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北洋文流(六君子传)/民国现场9787802567702群言

自序
从六君子说到六君子
东京鸟瞰
清廷的膏药
宁汉狱
黄鹤楼头潮
八月十九日
三条辫子
袁的“两面光”
淮海之间
对袁的“绥靖政策”
再接再厉
人间何处有“林清”
统一与混乱
政阁制
毁齐酬勋
二次独立
陈其美之言
哀江南
名流
春云渐展
故宫博物院
狼来了
神话头脑
两个不识时务者
五月九日
南北两将军
西蜀将军
泱浃乎君子之风
帝制思想源流考
刘申叔与黄季刚
严几道与林琴南
帝子苍茫丑剧多
屈膝将军何多
八十三天的梦
松坡将军逢场作戏
所争者人格耳
二陈汤
江南春色
画虎不成
西山日落
归隐洹上村
东海里沉
到光明之路
北京狱

陶菊隐（1898—1989），湖南长沙人。近代著名记者，知名专栏作家，近代军阀史的见者和整理研究者。 1912年开始进入报业任记者，至1942年被迫退出报业，从事记者生活三十年。在此期间，除做过特约通讯员、记者、旅行记者、战地记者、特派记者外，还当过各类报纸的理编辑、编辑、总编辑，同时开辟专栏，撰写了大量文章。 1919年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人民的“驱张（敬尧）”运动；1934年赴南京与人合办《华报》；1936年移居上海，；1941年后除为京、沪大报撰稿外，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同时参加《辞海》关于近代史条目的编写工作。 著有“菊隐丛谈”（共二十五册）、《孤岛见闻》、《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筹安会六君子传》、《吴佩孚传》、《督军团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者生活三十年》等。

从六君子说到六君子“六君子”原是好听的名称。历所称为“六君子”的，唐玄宗时有陈宜中等（批），宋宁宗时有太学生周端朝等（第二批），明熹宗时杨涟、左光斗等为魏忠贤所害（第三批），周起元、缪昌期、
周顺昌等死于狱中（第四批），这些人都是具有热血
的中华魂，和民族间之正气，以泪和血写成他们可宝贵的史篇。批“六君子”便是光绪朝维新之变，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第五批）死于西太后之手，他们虽则因时代关系，囿于“忠报”的旧观念，对民族问题不曾理解到，但那次惊人事件后，国人始晓然于清室之不足与有为，一时崛起的志士仁人，由维新狂热转变到激流，则他们在菜市口的血也不是白流的。民国既成立，打倒了专制淫威的帝后，则“六君子”之名当不再见于经传了；不料民国四年间，又有变形易质的“六君子”出现，杨度、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严复等组织所谓“筹安会”，时人戏呼之为“六君子”，这是“六君子”的反角，也是近代历的一幕怪剧。
我们如稍回忆，清末和民国初期两次“六君子”事件，袁世凯都是其中极重要的角色：他出卖戊戌六君子以成其功名富贵，而起用洪宪“六君子”却未尝不是他自促败亡的动机。事之凑巧的，袁与湖南人像特别有缘，戊戌六君子以谭嗣同为核心，是一位湖南人（浏阳），洪宪六子的角是杨度，又是一位湖南人（湘潭）。后来打倒洪宪帝的蔡锷也是湖南人（宝庆）。之不臣于清室，不始于辛亥逼宫，而始于戊戌之告密。他若不把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了他自己的顶子，也许光绪帝能够排除万难，恢复其特权，挂起了“君宪”招牌，推行其以康梁为中心的新政，虽则仍无裨于清室之覆亡，却未尝不足以蒙混一
时，动摇了民族观念，也许辛亥年熊秉坤等攘臂一呼
，不能一举而断送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天下。下述史实，是袁出卖戊戌六君子的一段过程。
四月下诏维新后，七月擢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四品京卿，他们都算是天子的近臣，和现在的机要秘书一样，而当时翎顶辉煌的军机大臣反变成了吃饭不做事的庙堂傀儡了。试想，畏新政如虎，视康梁若蛇蝎的西太后，能够容忍得下吗？她正在计划着以九月天津观操为由，命直隶总督荣禄实行所谓废
立之计。谭嗣同听得这消息不觉慌了手脚，想利用平日向新暗送秋波的袁，以推翻西太后的毒谋。袁刚授直隶按察使不久，尚未到差。八月初二召见，即开
去本缺，升为候补侍郎，练兵事务。这次破格升迁，是谭怂恿着光绪帝以“殊恩感动他，想用他的新军对抗那手握重兵的荣禄，进而推翻那阻害新政的太后。
初三晚，袁邸中来了不速之客，就是那位炙手可热的谭京卿。他向袁道贺后，即转入本题说：“你懂
得诏的由吗？”袁是老奸巨猾，虽然胸中雪亮，却故意地推开来说：“不晓得哪位大臣角春风，倒使我受宠若惊。”谭连连地摇着头，表示不以为然的样子。袁低声说道：“是老兄的错爱？”谭仍然摇着头微笑着。袁说：“愿闻明教，以开茅塞。”谭用严肃的口吻，吐着“简在帝心”四个字，每个字都说得沉重而有力。而袁呢，亦用严肃的态度，表示其“感激涕零”。一个算是“饥不择食”，一个却“满脸都是戏”。
谈话渐渐入港，两人的声带亦渐渐低沉下来。谭把满腔的心事都说出：“皇上在大难中，不久有密旨，命你将荣禄正法，带兵入卫，把守颐和园，即命你升任直隶总督。”袁幕中有一位智囊——尹铭绶，是谭文勤公（名钟麟，国要人谭延闿之父）的孙女婿（长子朴吾的女婿），以榜眼授翰林院编修，这里又是一位湖南人（茶陵）。袁送过了客，就把尹找过来唧唧嚷嚷地讨论了很久，以后便发生太后再临朝和诛戮六君子等等惊人动作。
后来袁摇身一变，变做了民国总统，曾在报端发表戊戌政变日记，是替他本身和荣禄洗刷的。兹节录于下：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廿九日，予奉召由天津抵京，定八月朔请安。初一日明在毓兰堂召见，上垂询军事甚详，退下。忽有苏拉来报，已以侍郎候补，并有军机处交片：“奉旨，令初五日请训。”次早，谢恩，召见，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悚万状。上笑谕：“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初三晚，谭嗣同突如夜访，谓有密语，请入内室，屏去仆丁，心甚讶之。……谭云：“公受此破格殊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荣某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帝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总督，布告荣某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谭云：“今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命在我手，我之命亦在公手。
必须今晚定议，我即请旨。”予谓：“此事重大，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谭云：“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予见其气焰凶狠，只好设词推宕，……因答以“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期万全。我无此胆量，决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谭再三催促定议，几至声色俱厉。腰间似有凶器，予知其必不空回，因告以“九月即将巡幸天津，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事不成？”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尽入公掌握，在于公；若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唯公自裁。”初五日请训，因奏曰：“古今各国变法非易，请忍耐待时，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必须老成持重如
张之洞者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虞，累及皇上，关系极重。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上为动容，无答谕，请安，退下，即赴车站。抵津日已落，即谒荣相，略述内情。
越四日，荣相奉召入都，临行相约，誓以死保全皇上。……良以慈祖也，皇上父亲也，处祖母父亲之间，为子孙者唯有出死力以调和；至伦常之变，非子孙所忍言，亦非子孙所敢问。
他面谏光绪的一段话是没有根据的，根据的是他后来一帆风顺的官运：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
一月授山东巡抚，庚子（二十六年）之乱，与粤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湖督张之洞等合议划境自保，因之义和团不敢入山东境一步，因之得“才堪应变”之名；二十七年（辛丑）继李鸿章署直隶总督；十二月参与政务处；二十八年（壬寅）实授直督，还兼着商务、路政、电报、外交、练兵等等大臣的头衔。后来李、张两人相继谢世，他竟变成了的“庙堂柱石”。三十四年两宫升遐，才使他真正遇着一次“魂飞天外”的打击。
光绪死得突兀，当时就有中毒的传说，迄今尚为疑案。又有遗诏诛袁的种种传说。不论怎样，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的亲兄弟，想替哥哥报仇，是情理上所应有的。加以满汉人兵权之争——满人铁良、良弼等一
口咬定汉人非其族类，尤以袁练兵为其心腹之患——所以光绪死后不到一个月，清廷就叫袁“回籍养疴”。（袁早知为清室亲贵所不容，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奏请解除兼职，将北洋第三、第五、第六各镇交部直辖，清廷允之，以旗人凤山为一、三、五、总统。）载沣不诛袁而仅仅叫他“养疴”，是不敢下手，不是不忍下手。北洋新军都是袁的耳目或心腹，以柔懦的摄政王，敢于悍然为之而不顾其后果吗？所以袁
虽则奉令下野，暗中仍是北洋军的首领，仍是清廷的心腹之患。那时他已不重视那位尹榜眼了，却找到另外一个湖南人，另外一个智囊，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杨度。杨随他到彰德，为之策划奔走。他的长子克定在北京做邮传部丞参，是他的留京内线。北洋总督杨士骧、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若干督抚们是他所散布的私和资金网。要钱有钱，要人马有人马，只等时机一到，不愁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尹榜眼何以被袁遗弃了呢？当袁外放鲁抚时，曾经保举他做过山东学台，以酬其功。当义和团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他又来献策，主张怀柔拳民，以免失太后之意。但是袁一则鉴于外国人的势力比太后大，二则与两江、两湖、两广诸总督有“保境安民”的新结合，所以不肯采纳他的建议。并且袁是个猜忌的人，不愿别人多预闻他的机密，又觉得“尹才子江
淹才尽”，所以渐渐地冷落了他。尹又因礼部勘卷事，与其座师——礼部尚书徐桐大闹，竟至专折参徐，当时师弟之分极严，学生打倒老师是清议所不容的，所以尹后来外放江南候补道，在南京潦倒以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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