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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历史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

邦国林立，谁是德意志的领头羊？

“德意志之剑”老毛奇何以决胜千里？

全欧洲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如何打造而成？

囊括柯尼希格雷茨战役详尽细节   深入剖析帝国如何走向统一

书名：普奥战争：德意志走向统一

英文书名：Austro-Prussian War：Germany towards unity

作者：昆廷·巴里

译者：刘萌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定价：149.80元

页码：612页

书号：ISBN 978-7-5139-4075-7

中图分类号：E509

开本：异规16开

印刷：黑白

内页用纸：80克胶版纸

封面用纸：250克铜版纸

内容简介

第一章 序曲

第二章 战前准备

第三章 战争爆发

第四章 柯尼希格雷茨

第五章 余波

附录一 1864 年普丹战争 普奥联军作战序列   截至 1864年 2月 1日

附录二 1864 年普丹战争 丹麦王家军作战序列  截至 1864年 2月 1日

附录三 1866 年普奥战争 普鲁士王家陆军作战序列

附录四 1866 年普奥战争 奥地利北方集团军作战序列

附录五 1866 年普奥战争 萨克森王家陆军作战序列

附录六 汉诺威王家陆军作战序列 截至 1866年 6月 18日

附录七 1866 年普奥战争    黑森选侯国（黑森 -卡塞尔）陆军作战序列

附录八 1866 年普奥战争 巴伐利亚王家陆军作战序列

附录九 德意志邦联第 8军作战序列 截至 1866年 7月 9日

附录十 朗根萨尔察战役中冯·弗莱斯少将分遣队作战序列  截至 1866年 6月 27日

附录十一  普鲁士美因河集团军的战斗序列  1866 年 7月 20日之后

附录十二  意大利王家陆军作战序列 截至 1866年 6月

附录十三  奥地利南方集团军作战序列 截至 1866年 6月

图书实拍展示

前言：

在普奥战争爆发之前的日子里，英国的《泰晤士报》一直对普鲁士，尤其是对她的政府高层，怀有浓重的敌意，然而，从1866年9月22日开始，其看法发生了180°大转变。现将当天《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摘录如下：

在古今世界的所有胜利庆典中，没有一场能与柏林精彩的游行（两天以前举行了一次胜利大游行）相提并论，至少，没有一件事可以与他们所庆祝的伟大成就相媲美……愿普鲁士人民享受这自豪而幸福的一天。军队……是普鲁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普鲁士是“一支拥有国家的军队”。普鲁士……没有被征服他国的欲望所驱使，也没有被战斗和冒险的欲望所蛊惑……他们一心只想报答自己对国王和国家的恩情。1

正如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就参战人数而言，柯尼希格雷茨（Königgrätz）之战是人类近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共有44万至46万军队参加了这场战斗，这是大国军队之间的第一次交锋，展现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战争方式的变革。但是，正如克雷格教授在他那部曾经、现在、将来也仍将是关于这一课题最优秀的著作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并非科技，而是普鲁士军队的素质和领导能力：

诚然，普鲁士军队在其步兵武器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对他们取得柯尼希格雷茨战役的胜利来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因素，这是奥地利一些部队士气一落千丈的直接原因。但这种优势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一些冷静的观察家，例如法国武官斯托费尔（Stoffel）以及后来的德军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都坚持认为，比起奥地利人接连不断的错误战术和失败指挥，撞针式步枪（德语“Zündnadelgewehr”）对这场战役的影响更小。 2

但导致这一结果的不仅仅是奥地利领导层的过失；还有一位普鲁士将领，正是他的沉着和冷静，为普鲁士军队在战斗中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这个人就是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又被人称为“老毛奇”），在普奥战争中展现出非凡指挥能力的时候（1866年），他已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领了。毛奇出生于1800年，那一年，拿破仑在马伦戈（Marengo）向征服欧洲的总目标迈出了一大步。15年后，这位法国皇帝才在滑铁卢战败。在此期间，普鲁士军队先是在耶拿（Jena）蒙羞，后来又在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森瑙（Gneisenau）的率领下涅槃重生。在普鲁士再次参战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毛奇稳步向他职业生涯的顶峰迈进，直至成为伟大的总参谋长，一系列改变欧洲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才徐徐拉开序幕。

实际上，柯尼希格雷茨战役之所以如此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它是规模最大的一场会战，更因为这场战役所体现出的最新军事科技成果，以及在这场战役之后发生的一连串重大政治事件。这里再次引用一段克雷格教授的话：

柯尼希格雷茨之战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是如此深远，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它是现代历史中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之一了。3

的确，普鲁士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普鲁士勇敢而坚定的军队，他们的表现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然而，真正帮助他们赢得普奥战争的其实是毛奇的战略。不过，尽管普军在柯尼希格雷茨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但他们本来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功。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对此深信不疑：

（普奥战争中），我们本来有两次取得“坎尼式胜利”的机会。但当时彻底包围并消灭敌人的想法对普鲁士的将军们来说太陌生了，因此毛奇纯粹而宏伟的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敌军只是被击退了。毋庸置疑，奥方确实被完全打垮了，但如果敌人能够得到休整，他们很快就能恢复实力，并且会如愿以偿地得到增援，然后恢复继续抵抗甚至进攻的能力。4

毛奇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对总参谋部的革新。他的优势在于继承了一套优秀的军事管理体系，这套体系远远领先于其他大国。雅顿·布霍尔茨（Arden Bucholz）教授用现代术语总结了毛奇的成就，他指出，在毛奇同时代的许多卓越将领已经去世或退休的时候，只有他自己“制定并验证了面向未来的深层战争计划进程”。

布霍尔茨教授引用了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一句恰如其分的评论，来描述这台主要由毛奇打造的军事机器的效率：“普鲁士军队这一军事组织，对于1870年的世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奇迹，如同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汽车装配线之于1920年的世界。” 6要解释普鲁士军队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中的胜利，军事评论人士就不能不为其组织的有效性所震惊，其结果是，所有其他国家的军队或迟或早、或多或少都在试图模仿它。

毛奇条理清晰地诠释了自己的军事理念，他留下了大量著作来阐述他的思想体系。在他离世后，普鲁士总参谋部编辑并出版了他的官方著作；正如休斯（Hughes）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虽然毛奇生前没有写过一部关于战争的综合著作，但他的观点已经成为普鲁士军事思想的基础，特别是在战略和大部队行动领域。”

他所阐明的原则确保了他所培养的所谓“半神”对他的意图有一种本能的理解；尽管毛奇在整个统一战争期间，可以完全依靠与他的参谋长之间达成的这种相互理解，但他的大多数指挥官并非“半神”，他们不仅在柯尼希格雷茨战役的过程中，甚至在1864年和1870—1871年间，有时也未能掌握毛奇的计划所依据的战略理念。结果，他并没有取得应有的胜利。然而，在1866年9月20日的柏林，也许除了毛奇本人之外，没有人会沉溺于军事上的完美主义。胜利游行的时候，毛奇策马经过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和他并肩的是另外两位伟人——俾斯麦（Bismarck）和罗恩（Roon），毛奇受到了公众的热烈欢呼，显然这是他应得的，但对此他总是感到不自在。尽管毛奇一路走来披荆斩棘，饱经风霜，他的人生旅途也还没有结束。然而，就目前而言，就连不苟言笑的他也可以尽情享受自己带来的非凡胜利了。

正文试读：

在普奥战争爆发的几个月前，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副官利奥波德·冯·博扬（Leopold von Boyen）中将向一个朋友抱怨道：“国王都70岁了，还在行将就木的毛奇陪同下指挥这场战争！！！这一切会有什么结果呢？”1 确实，直到1866年，人们对毛奇指挥大军的能力还知之甚少。他没什么作战经验，其大部分军事生涯都是在参谋这一职位上度过的，所以博扬的悲观主义论调可能也就不足为奇了。但那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恰恰表明，一个看起来见多识广的观察者会错得多么离谱。

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德·冯·毛奇1800年10月26日出生于梅克伦堡的帕尔希姆（Parchim），这个贫穷的贵族家庭在19世纪培养出了许多普鲁士军队的领袖人物。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冯·毛奇在1797年结婚之前曾在普鲁士军队服役，1805年，他在荷尔斯泰因（Holstein）买下一处房产，成为丹麦公民。当他在自己位于奥古斯登霍夫（Augustenhof）的土地上建造新房子时，他的家人留在了吕贝克（Lübeck）。在此期间，年幼的毛奇生活中发生了一个决定性事件。1806年10月，拿破仑在耶拿大获全胜后，这家人不得不忍受普鲁士和法国军队在吕贝克的激烈巷战，这是一段痛苦的经历。在这场巷战中，法国人曾大肆抢劫。在遭受掠夺的房屋中，就有毛奇一家的房子。赫尔穆斯·冯·毛奇一生都对法国充满了敌意，尽管他自己似乎没有过多地提及，但吕贝克的经历显然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荷尔斯泰因，弗里德里希·冯·毛奇的务农生涯无疑是失败的，于是，他重返军旅生涯，加入了丹麦军队，参加了一系列战役，包括1809年的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战役。在1845年去世之前，他最终晋升为中将。1811年，他把儿子赫尔穆特和弗里茨送到哥本哈根的军事学院。多年后，毛奇回顾了他在那里的时光：

除了挨打，我在那里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机会塑造自己的品格。我常常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点。这种缺乏自主性、总是引用他人观点，甚至任由理性压倒自我意愿的情况，总是让我在精神上感到压抑，就像我只是个能看穿自己的外人一样。2

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毛奇一贯以性格坚毅著称，这表明他倾向于夸大哥本哈根军事学院对他成长的不利影响，但毫无疑问，他在那里过得非常不快乐。然而，确定无疑的是，他在那里与赫德曼-林德科恩（Hegermann-Lindencrone）将军的家人建立了终生的友谊。林德科恩的三个儿子后来都在丹麦军队中脱颖而出。毛奇后来写道：“与这个高贵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建立友谊对我的发展影响最大。”3

毛奇于1819年离开军事学院，以少尉的身份进入丹麦军队。然而，一次对柏林的访问激起了他加入普鲁士军队的念头。1822年，他通过了普鲁士陆军委员会的考试，第二年，他开始在柏林的普鲁士陆军大学（Allgemeine Kriegsschule）深造，在此之前，他曾被任命为一个普军步兵团的少尉。当时德普鲁士陆军大学的院长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他离群索居且十分严厉，学生们很少见到他。毛奇于1827年毕业，他的毕业证书由克劳塞维茨等人签署，上面记录他“写了很多关于实用军事课题的优秀文章。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卓著。他的表现是无可非议的”4。然而，当毛奇从学院毕业时，他的经济条件一点也不宽裕，几年之后他说道：“由于我父亲的财富被战争和他的诸多不幸消耗殆尽，而我除了从家里要钱之外，没有其他收入，因此我不得不非常节俭。”5他的贫穷迫使他在几年后着手将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翻译成德文，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他却没有得到回报——当毛奇翻译到第11卷时（该书总共有12卷），出版商破产了。

离开陆军大学后，毛奇回到了自己所在的步兵团，在那里他担任了一段时间师级军校的校长，之后他奉命前往西里西亚和波森进行地形测量，这项工作他一共干了3年。显然，他是一个卓越的地图绘制者，今天德国的全国地形测量图仍然有一部分是由毛奇绘制的。61832年，毛奇被调到总参谋部工作，当时军人的晋升通常很慢，但毛奇在1833年晋升为中尉。1834年，他被派去执行两项秘密任务，先是去了意大利的里维埃拉，然后去了哥本哈根，并因此获得了圣约翰勋章。第二年，他非常幸运地被提升为上尉。此时，毛奇的经济状况仍然很不稳定；他在与家人的大量通信中，特别是在与不时帮助他摆脱困境的母亲的通信中，经常提到自己经济困难。即使前路未知，但作为一名沉稳且深思的参谋军官，毛奇的军旅生涯显然很顺利。1835年，毛奇趁着休长假一路向东进发，在探索从巴尔干半岛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路径之前，他在维也纳停了下来。在那里，他引起了土耳其陆军部长——卓斯里夫帕夏（Chosref Pasha）的注意。在一系列会议中，这位部长对毛奇的专业能力评价很高，并向普鲁士政府申请延长他的假期，以便让他担任土耳其政府的顾问。对毛奇来说，一开始这只是一次短暂的假日旅行，后来却变成了一项为期4年的长期任务，因为直到1839年他才最终回到普鲁士。

在土耳其担任军事顾问期间，毛奇大量汲取了广泛而实用的军事知识。他定期向家人全面地描述自己的经历，回到普鲁士后，他把这些信件整理成了一本书，名为《关于1835年至1839年土耳其的情况和事件的书信》，并将其出版。在此期间，毛奇担任卓斯里夫帕夏的顾问，他为土耳其军队的重组和引进普鲁士军事体系制定计划，并进行地形测量，还编写了许多关于防御工事和其他军事工程的报告。土耳其苏丹本人对此印象深刻，于是不久之后，由另外4名普鲁士军官组成的军事使团被派去支援毛奇。1838年，毛奇和他的同事冯·穆尔巴赫上尉（Captain von Muhlbach）一起去为哈菲兹帕夏（Hafiz Pasha）效力。当时，哈菲兹帕夏在叙利亚边境指挥着一支约有3万人的监视部队，这支部队集结在一起是为了应对埃及叛军头目穆罕默德·阿里（Mehemet Ali）的开战威胁。毛奇对周边国家的状况进行了侦察，并随土军对叛军进行了多次远征。这时，另一位普鲁士军官——冯·文克上尉（Captain von Vincke）也赶到土军司令部来协助他。1839年4月，易卜拉欣帕夏领导下的埃及叛军到达阿勒颇，人们担心埃及叛军要么会直接进军君士坦丁堡，要么会攻击哈菲兹帕夏的军队。易卜拉欣手下有一名法国军官博福特·德·豪特波尔（Beaufort d' Hautpoul）上尉，他当时的职位和毛奇大致相同。就在30多年后，他们在普法战争结束时面对面进行了谈判，当时这位不幸的法国人是由儒勒·法弗雷（Jules Favre）率领的凡尔赛宫谈判团队中的一员。博福特·德·豪特波尔在谈判中表现得平平无奇，显然，他被自己的情绪所牵制，以至于德国的一些无情的观察家断定他喝醉了。这是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事件之一。

毛奇认为，在易卜拉欣的备选方案中，其向土耳其首都挺进的可能性最大，他建议，为防止该情况发生，哈菲兹帕夏应在比拉齐克（Biradschik）建立一个牢固的营地，一旦易卜拉欣取得任何进展，这个营地就将威胁到其右翼。

反观土军方面，虽然他们的侧翼受到一条蜿蜒的河流保护，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位置并不理想，因为土耳其军队后方的河流上没有桥。毛奇对土耳其军队作战效能的看法可以从他的评论中判断出来：“一座桥只会对逃兵有用，但就目前情况来看，每个人都必须坚守阵地，否则就会被敌军歼灭。”7

哈菲兹帕夏本应听从毛奇的忠告，继续将军队留在比拉齐克的绝佳位置上，但是在叙利亚边境，他的几名骑兵遭到了埃及骑兵的袭击，双方随即爆发了短暂的冲突。哈菲兹帕夏怒火冲天，召集了一个战争委员会，宣布他已经同跟随军队的毛拉们进行了磋商，毛拉们认为这一事件就是发动全面战争的正当理由。有人询问毛奇对此有何看法，但由于缺乏参战对国际影响的信息，他坚决拒绝提供政治建议。

现代历史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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