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诗经消息(精)9787521200652作家

目录

小引 ………………………………………… 1

南有樛木 …………………………………… 1
泛彼柏舟 …………………………………… 15
巧笑倩兮 …………………………………… 30
彼黍离离 …………………………………… 44
蒹葭苍苍 …………………………………… 63
如集于木 …………………………………… 79
绵绵瓜瓞 …………………………………… 102
凤凰鸣矣 …………………………………… 125
秉文之德 …………………………………… 144
《国风》的俭德 ………………………… 173
《诗经》的“观” ……………………… 189
《诗经》的“遯” ……………………… 216
《诗经》的图景 ………………………… 240

附录
来自远古的眼神 ………………………… 277
开启古典诗歌的可能 ………………… 304
人如何通过狭窄的竖琴 ………………… 313

黄德海，1977年生，山东平度人，现居上海。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曾获“《南方文坛》2015年度奖”，“2015年度青年批评家”奖。著有文学评论集《若将飞而未翔》、随笔集《个人底本》，翻译有《小胡椒成长记》，编选有《书读完了》、《文化三书》、《野味读书》等。

《诗经》的图景一
大约是知慕少艾的时候吧，我有次看到一个女孩儿的眼睛，在斜睨的瞬间放出清澈的光芒，摄人心魄。揽镜自照，自己眼里却没有这种光彩，于是就绝望地羡慕，自此经常地左顾右盼，期望自己也可以练出那种光芒来。结果当然是失望，但我并不死心，就在每天太阳初升的时候，把眼睛对准太阳看，那时我并不知道这样做有致盲的危险，只希望太阳的光芒会洗去眼中的浊气，给我一双发亮的眼睛。实验了一段时间后，眼前倒是经常有太阳状的亮块，光芒并没出现在我的眼睛里。
不知从初中的什么时候起，我开始看不清板书，觉得教室里始终不够明亮，自此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模糊期，上课全凭听觉，一落千丈。我陷入莫名的焦躁，只隐隐约约地怀揣幻想，希望这是眼睛的周期歇，过段时间会自然好起来。这种无知的揣测给了我很大的暗示，每晚早早就上床睡觉，总期望某醒来，那双经过充分休息的眼睛，会重新看清眼前的一切。当然，这不过是幻想，我只是眼睛近了视而已。
大约是因为某种类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对我来说，大学是我忘记了自然感觉，读书找不到门径，却表演了努力的四年。偶尔读书有得，从书页参差的缝隙里看到一点此前从未见过的东西，就得意地以为已经看到了世界的全部秘密，跟人宣称自己眼里的光有了不同的层次，并企图用这点心得更新前人的所有认知。直到后来遇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人，我才知道这急切的好笑及其成因——当然，这是后话了。
说起这段经历，我想自己算是对眼睛和眼光十分注意吧，只是这关注显然过于急切了，因而不免经常会像上面说的那样，不是进行危险的练习，就是抱有盲目的期待，甚者得少为足，到处宣扬。我当时不知道禅家习语“只贵子眼正，不说子行履”，否则肯定也会拿来装饰自己的成长。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这样急切的练习和期待本身，已经是成长的障碍。未得欲得和未得谓得引发的躁急之火，会让人忘记此前人们缓慢累积的经验、审慎提示的路径，迫不及待地说出自己看到的一点角落里的东西（还往往以为那就是整全），即便算不上狂悖，也起码有违节制的美德。
当然，我们怎么舍得一开始就收敛自己“发现的惊喜”呢？那些自以为认识到的前人思维误区，又怎么舍得不大声说出来呢？比如，我有段时间每天以读一首古人注疏的《诗经》为功课，开篇首《关雎》，就让我觉得发现了古人的绝大漏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是我们都曾身经过的啊，不是天经地义的爱情诗吗，即便考虑到后面的钟鼓琴瑟，也不过是求得之后的婚礼场景，为什么非要扯到“后妃之德”上去？非要说什么“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即便没有读过今人专门注解《诗经》的书，我们起码听人说起过此诗的片言只字，偶尔在什么书里看到过一句两句吧？虽然未必能说得出一些字的确切意思，未必知道一些句子历来歧义多端，但脑子里似乎有一个什么东西帮我们完成了理解，让我们觉得自己知道这诗要表达的意思没错吧？或者再说得确切一点，我们几乎不言自明地觉得，不用借什么注释，一读之下就能进入诗的现场，明确感受到诗的主题不是吗？连这样的诗也要说到宫廷，说到教化，说到，太也牵强附会了吧，岂不是古人不懂文学、脑筋古板或者“不学有术”“学随术变”的标志？
不过，无论对诗旨的理解如何，这首《关雎》写得好，却历来少有异议——即便是经的地位遭到质疑的明清，对本诗的赞美也往往是直凑单微。明戴君恩《读风臆评》：“诗之妙，全在翻空见奇。此诗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尽了，却翻出未得时一段，写个牢骚扰受光景，又翻出已得时一段欢欣鼓舞光景，无非描写‘君子好逑’一句耳。若认作实境，便是梦中说梦。”清牛运震《诗志》：“只‘关关’二字，分明写出两鸠来。先声后地，有情。若作‘河洲雎鸠，其鸣关关’，意味便短。”并解孔子“《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云：“不伤者，舒而不迫；不淫者，淡而不浓。细读之则有优柔平中之旨，洁净希夷之神。”晚于牛氏的方玉润《诗经原始》言：“此诗佳处全在首四句，多少和平中正之音，细咏自见。取冠‘三百’，真绝唱也。”既如此，那就先把这绝唱抄在下面，读上几遍再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二因为知道一点现代解释学的知识，我们大概会明白，无论什么想法，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应该是某种先入之见，或用术语来说，是某种我们有意或无意接受的“前理解”（Vorverstendnis）。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解释从来就不是对某个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任何解释一开始就必须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同解释就已经‘被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也就是说，是在先有、先见、先把握中先行给定了的。”或如伽达默尔所说：“一切诠释学条件中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的先把握的应用。”前理解或前见（Vorurteil）为理解者或解释者提供给了特殊的视域（Horizont），是一个人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如不对此有自觉的省察，就根本无法脱离。
应该不只是关于《诗经》的解释，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所有的前理解之中，并非古老相传的前理解就自然拥有优势，甚至在某些（时代或思潮的）情形当中，传承而来的前理解会被不问情由地激烈抛弃。我有时候猜想，“五四”时代的人，从海外带来或者从书本读来学术、爱情这些词的时候，顿时觉得眼前一片新事物的贼光，再来看自己从小熟悉的经传，大概会觉得古人陈旧得要命，犯错得离谱吧？从这个方向看，“五四”一代人阅读《诗经》时看起来全无束缚，却并非一个“空我”，而是抛弃了经传传统的前理解，直接或间接地把来自西方的某一思路更换为新的前理解而已。
在这个新的前理解里，作为（·韦伯“诸神之争”意义上）旧神的经传传统被驱逐，整体的《诗经》涣散为零散的材料，成为现代学科这尊新神的资料库，如胡适在《谈谈〈诗经〉》里所说：“从前的人把这部《诗经》都看得神圣，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如这个观念不能打破，《诗经》简直可以不研究了。因为《诗经》并不是一部，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的典。”或如顾颉刚在收入《古史辨》的文章里说的那样，他“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者”，“于《诗》则破坏其文武周公的的地位而建设其乐歌的地位……辨明齐、鲁、韩、毛、郑诸家《诗》说及《诗》序的不合于‘三百篇’”。
当然，“五四”一代人并非一个完全的整体，不同的意见在当时就有了。比如周作人在《谈“谈谈〈诗经〉”》里，就说上面提到的胡适文章“有些地方太新了，正同太旧了一样的有点不自然”，认为“一人的专制（按如胡适这样的求新）与多数的专制（按如传统经传的守旧）等是一专制。守旧的固然是武断，过于求新者也容易流为别的武断”，结尾引英国民间故事里的文句以警世人：“要大胆，要大胆，但是不可太大胆！”闻一多在《匡斋尺牍》里，则把传统说法和“五四”以来的新意见，做了次打包清理：“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自然，反对旧传统的人没有糊涂到宣称自己的一切思想都从石头里蹦出来，就如同的“文艺复兴”也要借个“复兴”（）的名义，人们也往往会在反对传统的同时倒过来从传统中追认自己的先驱（préfigurationrétroactive）。比如在1920年代，顾颉刚就确认了自己的精神先导：“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作《诗疑》的王柏对他的启发则是，“敢赤裸裸地看《诗经》，使得久已土蚀尘封的古籍显现些”。闻一多追述的先驱，则是退去《诗经》“经”的成分，显明“诗”的成分的古人和今人：“后来经过明人，经过一部分清人……以至于近人，《诗经》中的诗的成分被发现的似乎愈来愈多。”马，擒贼擒王，既然要扫除经传传统对《诗经》的解读，开篇的《关雎》或许是的下手处了。胡适就说：“《关雎》完全是一首求爱诗，他求之不得，便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是描写他的相思苦情；他用了种种勾引女子的手，以琴瑟，乐以钟鼓，这完全是初民时代的社会风俗，并没有什么希奇。”郑振铎则言：“《关雎》是男子思慕女子，至于‘寤寐求之’，‘辗转反侧’。”（郑后来转而主张：“《关雎》里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明是结婚时的歌曲。”）即便表达了不同意见的周作人和闻一多，对《国风》和《关雎》题旨的理解，也没有很大的不同——周作人同意胡适所谓《国风》多数“是男女爱情中流出来的结晶”，闻一多则确认《关雎》的题旨是：“女子采荇于河滨，君子见而悦之。”凯恩斯说过一段富含意味的话：“讲求实际的人们，自信在相当程度上可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可是他们往往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奴隶。”“五四”以还，尽管关于《关雎》的题旨还有种种因社会学、人类学而来的异说，但爱情和婚姻说几乎成为后来谈论此诗的定谳，各类流行注本以至教材里，都用各自的方式确认了这一主题。说到这里，的人大概已经意识到了，那个关于《关雎》看起来天然是爱情诗的想法，或许并非如起初认为的那样纯粹出于自然感受，弄不好只是因为爱情题旨的说法传播得过于广泛，太深入人心，以致我们都忘记了自己曾受到过影响。
无论解释学中的新神代替旧神，还是新解释的追认先驱，都会“改造传统，使旧作品产生新意义，沾上新气息，增添新价值”。与此同时，也带来了钱锺书所说的另外一个问题：“旧传统里若干复杂问题，新的批评家也许并非不屑注意，而是根本没想到它们一度存在过。”新解释的拥有者往往会忘记，“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各有语言天地，各行各业以至一家一户也都有它的语言田地”，圈外人或外行人往往不甚了了，因为“在这种谈话里，不仅有术语、私房话以至‘黑话’，而且由于同伙们相知深切，还隐伏着许多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谓彼此不言而喻的‘定’（suppositio），旁人难于意会”。那么，在“五四”一代《诗经》退经还史和退经还诗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忽视旧传统里的复杂问题，没有注意到对于古人来说不言而喻的“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