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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颂的房子——博物馆的位置

为博物馆收集的物品越多，我脑子里的故事就越清晰。在熟人的房子里，或是在我母亲存放废弃锅碗瓢盆的老橱柜里——那儿还有她的瓷器、糖果碗以及用来做摆设的小玩意儿——我有时能看上一个中意的茶杯。有一天我会拿走它的，但用不着告诉世人它的归宿就是博物馆。我开始大肆搜罗 1990 年代以来的这些东西，好建造一个物件的世界来填充我的博物馆和小说。

起先，无论谁问我打算拿这些收来的物品干什么时，我都无言以对。“我想建个博物馆，而它的目录将是一部小说”，这样的回答似乎太过自负。但是，我给出的回答跟自己书里描绘的那个心碎的伊斯坦布尔收藏家是一样的 ：我要说，我是真的喜欢这个茶杯，但我会装作我并不知道会拿它们来干什么。这似乎是一种无伤大雅的怪癖。

事实上，我确实不知道拿这些越积越多的藏品怎么办。我相当固执，甚至像着魔似的去构筑关于一个博物馆和一本小说的幻想，但它的匪夷所思、稀奇古怪以及实现难度都让我感到惊骇。我知道，如果我把自己的梦想透露给家人、亲戚和朋友，他们会不依不饶竭力劝阻我，当初我下定决心成为一个小说家时，他们就是这么干的。他们会觉得我疯了，告诫我不要浪费精力，在土耳其从来没人会去博物馆的（毕竟我们生活在 1990 年代），而且无论如何，我并没有多少钱，靠自己的书赚的钱远远不够。他们或许是对的，但我仍旧对自己的小说和博物馆念念不忘 ；我继续乐此不疲地购买物品，存放在我的房子里，不告诉任何人缘由。

一旦我们卸下重担，不再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梦想并让他们相信这些梦想的价值，艺术和文学的创造力便会立刻跃至兴奋的顶峰。对我而言，许多我敬重的作家和艺术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离群索居，而不是因为他们脾性恶劣、喜好争讼。这也是为什么新思想往往不是萌发于文艺中心，而多从边缘地带出现。

在能够着手以所藏物品为基础写一部博物馆目录式的小说之前，我已经决定了凯斯金家位于何处，因为那所房子将是凯末尔和芙颂多年来的幽会之地，而且正如小说最后披露的那样，他会把它改建成一个博物馆。决定它的位置也就意味着决定了博物馆的位置。

事实上，为了说服自己相信博物馆计划和小说一样重要，我不得不买下房子。当然，在那种爱逛博物馆的、愿意满足自己文化热情的受教育人群的居住区，我买不起一座独栋的大房子。即便我能找到买得起的房子，我有足够勇气为了最终要把它改造成一个博物馆而买下它吗？我对我的博物馆有足够的信念以至于要为这个计划买下整个房子吗？

那时候，我的收入还不足以在尼相塔什买房子，那里是我的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也是凯末尔和我的许多作品人物生活的地方。但在离市中心和主干商业街相当近的后街，那里的房价还不太贵。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大约有一百来万，到 1990 年代中期，已增至九百万了，地价和房价也随之攀升。但在我的老伊斯坦布尔，仍然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是高攀的房价无暇顾及的。

所以我开始在吉汗吉尔和贝伊奥卢之间、从独立大街到托普哈内和加拉塔石塔附近的街区寻找出售的房子。到 2012 年春博物馆开馆时，这些街道繁荣起来了 ；旅游业的兴盛、国际购物连锁店的入驻以及老建筑的翻新，让它们焕然一新，给它们换上了新装和新面孔。但在 1990 年代它们仍旧像我儿时那样贫穷、破败和杂乱。其中有些街道依旧是用石板铺就的，因为所有街道在中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就已存在了。毗邻加拉塔石塔、从托普哈内到杜乃尔那些拔地而起的山上，仍然有许多制作塑料或铝制家庭用品和厨房餐具的作坊，机器和铁锤的喧响，从那些破败建筑的地下室里、从奥斯曼时期的遗迹里沿街流淌出来，在那里工匠们制作孩子们玩的红蓝相间的塑料足球以及各式各样的塑料盆子，芙颂家洗衣和洗碗时用的就是这种盆子。沿着加拉塔石塔到托普哈内，在那些街巷和咖啡馆里，聚居着吉卜赛人、因躲避安纳托利亚东部战火而沦为无业游民的人、库尔德人、穷人、非洲移民，他们过着动物一般局促的日子。我在这个街区寻觅公寓或是独栋房子。我的想法是，在那些奥斯曼帝国没落时期——那时候银行街还是整个中东地区的金融首都——建立的老公寓区里，在某个单人楼梯的顶层，找一间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的公寓，就可以改建成一间博物馆了。在 1990 年代，我的收藏还是小规模的，我那个关于未来博物馆的梦想也还没有变得庞大起来。

当我为博物馆和我的故事寻找房子时，我想起了一段清晰的往事，那就是加拉塔一度是一个非穆斯林地区。远在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加拉塔石塔及其周边——那些现在被称为贝伊奥卢地区延伸开来的街道、楼梯间、小巷和街坊——居住的人口大部分是“非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奥斯曼统治者们用猜忌的眼光看待他们，尤其是当民族主义风起云涌、奥斯曼帝国濒于瓦解的时候。加拉塔地区曾经作为热那亚的殖民地被墙围起来，在 1453 年向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投降，由于该地在奥斯曼帝国征服热那亚的过程中保持了中立，它被赋予一项特权，即这个地区的基督徒可以在接下来的五百年间逐步减少。1950 年代我童年时，在加拉塔这片曾拥有奥斯曼时代最好酒馆的地区，伊斯坦布尔的基督徒们说的希腊方言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商店里。若干民族国家（奥斯曼帝国的遗产）的建立、土耳其与希腊的人口流动、“二战”期间强加在少数民族身上的种族特种税、1955 年 9 月国家实施的“大屠杀”、1964 年强迫伊斯坦布尔希腊居民移民的行动，以及其他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措施，把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以及犹太人驱逐出了这些街区 ；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安纳托利亚各处的穷人和失业者。在苏联解体之后想谋份工作的前苏联居民、逃避战火的库尔德人以及非洲移民，也都栖身于此。

从 1996 年到 2001 年，每个工作日早晨，我把女儿如梦送到她学校，然后从位于贝伊奥卢的老法国领事馆和意大利领事馆之间的校门出发，有意绕道返回我在吉汗吉尔的工作室，在那些长长的漫步中构思那时正在写的书（《我的名字叫红》与《雪》）。那些年，我的小说头一次在西方世界被翻译出版。我在欧洲许多国家展开书的旅行。在演讲和访谈之余，我参观了一些小的后街博物馆，这让我心中充满了快乐。每当我参观这些博物馆——巴黎的古斯塔夫·莫罗博物馆、巴塞罗那的弗雷德里克·马雷斯博物馆，或是伦敦的约翰·索恩爵士博物馆——我就想我也能以自己的方式做点什么，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个偏远地区建一个怪异的小博物馆。加拉塔、吉汗吉尔或是楚库尔主麻的大街上有一些上百年历史的老建筑，它们往往是希腊及亚美尼亚的建筑师和工匠设计建造的。每当我看到它们，我就问自己，有一天能否把其中一间变成一座博物馆，而且我会想象我是如何让芙颂和她家人在那些老墙里生活的，凯末尔又是如何去那里拜访他们的。

在我开办博物馆十到十五年前，这些地区贫困、破败和杂乱的样子常让我心情沮丧。它们还是我儿时那样，大部分道路需要经常维修，到处是没封好的洞穴，经常向街面喷吐泥浆。沿着老宅子和苔藓覆盖的花园墙，垃圾在那些空房子前成天到晚堆积着。无人理睬每个角落的标识——禁止倾倒垃圾，倾倒垃圾者是蠢货——人行道的暗处全被堆积的垃圾给占领了。一到晚上，街道就成了醉鬼、恶棍、强盗和流浪狗的家园。另外一件让我想到在这个地区开一间博物馆有多么困难的事是，自从 1964 年希腊人被驱逐出伊斯坦布尔之后，他们被抛弃的家园现在都被各种非法窃居者占领了，基督教布道所荒弃的房子变得阴森恐怖，这些房子的管理者遭到各种合法手段的恐吓和胁迫。除了这些状况，我也很清楚，在欧洲去小博物馆的人寥寥无几，但这些都没有让我的博物馆计划变得更加困难或不切实际 ；恰恰相反，后街博物馆的诗意点燃了我的梦想。如果我想在这些脏乱差地区建一个博物馆，展示能描画出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物品，那么我不会介意访客的稀少，反而只会对空旷博物馆带给四周的诗意气息感到满足。

更重要的是，我对托普哈内、楚库尔主麻以及吉汗吉尔那些街道怀有的依恋之情日益增长，而且我不仅渴望保护它们，也多多少少想要参与这些地方的日常生活。我延长了从女儿学校返回工作室的路线，探索那些我以前从未见过的街道。闻着面包房里飘散出来的芝麻面包和酥皮点心的香味、在一大早开业的街边店买份报纸、从食品杂货商那里买块水果以犒劳一天的工作、看着学校的孩子们四处疯跑——所有这些都让我快乐。在那些走着老路的日子里，我心情愉悦地看着同样的办公室职员和店主在同样的时间去上班，这让我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下午我返回时，这些街道到处是玩球的孩子们，流动商贩（废品经销商、土豆和洋葱贩子、肉丸和肝脏售卖者），在家门口站着或坐着打发日子的女人，还有猫。但在早晨，这些街道阒寂无声。商店橱窗里展示的物品（包装好的肥皂、洗涤剂、短袜、家庭主妇用的针织线、苏打瓶子、油酥点心以及瓶装泡菜）在初生的晨光中看起来非常可人，唤醒了我去触摸这些物品、去感受它们的纯真无邪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