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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恩师费孝通
导 言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
篇 面向中国实际的问题意识
章 瑶山调查：立下中国社区研究的基石
第二章 费孝通与“现代中国社会学派”
第三章 文化自觉：“十六字箴言”
第二篇 构建蕴含中国文化底蕴的学科话语体系
第四章 “社区”概念：中国社会和文化底色
第五章 社区研究：“共同体”的逻辑演进
第六章 《乡土中国》：国内经验与国际视角
第七章 时空认知：传统社会结构的特点
第八章 社会整体观：社会与文化
第三篇 服务现代化建设学科目标
第九章 “我是从食粮”：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
第十章 志在富民：城乡协调发展
十章 美美与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跋 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
参考文献
后 记
丁元竹，现任校（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创新工程席专。承担和国际组织委托课题数十项。出版专著十余部，主编著作十余本。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管理世界》、《社会学研究》、《民族研究》、《北京大学学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经济日报》、JournalofEconomics等报刊发表五百余篇。
十三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特约检察员，全国老龄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咨询专家，北京市社会建设顾问团成员，北京市“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委员会委员。
（一）人种学的测量方法人们现在看到的《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并不是计划中的瑶山调查的全部，由于王同惠溺水而亡，费孝通受伤严重，瑶山调查在时间上仅仅进行了预定计划中的一部分。但他们的报告依然能够提供一个社区研究的“实例”。
通过《桂行通讯》可以看到，从研究内容上，瑶山调查试图在实地中展开费孝通早期研究的基本构架——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情况的全面认知，也可以将其视为费孝通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求学时期两项主要研究活动的延伸——人体测量和社会组织的研究，亦即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
1935年9月，费孝通和王同惠到达南宁后即向广西省提交了《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文化特征研究计划》，拟将人种研究和社会组织研究作为此次调查的核心。他们关于人种研究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是以正确的数字确定人种的体型类别，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人种的研究来了解中华民族的交流、迁移和融合。费孝通说道：“人种研究之目的，除以正确数量规定人种体型类别外，尚可借以明了中国民族扩张、迁移之大势，及各族分布交融同化之概况。”在人体测量对象的选择中，除了考虑民族因素，费孝通还将不同职业的人列入测量计划开展调查，“此即为社会选择也”。这实际上道出了他的另一个目的，即试图通过社会选择研究社会组织。此前，费孝通写了一篇题为《体质研究和社会选择》的文章，阐述了社会组织、社会分工、生产方式与人的生物基础之间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人类之所以能有种种文化上的建设，是靠了人类能获得分工的利益”，“在分工合作里，一方使人类的能力能产生较大的动力，一方使各分子互相倚赖而坚强其社会组织”。在费孝通看来，文化、社会组织是和分工相联系的，而且从“人种分布的研究”中可以认识“各种各类”人种“在团体中的分布”，进而也可以认识社会。因为一个社会，如上所述，是一个分工的组织，在分工的组织中需要各种体型的人，这样一来，他将体质研究与社会组织研究从深层次上打通了。
费孝通的体质测量和社会组织研究目的都是为了认识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变迁与变异，但它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问题。问题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不同。瑶山调查中的分工是：费孝通以人体测量为主（事实上，在人体测量的同时，他也进行了大量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研究）；王同惠以研究社会组织为主，其天才般的语言能力保了调查的顺利进行。到瑶山后，她“不久就学会了山里的普通话，没有她，这研究显然是要毫无结果”。每一部分的调查完成后，费孝通和王同惠总是要进行讨论，交换意见。费孝通采用了他在《分析中华民族人种成分的方法和尝试》中阐述的方法进行人体测量。人体测量的要求使费孝通不可能固定居住在一个社区，而必须来往于各村寨之间。他写道：“要研究广西人类学，一定须以县或更小的区域作单位。这一次的研究计划就包括瑶区附近的各县的人体测量工作。”从9月中旬到12月初，他的人体测量取得大量数据，仅在花蓝瑶就测量了300多人。遗憾的是，因材料失散，现已无从对其进行分析。但从《桂行通讯》的许多零散描述中，可以看到这些材料的价值。
…………（三）“体察”方法中的语言艺术当然，在瑶山调查中，语言作为种交工具对于费孝通来说并不那么自如，“真的，我们到了山里，我说的话就没有人懂”。在“体察”方法中，语言的意义是不应当被忽视的。适当地应用这个工具的艺术是确保调查深入细致的前提。对于语言的掌握不单是语义问题，它还包括语调和体态，通过这些，研究者可以体验和理解到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因为理解是在语义分析时，进入心理转换或成功地进入他人意境。对于研究者来说，他自身的语言已经是一种基本的先见，要客观地理解研究对象，他必须学会后者的语言。
由于语言的限制，费孝通未能对瑶族支系做出更恰当的分析。43年后（即1979年），他写道：“我30年代初到大瑶山时，由于缺乏语言学的训练，没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五种不同自称的人的关系，而简单地把他们看成是大瑶山瑶族的五个支系。”目前来看，《花蓝瑶社会组织》是除《桂行通讯》之外，瑶山调查留下的资料，是瑶山调查资料的一部分。这部作品于20世纪80年代再版时，费孝通写道：“这书既作为历史资料，重版时除了族名改用解放后确定的名称外，一字未改。”吴文藻在阐发《花蓝瑶社会组织》的理论时曾写道：“社会文化，亦可简称‘社会组织’，其作用在于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应付社会环境的结果。”文化的含义在这里已经阐述得明确，即文化实际上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在该书中，费孝通和王同惠认为：“花蓝瑶中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家庭”，而“家庭组织基本的功能是它能形成一个经济活动的单位”。在家庭组织的基础上，他又分析了更上游的组织，即亲属和村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很复杂的族团间的关系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族团单位永远是在流动中。但是依现有状态而论，比较明显的族团单位，以言语、文化、团体意识、内婚范围为区别的基础，是花蓝、坳瑶、茶山、滴水花蓝、板瑶、山子等名称所包括的团体。……但是因汉族受外族的压力，在形成一更大的‘中华民族’的向心动向下，对于诸瑶族团采取了很强的同化作用”f，因此“诸族团原有的文化遗产及其社会组织在近的将来会发生激烈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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