卡的弟弟科瓦连科，自打认识别列科夫的那一刻起，就对他厌恶，无法容忍。
“‘我实在不明白，’他耸着肩膀对我们说，‘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忍受那样一个怪胎，那个鬼鬼祟祟的家伙。哎呀！你们在这儿怎么能住得下去！空气污浊，能把人给活活憋死！你们还好意思冠冕堂皇地称自己为老师？我看跟跑腿打杂的官吏没什么区别。学校早就不再是学校，而成了充斥着繁文缛节、标榜忠诚的机构，散发着一股酸臭味，跟局一样。不，朋友们，要不了多久我就要回我的农庄去，我情愿在那里抓抓螃蟹，教那里的孩子读书认字。到时候你们就守着你们的犹大继续待在这儿吧——叫他见鬼去吧！’“有时，科瓦连科放声大笑，笑到流出眼泪，开始是低沉地笑，后来是尖厉地笑，他挥着手问我：‘他干吗到我这儿坐着？他到底想干吗？坐在那儿眼睛直勾勾的！’“他甚至还给别列科夫起了个绰号叫‘毒蜘蛛’。自然，当着他的面，大家都心照不宣，从不提他姐姐要嫁给‘毒蜘蛛’这事儿。有一次，校长太太旁敲侧击地跟科瓦连科说，他姐姐要是能找个像别列科夫那样踏实可靠、受人尊敬的绅士结婚，将来就有了依靠。他蹙着眉头嘟哝道：‘这不关我的事，她愿意嫁给毒蛇也随她去，我可没兴趣管别人的闲事。’“你猜后来怎么着？有个家伙搞恶作剧，画了张漫画，画里面别列科夫卷着裤脚，穿着套鞋，打着伞在走路，瓦林卡挽着他的胳膊，下面的题词是‘坠入爱河的安特罗伯斯’。那神态画得真是惟妙惟肖。这位老兄想必忙活了不止一夜，因为全体男校、女校、职业学院的老师，还有人员，居然人手一张。别列科夫也收到了一份。这幅画真叫他苦不堪言。
“后来我们一道走去学校，那天刚好是五月一号，星期天，全体师生约好到学校门口集合，然后步行去郊外的树林远足，他脸色铁青，比暴风雨来临之前天上的乌云还要阴沉。
“‘天底下竟有这样缺德、坏心眼的家伙！’他颤抖着嘴唇说。
“我真有点可怜他。我们走着，突然——你猜怎么着？科瓦连科轻快地骑着自行车赶了上来，后面跟着瓦林卡，也骑着车，她两颊通红，看着很累，但满面春风，高兴得很。
“‘我们先走啦！’她喊道，‘天气多好啊！好得要命！’“接着，两人就骑远了。别列科夫本来铁青的脸褪成了惨白，整个人像是呆住了。他猛地站住，盯着我。
“‘这是什么意思？你说说看！’他问，‘难道是我眼睛看错了？中学教员骑自行车成何体统？女人骑自行车成何体统？’“‘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答道，‘他们想骑就让他们骑好了。’“‘这怎么行呢？’他喊道，看到我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很吃惊，‘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他又惊又气，不愿意再往前走，转头便回家了。
“第二天，他不安地搓着双手，身体不住地抽搐，看脸色他分明是病了。没上完课他就回去了，午饭也没吃，他头一回这样。傍晚时分，他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径直去了科瓦连科家，尽管那天很暖和。瓦林卡不在家，他只碰到了她弟弟。
“‘请坐。’科瓦连科皱着眉头，冷冷地说。午饭后他打了个盹儿，那会儿刚醒，睡眼惺忪，脾气正坏着呢。
“别列科夫先是闷坐了十分钟，然后才开口：‘我特地登门拜访，是因为心里有个疑问，让我、困惑不安。有个龌龊家伙画了一幅可笑的漫画，有意嘲讽我和另一位你我都亲近的女士。我认为我有责任向你保，这事跟我毫无干系……我绝没有主动落人口实——恰恰相反，我各方面都表现得很正派。’“科瓦连科一声没吭，面带愠色地坐在那儿。别列科夫等了片刻，然后脸色凝重、不紧不慢地说：‘我还有一言相告。我已任教多年，而你才刚开始工作，作为资历更深的同事，我认为我有义务给你提个醒。你也为人师表，骑自行车这样的消遣实在有碍观瞻。’“‘怎么了？’科瓦连科用低沉的声音反问道。
“‘难道还需要我解释吗，米哈伊尔·萨维奇[　 米尔哈尔的正式名字。
]——难道你还不明白？教员骑车，学生能学好吗？恐怕他们接下来就要用头走路了！既然公告没有正式批准这么做，你就不能这么做。昨天可真是吓了我一大跳！看到你姐姐骑着车，我简直觉得天旋地转。作为女士，她居然骑自行车——真是太伤风败俗了！’“‘你到底有什么事？’“‘我来就是要给你个警告，米哈伊尔·萨维奇。你还年轻，有大好前程，一定要谨言慎行，不能这样随便——哎，真是太随便了！你看你，经常穿着绣花衬衫在街上东游西荡，手里还拿着什么书，现在又骑起自行车来了。校长迟早会知道你和你姐姐骑车这事，肯定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到时候能有好果子吃吗？’“‘我和我姐姐骑车关别人什么事！’科瓦连科脸涨得通红，‘该死的，干吗要插手别人的私事！’别列科夫站起身来，脸色煞白。
“‘你要是再用这种口气讲话，那我也无可奈何。’他说，‘请你以后在我面前别这样轻慢上司，放尊重点。’“‘怎么，难道我说了当局什么坏话吗？’科瓦连科怒不可遏地瞧着他，‘麻烦你别来打扰我。我是个诚实正直的人，根本不想同你这样的先生讲话。我讨厌鬼鬼祟祟的家伙！’“别列科夫气得坐立不安，赶紧穿上外套，露出憎恶的表情。平生这是头一回有人这么粗鲁地跟他讲话。
“‘你想说什么尽管说，’他说着走到楼梯口，‘我还警告你，我们刚刚的谈话也许有人听见了，我只能把你谈话的重点原原本本地告诉校长，我可不想被人误会，招来什么麻烦。我必须这么做。’“‘告诉他？你不如写份报告好了！’“科瓦连科从背后一把揪住别列科夫的领子，只轻轻推了一把，别列科夫就从楼梯上滚了下去，套鞋撞得楼梯砰砰作响。楼梯又高又陡，可他一点也没伤着，他站起身，摸了摸鼻子，看眼镜摔碎了没有。就在他滚下去的一刹那，瓦林卡和另外两位太太刚好走进来，眼前的这一幕让她们目瞪口呆，别列科夫简直窘迫到了极点。我看他宁愿摔断脖子、摔断腿，也不愿意成为别人的笑柄。‘嗐，这下城里的人都知道了，还会传到校长和督学耳朵里——唉，到时候又会冒出怎样一幅漫画，闹到校方没准会叫我辞职……’“他从地上爬了起来，瓦林卡这才认出是别列科夫，她看他一脸狼狈，大衣和套鞋皱巴巴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当他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整幢楼的人都能听见她的笑声：‘哈哈哈！’“清脆响亮的笑声在楼道里回响，也断送了一切：断送了两人的婚事和别列科夫的生命。瓦林卡说了些什么，他一个字都没听见，也什么都没看见。他回到家的件事，就是收走了桌子上瓦林卡的照片，然后躺倒在床上，再也没起来过。
“三天后，阿凡塔西来找我，说老爷病了，问我要不要去请医生。我去探望别列科夫，见他静静地躺在帘子里，蒙着被子，问他什么，他都只回答‘是’或‘不是’，一句别的话也没有。阿凡塔西围着他转来转去，愁眉苦脸，不住地唉声叹气。他浑身散发着酒气，闻着跟酒馆一样。
“一个月后，别列科夫死了。我们都去为他送葬——男校、女校和职业学院的所有人。他躺在棺木里，面容看着和蔼可亲，甚至透着几分喜色，好像很高兴自己终于被装进了套子，再也不用出来了。是啊，他实现了他的理想！天空下着雨，阴沉沉的，似乎老天爷都为他的离去感到悲伤，我们大家都穿着雨鞋，打着雨伞。瓦林卡也去了，棺木入土的时候，她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我发觉这个乌克兰女人不是在哭，就是在笑——总是处于情绪的两个。
“但不得不承认，埋葬别列科夫这样的人是件叫人高兴的事儿。从公墓回来的路上，大家都哭丧着脸，没人愿意表现出心里那股子高兴劲儿——就像很久以前我们还是孩子时体验过的那种快乐，等大人不在家，我们就在花园里疯玩上一两个钟头，享受的自由。啊，自由啊，自由！只要能看到自由，哪怕有半点迹象，哪怕有一丝希望，它都能给灵魂插上翅膀，不是？“从公墓回来，大家心情都很愉快。但没到一个星期，生活又恢复往日的模样，晦暗、压抑、死气沉沉——这是一种既没有明令禁止，也没有充分得到允许的生活，一切都是老样子。虽然我们埋葬了别列科夫，但世上还有多少个别列科夫啊！而且将来又会有多少个那样的人啊！”“本来就是这样。”伊万·伊凡诺维奇抽着烟斗说。
“将来又会有多少个那样的人啊！”伯金重复道。
“又有多少人会成他那样啊！”伯金又说了一遍，然后走出仓房。他长得矮矮胖胖，头已经全秃了，乌黑的胡子一直垂到腰。两条狗跟了出来。
“多么好的月色啊！”他仰望着天空感叹道。已经是午夜了。向右边望去，能远眺整个村庄，长长的街道延伸向远处，足足有四英里。周围静悄悄的，一切都陷入了沉沉的梦乡，没有一丝动静，没有一丝声响，真让人难以相信，大自然竟能如此静谧。在明亮的月夜里，望着村子宽阔的街道，农舍、草垛和安睡的杨柳，心头会感到分外平静。静谧的村庄躺在夜色的怀抱中，那里没有烦恼、辛劳和悲伤，它温柔而美丽，带着些许惆怅，就连天上的繁星仿也在爱怜地俯视着它，似乎在这世上没有罪恶，只有良善；向左边望去，能远眺到村子尽头的田野，一望无垠，一直延伸到天际。广袤的田地沐浴在月光中，同样没有一丝动静，没有一丝声响。
“是啊，本来就是这样。”伊凡·伊万诺维奇又念叨了一遍，“住在拥挤不堪、空气污浊的城市里，写着无用的公文，玩‘文特’牌游戏——这难道不是套子吗？在卑微庸俗、碌碌无为的男人们和愚蠢、懒惰的女人们中间蹉跎一生，每天听着说着毫无意义的废话——难道这不是子吗？要是你乐意听，我不妨给你讲个很有启发意义的故事。”“算了吧，该睡觉了。”伯金说，“明天再讲吧。”两人回到仓房，在干草垛上躺了下来。他们盖上被子，刚要睡着，忽然听到一阵轻快的脚步声——嗒嗒……有人在仓房附近走动，走了一会儿站住了，片刻之后，那脚步声又响了起来……狗低沉地咆哮着。
“是玛娃。”伯金说。脚步声慢慢消失了。
“你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他们说谎。”伊万·伊凡诺维奇翻过身说，“若是不揭穿他们，他们就当你是傻子。他们羞辱你，你却只能忍气吞声，绝不敢正大光明地说自己站在诚实自由这一边，不仅如此，你还说谎、赔笑脸，说白了，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为了能有个遮风挡雨的住所，捞个一官半职。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好了，你扯得太远了，伊万·伊凡诺维奇。”伯金说，“快睡觉吧！”十分钟后，伯金睡着了。但伊万·伊凡诺维奇翻来覆去地叹着气，他干脆爬起身，走到仓房外，在门口坐下，点起了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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